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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周初的分封建国，是与“宗法制”紧密相连的。它对于我国古代姓氏的形式，产生了很大影响。
  宗族关系分为“大宗”与“小宗”。周天子自称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为天下之大宗。相对而言，各诸侯皆为小宗；诸侯对于天子是小宗，而在其国内又成为大宗，把采邑分封给同姓的卿大夫（相对于诸侯国君而言又称小宗）。
  采邑也叫做采地、食邑，是包括依附于土地上的劳动者在内的田邑，供给卿大夫世袭食禄。邑主尊奉国君为“宗子如：齐国丁公封其嫡子食采于崔邑（在今山东省章丘县西北崔氏城），晋国穆侯封其少子成师于曲邑（在今山西省曲沃县）。这些采邑（采地）的地名，往往带有“邑”旁（右䧛），就是历史的痕迹。如：邵，周召公食邑，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
  郸，春秋时晋邑，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由邵邑改名）。
  邴，（1）齐大夫蜀贝食邑，在今山东省费县境内（古代又名枋）；（2）晋大夫豫食邑，在今河南省成武县东。
  郎，春秋时鲁邑，在今山东省鱼台县东。
  邽，春秋时秦邑，在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
  郤，晋大夫叔虎食邑，在今山西省沁水下游。
  郈，鲁大夫叔孙食邑，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
  郠,春秋时莒邑，在今山东省沂水县境。
  郏，春秋时郑邑，在今河南省翔县境。
  郏，春秋时郑邑，在今河南省郑州西北。鄂，（1）春秋时晋邑，在今山西省乡宁县南。（2）春秋时楚邑，在今湖北省鄂城县。
  部，春秋时晋邑，在今河北省柏乡县北。
  邬，春秋时晋邑，在今山西省介休县。
  鄢，春秋时郑邑，在今河南省鄢陵县境。
  郎，战国时楚邑，在今湖北省宣城县北。
  邾，（1）春秋时曹姓食邑，在今山东省阜东南；（2）战国时楚邑，在湖北省黄冈县。
  邹,战国时鲁邑，在今山东省邹县。
  鄚，战国时燕邑，在今河北省任丘县境。
  䣛，春秋时齐邑，在今山东省邹县境。
  都，春秋时鲁邑，在今山东省费县境。
  郦，春秋时楚邑，在今河南省内乡县东北。
  鄩，春秋时周邑，在今河南省巩县。
  采邑的地名也许不带“邑”旁的，例如：华，春秋时宋戴公子考父食邑，在今陕西华阳县。
  浦，（1）春秋时晋邑，在今山西省吕梁县；（2）春秋时卫邑， 在今河南省长恒县。
  盖，战国时齐邑，在今山东省沂水县西北。
  阳，春秋时燕邑，在今河北省唐县境内。
  防，（1）春秋时陈邑，在今河南省淮阳县北；（2）春秋时鲁邑，在今山东省费县东北；（3）春秋时宋邑，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南。
  在采邑里，邑主又把一些小块土地分给士、庶民耕种，这些士、庶民又尊奉邑主为“宗子”。
  随着一层一层地分封，各阶层（王、公、伯、侯、卿大夫）子孙代代相继承，同姓所出的支系也就愈来愈多，愈来愈细。于是， “胙土命氏”逐渐普及于天下。周代，鲁、卫、晋、燕、齐、宋、 陈、焦等大大小小诸侯国的国名，有许多就成为这些国君后裔的“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以国为氏”者共233个。而且, 崔、曲、丙（邴）、邵、郎、郤、后（后8）、高（部）、莫衡）、费 （鄪）、郦、邬、鄂、华、盖、阳、浦、防、苏……的邑名，也就成了这些邑主后裔的“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以邑为氏”者共161个。
  除了世代相继的国号、邑名之外，王公伯侯等高级贵族个人还有“谥号”。谥，音shi,它的本义是“行之迹也”（段玉裁语）。 谥号初见于殷商甲骨文及商周青铜器铭文，当时有生谥（活着时候的称号）、有死谥（死后经过一定的程序追加的称号）。据王国维和郭沫若的考证，搞清了 2000年来关于谥号的许多误解（参看郭沫若《金文丛考•谥法之起源》或《沫若文集》17卷第355 页）。西周列王，如文、武、成、康、昭、穆、恭、懿等等都是生号，而非死谥。就连《孟子》书里面的“梁惠王”、“齐宣王”、 “滕文公”等，梁、襄、宣、文……都是生时的谥号，而非死后追加的“死谥”。
  在殷商甲骨文及青铜器铭文中，“上甲、匚乙、匚丙、匚丁、 大乙、大丁、外丙、中壬、大甲、大庚、小甲、大戊、中丁、外壬、且乙，且幸、且丁……"这些甲、乙、丙、丁的天干号码，才真正是死后的“庙号”，但它们不同于后世代的“谥号二一般传说周公制定了 “谥法”；但是实际上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有了死后追赠“谥号”的规定。只有秦朝废除了谥法，但为时不长。汉朝以后直到清朝，帝王将相卿士大夫死后追赠“谥号”的做法，又沿用了两千多年，也就是说，从春秋战国之交开始，及汉代以后的封建社会，才通行“死谥”。
  谥法，是授予谥号的标准。谥号为专门的一些字眼，这些字眼被赋予特定的涵义，要能概括某种品德或事迹。春秋战国以前， 生者可以有谥号，到了战国以后，谥号才只限于死者。谥号可分三种：第一种是颂扬的褒义字，如文、武、成、景、宣、惠、康、昭、穆、孝、贞等等；这些字眼，有许多是源于西周至春秋的“生谥”，至春秋以后才仅用于“死谥”。
  第二种是批评的贬义字，如厉、灵、炀等。
  第三种是同情而悲悼的字，如哀、怀、悼、愍等。这后两种谥号，绝大多数是春秋战国以后新起的“死谥”，如楚怀王、韩哀侯、秦灵公、赵悼襄王等等。
  以谥为氏，少部分出于西周，如文氏为周文王之后，宣氏为周宣王之后；大部分出于春秋战国时期，如桓氏为齐桓公之后，缪氏为秦缪公之后，敬氏为陈后公之子敬仲的后裔，简氏为晋国大夫续简伯的后裔。
  谥号也有两个字的，如：魏安釐王、赵孝成王、楚顷襄王。一般只取谥号的一个字作为“氏”。战国以前，谥号多用一个字；汉朝以后，谥号多用两个字，如宣成侯（霍光）、忠武侯（诸葛亮）、 文忠公（欧阳修）、武穆王（岳飞）；这些都是“死谥”，而皇帝死后的谥号更是愈来愈长，有的多达十几个字，所以汉代以后就不便“以谥为氏” 了。
  周代除了名分地位的封爵和谥号以外，还有一种地区实际统治权的分配，叫做“五等之封"，有国侯、邑侯、关内侯、乡侯、 亭侯。由此又派生出一些新的氏。周制规定：1 250家为一乡；亭的辖区为十里；大体上十亭相当于一乡。有些乡侯的后代“以乡得氏"，如裴、陆、庞、阎等等；有些亭侯的后代“以亭得氏”，如采、麋、欧阳等；有些关内侯、邑侯的后代以邑名得氏，如苏、毛、 甘、温、原等等。
  周代贵族男子的全称，除有一个稳定的“姓”（如姬姓、姜姓、 妫姓、姒姓、嬴姓等等）之外，主要有“氏”、“字”、“名”三部分。婴儿出生3个月（或百日）时，由父亲命“名”；男子20岁举行冠礼（结发加冠表示成人）时取“字”；又按照封地、爵位或其他方式获“氏，在历史文献中提到的周代男子，一般不称 “姓”，而称“氏、字、名”，如：管（氏）仲（字）夷吾（名）；孔（氏）仲尼（字）丘（名）；百里（氏）孟明（字）视（名）；公孙 （氏）孔父（字）嘉（名）；等等。
  又按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凡诸侯之子除太子外皆称“公子”, 公子之子可称“公孙”，公孙之子就不可再称“公孙”，而是以祖父（王父）的名或字为氏了。例如，郑穆公之子称为公子（氏）騑 （名），字子驷；公子之子称为公孙（氏）夏（名）；到了公孙夏的两个儿子就以祖父的字“驷”为氏，叫做驷（氏）带（名）、驷 （氏）乞（名）；于是其后人也就跟着以“驷”为氏了。又如，宋恒公之子为公子（氏）目夷（名），字子鱼；公子目夷之子为公孙 （氏）友（名），到了公孙友的两个儿子就以祖父的字“鱼”为氏， 叫做鱼（氏）莒（名）、鱼（氏）石（名）；其后人也就跟着以 “鱼"为氏了。
  还有以祖父的“名”为氏的。如鲁孝公之子称为公子（氏）展 （名），其子称为公孙（氏）夷伯（名），公孙夷伯之子则称为展 （氏）无骇（名）、展（氏）禽（名），其后人遂以王父之名“展” 为氏；郑穆公之子称为公子（氏）豐（名），其子称为公孙（氏） 段（名），公孙段之子则称为豐（氏）卷（名）、（氏）施 （名）。诸侯之子的名字成为其孙之后的“氏”，天子之子亦是如此。 如周王子孤（名）之孙辈为孤氏，周王子朝（名）之孙辈为朝氏。 其他一些贵族，如樊（氏）仲文（字）皮（名），则有孙辈以 “皮"为氏；伍（氏）子胥（字）员（名），则有孙辈以“员”为氏。
  也有不以王父（祖父）的字为氏，而以父字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孙（氏）子家（字）归父（名），其后有子家氏；公孙（氏）子桑（字）枝（名），其后有子桑氏。
  也有不以王父（祖父）之名为氏，而以父名为氏的，如：公子牙之子，曰公孙（氏）戴伯（字）兹（名），其后有兹氏；又如： 季公（氏）子弥（字）鉏（名），其后有公祖氏。
  据《通志•氏族略》所载，以父字或王父字为氏的，有157个；以父名或王父名为氏的，有304个。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 “以国为氏"或“以邑为氏周代，特别是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命''氏”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还有“以官为氏”、"以技为氏”、“以事为氏”、“以爵为氏”及“以住地为氏”等等。而贵族的“氏”还不能稳定下来。 如上所述，父子之间往往同姓不同氏，即使同一个人也往往获得好几个不同的氏。例如：鲁国人鲁班，又叫公输班，“鲁”与“公输”都是他的氏；推行秦国变法的商鞅，又叫卫鞅、公孙鞅，他有三个氏：“商"以封邑为氏，“卫"以国名为氏，“公孙"以族系为氏。
  又，各国都有许许多多的“公子”氏、“公孙”氏，他们之间虽为同氏而家系往往不同。例如，郑国有公子宋，为宗室；鲁国亦有公子宋，即鲁定公。楚国有公子冯，为宗室；宋国亦有公子冯，即宋庄公。卫国有公孙丁，为宗室；宋国亦有公孙丁。郑国有公孙夏，为臣；齐国亦有公孙夏。这些“公子”、“公孙”虽然氏名相同，但是世系各异。因此可以说，“公子"、“公孙”乃是一种宗法制度下的称号，而不同于其他的“氏”——《左传》载有公子139人，公孙70人。
  周代由于分封制与宗法制的推行，相应地形成了系统的姓氏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姓氏制度也随之变化。
  首先，从战国到秦汉之交，越来越多的人（无论贵族或平民）逐步获得了 “氏”。“氏"不再限于少数贵族男子专有，而逐渐普及到社会上所有的自由民。解放了的奴隶和贱民，在获得平民权利的同时也获得了姓氏。
  其次，源于父系的“氏”与源于母系的“姓”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逐渐合二为一。这在司马迁（生于约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的《史记》之中得到了体现。司马迁记叙：秦始皇“姓赵氏”，孔丘“字仲尼，姓孔氏”。把“姓”作为动词使用，“氏"作为名词使用。在实际上，孔丘应为“子姓，孔氏”；秦始皇应为“嬴姓，赵氏”。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甚至写道：“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实际上应该说：夏禹为姒姓，商契为子姓，周弃为姬姓。
  由此可见，到了汉代，学者们对于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 “姓”与“氏”的区别已经很模糊，甚至混为一谈了。因此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杂论•氏族》中指出：“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战国时期姓氏制度已经发生变化，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建立在地域行政划分之上的“郡县制”，代替了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之上的分封制，旧的姓氏制度也必然受到重大冲击。唐朝高士廉、 韦挺、岑文本、令孤德芬等大臣编撰《氏族志》，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士族家谱，依据史书及文献记载，鉴别世系，刊正姓氏。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书成，颁布天下。这就是著名的《大唐氏族志》，但后来散佚失传了。从历史记载知道，《大唐氏族志》共 100卷，收录293姓，1 651家，定为“上上”至“下下”共9等。 唐初开国功臣很多不是士族出身，《氏族志》规定了他们的等级， 使之取得了士族的地位；关中士族一向比不上山东氏族，《氏族志》承认了他们的门第，使之与山东氏族并列。又，南朝灭亡后， 南方士族曾受北方士族的歧视，《氏族志》恢复了他们的旧有声望， 使之正式列为士族。当时奉命修《大唐氏族志》的4个人中，高士廉出自山东士族（渤海高氏），韦挺出自关中士族（京兆韦氏）， 岑文本出自南方士族（杭州盐官郡岑氏），令孤德芬出自河西士族 （并州太原郡令孤氏），4人熟悉各地氏族的门第，按照唐朝的新情况，重新排列，造成一个以宗室为首、功臣（包括外戚）和关中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的统治集团，这是符合唐朝以关中为根本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