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奇书《百家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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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中华五百姓氏源流》 图书
唯一号: 131020020210000011
颗粒名称: 第二部分奇书《百家姓》
分类号: H194.1
页数: 22
页码: 21-42
摘要: 《百家姓》是中国流传甚广的一部脍炙人口的奇书。相传为北宋初年浙江钱塘一位老儒生编写。《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读来顺口,听来悦耳. 易学易记。《百家姓》实用性极强。中国古代农村以家庭式自然经济为主体,并且宗法观念极重,因此对姓氏十分重视。建立或查考族谱、家谱成为重要的维系族姓的社会活动内容,熟读《百家姓》就可以为此提供方便。中国的姓氏传统,经历了几千年的绵延不断的演变过程。家喻户晓的《百家姓》,一直成为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并有深刻影响的启蒙读物,到今天已有整整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因取汉代梁孝王的兔园为名,称为《兔园策》。清代有8种辑本,其中以雷学琪、亦泮林两种辑本较佳。
关键词: 《百家姓》 古代汉语 语言读物

内容

《百家姓》是中国流传甚广的一部脍炙人口的奇书。相传为北宋初年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一位老儒生编写。
  《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读来顺口,听来悦耳. 易学易记。
  《百家姓》实用性极强。中国古代农村以家庭式自然经济为主体,并且宗法观念极重,因此对姓氏十分重视。例如:中国农村族姓观念很浓厚,立家谱、族谱相当普遍,非常需要了解本族、本姓的谱系,也需要了解其他族姓的谱系。建立或查考族谱、家谱成为重要的维系族姓的社会活动内容,熟读《百家姓》就可以为此提供方便。
  中国的姓氏传统,经历了几千年的绵延不断的演变过程。家喻户晓的《百家姓》,一直成为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并有深刻影响的启蒙读物,到今天已有整整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明代学者吕坤(公元1536-1618年)在其《社会要略》一书中就特别提到:“初入社学(按:即村塾民校)八岁以下者,先读 《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而在文字记载中最早提到《百家姓》的,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公元1125-1210年)。他有《秋日郊居》一诗:“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 诗下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但是,如此鼎鼎大名的《百家姓》是何人所作?何年成书?却从一开始就成为难解之谜。
  跟陆游同一时代的学者王明清(生卒年不可考,主要活动时期在南宋孝宗至宁宗,即公元1163-1224年间)在《玉照新志• 卷三》中就写道:“如市井间所印《百家姓》,明清尝详考之,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指后期吴越王钱弘俶的谥号,公元948年继位,公元978年降宋)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吴郑王',皆武肃 (指初期吴越王钱醪的谥号,公元907〜931年间在位)而下后妃。” 这种推测之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此外,南宋学者陈振孙在一本著名的提要书目《直斋书录解题》中,著录有《千姓编》一卷,为“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采真子记”,此书久已失传。这《千姓编》与《百家姓》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位 “采真子”又是谁?至今茫然不可解。
  明、清一些学者,在笔记中纷纷对《百家姓》进行讨论。如康熙初年(约公元1662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山东琅邪人王相,在 《百家姓考略》中写道:“百家姓出《兔园集》,乃宋初钱唐老儒所作。时钱俶据浙,故首赵,次钱;孙乃俶妃;李谓南唐主也。次则国之大族,随口叶韵;甘漏实多,识者訾之。然传播至今,童蒙诵习,奉为典册。乃就其所载,粗为笺注;方诸古今《姓苑》、 《氏族(略)》诸书,其犹射者之嚆矢也夫(注:嘻矢hdoshi,响箭,比喻开端或先行者)。”文中所举《兔园集》,是指《兔园册》,亦作《兔园策》,或 《兔园册府》。据王应麟《困学纪闻》云,乃系唐代李惮(蒋王)命僚佐杜嗣先仿效应试科目的策问制成。该书引用经史解释,收集古今事迹、典故,以对偶的文句分类编集,有48门、30卷。李恽是唐太宗之子。因取汉代梁孝王的兔园为名,称为《兔园策》。 《兔园策》为学童启蒙读物。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说法却不一样,他认为是唐朝虞世南所著,10卷;五代时流行于村塾,作为蒙童课本。《新五代史•刘岳传》云:“《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今已不存。仅敦煌石窟有唐代贞观年间手抄本《兔园策府》残卷及杜嗣先序。看来,王相在《百家姓考略》中所说的《兔园集》并不一定是王应麟或晁公武所说的唐代书籍;而是借用其名,泛指韵文体裁的学童启蒙课本而言。然而也不能否认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百家姓》可溯源于唐五代时期的某部通俗读物。如前所述,《兔园册府》原本有48门、30卷或 10卷。焉知其中无“姓氏” 一门?但惜乎原本已佚,目前无从查考了。
  清代梁章钜(公元1775-1849年)在《浪迹续谈》卷7《百家姓》条中写道:“《百家姓》之有,自宋前无疑。”至今,学术界认为,《百家姓》很可能是宋代以前就有底本, 而在北宋初年由吴越地区(杭州一带)某位无名氏儒生编辑加工成书的。一千多年以来,《百家姓》翻印了无数次,版本众多,又有各种《续百家姓》、《增广百家姓》等,当在不同时期经过多人之手删补修订。
  明清两代,都曾由政府出面编撰、颁布了新的《明皇千家姓》、《御制百家姓》,企图取赵宋《百家姓》而代之,但结果都是徒劳的。明朝初年,由官方旨意,翰林院编修吴沈牵头,编成了 《明皇千家姓》。它以当时的国姓“朱”字起首,以“朱奉天运”开头,共收入1 968个姓氏,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进呈明太祖朱元璋。但此书在民间无法推广,至今连一个样本也没有留传下来。我们只能从《明文衡》中所载的吴沈《进(千家姓)表》一文中推知事情的大概经过。
  清朝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以清圣祖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本人的名义牵头,由臣僚学士们编成了《御制百家姓》。此书中不收满族和蒙古族八旗姓氏(清代《八旗满洲谱系》 收录满洲姓氏共625个),只收汉民姓氏,因而无法以皇族之姓 (爱新觉罗)起首,便以孔夫子之姓起首,并加入尊孔崇儒的思想内容。实际上这是把当时原已流传的《百家姓》中408个单姓、30 个复姓重新编排次序,并在每个姓后面标注郡望,也就是宋《百家姓》的改编本。开始几句是:“孔(鲁国)师(太原)阙(下邳)党(冯翊)、孟(平陆)席 (安定)齐(汝南)梁(安定),高(渤海)山(河南)詹(河南)仰(汝南)、邹(范阳)鲁(扶风)荣(上谷)昌(汝南),冉 (武陵)季(渤海)宗政(彭城)、游(广平)夏(会稽)文(雁门)章(河间),……"可是,古本《百家姓》早已妇孺皆知,脍炙人口,面对它的强有力的民间影响,《御制百家姓》只能退避三舍了。
  清代著名学者俞正燮(公元1775〜1840年)在《癸巳类稿》 卷7《百家姓书后》条中分析说:“《南史•李僧孺传》云:'刘湛为选曹,始撰《百家》以助铨叙。'《旧唐书•高士廉传》云:’作 《氏族志》,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九等。'《李义府传》言:'士廉氏族勒为百卷。'宋沈括《笔谈》云:'唐时氏族大率高下分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等。'按《尧典》百姓与黎民各称。郑康成云:'百姓, 群臣之父子兄弟也。'故古人所谓百家,专以仕宦言之。”这一段分析是有道理的。宋《百家姓》之“百家”,是沿袭多年旧说,本义是指士族,即所谓“读书人”、“士大夫”阶层中习见的姓氏,并不包括天下所有的姓氏,即不包括稀姓、生僻姓。如前所述,明代初年根据当时的全国户口簿册编撰的《明皇千家姓》收入1 968 个姓氏。但在宋、元、明、清的士族中间,《百家姓》所收录的504 姓已大致够用了。中国有文献可考的姓氏,大多起源于商周时期,距今有两三千年的历史。而我国第一部(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系统性的姓氏著作,当推《世本》。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有《世本》15篇。西汉刘向 (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所记也。录黄帝已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据《史记集解序》引索隐文)可惜《世本》原书在宋代散佚。清代有8种辑本,其中以雷学琪、亦泮林两种辑本较佳。
  关于《世本》的作者,历来有两种说法:(1) 认为是战国时期史官所撰,或托名于左丘明,因而该书中记载了黄帝至春秋时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都邑)、作 (制作及发明)等等。这是后人的一种猜测。所谓“出于左丘明所撰”是无根据的附会之词。
  (2) 认为成书较晚,约在汉朝初年。如唐代刘知几(公元661 〜721年)所撰《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后一种说法比较可靠。因为刘知几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当时 《世本》尚存有完整的抄本,他见得到该书的原貌。既然刘知几所见的《世本》中所记姓氏世系“终于秦末”,那么.《世本》最终成书当在汉朝初年。也可能《世本》在战国时期先有某种“底本”,后来经过楚汉之际的“好事者”增补而成。
  在《世本》之后,公元1世纪东汉初年班固(公元32〜92年)等编撰的《白虎通义》中,论及姓名问题,但没有系统地记述汉代究竟有多少姓氏。东汉中期的王苻(约公元85-163年)所编撰的《潜夫论·志氏姓》和东汉末年的应邵(?〜约公元200 年)所编撰的《风俗通•姓氏篇》都收录了当时的约500个姓氏, 并注明了来源。
  《风俗通•姓氏篇》于宋代散佚。现存有辑本两种:(1)《风俗通义校释》,吴树平校释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辑录姓氏487条;(2)《风俗通义校注》,王利器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 年版,辑录姓氏518条,其中6条重见,实收512个姓。原书当不止于此数。
  汉代是我国姓氏体系基本上确立的重要时期。在西汉的童蒙识字课本中,有一部署名为史游的《急就篇》留传至今。史游,西汉元帝时(公元前48年〜公元前33年)任黄门令,他所著的字书《急就篇》传本共2016字,开头6句是:“急就奇瓠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请道其章。”这等于一段开场白, 下面就是由三言诗形式组成的“汉代百家姓” 了:“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 (袁)展世,高辟兵。邓万岁,秦妙房。郝利亲,冯汉强。戴护郡, 景君明。董奉德,桓贤良。任逢时,侯仲郎。由广国,荣惠常。乌承禄,令狐横。朱交便,孔何伤。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伊婴齐,翟回庆。毕樨季,昭小兄。柳尧舜,乐禹汤。淳于登,费通光。柘温舒,路正阳。霍圣宫,颜文章。管财智,偏吕张。鲁贺喜,灌宜王。程忠信,吴仲皇。许终古,贾友仓。陈元始,韩魏唐。液容调,柏杜阳。曹富贵,尹李桑。萧彭祖,屈宗谈。樊爱君,崔孝谖。姚得赐,燕楚庄。薛胜客,聂干将。求南弟,过说长。祝恭敬,审母妨。庞赏赣,来士梁。成博好,范建羌,阎,驩欣,宁可忘。苟真夫,茅涉臧。田细儿,谢内黄。柴桂林,温直衡。奚骄叔,郁胜箱。雍宏敞,刘若芳。毛遗羽,马牛羊。尚次倩,丘则刚。阴宾上,翠鸳鸯。庶霸遂,万段卿。冷幼功。武初昌。褚回池,兰伟房。减罢军,桥窦阳。原辅辐,宣弃奴。殷满息,充申屠。夏修侠,公孙都。慈仁他,郭破胡。虞尊偃,宪义渠。蔡游威,左地余。谭平定,孟伯徐。葛轗轲,敦倚苏。耿潘扈,焦滅胡。晏奇能,邢丽奢。邵守实,宰安期。侠郤敌,代焉于,司马褒,尚自于。陶熊罴,痛无忌,向夷吾。阁并诉,竺谏朝。续增纪,遗失余。姓名讫,请言物。……”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姓名三字经”。它有几个特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1) 除了少数几个双音复姓(如:公孙、淳于、令孤)以外, 大多数都采取了单音姓、双音名字的形式,这也就是汉代民间开始流行的姓名形式。在先秦时代出现了的一些双音的名字,如: “无忌”、“夷吾”等,到《急就篇》中就成为常用的名字了。当时在民间,“名"与“字”开始出现混淆的情况。
  (2) 在三字姓名中,第二、第三个字,往往也是当时的姓。如: 方、房、常、王、张、文、章、牛、羊、汤、梁、臧、胡、余、徐、 苏、扈等等。这样,《急就篇》就收录了汉代通用的300多个姓氏。
  (3) 这些汉代姓氏,大多也载入了一千多年后宋代的《百家姓》中。可见,宋代《百家姓》确实称得上“源远流长”。
  [注]《急就篇》据中国古代教育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1989年岳麓书社影印本订正。我国周初的分封建国,是与“宗法制”紧密相连的。它对于我国古代姓氏的形式,产生了很大影响。
  宗族关系分为“大宗”与“小宗”。周天子自称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为天下之大宗。相对而言,各诸侯皆为小宗;诸侯对于天子是小宗,而在其国内又成为大宗,把采邑分封给同姓的卿大夫(相对于诸侯国君而言又称小宗)。
  采邑也叫做采地、食邑,是包括依附于土地上的劳动者在内的田邑,供给卿大夫世袭食禄。邑主尊奉国君为“宗子如:齐国丁公封其嫡子食采于崔邑(在今山东省章丘县西北崔氏城),晋国穆侯封其少子成师于曲邑(在今山西省曲沃县)。这些采邑(采地)的地名,往往带有“邑”旁(右䧛),就是历史的痕迹。如:邵,周召公食邑,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
  郸,春秋时晋邑,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由邵邑改名)。
  邴,(1)齐大夫蜀贝食邑,在今山东省费县境内(古代又名枋);(2)晋大夫豫食邑,在今河南省成武县东。
  郎,春秋时鲁邑,在今山东省鱼台县东。
  邽,春秋时秦邑,在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
  郤,晋大夫叔虎食邑,在今山西省沁水下游。
  郈,鲁大夫叔孙食邑,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
  郠,春秋时莒邑,在今山东省沂水县境。
  郏,春秋时郑邑,在今河南省翔县境。
  郏,春秋时郑邑,在今河南省郑州西北。鄂,(1)春秋时晋邑,在今山西省乡宁县南。(2)春秋时楚邑,在今湖北省鄂城县。
  部,春秋时晋邑,在今河北省柏乡县北。
  邬,春秋时晋邑,在今山西省介休县。
  鄢,春秋时郑邑,在今河南省鄢陵县境。
  郎,战国时楚邑,在今湖北省宣城县北。
  邾,(1)春秋时曹姓食邑,在今山东省阜东南;(2)战国时楚邑,在湖北省黄冈县。
  邹,战国时鲁邑,在今山东省邹县。
  鄚,战国时燕邑,在今河北省任丘县境。
  䣛,春秋时齐邑,在今山东省邹县境。
  都,春秋时鲁邑,在今山东省费县境。
  郦,春秋时楚邑,在今河南省内乡县东北。
  鄩,春秋时周邑,在今河南省巩县。
  采邑的地名也许不带“邑”旁的,例如:华,春秋时宋戴公子考父食邑,在今陕西华阳县。
  浦,(1)春秋时晋邑,在今山西省吕梁县;(2)春秋时卫邑, 在今河南省长恒县。
  盖,战国时齐邑,在今山东省沂水县西北。
  阳,春秋时燕邑,在今河北省唐县境内。
  防,(1)春秋时陈邑,在今河南省淮阳县北;(2)春秋时鲁邑,在今山东省费县东北;(3)春秋时宋邑,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南。
  在采邑里,邑主又把一些小块土地分给士、庶民耕种,这些士、庶民又尊奉邑主为“宗子”。
  随着一层一层地分封,各阶层(王、公、伯、侯、卿大夫)子孙代代相继承,同姓所出的支系也就愈来愈多,愈来愈细。于是, “胙土命氏”逐渐普及于天下。周代,鲁、卫、晋、燕、齐、宋、 陈、焦等大大小小诸侯国的国名,有许多就成为这些国君后裔的“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以国为氏”者共233个。而且, 崔、曲、丙(邴)、邵、郎、郤、后(后8)、高(部)、莫衡)、费 (鄪)、郦、邬、鄂、华、盖、阳、浦、防、苏……的邑名,也就成了这些邑主后裔的“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以邑为氏”者共161个。
  除了世代相继的国号、邑名之外,王公伯侯等高级贵族个人还有“谥号”。谥,音shi,它的本义是“行之迹也”(段玉裁语)。 谥号初见于殷商甲骨文及商周青铜器铭文,当时有生谥(活着时候的称号)、有死谥(死后经过一定的程序追加的称号)。据王国维和郭沫若的考证,搞清了 2000年来关于谥号的许多误解(参看郭沫若《金文丛考•谥法之起源》或《沫若文集》17卷第355 页)。西周列王,如文、武、成、康、昭、穆、恭、懿等等都是生号,而非死谥。就连《孟子》书里面的“梁惠王”、“齐宣王”、 “滕文公”等,梁、襄、宣、文……都是生时的谥号,而非死后追加的“死谥”。
  在殷商甲骨文及青铜器铭文中,“上甲、匚乙、匚丙、匚丁、 大乙、大丁、外丙、中壬、大甲、大庚、小甲、大戊、中丁、外壬、且乙,且幸、且丁……"这些甲、乙、丙、丁的天干号码,才真正是死后的“庙号”,但它们不同于后世代的“谥号二一般传说周公制定了 “谥法”;但是实际上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有了死后追赠“谥号”的规定。只有秦朝废除了谥法,但为时不长。汉朝以后直到清朝,帝王将相卿士大夫死后追赠“谥号”的做法,又沿用了两千多年,也就是说,从春秋战国之交开始,及汉代以后的封建社会,才通行“死谥”。
  谥法,是授予谥号的标准。谥号为专门的一些字眼,这些字眼被赋予特定的涵义,要能概括某种品德或事迹。春秋战国以前, 生者可以有谥号,到了战国以后,谥号才只限于死者。谥号可分三种:第一种是颂扬的褒义字,如文、武、成、景、宣、惠、康、昭、穆、孝、贞等等;这些字眼,有许多是源于西周至春秋的“生谥”,至春秋以后才仅用于“死谥”。
  第二种是批评的贬义字,如厉、灵、炀等。
  第三种是同情而悲悼的字,如哀、怀、悼、愍等。这后两种谥号,绝大多数是春秋战国以后新起的“死谥”,如楚怀王、韩哀侯、秦灵公、赵悼襄王等等。
  以谥为氏,少部分出于西周,如文氏为周文王之后,宣氏为周宣王之后;大部分出于春秋战国时期,如桓氏为齐桓公之后,缪氏为秦缪公之后,敬氏为陈后公之子敬仲的后裔,简氏为晋国大夫续简伯的后裔。
  谥号也有两个字的,如:魏安釐王、赵孝成王、楚顷襄王。一般只取谥号的一个字作为“氏”。战国以前,谥号多用一个字;汉朝以后,谥号多用两个字,如宣成侯(霍光)、忠武侯(诸葛亮)、 文忠公(欧阳修)、武穆王(岳飞);这些都是“死谥”,而皇帝死后的谥号更是愈来愈长,有的多达十几个字,所以汉代以后就不便“以谥为氏” 了。
  周代除了名分地位的封爵和谥号以外,还有一种地区实际统治权的分配,叫做“五等之封",有国侯、邑侯、关内侯、乡侯、 亭侯。由此又派生出一些新的氏。周制规定:1 250家为一乡;亭的辖区为十里;大体上十亭相当于一乡。有些乡侯的后代“以乡得氏",如裴、陆、庞、阎等等;有些亭侯的后代“以亭得氏”,如采、麋、欧阳等;有些关内侯、邑侯的后代以邑名得氏,如苏、毛、 甘、温、原等等。
  周代贵族男子的全称,除有一个稳定的“姓”(如姬姓、姜姓、 妫姓、姒姓、嬴姓等等)之外,主要有“氏”、“字”、“名”三部分。婴儿出生3个月(或百日)时,由父亲命“名”;男子20岁举行冠礼(结发加冠表示成人)时取“字”;又按照封地、爵位或其他方式获“氏,在历史文献中提到的周代男子,一般不称 “姓”,而称“氏、字、名”,如:管(氏)仲(字)夷吾(名);孔(氏)仲尼(字)丘(名);百里(氏)孟明(字)视(名);公孙 (氏)孔父(字)嘉(名);等等。
  又按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凡诸侯之子除太子外皆称“公子”, 公子之子可称“公孙”,公孙之子就不可再称“公孙”,而是以祖父(王父)的名或字为氏了。例如,郑穆公之子称为公子(氏)騑 (名),字子驷;公子之子称为公孙(氏)夏(名);到了公孙夏的两个儿子就以祖父的字“驷”为氏,叫做驷(氏)带(名)、驷 (氏)乞(名);于是其后人也就跟着以“驷”为氏了。又如,宋恒公之子为公子(氏)目夷(名),字子鱼;公子目夷之子为公孙 (氏)友(名),到了公孙友的两个儿子就以祖父的字“鱼”为氏, 叫做鱼(氏)莒(名)、鱼(氏)石(名);其后人也就跟着以 “鱼"为氏了。
  还有以祖父的“名”为氏的。如鲁孝公之子称为公子(氏)展 (名),其子称为公孙(氏)夷伯(名),公孙夷伯之子则称为展 (氏)无骇(名)、展(氏)禽(名),其后人遂以王父之名“展” 为氏;郑穆公之子称为公子(氏)豐(名),其子称为公孙(氏) 段(名),公孙段之子则称为豐(氏)卷(名)、(氏)施 (名)。诸侯之子的名字成为其孙之后的“氏”,天子之子亦是如此。 如周王子孤(名)之孙辈为孤氏,周王子朝(名)之孙辈为朝氏。 其他一些贵族,如樊(氏)仲文(字)皮(名),则有孙辈以 “皮"为氏;伍(氏)子胥(字)员(名),则有孙辈以“员”为氏。
  也有不以王父(祖父)的字为氏,而以父字为氏的。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孙(氏)子家(字)归父(名),其后有子家氏;公孙(氏)子桑(字)枝(名),其后有子桑氏。
  也有不以王父(祖父)之名为氏,而以父名为氏的,如:公子牙之子,曰公孙(氏)戴伯(字)兹(名),其后有兹氏;又如: 季公(氏)子弥(字)鉏(名),其后有公祖氏。
  据《通志•氏族略》所载,以父字或王父字为氏的,有157个;以父名或王父名为氏的,有304个。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 “以国为氏"或“以邑为氏周代,特别是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命''氏”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还有“以官为氏”、"以技为氏”、“以事为氏”、“以爵为氏”及“以住地为氏”等等。而贵族的“氏”还不能稳定下来。 如上所述,父子之间往往同姓不同氏,即使同一个人也往往获得好几个不同的氏。例如:鲁国人鲁班,又叫公输班,“鲁”与“公输”都是他的氏;推行秦国变法的商鞅,又叫卫鞅、公孙鞅,他有三个氏:“商"以封邑为氏,“卫"以国名为氏,“公孙"以族系为氏。
  又,各国都有许许多多的“公子”氏、“公孙”氏,他们之间虽为同氏而家系往往不同。例如,郑国有公子宋,为宗室;鲁国亦有公子宋,即鲁定公。楚国有公子冯,为宗室;宋国亦有公子冯,即宋庄公。卫国有公孙丁,为宗室;宋国亦有公孙丁。郑国有公孙夏,为臣;齐国亦有公孙夏。这些“公子”、“公孙”虽然氏名相同,但是世系各异。因此可以说,“公子"、“公孙”乃是一种宗法制度下的称号,而不同于其他的“氏”——《左传》载有公子139人,公孙70人。
  周代由于分封制与宗法制的推行,相应地形成了系统的姓氏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姓氏制度也随之变化。
  首先,从战国到秦汉之交,越来越多的人(无论贵族或平民)逐步获得了 “氏”。“氏"不再限于少数贵族男子专有,而逐渐普及到社会上所有的自由民。解放了的奴隶和贱民,在获得平民权利的同时也获得了姓氏。
  其次,源于父系的“氏”与源于母系的“姓”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逐渐合二为一。这在司马迁(生于约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的《史记》之中得到了体现。司马迁记叙:秦始皇“姓赵氏”,孔丘“字仲尼,姓孔氏”。把“姓”作为动词使用,“氏"作为名词使用。在实际上,孔丘应为“子姓,孔氏”;秦始皇应为“嬴姓,赵氏”。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甚至写道:“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实际上应该说:夏禹为姒姓,商契为子姓,周弃为姬姓。
  由此可见,到了汉代,学者们对于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 “姓”与“氏”的区别已经很模糊,甚至混为一谈了。因此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杂论•氏族》中指出:“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战国时期姓氏制度已经发生变化,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建立在地域行政划分之上的“郡县制”,代替了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之上的分封制,旧的姓氏制度也必然受到重大冲击。唐朝高士廉、 韦挺、岑文本、令孤德芬等大臣编撰《氏族志》,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士族家谱,依据史书及文献记载,鉴别世系,刊正姓氏。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书成,颁布天下。这就是著名的《大唐氏族志》,但后来散佚失传了。从历史记载知道,《大唐氏族志》共 100卷,收录293姓,1 651家,定为“上上”至“下下”共9等。 唐初开国功臣很多不是士族出身,《氏族志》规定了他们的等级, 使之取得了士族的地位;关中士族一向比不上山东氏族,《氏族志》承认了他们的门第,使之与山东氏族并列。又,南朝灭亡后, 南方士族曾受北方士族的歧视,《氏族志》恢复了他们的旧有声望, 使之正式列为士族。当时奉命修《大唐氏族志》的4个人中,高士廉出自山东士族(渤海高氏),韦挺出自关中士族(京兆韦氏), 岑文本出自南方士族(杭州盐官郡岑氏),令孤德芬出自河西士族 (并州太原郡令孤氏),4人熟悉各地氏族的门第,按照唐朝的新情况,重新排列,造成一个以宗室为首、功臣(包括外戚)和关中士族为重要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的统治集团,这是符合唐朝以关中为根本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的。《百家姓》流传甚广的重要原因在“以便日用”,所以书籍的版本较多。
  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百家姓》清代刻本,文图并茂。每页上方有图,画些历史名人,标出姓名,注明郡望(其望族大姓的发祥地或籍贯之所出);下方把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模仿 《千字文》的形式念起来朗朗上口,声声悦耳,像一首抑扬顿挫的四言古诗,便于诵读和记忆。
  然而,《百家姓》在历史流传过程中先后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版本。明代李诩(公元15世纪)在《戒庵老人漫笔》卷2《百家姓不同》一文中,就提到这些差别,并指出当时最通行的版本是 “四言成句,单姓四百零八、复姓三十”共472字.118句,除结尾“百家姓终” 一句以外,从“赵钱孙李”到“盖益桓公”这102 句都是单姓,“万俟司马,上官欧阳”以下15句都是复姓。
  我们今天已无法见到宋代最初的刻本或抄本。但值得庆幸的是,发现了与最早版本时代相近的元刊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元代“至元”年间郑氏积诚堂刊本《事林广记》一部,内收《蒙古字百家姓》一种,全书分20卷,10册。 目录后有木刻记两行,题“至元庚辰良月郑氏积诚堂刊”。从这里就可以确定它刊行的年代。
  元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个是在元世祖学儿只斤•忽必烈统治下,史称“前至元”;另一个是在元惠宗(顺帝)孛儿只斤 ·妥慌帖睦尔统治下,称为“后至元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60〜1294年在位;元惠宗(顺帝)公元1333-1368年在位。到公元1368 年元顺帝退出大都(今北京市)逃回蒙古,一般认为这一年是明代的开始。
  细检此本《事林广记》,多录元代中叶史事,《纪年类》直载至“天历、至顺”年号,此后并记有“今上皇帝”。可见它是属于元顺帝“后至元”庚辰(六年)年间的,即公元1340年所刻。我们称此本为“后至元刊本”。
  此外,还可见到元泰定乙丑年(公元1325年)初版的《事林广记》覆刻本。这部书传到海外,在日本元禄十二年(公元1699 年)翻印。我们称此本为较早的“泰定刊本”,它与“后至元刊本”仅相差15年。
  《泰定刊本•百家姓》和《后至元刊本•百家姓》都是以蒙古八思巴字与汉字对照的。所谓“八思巴字”是一种蒙古拼音文字, 由元朝国师八思巴奉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参照藏文字母而制订的,属于印度字母体系(参见《元史》卷202《释老传·八思巴传》,又见《元典章》卷1《诏令》及卷31《礼部四》至元八年旨)。前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作为元朝的“国字”正式颁行天下,称为“蒙古新字”,两年后改称“蒙古字”,俗称“八思巴字”。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也译写过一些书籍,还曾用于转写汉文、藏文等。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后废置不用。
  “八思巴字”通行的100年间,就留下了至少两种《百家姓》 的版本,可见当时《百家姓》早已深入民间,社会影响很大。这两种刊本,都是为了当时适应统治阶级及其子弟的需要,作为 “人仕之捷径”,既供蒙古人、色目人藉以认读汉字姓氏,也供汉族人藉以译识蒙古字的音读。
  仔细对比公元1325年《泰定刊本•百家姓》和公元1340年 《后至元刊本•百家姓》,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1)《泰定刊本》收入427个姓氏,其中单姓412个,复姓15 个;《后至元刊本》收入411个姓氏,其中单姓391个,复姓20个。但是《后至元刊本》在单姓“强”之下、“贾”之上缺“和、 穆、萧、尹、姚、邵、湛、汪、祁、毛、禹、狄、米、贝、明、 臧” 16姓,在“蔚”之下缺“越” 一姓,“公”之下缺“勿、商、 归、迟” 4姓。这21姓很可能都是漏刻;特别是缺了 “越”字就不成4字韵语,显然是遗漏了。因此,校正的《后至元刊本》应为432个姓氏,其中单姓412个,复姓20个。
  两个刊本所收的单姓在排列次序上有所不同。《泰定刊本》列在“农”之下“慕”之上的“温、别、庄、晏、柴、瞿、阎、 充” 8姓(与今版本排列一致),在《后至元刊本》中却列于 “容”之下、“向"之上。除上述四处差别以外,两个版本所收的单姓,基本上是一样的。
  两个版本所收的复姓,差别很大。
  《泰定刊本》所收的15个复姓为:“万俟、司马、欧阳、上官、 夏侯、诸葛、尉迟、钟离、慕容、申屠、公孙、宇文、闻人、皇甫、令孤。”既不押韵,也不成四言韵语的节奏,与上面的单姓排列,风格殊异。
  《后至元刊本》所收的20个复姓为:“万俟、司马、欧阳、上官、皇甫、宇文、闻人、令孤、东方、闾丘、长孙、鲜于、公孙、 申屠、慕容、淳于、夏侯、诸葛、尉迟、钟离。”多出东方、闾丘、 长孙、鲜于、淳于5姓,而且排列顺序也不同,使之接近押韵 (孤、于、离的韵母相近),勉强合于四言韵语的节奏。
  由此可以认为,公元1340年的《后至元刊本》是在公元1325 年《泰定刊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调整。
  (2)但是,无论《泰定刊本》还是《后至元刊本》,与明代通行本之间,都有着相当大的区别。我们仅以元代的《泰定刊本》和明代的《明通行本•百家姓》作一比较:《明通行本•百家姓》比《泰定刊本》少4个单姓,就是排列在“盖、益、桓、公”后面的“勿、商、归、迟”。本来,《百家姓》的单音姓氏一直押着“东冬韵”,到“盖、益、桓、公”,“公”字是韵脚;而“勿、商、归、迟”只是后一句的上4字,下面还应有4字(百家姓终)才能成为四言韵语。由此可以推论,最早的宋代《百家姓》版本是只收单音姓氏的,至“勿商归退,百家姓终”押东冬韵而结束,共计416字,412个单姓。后来(很可能不在宋代而是在元代)才加上“复姓”部分。因此,公元1325 年《泰定刊本》在单姓部分以“勿、商、归、迟”告一段落,删去“百家姓终” 4字。但《泰定刊本》所增补的复姓,不成四言韵语。于是公元1340年在《后至元刊本》中,加以初步的调整,删去了 “勿、商、归、迟” 4个单姓,又增补了5个复姓,使之成为四言韵语。但是《后至元刊本》所增改的复姓,其韵语部分押韵不严格、不合规范。到明代又有无名氏再增补10个复姓,并调整韵脚使之合辙,于是形成了《明通行本•百家姓》。
  (3)在438个姓、472个字的《明通行本•百家姓》之后,清代又出现了一种《增广百家姓》,就是现在我们所采用的版本,共收504个姓,其中单音姓氏444个(比《明通行本•百家姓》增加36个),双音姓氏60个(比《明通行本•百家姓》增加30 个),而最后以“墨、哈、谯、萱、年、爱、阳、佟、第五、言、 福,百家姓终”作为结束(福、续叶八声韵)。
  何以见得这504个姓的《增广百家姓》是从438个姓的《明通行本•百家姓》发展而来的呢?对比这两种都曾风行一时的版本就可以看出,《明通行本•百家姓》与《增广百家姓》的前面部分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明通行本•百家姓》的结尾是:“钟离、宇文、长孙、慕容、司徒、 司空,百家姓终。”容、空、终,叶东冬韵。还有一种版本是“钟离、宇文、长孙、慕容、鲜于、闾丘,百家姓终”。容,终叶韵。 而《增广百家姓》把它调整为“钟离、宇文、长孙、慕容、鲜于、 闾丘、司徒、司空”,再接上“亓卉官、司寇、饥、督、子车、颛孙、端木、巫马、公西……”押韵就不严格了。在此以前的《增广百家姓》在姓氏排列上跟《明通行本•百家姓》完全一致。后加的部分,往往将单姓、复姓交错,例如:“仇、督、子车”和“伯、赏、南宫”两句中,前两字是两个单姓,后两字是一个复姓;而“呼延、归、海” 一句中,前两字是一个复姓.后两字却是两个单姓;这些都跟《明通行本•百家姓》的体例不同。
  又,增补的姓氏中,有一些是只在儒家的古籍《论语》、《孟子》、《左传》等书里面才能见到的。例如:《论语》及《史记•仲尼弟子传》所载的孔丘弟子巫马期、颛孙师(字子张)、公西赤、 漆雕开、漆雕哆、壤驷赤、公良儒;又“兀官(亓官)”为孔子妻的姓,“仇”为孟子母的姓……这些极罕见或当代已不用的姓氏列入,也是与《明通行本•百家姓》体例不同的。
  《增广百家姓》所录的“兀(亓)官”一姓,“亓”为“其”的古文。此字,各书写法很不一致。《孔子家语•本姓解》汲古阁本云:“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兀官氏。”这里的“兀”音ji,《姓氏寻源》认为:“兀与笄同,掌笄官之后。”而《元和姓纂》作“〓官氏”,又《鲁先贤传》亦云 “孔子妻并官氏”,这里的“拜”音jian,亦为古姓,见《姓苑》。另据 《孔庙礼器碑》明影印本《孔子家语•本姓解》和《万姓统谱》均作 “并官氏”,这里的“并”音bing;于是,在历史文献中,同一姓氏出现了“兀、亓、拜、并、笄”5种写法,4个读音。(据我们多方考证的结果,“兀”字同“笄”“拜”,亦通“亓”,音ji,意为“女子插定发髻的簪”,亦是古代女子成年的礼仪,“并官”、“开官”,都是错字。详见本书“JT官”条。)像这样众说纷纭的、历史上久已失传的姓氏,竟然收录于《增广百家姓》之中,只因为它是儒家圣人孔夫子之妻的姓氏罢了。可见《增广百家姓》的尊孔崇经的烙印是很深的。比较起来,《明通行本•百家姓》所收录的438个姓,全是历史上到现在一直通用的姓氏,当然,《增广百家姓》也补充了一些常见姓,如:岳、 涂、帅、况、哈、阳、佟、言、余、商、牟等等,所以它还是有很大实用价值的。
  总之,一千多年来《百家姓》版本繁衍众多,而到了清代的 《增广百家姓》终于定型,

知识出处

中华五百姓氏源流

《中华五百姓氏源流》

出版者: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书以中国千古奇书《百家姓》为蓝本,系统地、详细地叙述了姓氏的起源及发展和与之相关的文化、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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