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德市图书馆

《宁德县志<民国续修稿本>》（以下简称“民国志）由蕉城区政协组织扫描、印行，这是宁德县当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虽然只是一个残本，但基本赓续了本县自清乾隆四十六年至民国六年这一期间社会发展、山川变化的史实，为后人了解、研究、利用这段历史，提供了确切的鲜活的史料，其功德无量。
   “民国志”从1916年发轫，至1948年，终民国一朝，历经三十余年，目前所见却只是一束残稿，这里面隐存了多少故事和谜，值得人们探索。我想，大家一起努力去发现、挖掘，或许顺藤摸瓜，能找到足本，完成几代人为之不懈努力的续修县志大业，真正完全地填补那个时段的历史空白。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先行一步，根据民国时期的有关档案、民间资料，进行探讨，抛砖引玉，以待后之君子。
   一 “民国志”的采访、编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在1916年秋至1923年前后。民国五年，即1916年，县知事沈守经遴选城乡士坤，组建了“修志局”，以黄承志等为局董，聘请黄树荣为总纂，聘请陈世勋、黄光宇为协纂，聘请林文瑄、郑崇膺、叶开铭、陈经昌等为分纂，还聘请了部分采访员，如周墩的林锡芳、方锡彝、郑谟光等七人专司周墩部分的采访。
   县志续修在陈世勋带领下，有效运作后，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沈守经在民国六年四月十日撰写了《宁德县修志勤捐序》，文中曰：“然吾与吾同胞约，凡家道充裕者，可如量捐助，而艰难者，一免捐，捐之数目，以五元为起点，能进而上之，亦各听人之自概由。凡捐户姓名，概登县志，书成之日，分别送与，不收书资，则吾同胞虽费少数之资财，竟可得不朽之名誉也，而何乐不为哉！”文出，广为散发。各区还指定了专人负责“勤募修志费”，捐费收上后，由沈守经亲自签收，然后转修志局。
   黄树荣，又名有浚，表伯樵，柏樵，字作敷，宁德县霍童乡石桥村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张謇榜进士。历任清季户部江南司主事、广东茂名、阳春县知县，广东全省巡警学堂监督；入民国，曾任福建省议会议员、国会参议院议员、国务院咨议等职。1917年秋，因国会为北洋军阀政府所解散，又适家丧，返里“退处田间”。1919年冬，黄树荣返京参加护法斗争。他联合在京闽人，策动福建军民，联合驱逐盘踞闽中的直系军阀李厚基。那篇著名的“致福建民军各首领电”，就是由他撰写的；致电云南省长唐继尧，主张尊重宪法，兵权统一于中央，省里军、政应分权。等等。他在《辛酉日记》中也披露了自己在京行止。如辛酉年“元月四日（1921年2月11日），晴，报纸自元旦停刊，仍未出版。外间喧传库倫（旧地名，1924年蒙古共和国成立后，改称乌兰巴托。本文作者注）失守。友人夏某自蒙边來，为言褚大祥一旅五千人……。”从以上简要介绍，可见他在京忙得不亦乐乎，况且，当时宁德处于李厚基的势力范围，他是有家回不得的。黄树荣旋于1923年12月在京因病逝世。回顾这段历史，意在说明黄树荣在乡居留时间不长。“民国志”编撰主要倚重陈世勋。
   陈世勋，字铭石，宁德县一都东门人，清光绪十一年拔贡，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宣统三年（1911）任县劝学所所长（相当于后世的教育局长），兼县视学（相当于今教育督导），还是当时宁德留云诗社的祭酒。浙南名士黄式苏在1918年秋调宁德接沈守经为县知事（邵焯《宁德县志序》作1915年，误），下车伊始，赋《呈陈铭石年丈》二律，屈尊造访。其一曰：“一代方州志，丛残待后贤。风微征献日，火急著书年。盗贼诚何世，文章不值钱。荒江头白叟，犹自抱遗篇。”（句下自注：时丈方修《宁德县志》）。陈世勋在“七十自寿（九章）中也曾赋言：“邑乘丛残岂等闲，民情风土两相关。百年文献衰微日，当代词章绝续间。（句下自注：邑志自乾降间修辑，今百载，始行续修）。肯任遗编为覆瓿，莫亏一篑不成山。颓龄尚磨灯窗墨，万目千秋亦强颜。”从以上辞章不难看出，在黄式苏莅任前，县志续修事业已在进行中，三年后任满他调，而陈世勋毕竟年已古稀，不久即谢世，续修大事随即陷入停顿状态。
   此时，郑宗霖为生活所困，正欲往四川谋发展。黄式苏甫到任，即为郑入蜀送行，赋《送郑守堪同年入蜀》：“……。破碎山河尚可收，送君此去未须愁。锦江春色应无恙，瞿峡寒塘自合流。在昔诗人多入蜀，只今名士复依刘。草堂他日携樽过，定有新诗寄远邮。”第二年，他得知郑宗霖在川发展欠意，又赋“郑守堪同年入蜀不遇，屈就中江场长，非其志也，闻书来颇有归思，又叠前韵奉寄”。事后，郑宗霖在“六十自述”诗章中也诉及了这段历程，诗曰：“四十伏乡里，天地既易位，天若非我天，地若非我地。故人贻我书，蜀道上天似。愤然拂衣行，宁作驾盐駬。蜀中天下奇，官冷兴偏美。林逋肺腑交，此行剧堪纪。蹉跎四十九，出关渡黑水。沍寒不可当，安得久居此。自兹归会垣，牵率入社里。闲闲复闲闲，十年去如驶。” 其实，宁德县在民国初年，除了郑宗霖，尚有不少高年资的清季文化遗老，足可担负起编纂之责，为什么在黄树荣、陈世勋之后空档了许多年，陷续修于停顿？或许是自黄式苏1922年秋去任，至邵焯1927年冬到任，短短5年间，如走马灯般轮换了7任知事、县长（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6月后，县公署改为县政府，知事改称县长），尤其是1927年，一年中换了4任，这些知事（县长）忙于打叠行李，抑或忙于政务，无暇顾及？或许是连年战乱，人们安不下心来修志？这是个谜。
   二 第二阶段，约从1929年冬到1939年夏。县长邵焯在1929年冬临卸任前想到：“一县之志，官斯土所有责者也。”所以“十八年冬爰属郑君守堪取前此诸君采访之稿，汇齐而删订之，并聘会垣林君鼎燮，斟酌损益辑成斯篇，开局年余杀青，始就篇名、篇次悉用陈总纂之例（注：陈世勋设立的民国宁德县志体例，是参照陈衍主编的《福建通志》而制定的）。
   第二阶段续修基本延续了上阶段人员。陈世勋其时已作古，在“民国续修宁德县志诸人姓名”中保留姓名，我想可能一是肯定他艰辛开局，为续修谋编布局，并为后人留下了丰硕的未定稿；二是他在清末民初的名气。他是当年宁德县留云诗社的祭酒，社中联唱常请之评定。
   郑宗霖出任总纂，是时势需要，士人愿望。其“襁褓便识字，五龄毕四子……。不过读九年，十三经毕矣（郑宗霖·六十自述）；其十七举秀才，二十八岁晋举人；其博学多才，诗文名遐迩，外邑名流喻之为：“闽东诗仙”。郑宗霖处世恬淡，然为饱腹计，此时正羁留省城，辗转职场生涯，现今既是乡谊所请，又是黄业师柏樵的未竟事业，即慨然允任了。但又虑身体孱弱，有负众望，就转请福州举人林步瀛（字“鼎燮”）代庖。又举荐了友人林文瑄协纂。
   县文献委员会（下简称“文献委”）还在1937年6月5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推选林文瑄为委员长，黄承志为总务股长、蔡汝梅为征集股长、陈经昌为编纂股长、黄光妫为保管股长，并增补林开琮为委员。经过努力，1939年夏，“民国志”基本脱稿。林文瑄在1939年5月间致友人信件中，提及：“县志仅一循吏传未终卷，其余已完，均已送县政府核阅。循吏卷之未终稿，为一、二篇要稿未至，故暂搁”。
   二十年何漫漫。无怪乎周墩人急起撤卷。1938年间，周墩特区的蔡谟光从“文献委”将周墩部分稿底自行撤走，然后由陈赞勋主修成《周墩区志》。陈赞勋在“序”中说：“吾宁德县志……，民六重修二十载，尚未成书，与其事者视若弁髦，一至于此，若不分道扬镳，其可得乎？”《周墩区志·凡例》中重申：本志关于《宁德县志》，民国六年开局纂修，身与其事者，迄今二十载，尚未成书，不得已分道扬镳，创修区志而发起之。其实这二十年，宁德人是在动荡不安中撑过来的。期中，1919年5、6月间，全国爆发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这次运动把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次运动也是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传统思想、文化、行为受到了巨大冲击。“5月5-7日，宁德城内学生、店员及社会各界民众，举行示威游行，焚烧日货。”（1995年版《宁德市志》）修志以前被认为是封建文化遗留。这无疑给续修“民国志”造成一定冲击。期中，匪乱纷起。股匪、散匪出没山海、津要，截击行客，绑架民众，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境外股匪也不时侵扰本县，重大的有1917、1930年间邻县贯匪郑威明、陈长平、余成才率匪相继劫掠霍童、赤溪、八都等地处要道的商业重镇，绑架富商，劫掠财产，致使商店时常关门、街市萧条。土匪危害最为惨烈的当数1918年7月，外县贯匪吴铁率300多匪徒，劫掠莒州村，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民众深恶痛绝，彭永康等联合附近乡村民众500多人，包围了羁留在村中的群匪，与之殊死拼斗，夺回了家园。期中，工农革命风暴席卷全境。自1931年4月间，霍童村颜阿兰率人“在石桥截击一艘资本家运‘茶银’的船，缴获大量银元、纸币”始，“霍童暴动”、“南埕盐工斗争”、袭击或攻打洋中、赤溪、虎贝、八都、莒州等地民团、乡公所等事件相继发生。至1934年底，县境内已拥有2个县级、8个区级、4个乡级、32个村级苏维埃政府，苏区人口近6万，约占全县人口的25.1%。期中爆发了霍乱、鼠疫等烈性瘟疫。赤溪村在1916、1917年相断爆发鼠疫，死亡二、三百人，村民杨维四一家10天死12人。1932年夏，全县霍乱流行，持续50余日，死亡数百人。期中赤旱、水灾、泥石流、飓风等自然灾害频发。尤其是期中爆发了抗日卫国保家战争。1937年7月7日，日寇在芦沟桥发动侵华战争，甫一个月多，即于同年8月15日上午，有数架飞机掠入宁德县城上空，盘旋后逸去，从此把宁德人民推进了战乱的旋涡中，饱受了日机轰炸、日舰炮击，日寇登陆后烧杀掠掳，造成家园破碎、人口伤亡、财产毁损，以及战事中粮食、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困苦。人道太平盛世修志，我们的先辈却是在这样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终于完成了“民国志”未审初稿。然而是稿既出，却又为什么迟迟没得审定付梓呢？这又个谜。谜底有多种说法。我分析认为：一是社会动荡不安。主要是日寇压境。县政府机关、经征处、司法处、福建省银行等机关、团体都应变撤离，分别易地办公了；县政府要求城内人口疏散，老弱病残先行撤至离城50里外的安全地带，耆老及知识者以霍童为疏散地，其他人口整备行装、粮食，随时听令撤离，城内商店营业时间也相应调整为上午5至9时，下午5至9时；为了方便紧急疏散，县政府组织民夫把始建于明中叶的城墙拆至地平。因为机关、学校等纷纷撤离，县政府下令临近乡、村每保派夫14人，轮流上城协助搬迁，可见当时场面之悲壮。
  其实，“民国志”在1937年秋已基本定稿，当年8月15日，陈经昌、蔡汝梅、林开琮等有关人士聚会于林文瑄的南庐卧痴楼，品读“民国志（未审稿），就有关史实进行回顾议论，可是第三天全县开始挖防空洞筑战壕，25日，三都民众陆续内迁，城内富有人家亦开始避往乡间。随着形势日趋紧张，蔡汝梅等去了福安，黄承志因病暂避漳湾郑岐村，由于有关人员星散就不易集中审核了。如此形势下，修志工作处于停审状态，理所当然。其二是“文献委”中对已成初稿的“民国志”的体例产生了分岐，这可是功败垂成的憾事。郑宗霖为慎重起见，特地与当时在福安县图书馆工作兼责任编纂福安县志（民国本）的林开琮书信往来，探讨“民国志”体例的瑕瑜。其三是继徐永原之后的县长熊方，为人贪婪，当时民间纷传他与驻军某团长朋比为奸，发国难财，又豪赌成性，从而激起民愤，罗绍基等人控告其七大劣迹，为此受到查办。熊方之后县长钟干丞（1995年版《宁德市志》作“翰”丞，误）任职甫数月，也因“才能未能驾驭属员，致大权旁落，又以私戚过多，纵容则有之”，而被撤职。熊、钟之流还哪有心思去料理文献大事！ 三 第三阶段约从1947年7月至48年2月。1945年8月14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救国战争胜利结束。之前，县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官员没有心情也无暇坐下来评审县志稿子。上阶段“民国志”主要召集、编纂人林文瑄，从1938年秋始，身体不好，“日高卧南庐卧痴楼”，为此，他为自己在郑湾上塘营造了“生圹”，郑宗霖为其撰写了一篇400余字传闻遐迩的“生圹志”。林圭甫在1946年，时年63，即驾返道山。他对“民国志”倾注了半生精力，在郑崇膺作古后，还把其分纂的门类也尽归自己修撰，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日见不支，看到郑崇膺、黄承志等先后辞世，陈经昌年逾古稀（于1947年3月18日逝世，寿76），又看到抗战风云变幻，艰苦卓绝，所以在42年2月间，林文瑄与郑宗霖商量后，在“文献委”上提出，并获得通过，聘请时尚在福安穆阳学校任教的林开琮，为该委员会干事，具体负责“县志整修”工作，为“民国志”编纂后备了人才。
   林开琮，号义园，1903年出生于八都云淡岛一户农医家庭。幼年受过良好的国学和新制学校教育。能文善诗，擅书法、精棋艺、谙中医、通易学，为人谦逊，居贫乐道，深得郑宗霖、黄毓同、林文瑄，以及福安的陈文翰、郭梓雨，福州的胡孟玺等人的器重。1946年，开琮父辞世，黄其荣撰写挽联：“邑志将成，硕德大年宜并纪；杵歌休罢，流风余泽尚长存”。张祈仁、陈长苷等十二人联名挽联：“志乘宣才，羡挺挺冡君，宿学元惭林藻裔；少微隐曜，观茫茫象数，返真竟兆谢敷占”。字里行间都对开琮赋予了很高的评价和对其协纂县志的期望。
   林开琮没有辜负众望。1947年7月，他应老学友陈启昭之请，利用学校暑期，着手义务“整修”“民国志”。“文献委”某公在工作日志中，为林开琮忠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7月14日，从某人处取出县志稿，17日下午，义园开始编写；21日，编县志沿革表成；22日，编城市志，以市区变革尚待细查补充；23日、24日，编建筑志；26日阅祠祀志（稿底），重在菓与祭祀；30日，编宋职官志；31日，编宋职官志；8月1日……。8月10日，义园与黄玉樵商论县志中大事记与灾祥之分合，玉樵认为：“灾祥因五行志之演变，除一二祥瑞怪异外，余如水火兵灾皆大事也；合而为一固当，强而分之，若不成章焉”。又言，“职官表以年代分列佳，选举表亦可比照”。11日，编大事记，由宋至明，参阅府志、通志、旧县志为之；16日，编户口志；……。林开琮时任县立中学教务主任（相当今教导主任），还兼任二个不同年段班级的国文、历史教学责任，工作十分繁重，学校开学后他尚利用晚间，处理好学校、班级工作后，继续编纂“民国志”，自9月中旬后，不明原因停止了编纂。直至1948年1月11日，因新任县长刘德馨过问，他又开始伏案撰写了。据某公记载：2月3日，即农历腊月二十四日，在家家户户祭灶的鞭炮声中，“义园尚在续写选举表”。4日，义园把县志稿交还某人。1948年3月11日，刘德馨县长约了林开琮、王克权、陈启昭等人商谈修志事，王克权提出聘请曾在修志局工作过一段时间的黄玉樵，协助开琮工作。随后，林、黄共同去“民教馆”提取县志稿纸和借取“福建通志”。4月4日，林开琮、林谦愫、黄玉樵同去某人处，商借原县志稿件，某人以问题未决暂未借出。17日，林开琮、张祈仁等人又同去商借，某人“仍以编例为重，未将原稿借出”。嗣后，因各忙事务，越年国军溃兵十多万人过境，继而社会鼎革，“民国志”就此封笔。
   “民国志”编纂从一、二阶段均遵从陈世勋设定的体例，到了1937年将终稿时，“文献委”内对该体例产生了分岐，这本来也是件好事，通过异议、统一、提高，让其更科学、真实地反映史实。郑宗霖为此也作了不少努力，曾频繁与友人陈文翰、郭曾嘉及林开琮等人书信往来，探讨地方志体例的设定和《宁德县志民国续修本》体例的瑕瑜，嗣后他因身体健康和一突发事件陷于苦恼中，无暇顾及了。他曾撰写了“泥滑滑”句：“泥滑滑莫陷入，陷入不可拔，胡为泥中泥滑滑……”。可见其当时的心、身感受。其时林圭甫，陈经昌也老病缠身，不久相继谢世。体例设立之岐有否定议，目前看不到文献资料记载。如果说没有议定，为什么林开琮接手后能进行有效的工作，如果说已议定，为什么某人一再强调编例为重，不让稿件取出进行最后编纂？这是个谜。局外人现在看它，谜得离谱，因为它导致了“民国志”功亏一篑。这件事，民间还有一说，是因县政府与议会不和，县政府印行“民国志”的经费预算得不到准许，经费没有着落，所以迟迟没有付梓。我想这一传说，缺乏实际，民国期间，几任议长均为名绅、文士，这些人跟县府关系不一般，大概不会去设置障碍的。郑宗霖当选过临时参议会参议长，王克权当任过多届副参议长。1947年11月17日王克权、黄呈琦当选正副参议长。王克权与刘德馨友善，与林开琮为莫逆交。说开了，林开琮还是王克权的“义务家庭医生”呢。三十年代中期，克权在濂坑的一位家人病重，请了几位医生都感难施药石，急迫中突然想到友人义园善医，于是半夜中把之请去，扣脉布药，一剂起沉，三剂见效，王克权既佩服又感德。王克权知道林开琮热衷修志工作。我觉得他于公于私，应当不会滥用职权，以区区款目去阻扰修志大业的，何况他还是一个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黄呈琦与林文瑄文字交情已久，时常一起论诗说文，他应也不会去阻扰这件事。
   到底是什么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看来只有让历史老人去破解谜团了。
   四 从以上阶段，可知“民国志”有二个底本，一为林文瑄主纂，已报县政府审定，二为林开琮编纂，尚未终编报审。现面世之本，为谁家手泽？深入探索，继而按图索骥，或可洞明其事。我以为可从以下二个方面去分析发现： 一、据某公工作日志记载，1947年8月4日，林开琮从“通志·名宦传”中发现“民国志”的职官卷中脱漏了两个人，一是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知县谢雩，二是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县丞季光弼。他又从“通志”中发现明代督银课御史张铎、张鹏、应颢、王珉四位中有有关宁德的史实，均予摘抄，在“民国志”有关章节作了补充。
   二、探研现面世之本出自哪位前辈的手笔。范围似可缩小到林文瑄、林开琮、陈经昌、黄玉樵四位先哲。林文瑄、林开琮上文已作简介。陈经昌，字贸乘，又宇棠，一都城内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选士，授福建上杭县县丞。自“民国志”开编至1947年历经31年，均从事分纂。1937年间还荣膺“县文献委”编纂股长之职。笔者日前与区政协文史委郑贻雄先生一同拜访了陈经昌前辈的哲嗣——陈继佑先生。他年迈九十一岁，但思维清晰，谈吐从容。他叙述了父亲于民国间与人共同编纂“民国志”的一些史实，但确认现面世本非其父手笔。黄玉樵，名廷璋，乳名勤兜，八都水漈村人。生于1902年，卒于1983年。幼年攻读国学，及长就读宁德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和福州格致中学，奠定了良好的中西文化基础。是民国间宁德鹤场吟社及福州说诗社社员。其诗作曾得到福州大文豪陈衍的赏识。其一生任教，间于1942年，又1947至1949年受聘“文献委”工作。选定他，系因其曾协助林开琮编纂，并曾对续修中的某些问题，提出过独到的建议。我把从民间收集到的以上三人的手稿附后，通过笔迹去对照、辨识，来确定“续修志”出自谁家之手。
   研究了“民国志”编纂历史，我冒出个想法，前人为续修县志费时耗日千辛万苦，他们的功绩应得到世人肯定，所有参编者的芳名应入列“民国续修宁德县志诸人姓名”中，如此则： 督修：沈守经，黄式苏、邵焯、徐永原、刘德馨。
   总纂：郑宗霖 协纂：一、按成就：林文瑄、林开琮、陈世勋、林步瀛。
   二、按时间：陈世勋、林文瑄、林步瀛、林开琮。
   分纂：潘鸿康、陈世勋、黄光宇、林文瑄、叶开铭、郑崇膺、陈经昌、黄承志、 姚贻谋。
   编务：黄廷璋 附：林文瑄、林开琮、黄廷璋手稿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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