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方士繇（1148—1199） 方士繇，字伯谟，一字伯休，号远庵，兴化军莆田人。父丰之，以右迪功郎监建州丰国监。伯谟12岁时，遭父丧，遂寄居邵武外婆家。其生平，《宋元学案》、《道南源委》以及福建的诸多方志均有记载，而以陆游撰写的《方伯谟墓志铭》最为详细，铭载： 既冠，游乡校，试屡在高等。闻侍讲朱公元晦倡道学于建安，往从之。朱公之徒数百千人，伯谟甫年尚少而学甚敏，不数年，称高弟。因徙家从之于崇安五夫籍溪之上。所以熏陶器质，涵养德业，磨砻浸渍，以至于最大高明者，盖朱公作成之妙，而伯谟甫有以受之也。伯谟甫既见朱公，即厌科举之习，久之，遂自废，不为进士，专以传道为后学师。六经皆通，尤长于《易》。亦颇好《老子》。① 文中称方伯谟从学朱熹于“建安”，指的实际上是建阳。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建阳崇泰里创寒泉精舍。《朱文公文集》卷八一中有《跋方伯谟家藏胡文定公帖》，写于乾道壬辰（八年即1172）十二月二十四日，方氏应在此时已从学于朱熹，地点就在寒泉精舍。淳熙二年（1175）七月，朱熹创建的第二所书院，地处建阳崇泰里云谷的晦庵草堂建成，方氏亦曾从学于此，《朱文公文集》卷六有《淳熙戊戌（五年即1178）七月二十九日，与子晦、纯叟、伯休同发屏山西登云谷越夕乃至……赋诗得冷字》一诗，可证。 朱熹创建的第三所书院武夷精舍落成，方氏也就成了武夷精舍的门人。《五夫子里志》卷十一《游寓》载：“士繇嗜学工文，年三十，不践场屋，静（居）一室，繙阅千古，肆力于道德性命之旨。从朱熹讲学，止仁智堂中，徜徉丘壑，睥睨寰宇。……”其中所谓仁智堂，即武夷精舍的主体建筑。 从《朱子语录》所载来考察，方伯谟分别于淳熙十三年（1186）和十六年（1189）在武夷精舍从学。《语类》卷一三六有吴寿昌录“方伯谟云‘使甘露之祸成，唐必亡无疑’”（P3249），吴氏于淳熙十三年从学于武夷精舍。卷七九和卷一〇七则分别有杨道夫录“伯谟云‘老苏著《洪范论》，不取《五行传》’”（P2044），和“人言好善嫉恶……伯谟曰‘唯其好善，所以嫉恶’”一条（P2672），为杨氏淳熙十六年所闻。 方伯谟也是建阳考亭沧洲精舍的门人。《语类》有多处记载了此时他的言行。主要有叶贺孙录“伯谟问‘乾坤简易’”（卷七四P1881）、“伯谟云‘此可以破世俗利害之说’”（卷九九P2537）、“伯谟云‘今时所推，只永嘉人’”（卷一〇八P2686）。郑可学录“伯谟问‘某人家欲除服而未葬’”（卷八九P2285）、“方伯谟曰‘佛法亦自不许长子出家’”（卷一二六P3038）、“德粹语婺源纳银之弊，方伯谟因问和买”（卷一二八P3083）、“德粹问‘十年前屡失子’……”条中记方伯谟在场（卷一三八P3293）。滕璘录“问昨日先生所问……语未毕，伯谟至”（卷一一八P2841）。据《语录姓氏》，叶贺孙、郑可学、滕璘三人均为辛亥（绍熙二年即1191）以后所闻，则在此之后，方伯谟亦为考亭门人。此外，《语类》卷一二一有刘炎录“方伯谟以先生教人读《集注》为不然”（P2939），则为绍熙五年（1194）以后所录。 方伯谟工于诗、书。陆游对其诗作有“闲澹简远，有一唱三叹之音，世莫能优劣之也”的评价；对其书法则有“自篆籀分隶行草诸体，皆极其妙”①的褒奖。曾为蔡元定所著的《律吕新书》抄录篆书。②《朱文公文集》卷四四有《答方伯谟》书二十四通，问学之外，兼及私事和友情。方伯谟逝世，为之书写祭文（《朱文公文集》卷八七，《祭方伯谟文》）。 《朱子语类》卷一〇五载“方伯谟劝先生（指朱熹）少著书”（P2626）；卷一二一又载“方伯谟以先生教人读《集注》为不然”（P2939）。对此，后人有评曰：“方士繇识见高迈，议论明达，甚为文公所器重。但学禁将萌，士繇劝文公少著书，又以文公教人读《集注》为未然，岂亦为祸福所动欤？”③陈荣捷先生则对其总体评价是“淡于义理，浓于文词”。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