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陈来先生曾指出：在历史上，与政治的东亚不同，从东亚文化圈的观点来看，朱子学及其重心有一个东移的过程。明代中期以后，朱子学在中国再没有产生有生命力的哲学家。虽然朱子学从明代到清代始终葆有正统学术的地位，而作为有生命力的哲学形态在中国已经日趋没落。而与中国明代中后期心学盛行刚好相反，朱子学在16世纪中期的韩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论思想深度还是学者人数皆粲然可观。16世纪朝鲜朝朱子学的兴起和发达，一方面表明了朝鲜性理学的完全成熟，另一方面也表明朱子学的重心已经移到韩国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新的生命，也为此后在东亚的进一步扩大准备了基础和条件。如果说退溪、高峰、栗谷的出现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在16世纪已经转移到韩国，那么17世纪以后朝鲜后期实学兴起则表明朱子学的重心则进一步东移，朱子学在整个东亚实现了完全的覆盖。②诚如斯言，朱子学在东亚地区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朝鲜朝性理学的确起了非常重要之作用。像“四端七情理气”之辨、“主理主气”之争以及“四七人心道心”之辨等学术论争的相继发生，皆使朱子学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
  由上述可知，人心道心作为朱子“心”论的核心范畴，与已发未发、体用及理欲等诸范畴相联系在理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说虽由二程始倡，但其独特理论价值与意义却由朱子之阐发才得到充分彰显。至16世纪，“人心道心”论经由整庵的发挥，不仅成为明代理学的主要论题，而且还进入理学心性论的核心范畴之列。但是，“人心道心”论真正成为东亚儒学史上的重要论题和核心概念，与韩国儒者富有创意的诠释与持续激辩分不开。
  当罗整庵提出“道心为性，人心为情”主张时，在中国并未激起反响，但是却在朝鲜时代的性理学者中引起激烈的论辩。换言之，“人心道心”论成为一个主要的儒家哲学论题，乃由朱子开其端，整庵扬其流，朝鲜性理学者会其成。因而深入探讨朱子、整庵及李珥等中韩代表性的朱子学家的“人心道心”论，既可以看出整庵对朱子心性论的继承与修正以及朱子学心性论发展之脉络，也可以为理解朝鲜性理学提供一把钥匙，借以展现朱子学在东亚的多元发展面貌。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人心道心”之辨在东亚思想界展开的过程中相继呈现出多种理论范式。如朱子的基于知觉论和价值论面向的，“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的以道心宰制人心的诠释范式；基于性情论和体用论面向的，整庵的“道心为性，人心为情”的道心人心体用论诠释范式；基于理气论和“四七”论面向的，李珥的“人心道心相为终始”的人心道心相对说诠释范式；等等。这一过程既是“人心道心”之辨义理不断得到丰富和彰显的过程，又是朱子学理论在东亚地区持续深化和多元发展的过程。这一朱子学不断“东亚化”的历史进程，最终使理学（朱子学）成为近世东亚世界里共通共享的学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