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朱子的“人心道心”论及其理论意涵
内容
人心、道心的提法最早出现于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作为宋儒“道统”之说的主要文献根据之一，朱子将此十六字称为“尧、舜、禹相传之密旨”①。此“十六字心传”的大意是说：人心险恶难测，道心幽微难显，唯有精一至诚，方保此心中正不偏。
对于此古圣先王相授受之心法密旨，二程对其中的人心道心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程颢曰：“‘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执厥中’，所以行之。”②表明，依明道之见人心与道心的关系即为人欲与天理之关系，而程颐则直接将二者关系解作私欲与正心的关系。小程子有言：“‘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专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③伊川以道心为正，人心为邪，所以特别强调施“精一”功夫以使道心不被人心所扰乱。进而他还主张存公灭私，明理灭欲，曰：“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④人道说受到二程的青睐，与其所含的思想意蕴密不可分。宋儒强调道德直觉和人格修养，为此提倡以道德意识主宰人的行为使之达于其宣扬的“以理节欲”之目的。人道说所涉的论域，如道德与情欲、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之间关系等正好满足了理学家的此一理论需求。同时，这也反映理学道德心性学说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但是，二程将人心与道心对立起来，将人心视作人欲、私欲，否定的人的自然需求和感性欲望的理论作解也使理学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亦重视“人心道心”论。他在继承二程的人道说的基础上，从心性论和知觉论的维度对其意涵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首先，朱子以为人只有一个心，若说道心是天理，人心是人欲，便有了两个心。曰：“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陆子静亦以此语人。非有两个心。”⑤在朱子看来，心之所以有二名，只是因各自所知所觉者不同而已，其实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而且，还对二程将人心解为人欲的观点提出异议。
其次，自从“己丑之悟”之后，朱子便运用体用说对“心”作了全新解读。他以为“心”是体用之全体，不仅兼体用，而且贯动静。曰：“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无一毫私欲之间；其流行该遍，贯乎动静，而妙用又无不在焉。故以其未发而全体者言之，则性也；以其已发而妙用者言之，则情也。然‘心统性情’，只就浑沦一物之中，指其已发、未发而为言尔；非是性是一个地头，心是一个地头，情又是一个地头，如此悬隔也。”①认为，以心有体用而言，“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②；以心兼体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③，心是“贯彻上下，不可只于一处看”④。由此朱子的“心”既具道德心之意涵，又有知觉心之属性。故“心”在其哲学中地位极特殊，如其所言“惟心无对”⑤。
再次，朱子进一步运用心之体用说对人心、道心及其二者之关系展开了详细论述。曰：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⑥
此段引文可视为朱子在人心道心问题上的晚年定论，此文写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其时朱子之思想已渐趋成熟。文中朱子对人道说的主要问题，作了纲要式的经典解说。一是从知觉论意义上，对人心、道心作了界定。他指出人心生于形气之私（觉于欲），而道心则原于性命之正（觉于理）。这就解答了二者皆发自一个心，何以有人道之分的问题。此一区分本身也反映了理学自身的价值诉求。二是指出不论上智之人抑或下愚之人皆有人心道心，在这方面人人皆平等。这一主张实则反映了人皆能成圣成贤的理学价值理想。三是对人心与人欲（私欲）作了区分。朱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由人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合理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求。认为，“饥思食、寒思衣”等“人心”所包含的生存需求，圣人亦不能无。四是在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以道心来节制人心。值得注意的是，朱子虽然坚持人心与道心相分的理论，但倾向认为“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两个物”，①二者的分别只是一个“交界”，彼此不因一方之存在而自行消失——问题是以何方为主导。朱子主张以道心（天理）宰制人心，即所谓“‘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乃善也”②。这可说是理学所一贯追求的价值目标。
由此可见，人道说虽与理欲论相对应，但不似理欲论那般紧张。而朱子对天理、人欲却有严格的区分，他认为二者是不具共时性、共存性的两边相对之物。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着，学者需要于此体认省察之。”③朱子甚至指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④这表明，在他看来以天理战胜人欲这才是修学的重中之重。
概言之，朱子通过人心、道心说，对“心”的含义作了多维度阐发。尽管他的人道说所讨论的是心之“已发”层面问题，并非为“未发”之体，但是其理论仍然建立在体用关系之上，也可说是心之体用说的运用和心之知觉说的实现。⑤不过，在价值论层面上，朱子思想的总体倾向是重义轻利、贵理贱欲，故其在人心道心问题上的理论主张，如以存理遏欲来扩充道心及以“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等，可视为其义利观、理欲观在心性论上的具体体现。
对于此古圣先王相授受之心法密旨，二程对其中的人心道心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程颢曰：“‘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执厥中’，所以行之。”②表明，依明道之见人心与道心的关系即为人欲与天理之关系，而程颐则直接将二者关系解作私欲与正心的关系。小程子有言：“‘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专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③伊川以道心为正，人心为邪，所以特别强调施“精一”功夫以使道心不被人心所扰乱。进而他还主张存公灭私，明理灭欲，曰：“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④人道说受到二程的青睐，与其所含的思想意蕴密不可分。宋儒强调道德直觉和人格修养，为此提倡以道德意识主宰人的行为使之达于其宣扬的“以理节欲”之目的。人道说所涉的论域，如道德与情欲、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之间关系等正好满足了理学家的此一理论需求。同时，这也反映理学道德心性学说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但是，二程将人心与道心对立起来，将人心视作人欲、私欲，否定的人的自然需求和感性欲望的理论作解也使理学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亦重视“人心道心”论。他在继承二程的人道说的基础上，从心性论和知觉论的维度对其意涵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首先，朱子以为人只有一个心，若说道心是天理，人心是人欲，便有了两个心。曰：“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陆子静亦以此语人。非有两个心。”⑤在朱子看来，心之所以有二名，只是因各自所知所觉者不同而已，其实道心、人心本只是一个物事。而且，还对二程将人心解为人欲的观点提出异议。
其次，自从“己丑之悟”之后，朱子便运用体用说对“心”作了全新解读。他以为“心”是体用之全体，不仅兼体用，而且贯动静。曰：“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无一毫私欲之间；其流行该遍，贯乎动静，而妙用又无不在焉。故以其未发而全体者言之，则性也；以其已发而妙用者言之，则情也。然‘心统性情’，只就浑沦一物之中，指其已发、未发而为言尔；非是性是一个地头，心是一个地头，情又是一个地头，如此悬隔也。”①认为，以心有体用而言，“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②；以心兼体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③，心是“贯彻上下，不可只于一处看”④。由此朱子的“心”既具道德心之意涵，又有知觉心之属性。故“心”在其哲学中地位极特殊，如其所言“惟心无对”⑤。
再次，朱子进一步运用心之体用说对人心、道心及其二者之关系展开了详细论述。曰：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⑥
此段引文可视为朱子在人心道心问题上的晚年定论，此文写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其时朱子之思想已渐趋成熟。文中朱子对人道说的主要问题，作了纲要式的经典解说。一是从知觉论意义上，对人心、道心作了界定。他指出人心生于形气之私（觉于欲），而道心则原于性命之正（觉于理）。这就解答了二者皆发自一个心，何以有人道之分的问题。此一区分本身也反映了理学自身的价值诉求。二是指出不论上智之人抑或下愚之人皆有人心道心，在这方面人人皆平等。这一主张实则反映了人皆能成圣成贤的理学价值理想。三是对人心与人欲（私欲）作了区分。朱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由人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合理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求。认为，“饥思食、寒思衣”等“人心”所包含的生存需求，圣人亦不能无。四是在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以道心来节制人心。值得注意的是，朱子虽然坚持人心与道心相分的理论，但倾向认为“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两个物”，①二者的分别只是一个“交界”，彼此不因一方之存在而自行消失——问题是以何方为主导。朱子主张以道心（天理）宰制人心，即所谓“‘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乃善也”②。这可说是理学所一贯追求的价值目标。
由此可见，人道说虽与理欲论相对应，但不似理欲论那般紧张。而朱子对天理、人欲却有严格的区分，他认为二者是不具共时性、共存性的两边相对之物。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着，学者需要于此体认省察之。”③朱子甚至指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④这表明，在他看来以天理战胜人欲这才是修学的重中之重。
概言之，朱子通过人心、道心说，对“心”的含义作了多维度阐发。尽管他的人道说所讨论的是心之“已发”层面问题，并非为“未发”之体，但是其理论仍然建立在体用关系之上，也可说是心之体用说的运用和心之知觉说的实现。⑤不过，在价值论层面上，朱子思想的总体倾向是重义轻利、贵理贱欲，故其在人心道心问题上的理论主张，如以存理遏欲来扩充道心及以“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等，可视为其义利观、理欲观在心性论上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