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二、李滉的“四端七情”论
内容
李滉的“四端七情”论最能反映其性理学思想之特色。然其四七理论的成熟与完善离不开与奇大升之间展开的相互问难。在论辩过程中，不仅李滉的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而且其立场亦逐步得以明晰。
李滉将郑之云的《天命图说》加以改订之后，首先向他发难的便是奇大升。奇大升曰：“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③又曰：所谓四端、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有，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④。因而将四端与七情相互对待，谓之纯理或兼气则有些不妥。在奇大升看来，四端虽是纯粹的天理之所发，但只是发乎七情中的苗脉而已。尽管理气实有分别（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质料），但是在流行的层面（具体事物）上二者却混沦不可分开。
于是，他言道：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初非有二义也。①奇大升以为，四端与七情皆为情，不能将二者看作具有不同性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因此以理气来分而言，四端七情便有所不妥。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还是较为贴近朱子学原旨。
对于奇大升的质疑，李滉回复说：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②
李滉承认理与气在具体事物生成过程中的不可分离性，也承认先儒并未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与气以论其性质之不同。但正如奇大升所言因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可以分别而言之。
由此，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阐述了四端（理）、七情（气）之间的关系。他以为，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李滉的这一主张，虽然经过了几次修正，但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他在此一问题上的主要说法有：
“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①
“四端之发，纯善，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②
“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③
第一条是李滉53岁（1553年）时的表述，第二条是己末年其59岁（1559年）时的说法。此时他已与奇大升展开四七论辩。后经奇大升之诘难，李滉便有了第三条的说法。而此“四端，理发而气随；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提法，可视为李滉之最终定论。
李滉在此强调的是二者在根源和来源上的差异。这源于他对心、性、情结构的特别的认识。李滉曰：
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静而具众理，性也；而盛贮该载此性者，心也；动而应万事，情也；而敷施发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统性情。④
由此可知，首先在心性情关系上，李滉倾向于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其次，他将心规定为“理气之合”。这与朱子的“理与气合，便能知觉”思想相比，心的含义以及心与理、气之关系变得更为清晰。同时，此说也为其分属理气的方式论述四端与七情、道心与人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预设了理论前提。
李滉曾专门制作“心统性情图”以系统阐述了这一主张。此图是李滉晚年的思想结晶。作为《圣学十图》中的第六图，该图可视为其在四七问题上的最终定论。
《心统性情图》共有上、中、下三图。上图为程复心所作，中图和下图为李滉所作。①心性情是性理学的核心范畴。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入到主体（人），这正是性理学的主题所在。性理学道德主体论的人性学说，正是通过“心性情”等诸范畴而得到全面展开。②依程朱之见解，心之未发（寂然不动）为性，已发（感而遂通）为情；性为体，情为用。朱熹曰：“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③李滉则与朱熹不同。他进一步发挥朱子的理气心性说，将性情问题与理气之发结合起来，使朱学心性论深化为性情论的“理气四端七情”论。此图中的中图和下图是其理气心性诸说的最为简明扼要之表述。
李滉这样解释中图：“其中图者，就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④而解下图同样鞭辟入里：“其下图者，以理与气合而言之。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⑤
由此可见，李滉在中图解中一方面直承孟子四端说，以不杂乎气的本然之性来理解天命之性、性善之性及天地之性；另一方面又依程朱“性发为情”之原则，解读了中节之情、四端之情及无不善之情等。因此此图既合乎孟子的四端理论，也合乎朱子的性体情用论。在此可见李滉试图兼顾孟子与朱子之说的努力。这种双重文本及其双重权威所形成的思想史背景本身即是引发韩儒各种学术争论的根源①，学者对此不可不察。在下图解中，李滉承传朱子的理气心，直接以理气分言四端与七情。而且，他还以四端与七情为例指出：不论理发抑或气发皆可以为善。但是，已发之情易流为不善或放而为恶是由理发未遂和气发不中所致。因此，如何使理如实呈现或气发而皆中节是李滉四七论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上面引文中的李滉的主张可概括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这便是其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
而且，他还以七情与四端来分论人心与道心，曰：“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②这既是李滉对朱子心论的发展，也是二人心论之差异所在。虽然其中图不带气说，但他仍然以理气论性情。李滉有言：“程夫子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然则孟子、子思所以直指理言者，非不备也，以其并气而言，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尔，此中图之意也。”③可见，李滉仍以朱子的“理气心”来论性情，并侧重于持教工夫。
众所周知，以理气论“心”是朱学之传统，李滉亦如此。他主张“合理气，统性情”。但李滉比朱熹更着力于对“情”的分析，此为其性理学的一大特色。七情是情，四端亦是情，而“情”皆发于“心”（此心具心气之患），因此如何使发于理气心的“情”皆能中节攸关人性之善恶。李滉主张以敬治心，强调对心气施以持敬工夫即缘于此。李滉说过：“要之，兼理气，统性情者，心也，而性发为情之际，乃一心之几微，万化之枢要，善恶之所由分也。学者，诚能一于持敬，不昧于理欲，而尤致谨于此，未发而存养之功深，已发而省察之习熟，真积力久而不已焉，则所谓精一执中之圣学，存体应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于此矣。”④其持敬之目的是要涵养省察——存“天理之公”以去“物欲之私”。即在未发时涵养本善之心，已发时通过自家内省以求致中和。李滉去世前曾屡次修订此图。“先生此图，三次改本。初图则智上礼下仁左义右，次图则只改礼智上下，后图则又改仁义左右，最后仍以次图为定本，即今十图所载本也。”①可见，此图在《圣学十图》中所占有之地位何等之重要。
由李滉和奇大升首开其端的此一论辩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之特色。李滉认为不仅“性”可以以理气分言，而且“情”亦可以理气分而言之。他说：“故愚尝妄以谓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即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此便是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而奇氏的观点则被称为“理气共发”说。
“四七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的最大特色。他虽一方面接续朱子的理气心，但另一方面又直承孟子四端说。故既言四端理之发，又言七情为气之发。他说：“且四端亦有中节之论，虽甚新，然亦非孟子本旨也。孟子之意，但指其粹然从仁义礼智上发出底说来，以见性本善故情亦善之意而已。”③基于这样的理解，李滉明确指出：“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④
他对七情的看法则始终落在气的一边。李滉说过：“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与乐，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故理之本体浑全。常人之见亲而喜、临丧而哀，亦是气顺理之发，但因其不能齐，故理之本体不能纯。以此论之，虽以七情为气之发，亦何害于理之本体耶。”⑤但气之发又不能无理，所以他坚持认为，“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⑥。
李滉肯定情有四端与七情之分。既然四端七情皆是情，何以有四七之分？他用理气之分的观点解释道：“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本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那么，情又如何以理气分言？他的答案是：“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以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②
朱子哲学主张，人是由理和气共同构成的——气构成人之形体，理则为人之本性。李滉据此提出了“四端七情分理气”说，主张道德情感（四端）发自人的本性（理），而一般生理情感（七情）则发自人的形体（气）。其“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提法表明四端与七情的内在根源是不同的，这虽然与朱熹《中庸章句》的说法不同，却令朱子学性情论未解决的问题得到了一种解决。③这亦可以视为李滉对朱子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不过，依其理气之心，四端与七情不论善还是不善，或者说不论中节还是不中节，皆依“气”而定。他说：“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矣。”④实际上四端七情皆落在气的一边。理发未遂是掩于气，理发直遂是不掩于气——遂与不遂，俱在气一边。从另一方面说，气发不中则灭其理，气发中节则不灭其理——灭理与不灭理亦俱在气的一边。因“气”的状体直接影响“理”的显否以及如何显现，所以主敬以治心气必使气顺理而作、依理而行。此又是李滉以主敬治心的最重要原因。主敬以治心气，即为其著名的主敬论思想。李滉的学说，亦被称为“主敬”哲学。
李滉将郑之云的《天命图说》加以改订之后，首先向他发难的便是奇大升。奇大升曰：“就理气妙合之中而浑沦言之，则情固兼理气有善恶矣。”③又曰：所谓四端、七情，“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故有四端七情之别有，非七情外复有四端也”④。因而将四端与七情相互对待，谓之纯理或兼气则有些不妥。在奇大升看来，四端虽是纯粹的天理之所发，但只是发乎七情中的苗脉而已。尽管理气实有分别（理为气之主、气为理之质料），但是在流行的层面（具体事物）上二者却混沦不可分开。
于是，他言道：
夫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固有分矣。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但理弱气强，理无眹而气有迹，故其流行发见之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此所以七情之发，或善或恶，而性之本体或有所不能全也。然其善者，乃天命之本然；恶者，乃气禀之过不及也。则所谓四端、七情，初非有二义也。①奇大升以为，四端与七情皆为情，不能将二者看作具有不同性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因此以理气来分而言，四端七情便有所不妥。无疑，奇大升的这一见解还是较为贴近朱子学原旨。
对于奇大升的质疑，李滉回复说：
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异名耶？来喻所谓“所就以言之者不同”是也。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从古圣贤有论及二者，何尝必滚合为一说而不分别言之耶？②
李滉承认理与气在具体事物生成过程中的不可分离性，也承认先儒并未将四端和七情分属理与气以论其性质之不同。但正如奇大升所言因其“所就以言之者不同”，可以分别而言之。
由此，李滉基于天命、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立场，阐述了四端（理）、七情（气）之间的关系。他以为，四端和七情非为同类之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李滉的这一主张，虽然经过了几次修正，但其主旨却一直未变。
他在此一问题上的主要说法有：
“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①
“四端之发，纯善，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②
“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③
第一条是李滉53岁（1553年）时的表述，第二条是己末年其59岁（1559年）时的说法。此时他已与奇大升展开四七论辩。后经奇大升之诘难，李滉便有了第三条的说法。而此“四端，理发而气随；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提法，可视为李滉之最终定论。
李滉在此强调的是二者在根源和来源上的差异。这源于他对心、性、情结构的特别的认识。李滉曰：
理气合而为心，自然有虚灵知觉之妙。静而具众理，性也；而盛贮该载此性者，心也；动而应万事，情也；而敷施发用此情者，亦心也。故曰心统性情。④
由此可知，首先在心性情关系上，李滉倾向于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其次，他将心规定为“理气之合”。这与朱子的“理与气合，便能知觉”思想相比，心的含义以及心与理、气之关系变得更为清晰。同时，此说也为其分属理气的方式论述四端与七情、道心与人心、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预设了理论前提。
李滉曾专门制作“心统性情图”以系统阐述了这一主张。此图是李滉晚年的思想结晶。作为《圣学十图》中的第六图，该图可视为其在四七问题上的最终定论。
《心统性情图》共有上、中、下三图。上图为程复心所作，中图和下图为李滉所作。①心性情是性理学的核心范畴。从性命进到心性，才算真正进入到主体（人），这正是性理学的主题所在。性理学道德主体论的人性学说，正是通过“心性情”等诸范畴而得到全面展开。②依程朱之见解，心之未发（寂然不动）为性，已发（感而遂通）为情；性为体，情为用。朱熹曰：“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统，如统兵之‘统’，言有以主之也。”③李滉则与朱熹不同。他进一步发挥朱子的理气心性说，将性情问题与理气之发结合起来，使朱学心性论深化为性情论的“理气四端七情”论。此图中的中图和下图是其理气心性诸说的最为简明扼要之表述。
李滉这样解释中图：“其中图者，就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④而解下图同样鞭辟入里：“其下图者，以理与气合而言之。孔子所谓相近之性，程子所谓性即气气即性，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朱子所谓虽在气中气自气性自性不相夹杂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以理气相须或相害处言，如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也。”⑤
由此可见，李滉在中图解中一方面直承孟子四端说，以不杂乎气的本然之性来理解天命之性、性善之性及天地之性；另一方面又依程朱“性发为情”之原则，解读了中节之情、四端之情及无不善之情等。因此此图既合乎孟子的四端理论，也合乎朱子的性体情用论。在此可见李滉试图兼顾孟子与朱子之说的努力。这种双重文本及其双重权威所形成的思想史背景本身即是引发韩儒各种学术争论的根源①，学者对此不可不察。在下图解中，李滉承传朱子的理气心，直接以理气分言四端与七情。而且，他还以四端与七情为例指出：不论理发抑或气发皆可以为善。但是，已发之情易流为不善或放而为恶是由理发未遂和气发不中所致。因此，如何使理如实呈现或气发而皆中节是李滉四七论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上面引文中的李滉的主张可概括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这便是其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
而且，他还以七情与四端来分论人心与道心，曰：“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②这既是李滉对朱子心论的发展，也是二人心论之差异所在。虽然其中图不带气说，但他仍然以理气论性情。李滉有言：“程夫子言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然则孟子、子思所以直指理言者，非不备也，以其并气而言，则无以见性之本善故尔，此中图之意也。”③可见，李滉仍以朱子的“理气心”来论性情，并侧重于持教工夫。
众所周知，以理气论“心”是朱学之传统，李滉亦如此。他主张“合理气，统性情”。但李滉比朱熹更着力于对“情”的分析，此为其性理学的一大特色。七情是情，四端亦是情，而“情”皆发于“心”（此心具心气之患），因此如何使发于理气心的“情”皆能中节攸关人性之善恶。李滉主张以敬治心，强调对心气施以持敬工夫即缘于此。李滉说过：“要之，兼理气，统性情者，心也，而性发为情之际，乃一心之几微，万化之枢要，善恶之所由分也。学者，诚能一于持敬，不昧于理欲，而尤致谨于此，未发而存养之功深，已发而省察之习熟，真积力久而不已焉，则所谓精一执中之圣学，存体应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于此矣。”④其持敬之目的是要涵养省察——存“天理之公”以去“物欲之私”。即在未发时涵养本善之心，已发时通过自家内省以求致中和。李滉去世前曾屡次修订此图。“先生此图，三次改本。初图则智上礼下仁左义右，次图则只改礼智上下，后图则又改仁义左右，最后仍以次图为定本，即今十图所载本也。”①可见，此图在《圣学十图》中所占有之地位何等之重要。
由李滉和奇大升首开其端的此一论辩颇能反映韩国性理学之特色。李滉认为不仅“性”可以以理气分言，而且“情”亦可以理气分而言之。他说：“故愚尝妄以谓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即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②此便是李滉的“理气互发”说，而奇氏的观点则被称为“理气共发”说。
“四七理气”论是李滉性理学的最大特色。他虽一方面接续朱子的理气心，但另一方面又直承孟子四端说。故既言四端理之发，又言七情为气之发。他说：“且四端亦有中节之论，虽甚新，然亦非孟子本旨也。孟子之意，但指其粹然从仁义礼智上发出底说来，以见性本善故情亦善之意而已。”③基于这样的理解，李滉明确指出：“大抵有理发而气随之者，则可主理而言耳，非谓理外于气，四端是也。”④
他对七情的看法则始终落在气的一边。李滉说过：“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与乐，气之顺理而发，无一毫有碍，故理之本体浑全。常人之见亲而喜、临丧而哀，亦是气顺理之发，但因其不能齐，故理之本体不能纯。以此论之，虽以七情为气之发，亦何害于理之本体耶。”⑤但气之发又不能无理，所以他坚持认为，“气发而理乘之者，则可主气而言耳，非谓气外于理，七情是也”⑥。
李滉肯定情有四端与七情之分。既然四端七情皆是情，何以有四七之分？他用理气之分的观点解释道：“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犹性之本有本性、气禀之异也。然则其于性也，既可以理气分言之，至于情独不可以理气分言之乎？”①那么，情又如何以理气分言？他的答案是：“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以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②
朱子哲学主张，人是由理和气共同构成的——气构成人之形体，理则为人之本性。李滉据此提出了“四端七情分理气”说，主张道德情感（四端）发自人的本性（理），而一般生理情感（七情）则发自人的形体（气）。其“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之提法表明四端与七情的内在根源是不同的，这虽然与朱熹《中庸章句》的说法不同，却令朱子学性情论未解决的问题得到了一种解决。③这亦可以视为李滉对朱子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不过，依其理气之心，四端与七情不论善还是不善，或者说不论中节还是不中节，皆依“气”而定。他说：“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自纯善无恶，必理发未遂而掩于气，然后流为不善。七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亦无有不善，若气发不中而灭其理，则放而为恶矣。”④实际上四端七情皆落在气的一边。理发未遂是掩于气，理发直遂是不掩于气——遂与不遂，俱在气一边。从另一方面说，气发不中则灭其理，气发中节则不灭其理——灭理与不灭理亦俱在气的一边。因“气”的状体直接影响“理”的显否以及如何显现，所以主敬以治心气必使气顺理而作、依理而行。此又是李滉以主敬治心的最重要原因。主敬以治心气，即为其著名的主敬论思想。李滉的学说，亦被称为“主敬”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