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四端七情论辩的发生及其理论渊源
内容
“四端七情”之辨是韩国儒学史上最重要的理论论争。此论辩发生于朝鲜朝性理学最为兴盛的16世纪中叶。此时涌现出以李退溪、郑之云（1509—1561年）、奇大升（1527—1572年）、李栗谷、成浑（1535—1598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硕学名儒。这一性理学家群体的出现不仅使韩国性理学实现了理论的本土化，在对朱子性情学说中的某些理论问题的思考深度方面甚至还超过了同时代的明代朱子学。①“理气四端七情”之辨的发生，主要是源于韩儒对儒家经典及朱学理论的不同理解和所持的强烈的问题意识。
《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②此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被称为“四端”，代表人的四种伦理道德情感。“七情”则指，《礼记·礼运篇》所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③中的七种人的自然情感。或许因二者各自出现于不同的儒家经典，在中国四端与七情并未成为对举互言的一对哲学范畴。如以宋明儒者为例，二程（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好言四端，少言七情；阳明《传习录》虽屡言七情，然不与性对。朱子亦是谈论四端处较多，而言七情处甚少。④朱熹只是在与门生的问答中曾说过一句“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①。这是其在四端和七情问题上的最为完整的表述。此语仅见《朱子语类》，在朱子其他著作中再难找寻，而且朱子对这一句也并未进行具体的解释和阐发。朱熹在工夫上的基本立场是此心寂然不动未发时应先做涵养，待心气发而为情时则施以察识。但因气的发用较随意突然，加之气所具有的清浊粹驳之差异，其发用未必都能“中节”，即一切都合乎于一定的法度（道德原则）。故必须时时以理驭气，使其皆能发而中节。若依朱子的此一思路，应将“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理解为四端是依理而发出的情，而发者则为气——情既然属于气，在“理”上就不能言“发”。朱熹的这一句话在中国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却在16世纪的韩国性理学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四端七情，理发气发”之大论辩。
在韩国哲学史上“理气四端七情”之辨的发生可追溯至与郑道传并称为朝鲜朝前期性理学双璧的权近（字可远，号阳村，1352—1409年）。他曾师从于丽末鲜初的大儒李穑（字颖叔，号牧隐，1328—1396年）和郑道传（字宗之，号三峰，1342—1398年）。权近出身文臣贵族家庭，曾祖父即是高丽朱子学的先驱权溥。其大作《五经浅见录》是一部按照朱子学观点阐释《五经》的著作，而《入学图说》更是韩国最早的一部理解朱学思想的入门书，影响曾及于日本。
权氏与郑道传虽然都是朝鲜朝初期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但在接受和研习朱子学方面却各有侧重。郑氏致力于对现有朱子学理论的理解与实践，并以之为据竭力批判佛教。而权近则更倾心于对朱子学理论的探究与阐发。仅就二人对韩国性理学的理论贡献而言，权氏显然大于郑氏。故权近被视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始祖。
权近以独尊儒术为基本前提对佛、道进行批判，并在批判的过程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理”的绝对权威——所谓“理为公共之道，其尊无对”①。他进而指出：“理为心气之本原，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有是气然后，阳之轻清者，上而为天，阴之重浊者，下而为地，……天地之理，在人而为性，天地之气，在人而为形，心则兼得理气，而为一身之主宰也。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心亦禀之，以为德也。”②在此基础上，权近着重解释了五常、四端、七情等心性论方面的基本问题。其《入学图说》中首次提出的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开启韩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理论之先河。不仅如此，他的《入学图说》还是韩国最早的儒学图说类书籍，因此权近亦被视为韩国儒学“以图释说”理论传统的鼻祖。《入学图说》中的“天人心性分释之图”性条中写道：“昔唐韩子《原性》而本于《礼书》，以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为性发之情，程子亦取而言之。今子以四端属乎性而七情列于心下者，何也？曰：‘七者之用在人本有当然之则。如其发而中节则《中庸》所谓达道之和，岂非性之发者哉！然其所发或有不中节者，不可直谓之性发，而得与四端并列于情中也。故列于心下，以见其发之有中节不中节者，使学者致察焉’。”③权近指出，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与四端无异，皆属纯善；而发而不中节者必非为性之所发，则不能与四端并列。权近认为，四端可视为理之所发，而七情却并非如此，并以此区分了四端和七情。他的这一见解实乃百余年后，李滉、李珥等人进行的四七论辩之滥觞。其思想后来被李滉等人继承和发扬，在韩国哲学史上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权氏之学还远播日本，并在日本儒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理气四七”之辨发生的直接诱因则是李滉对郑之云（字静而，号秋峦）的《天命图》中“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的修订。
郑之云为朝鲜朝初期的大儒金安国（1478—1543年）、金正国（1485—1541年）兄弟的弟子。他世居高阳，一生未仕，以处士终老。李滉对其十分推崇，曾赞曰：“君曾测海，我要窥藩，藉君伊始……君胡发端，弗极其致，使我伥伥，难禁老泪。”①
郑之云绘制的《天命图》是引发“理气四七”之辨的原始文本。起初李滉获此图后将图中的注释“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②即，将郑氏文中的“于”改为“之”，经李滉修改的图被称为《天命新图》。李滉以为，郑氏之言对四七理气的分别太甚，极易引起纷争，所以他在语气上对之作了些改动。
李滉的这一订正，旋即引起了学界的争议。高峰奇大升即由“理气浑沦”立场出发向李滉提出了质疑。于是，二人围绕“四七理气之发”的问题展开书信往来。这场长达八年之久的论辩在韩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为以心性论为中心的韩国性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而郑之云则是在韩国哲学史上第一位以理气分言四端和七情的性理学者，其独特的问题意识直接促发了在东亚儒学史上别具一格的“四端七情理气”之发理论的诞生。
《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②此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被称为“四端”，代表人的四种伦理道德情感。“七情”则指，《礼记·礼运篇》所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③中的七种人的自然情感。或许因二者各自出现于不同的儒家经典，在中国四端与七情并未成为对举互言的一对哲学范畴。如以宋明儒者为例，二程（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好言四端，少言七情；阳明《传习录》虽屡言七情，然不与性对。朱子亦是谈论四端处较多，而言七情处甚少。④朱熹只是在与门生的问答中曾说过一句“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①。这是其在四端和七情问题上的最为完整的表述。此语仅见《朱子语类》，在朱子其他著作中再难找寻，而且朱子对这一句也并未进行具体的解释和阐发。朱熹在工夫上的基本立场是此心寂然不动未发时应先做涵养，待心气发而为情时则施以察识。但因气的发用较随意突然，加之气所具有的清浊粹驳之差异，其发用未必都能“中节”，即一切都合乎于一定的法度（道德原则）。故必须时时以理驭气，使其皆能发而中节。若依朱子的此一思路，应将“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理解为四端是依理而发出的情，而发者则为气——情既然属于气，在“理”上就不能言“发”。朱熹的这一句话在中国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却在16世纪的韩国性理学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四端七情，理发气发”之大论辩。
在韩国哲学史上“理气四端七情”之辨的发生可追溯至与郑道传并称为朝鲜朝前期性理学双璧的权近（字可远，号阳村，1352—1409年）。他曾师从于丽末鲜初的大儒李穑（字颖叔，号牧隐，1328—1396年）和郑道传（字宗之，号三峰，1342—1398年）。权近出身文臣贵族家庭，曾祖父即是高丽朱子学的先驱权溥。其大作《五经浅见录》是一部按照朱子学观点阐释《五经》的著作，而《入学图说》更是韩国最早的一部理解朱学思想的入门书，影响曾及于日本。
权氏与郑道传虽然都是朝鲜朝初期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但在接受和研习朱子学方面却各有侧重。郑氏致力于对现有朱子学理论的理解与实践，并以之为据竭力批判佛教。而权近则更倾心于对朱子学理论的探究与阐发。仅就二人对韩国性理学的理论贡献而言，权氏显然大于郑氏。故权近被视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始祖。
权近以独尊儒术为基本前提对佛、道进行批判，并在批判的过程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理”的绝对权威——所谓“理为公共之道，其尊无对”①。他进而指出：“理为心气之本原，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有是气然后，阳之轻清者，上而为天，阴之重浊者，下而为地，……天地之理，在人而为性，天地之气，在人而为形，心则兼得理气，而为一身之主宰也。故理在天地之先，而气由是生，心亦禀之，以为德也。”②在此基础上，权近着重解释了五常、四端、七情等心性论方面的基本问题。其《入学图说》中首次提出的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开启韩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四端七情理论之先河。不仅如此，他的《入学图说》还是韩国最早的儒学图说类书籍，因此权近亦被视为韩国儒学“以图释说”理论传统的鼻祖。《入学图说》中的“天人心性分释之图”性条中写道：“昔唐韩子《原性》而本于《礼书》，以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为性发之情，程子亦取而言之。今子以四端属乎性而七情列于心下者，何也？曰：‘七者之用在人本有当然之则。如其发而中节则《中庸》所谓达道之和，岂非性之发者哉！然其所发或有不中节者，不可直谓之性发，而得与四端并列于情中也。故列于心下，以见其发之有中节不中节者，使学者致察焉’。”③权近指出，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与四端无异，皆属纯善；而发而不中节者必非为性之所发，则不能与四端并列。权近认为，四端可视为理之所发，而七情却并非如此，并以此区分了四端和七情。他的这一见解实乃百余年后，李滉、李珥等人进行的四七论辩之滥觞。其思想后来被李滉等人继承和发扬，在韩国哲学史上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权氏之学还远播日本，并在日本儒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理气四七”之辨发生的直接诱因则是李滉对郑之云（字静而，号秋峦）的《天命图》中“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的修订。
郑之云为朝鲜朝初期的大儒金安国（1478—1543年）、金正国（1485—1541年）兄弟的弟子。他世居高阳，一生未仕，以处士终老。李滉对其十分推崇，曾赞曰：“君曾测海，我要窥藩，藉君伊始……君胡发端，弗极其致，使我伥伥，难禁老泪。”①
郑之云绘制的《天命图》是引发“理气四七”之辨的原始文本。起初李滉获此图后将图中的注释“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一句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②即，将郑氏文中的“于”改为“之”，经李滉修改的图被称为《天命新图》。李滉以为，郑氏之言对四七理气的分别太甚，极易引起纷争，所以他在语气上对之作了些改动。
李滉的这一订正，旋即引起了学界的争议。高峰奇大升即由“理气浑沦”立场出发向李滉提出了质疑。于是，二人围绕“四七理气之发”的问题展开书信往来。这场长达八年之久的论辩在韩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为以心性论为中心的韩国性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而郑之云则是在韩国哲学史上第一位以理气分言四端和七情的性理学者，其独特的问题意识直接促发了在东亚儒学史上别具一格的“四端七情理气”之发理论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