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如上一章所述，在“四七理气”之发问题上，李滉基于理学的传统观念认为人都是得“气之正”者，但是由于每个人所禀之气有清浊、粹驳之不同会有“上智、中人、下愚三等之殊”①。于是，他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分属理气的观点出发，进一步阐明四端（理）与七情（气）之间的关系。李滉以为四端之情和七情是不同性质的情——四端是由理所发，七情是由气所发，二者在根源和本质上皆不相同。李滉有言：“气禀中指出本然之性，不杂乎气禀而为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之性、程子所谓即理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发而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谓中节之情、孟子所谓四端之情、程子所谓何得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所谓从性中流出元无不善之情是也。”②他认为此论与思孟程朱之旨冥然相契。
  李珥不同意李滉的“理气互发”论，他更同情奇大升的观点。李珥对李滉之说的批评遭到了成浑的辩难。由二人之书信往复，李珥的“四七”论立场更加明了。依栗谷之见，对四七理气之发的解释只能是“气发理乘”。“今若曰‘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是理、气二物，或先或后，相对为两歧，各自出发矣。”③李珥进而举例说“见孺子入井，然后乃发恻隐之心，见之而恻隐者，气也。此所谓气发也。恻隐之本，则仁也，此所谓理乘之也。非特人心为然，天地之化无非气发而理乘之也。”④在李珥看来，不仅七情是气发理乘，四端亦是气发理乘——二者均为气发理乘。
  针对李珥的“气发理乘”说，丁时翰提出如下批评：
  理气为物，本混融无间，推之于前，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不见其终之离。而理无眹气有迹，安有无气之理或先或后，发见于事为之间者乎。然而终古圣贤于浑融无间，不可分先后，离合之中，或截而言之，或分而言之，以明此理之命气而不命于气，在气而不杂乎气者……既曰仁之端义之端，则仁发而为恻隐，义发而为羞恶，体用不离，本末相连，可见其不杂于气而一出于理。至于七情，则虽亦出于性而初无不善，但就其性在气质，浑沦理气者而为言。故几有善恶，气易用事，理难直遂，必须观理约气，然后理始显而气听命。此朱子所以有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之言。而今者（指栗谷——引者注）不察孟子剔发言理，朱子分言理气之本意，乃以四端七情滚合为一说，概而言之曰，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专以气发一途为言，而都遗却理发一款。①
  依其之见，理无形而气有形，故其作用流行皆若气之所为。但因“理”至无而至有、至虚而至实，且又具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之特性，故其乘气流行皆为自然而然，不见其有所作为。当性情寂感之际，理之神用即蔼然呈露而不可掩——四端粹然直出于仁、义、礼、智之性即为显例。因此，不能仅着眼于理气之浑沦而只言“气发”不讲“理发”。
  丁时翰认为，四端与七情从结构而言皆兼备了理和气。因此，四端与七情均与气相关。只是四端并不与气相互夹杂，而七情却受其影响。正是在这一点上主理和主气方得区别。以此为基础，他推导出四端和七情在“所从来”处即相异的结论。这里丁时翰所持的是李滉的观点。在丁氏看来，四端与七情皆本于仁、义、礼、智之性。可见，丁时翰所言“所从来”与奇大升、李珥所谓“源头发端处”或“本源”有所不同——他虽未明言，从其语句中推断出此点。丁时翰以为人心虽无二源，但是其发现于外者可以主理、主气而言。由此可知，其“所从来”并非是“本”。丁氏更侧重于由“本”发用于外的过程，每以此指代他所描述的“就一心之中，方其萌动之开始”的时刻。此刻必是“性”与“气质”相互发生关系的时刻。于是，与气质发生何种的关系遂成区分四端和七情的关键。与“气”相关但不杂于“气”的情为四端；与气相关且在气的驱动下易流于恶的情则为七情。②据此，丁时翰对李滉之说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
  退溪《四七辨》云：“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何从而发乎？发于仁义礼智之性焉尔。喜怒哀惧爱恶欲，何从而发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缘境而出焉尔。”栗谷所谓“退溪之意以四端为由中而发，七情为感外而发”者，似本于此。而第退溪之以四端为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者，所指而言者，以其出于性之粹然在中，不杂乎形气者而为言。初不言无感而自发也。以七情为外物之触其形而动于中者所指而言者，以其出于性在气质，易感形气者而为言，亦非谓中无是理也。是以退溪旋以为因其所从来，各指其所主，且谓“虽滉亦非谓七情不干于理，外物偶相凑着而感动”，且谓“四端感物而动，固不异于七情”。其本意所在，若是明白；而今者推出退溪所未有之意，说出退溪所未说之言，或以为做出许多葛藤，或以为正见之一累，已极轻肆，而终以无父而孝发，无君而忠发，不见孺子之入井而自发恻隐为心病等语，铺张抑勒，至此之极。岂其未曾虚心翫绎于退溪之说。而略绰看过胡乱说道者耶。①
  这段话本是丁时翰为李滉之说所做的辩解。但从上下文以及李滉与奇大升辩论的全过程来看，李滉所言“四端感物而动，固不异于七情”一语似有不妥。若谓此话代表李滉之真正立场，则其与奇大升之往复辩论便失去焦点。而丁时翰引这一句等于是否定四端是“无感而自发”。这无疑是其向李珥立场靠近，而承认四端与七情的同构型。②丁氏本人可能未意识到他的这一辩解与其初衷的自相矛盾处，学者于此则不可不察。
  总之，丁时翰“四端七情”论的主要特色在于其对李滉与李珥“四七理气”说之异同的详尽论述。丁时翰在批驳李珥“气发理乘”说的同时，对其部分见解亦有容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倾向。不过，尽管他在理气关系及四七理论的解释上有折中二李之痕迹，其思想之主旨还是反映了主理论学者的为学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