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理”与“气”是理学家为学立论的一对核心概念，因此理气问题亦可视为宋明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⑦而朱子则是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讨论理学这一基本问题的哲学家。他以理气二分且又“不离不杂”的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代表。韩国性理学家们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的过程中，对理气问题①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丁时翰便曾说过：“理气之论，实是圣门极至之源头，而吾儒及异学于此焉分。”②不过，退溪、栗谷时期有关理气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理气动静和理气体用的问题而展开。丁时翰也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
  李滉继承朱子“理气二分”说。他基于理气道器之分对二者“不杂”之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以及“理尊无对”的观点。李滉重视理气“不杂”义的用意在于强调理对气的主宰作用。对二者“不杂”义的重视，是李滉理气观的特色。他曾在《非理气为一物辩证》③一文中写道：“朱子平日论理气许多说话，皆未尝有二者为一物之云，至于此书则直谓之理气决是二物。”④进而他还认为，理与气的地位和作用亦不同，即“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他说：“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⑤、“人之一身，理气兼备，理贵气贱”⑥。李滉的此一见解，既是对朱子“理先气后”、“理在事先”思想的修正，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进一步发展。他将朱熹的理气“先后”关系转变为“主仆”关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气观，由此为其“四七”论打下理论基础。
  李珥则与李滉不同。他继承朱子理气之不离思想并对之作了进一步的解析和阐发。其“理气之妙”说、“气发理乘”说以及“理通气局”说皆独具特色。其中“理气之妙”说尤为栗谷思想之精髓——“气发理乘”说和“理通气局”说皆为“理气之妙”说的进一步阐发。
  理气之“不离”亦是李珥哲学的主要理论特色。相较于李滉之“理”，李珥的“理气之妙”思想更是其哲学中“难见亦难说”处。李珥有言：“理气之妙，难见亦难说。夫理之源一而已矣，气之源亦一而已矣。气流行参差不齐，理亦流行而参差不齐。”①与李滉相比，他虽在理气说的理论突破上有所不及，却在传承朱子理气说上超而过之。
  不过，到了17世纪李珥的这一思想倾向却受到李玄逸、丁时翰等南人学者的批评。丁时翰认为，古今学问道术之异皆源于人们对古圣贤所论之“理”的片面理解。在他看来，圣贤论“理”之言各有所指——有就“体”而言者，有就“用”而言者，有就其本原之理而言者，亦有就其散殊之理而言者。如果只讲“体”之寂然不动而不讲“用”之感而遂通，则徒见本原之理赋予万物而不见散殊之理各有其则，就会导致寂而不感终归于灭的后果。丁时翰继承李滉的“尊理”之思想，由此特别重视“理”之作为。“人之为学，只患于理字上见不透。若于此实见得的确，则处心行事，岂有未尽善乎。尧舜之精一执中，孔颜之非礼勿视听言动，皆以理为主，而使人心听命焉。若以气为主而作用为性，则其祸必至于滔天。”②可见，在丁时翰的思理中只有“理”才具有“主宰”义，气则无之。他还特别强调了以气为主作用为性的严重后果。
  作为主理论者，丁时翰每从维护李滉的角度对李珥之学展开批评：
  今栗谷自谓有见于理气不相离之妙处，而推出整庵、花潭之绪余，以攻互发之说。故于人心道心，则以为皆源于理，而遂为相为终始之说，以反或原或生之意。于四端七情，则以为皆发于气，而遂为发之者气所以发者理之说，以反理发气发之意。至于理通气局，则又以为得见整庵、花潭之所未见，阐发前圣所不言之旨。而其所谓理通者，徒归寂灭虚无之地，未有安顿着落之处。而况其云所以发之理者，虽曰乘气，而每以徒具于寂然之中，不发于感通之际为言。其云理通者，虽曰无所不通，而又未免言理于窈冥，言气于粗浅，则是理是气，常隔断阻绝，不能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而终未见浑沦之中自有分开，分开之中自有浑沦之妙矣。盖其所谓理气不相离者，非真有见于理气之不相离也，只是认气为理。至以道心为本然之气，故终始迷昧于理字上。其言本原之体者，鹘囵笼罩，都没紧要，其言发见之用者，专主气字，更不言理。一向逞气骋辩，恣诋前贤，有若莠之乱苗，紫之乱朱，使从古圣贤相传之心法，既明复晦。①
  李珥对整庵十分推崇②，他曾言：“近观整庵、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说，整庵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次之。就中，整庵、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样之味（一从朱子说）。”③依丁氏之见，李珥祖述整庵以“气”为重，故徒见理气之不离以及气常载理之一面。也因之无从体验浑沦之中自有分开，分开之中自有浑沦之妙。因此丁时翰批评李珥“昧于大本”。“栗谷则祖述整庵，昧于大本而所尚者气。故发于言论者，类多轻肆凌人底规模。而流弊所及，大为吾道之深害，大本之差不差，而其所发见于言行事为之间者，亦可征矣。”④而且，他还进一步批评李珥“论‘理’之言，亦似非吾儒家法”①。
  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丁氏继承李滉之“理帅气卒”的思想，进而发展出“理主气辅”论。“朱子‘虽在气中，理自理气自气，不相夹杂之谓性’云者，以其理气妙合之中，理常为主，气常为辅，虽在气中，不囿于气，命气而不命于气之云尔。非以为理气各在一处而不相妙合也。”②他在强调理之主宰性的同时，还对李滉的理气二分说作了有益的补充。指出虽说理为主而气为辅，理气各自不相夹杂。丁时翰特别强调了理气之不离性。
  基于其“理主气辅”思想，丁氏提出自己独到的“理气体用”说。
  理至有故无不异，至无故无不同，然无者未尝无，有者未尝有，则有无非有二也……理至无而至有云者，犹言无极而太极，或言自无极而为太极者。朱子辨释甚详。又于象山答书中云，不言无极，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由此观之，至无而至有不可云。至有故无不异，至无故无不同。其下两三句，虽合有无而言，不能救上句之病者，人所易知，而敬叔之不悟何哉？敬叔之见，既已如此，故以人物之性，谓有隐显体用，而以至有当显体用，以至无当隐体用。至有至无，分作隐显体用于一性之中，与分言无极太极者，何以异哉？③
  “理主气辅”和“理气隐显体用”可以说是丁时翰理气论的主要内容。从以上比较可见，丁时翰理气论虽有重视二者不离性的一面，但是其主要学说仍以主理论为特色，并以此为基础对李滉的“尊理贬气”思想和“理气互发”之说进行了积极的补充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