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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气的关系问题是理学的基本问题，因而理气论在性理学家的思想体系中总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作为栗谷学派之嫡传，宋时烈对朱子与栗谷推崇有加。他曾说过：“窃念孔圣以来，集群儒之大成，唯晦庵夫子，则后学之所依仿，无小大巨细，当一于是矣。”①还说过：“盖吾东理学，至栗谷而大明。栗谷以前，虽如晦斋之贤，其学如此。”②
在性理学方面宋时烈与朱子、李珥一脉相承，主张世界万物皆由理与器构成而二者有形上、形下之区分。“凡物之有形者，皆有理气。所谓道者理也，所谓器者气也。”③那么，理气又如何落实于人物之上？宋时烈认为“自人物之形象言之，其虚而能为所以然者是理，故谓之上。其经纬错综，能此形象者是气，故谓之下云尔”④。
宋时烈在理、气两个概念的规定上，也追随李珥否定理之发用性，从而肯定气之运动性。在他看来，“理是，无情意、无造作底物事”，⑤而“有形有为而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①。理永远具有主宰性。“一阴一阳者，气也；而使一阴一阳者，理也”，②理虽无形无为却能为“有形有为之主者”。③可见，宋时烈在理、气两个概念的认识上大体还是遵循了李珥的理气观。这一点可由其以下言论得到确认。
来示以此合之于栗谷所谓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之说，极亲切矣。④
栗谷所以非退溪说者，专在于“理发气随”一句，此说是非，当于中庸天命之谓性注可见矣。其曰气已成形，理亦赋焉者，与理发气随者，同乎异乎？⑤
不过，在“气”的解释上宋时烈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过“按理无穷，故气亦无穷”⑥，还说过“气之无限量，亦由理之无限量故也”⑦。在此宋时烈给“气”赋予了超时空之含义，这是对李珥气论思想的有益的补充。在李珥处，“气”具有有形之特性，此乃其“理通气局”说的立论基础。但是李珥为其“理通气局”说建立理论基础的同时，也给自己“理气之妙”思想预设了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解释理气之间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理”的无限性与“气”的有限性在其学说中无法协调，此为李珥学说在理气概念之界定上的一个理论缺陷。
宋时烈提出“理无穷，故气亦无穷”的命题，不仅弥补了栗谷理气说的理论缺陷，而且还丰富发展了朱子的“气”论思想。“气”作为与“理”相对言的理学核心概念，在朱子学的理论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气”的任何创新之阐释都会对朱子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朝鲜朝主气论学者在这一方面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可由宋时烈之“气”论窥其大概。
讨论朱子哲学首先会遇到理气有无先后的问题。此一问题颇能反映朱子学的理论特性。
朱子先是主张“理先气后”论。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①在他看来，天地万物皆由理与气构成——没有无理之气亦无无气之理。但就本源上说，理是先于气而存在。
到了晚年朱子开始意识到，其“理先气后”说容易引起一些不易解决的矛盾。如伊川强调“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而按理先气后论，宇宙的阴阳就必须有个开始。所以朱子对其早先的说法进行了修正。“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②终将理先气后确定为逻辑上的在先。
在理气论的这一核心问题上，李珥基本上与朱子所见略同。他说：“理气无始，实无先后之可言，但推本其所以然，则理是枢纽根柢，故不得不以理为先，圣贤之言虽积千万，大要不过如此而已。若于物上观，则分明先有理而后有气，盖天地未生之前，不可谓无天地之理也，推之物，物皆然。”③此话尽显以理为本的李珥在理气论上的基本立场。
宋时烈在继承朱子、李珥之说的基础上也作出了自己的建树。他的理论特色是在理气论中引入了“形”这一概念并借以说明理气关系。
形而上形而下，退溪沙溪二先生所释，殊不甚安。故常以为当以形字为主而处，道字器字于形之上下，以形道器三件物事所释，井井无难矣。二先生则以形与道为二，而形与器为一似与孔子本旨不合矣。盖道则理也，器则气也。理气妙合而凝，以生万物之形，故中庸首章注，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是皆以理气形三字，分别言之矣。
既以理气形三字分别言，则当以道为形之上，器为形之下矣。①宋时烈在说明形与道之不同的同时也强调形与器之不同，目的在于使理气二者皆统一于形。如此则令李珥“理气之妙”说得到更好的解释。李珥的理气说中，理的无限性与气的有限性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宋时烈以理气形“三件物事说”区别三者，还特别强调了理自具于形这一点。理被赋予形是性理学家们的一般解释。宋时烈特以“自混融”和“自无间”来说明理气之共在性，其理论之前提便是“理自具于形”。
盖人物未生时，理与气本自混融而无间，故气聚成形之时，理自具于此形之中矣。故中庸注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此岂非十分分明者耶。②
宋时烈强调气聚成形之时理便自具于此形之中，其说相较理赋气说更适于说明李珥的“理气之妙”。同时也是“气发理乘”说有益之补充——宋时烈即以此否定“理发气随”说。他指出：“栗谷所以非退溪说者，专在于理发气随一句。此说是非，当于《中庸》天命之谓性注可见矣。其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与理发气随者，同乎异乎？”③
宋时烈理气说的另一个理论特点便是以体用范畴来说明李珥的“理通气局”思想。他说：“所谓气局者何谓也，阳之体非阴之体，阴之体非阳之体，则所谓局也。所谓理通者何也，阳之理即阴之理，阴之理即阳之理，则所谓通也。局故两立，通故两在。非局则通无所发见，非通则局何以原始乎。必著一阴一阳之谓道，然后器亦道道亦器，而精微之蕴，活泼泼矣。”④李珥曾对“理通气局”说有过自己的解释。相比李珥“本末先后”说，宋时烈的“体用”说显然更具理论性。且以体用范畴来解释“理之一”与“气之局”还可使李珥“理通气局”说更具说服力。由此可见，继退溪、栗谷之学展开的朝鲜性理学至宋时烈时已达到相当的理论高度。
宋时烈进而又将错综复杂的理气关系作了如下的总结。《宋子大全》有载：
理气之说，莫详于廉洛关闽。而或言理有动静，或言理无动静，或言其理气之有先后，或言其理气之无先后，其言不一。若相牴背，而学者没患于难为会通。于是尤庵先生出，总而断之，曰：“理气只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从理而言者，有从气而言者，有从源头而言者，有从流行而言者。盖谓理气混融无间，而理自理，气自气，又未尝夹杂，故其言理有动静者，从理之主气而言也。其言理无动静者，从气之运理而言也。其言有先后者，从理气源头而言也。其言无先后者，从理气流行而言也。斯言一出，而众说之不齐者可齐，而穷理之士，始得其路径矣。①
理气有无先后以及有无动静等问题是关乎朱学思想性格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困扰朱子后学的理论难题。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关讨论直接涉及理如何生气、又如何派生万物的理学本旨，遂成朱子后学最为热衷探讨的问题。作为朱子学的忠实信徒，宋时烈对此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从理、气、源头、流行等不同的角度对相互各异的理气说进行了概括说明，进而从源头解释了理的主宰性问题。沙溪金长生的后裔金正默在《过斋遗稿》中对宋时烈观点有所记载，抄录如下：
从源头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故谓理为主宰，又谓之使动使静。②
从源头处，论其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其下所乘之机则却就流行处，论此理无形状无造作，只乘此气而运用也。言各有所当也。盖理气只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从理而言者，有从气而言者，有从源头言者，有从流行言者。如不能活看，则节节泥滞也。③
以上是对朱子、李珥与宋时烈之理气论的比较分析。简要地说“理”在朱子哲学中具有“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之特性。而在李珥哲学中则具有“无形”、“无为”、“纯善”之特性。相对于理的“无形”、“无为”、“纯善”之特性，气则具有了“有形”、“有为”、“湛一清虚”之特性。宋时烈在理气的解释上大体承接朱子、李珥之说，而对“气”的探讨更为深入。宋时烈“气亦无穷”、“气之无限量”的思想不仅丰富了朝鲜朝性理学，而且为朱子学“气”论之发展也作了探索。
要之，丽末鲜初传入韩国的朱子学历经几代韩国性理学家们的共同努力，其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朱子学本身得到了全新的阐发，而且韩国性理学也形成了颇具自家特色的理论体系。如以“理一分殊”为特征的朱子理气说传至李珥则发展成以“一而二、二而一”为特征的“理气之妙”说以及“理通气局”说。宋时烈则在笃守朱子、栗谷之说的基础上将其理论进一步细密化，提出了以“理、气、形三件物事”为特征的理气说，同时也对李珥的理气说作了有益的补充。宋时烈理气说尽管受到朱子和李珥学说的影响，但其自家特色也明显可见。
作为栗谷学派之嫡传，宋时烈对朱子与栗谷推崇有加。他曾说过：“窃念孔圣以来，集群儒之大成，唯晦庵夫子，则后学之所依仿，无小大巨细，当一于是矣。”①还说过：“盖吾东理学，至栗谷而大明。栗谷以前，虽如晦斋之贤，其学如此。”②
在性理学方面宋时烈与朱子、李珥一脉相承，主张世界万物皆由理与器构成而二者有形上、形下之区分。“凡物之有形者，皆有理气。所谓道者理也，所谓器者气也。”③那么，理气又如何落实于人物之上？宋时烈认为“自人物之形象言之，其虚而能为所以然者是理，故谓之上。其经纬错综，能此形象者是气，故谓之下云尔”④。
宋时烈在理、气两个概念的规定上，也追随李珥否定理之发用性，从而肯定气之运动性。在他看来，“理是，无情意、无造作底物事”，⑤而“有形有为而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①。理永远具有主宰性。“一阴一阳者，气也；而使一阴一阳者，理也”，②理虽无形无为却能为“有形有为之主者”。③可见，宋时烈在理、气两个概念的认识上大体还是遵循了李珥的理气观。这一点可由其以下言论得到确认。
来示以此合之于栗谷所谓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之说，极亲切矣。④
栗谷所以非退溪说者，专在于“理发气随”一句，此说是非，当于中庸天命之谓性注可见矣。其曰气已成形，理亦赋焉者，与理发气随者，同乎异乎？⑤
不过，在“气”的解释上宋时烈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过“按理无穷，故气亦无穷”⑥，还说过“气之无限量，亦由理之无限量故也”⑦。在此宋时烈给“气”赋予了超时空之含义，这是对李珥气论思想的有益的补充。在李珥处，“气”具有有形之特性，此乃其“理通气局”说的立论基础。但是李珥为其“理通气局”说建立理论基础的同时，也给自己“理气之妙”思想预设了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解释理气之间的“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理”的无限性与“气”的有限性在其学说中无法协调，此为李珥学说在理气概念之界定上的一个理论缺陷。
宋时烈提出“理无穷，故气亦无穷”的命题，不仅弥补了栗谷理气说的理论缺陷，而且还丰富发展了朱子的“气”论思想。“气”作为与“理”相对言的理学核心概念，在朱子学的理论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气”的任何创新之阐释都会对朱子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朝鲜朝主气论学者在这一方面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可由宋时烈之“气”论窥其大概。
讨论朱子哲学首先会遇到理气有无先后的问题。此一问题颇能反映朱子学的理论特性。
朱子先是主张“理先气后”论。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①在他看来，天地万物皆由理与气构成——没有无理之气亦无无气之理。但就本源上说，理是先于气而存在。
到了晚年朱子开始意识到，其“理先气后”说容易引起一些不易解决的矛盾。如伊川强调“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而按理先气后论，宇宙的阴阳就必须有个开始。所以朱子对其早先的说法进行了修正。“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②终将理先气后确定为逻辑上的在先。
在理气论的这一核心问题上，李珥基本上与朱子所见略同。他说：“理气无始，实无先后之可言，但推本其所以然，则理是枢纽根柢，故不得不以理为先，圣贤之言虽积千万，大要不过如此而已。若于物上观，则分明先有理而后有气，盖天地未生之前，不可谓无天地之理也，推之物，物皆然。”③此话尽显以理为本的李珥在理气论上的基本立场。
宋时烈在继承朱子、李珥之说的基础上也作出了自己的建树。他的理论特色是在理气论中引入了“形”这一概念并借以说明理气关系。
形而上形而下，退溪沙溪二先生所释，殊不甚安。故常以为当以形字为主而处，道字器字于形之上下，以形道器三件物事所释，井井无难矣。二先生则以形与道为二，而形与器为一似与孔子本旨不合矣。盖道则理也，器则气也。理气妙合而凝，以生万物之形，故中庸首章注，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是皆以理气形三字，分别言之矣。
既以理气形三字分别言，则当以道为形之上，器为形之下矣。①宋时烈在说明形与道之不同的同时也强调形与器之不同，目的在于使理气二者皆统一于形。如此则令李珥“理气之妙”说得到更好的解释。李珥的理气说中，理的无限性与气的有限性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宋时烈以理气形“三件物事说”区别三者，还特别强调了理自具于形这一点。理被赋予形是性理学家们的一般解释。宋时烈特以“自混融”和“自无间”来说明理气之共在性，其理论之前提便是“理自具于形”。
盖人物未生时，理与气本自混融而无间，故气聚成形之时，理自具于此形之中矣。故中庸注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此岂非十分分明者耶。②
宋时烈强调气聚成形之时理便自具于此形之中，其说相较理赋气说更适于说明李珥的“理气之妙”。同时也是“气发理乘”说有益之补充——宋时烈即以此否定“理发气随”说。他指出：“栗谷所以非退溪说者，专在于理发气随一句。此说是非，当于《中庸》天命之谓性注可见矣。其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与理发气随者，同乎异乎？”③
宋时烈理气说的另一个理论特点便是以体用范畴来说明李珥的“理通气局”思想。他说：“所谓气局者何谓也，阳之体非阴之体，阴之体非阳之体，则所谓局也。所谓理通者何也，阳之理即阴之理，阴之理即阳之理，则所谓通也。局故两立，通故两在。非局则通无所发见，非通则局何以原始乎。必著一阴一阳之谓道，然后器亦道道亦器，而精微之蕴，活泼泼矣。”④李珥曾对“理通气局”说有过自己的解释。相比李珥“本末先后”说，宋时烈的“体用”说显然更具理论性。且以体用范畴来解释“理之一”与“气之局”还可使李珥“理通气局”说更具说服力。由此可见，继退溪、栗谷之学展开的朝鲜性理学至宋时烈时已达到相当的理论高度。
宋时烈进而又将错综复杂的理气关系作了如下的总结。《宋子大全》有载：
理气之说，莫详于廉洛关闽。而或言理有动静，或言理无动静，或言其理气之有先后，或言其理气之无先后，其言不一。若相牴背，而学者没患于难为会通。于是尤庵先生出，总而断之，曰：“理气只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从理而言者，有从气而言者，有从源头而言者，有从流行而言者。盖谓理气混融无间，而理自理，气自气，又未尝夹杂，故其言理有动静者，从理之主气而言也。其言理无动静者，从气之运理而言也。其言有先后者，从理气源头而言也。其言无先后者，从理气流行而言也。斯言一出，而众说之不齐者可齐，而穷理之士，始得其路径矣。①
理气有无先后以及有无动静等问题是关乎朱学思想性格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困扰朱子后学的理论难题。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关讨论直接涉及理如何生气、又如何派生万物的理学本旨，遂成朱子后学最为热衷探讨的问题。作为朱子学的忠实信徒，宋时烈对此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从理、气、源头、流行等不同的角度对相互各异的理气说进行了概括说明，进而从源头解释了理的主宰性问题。沙溪金长生的后裔金正默在《过斋遗稿》中对宋时烈观点有所记载，抄录如下：
从源头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故谓理为主宰，又谓之使动使静。②
从源头处，论其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其下所乘之机则却就流行处，论此理无形状无造作，只乘此气而运用也。言各有所当也。盖理气只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从理而言者，有从气而言者，有从源头言者，有从流行言者。如不能活看，则节节泥滞也。③
以上是对朱子、李珥与宋时烈之理气论的比较分析。简要地说“理”在朱子哲学中具有“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之特性。而在李珥哲学中则具有“无形”、“无为”、“纯善”之特性。相对于理的“无形”、“无为”、“纯善”之特性，气则具有了“有形”、“有为”、“湛一清虚”之特性。宋时烈在理气的解释上大体承接朱子、李珥之说，而对“气”的探讨更为深入。宋时烈“气亦无穷”、“气之无限量”的思想不仅丰富了朝鲜朝性理学，而且为朱子学“气”论之发展也作了探索。
要之，丽末鲜初传入韩国的朱子学历经几代韩国性理学家们的共同努力，其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朱子学本身得到了全新的阐发，而且韩国性理学也形成了颇具自家特色的理论体系。如以“理一分殊”为特征的朱子理气说传至李珥则发展成以“一而二、二而一”为特征的“理气之妙”说以及“理通气局”说。宋时烈则在笃守朱子、栗谷之说的基础上将其理论进一步细密化，提出了以“理、气、形三件物事”为特征的理气说，同时也对李珥的理气说作了有益的补充。宋时烈理气说尽管受到朱子和李珥学说的影响，但其自家特色也明显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