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无极太极”之辨是韩国儒学史上围绕与朱子学相关的理论问题发生的首次论辩。此次论辩不论对李彦迪太极说的形成还是朱子学在韩国的发展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论辩的过程中，李彦迪基于朱熹之理气二元论对具有佛道思想倾向的曹汉辅“无极太极”说进行了批驳。与此同时，他还以性理学为正统捎带批判佛道两家的理论。因此他们二人之间的论辩不仅令性理学之本体论得以确立，而且使儒佛与儒道之义理分际得以明晰。尽管此后还发生了影响更大的“四七理气”之辨、“人心道心”之辨和“人物性同异”之辨等等，但是此论辩在韩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性不容小视。
“四七理气”之辨则与“人心道心”之辨密切相关。后者也是朱子学的一个重要论题，在韩国儒学史上令“四七理气”之辨得以进一步深化。本书将在论述四端七情论辩时设专节详述“人心道心”之辨。
与前一节介绍的徐敬德相比较，李彦迪虽亦重视本体论（宇宙论）问题的探讨，思想之旨趣却与徐氏大相径庭。徐敬德基于气本论之立场，主张“太虚即气”；而李彦迪则依据理本论之立场，将“太极”视为天理。“夫所谓太极者，乃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而子思所谓天命之性者也。盖其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载……性命之所以正，伦理之所以著，本末上下贯乎一理，无非实然而不可易者也。”①李彦迪从主理论出发，阐述了其“太极说”。他认为这种“理”是“无形无质”之存有，“虽不离于气而实亦不杂于气”，但理先气后，“有理而后有气”。②李彦迪进一步指出：“是道不离于形器。有人之形则有所以为人之理，有物之形则有所以为物之理，有天地之形则有所以为天地之理，有日月之形则有所以为日月之理，有山川之形则有所以为山川之理。若有其形而不能尽其道，是空具是形而失夫所以得其形之理也。然则弃形器而求其道，安有所谓道者哉？”③他以为，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即已存在天地万物之理（太极），而在天地万物产生以后依然作为事物之所以然与大千世界密切结合。李彦迪又说：“天下之理体用相须、动静交养，岂可专于内而不于外体察哉？”④由此可见李彦迪哲学思想的主理论特色。
李彦迪晚年流配江界时著有《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以及《中庸九经衍义》——后者虽未完稿，但是较为详细地反映了他的道德经世观。《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则是申述朱子之学的著作。在《大学章句补遗》一书中李氏曾言及朱子所作《格物补传》之不当处。例如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大学》原文“此谓知之至也”一句下朱熹写道：“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接着又写道：“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⑤于是依程子之意作了格致章的补传。对此李氏指出：“朱子得其结语一句，知其为释格物致知之义，而未得其文，遂取程子之意以补之。其所以发明始学穷理之要，亦甚明备。然愚尝读至于此，每叹本文之未得见。近岁闻中朝有大儒得其阙文于篇中，更著章句，欲得见之而不可得，乃敢以臆见。取经文中二节，以为格物致知章之文。既而反复参玩，辞足义明，无欠于经文而有补于传义，又与上下文义脉络贯通。虽晦庵复起，亦或有取于斯矣。”①可见，他对朱子之《格物补传》有失当处极为自信。李彦迪以为《大学章句补遗》开头经文中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和“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②二节原为格致章的原文，如今被错误纳入经文之中。为此他主张应将此两节，重新归入格致章之原文之中。而“此谓知之至也”一句是结上文两节之意的。《大学章句补遗》写于1549年，李氏时年59岁，早已是成名的儒学大家。此文对研究李彦迪理学思想大有助益。相较于朱子，李氏更强调格物致知之“止于至善”。依李彦迪之见，致知宜有缓急先后，由近及于远，由人伦及于庶物，必有以见其至善之所在而知所止，然后其所知所得皆切于身心。
从高丽末开始传入韩国的程朱之学，经二百余年的传播与蕴育，至李彦迪才有较具体系的性理学说。李氏的理气论和无极太极论在韩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他的思想在韩国儒学本土化的进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李彦迪的性理学说成为日后李滉和李珥等人集朝鲜朝朱子学之大成的理论基础。李氏第一次将有关心性修养和经世致用的理论作了系统的整理，为韩国儒学界确立了理本论哲学体系，而与曹汉辅之论辩集中反映了他的心性论思想。正是李彦迪将修身之存养工夫引向了心性论的进路。
李彦迪理本论思想对李滉的主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滉十分推崇李彦迪，不仅称赞他的“立言垂后”之功，还曾为其作行状极言学力之深湛。李滉评论道：“其书之言，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贯精微彻上下，粹然一出于正。”③还说：“近代晦斋之学甚正，观其所著文字，皆自胸中流出，理明义正，浑然天成，非所造之深，能如是乎？”④他认为李彦迪的学问“所得之深殆近世为最也”①。李珥尽管对李彦迪在“乙巳士祸”中的作为颇有微词，但对其学问还是相当首肯，尝言：“李彦迪博学能文，事亲至孝，好玩性理之书，手不释卷。持身庄重，口无择言，多所著述，深造精微，学者亦以道学推之。”②
光海君二年（1610年），李彦迪还与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混作为“士林五贤”配享文庙。他的哲学著作有《求仁录》、《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中庸九经衍义》、《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答忘机堂书》以及《奉先杂仪》等。
概而言之，发生于16世纪初期的这场论辩反映了朝鲜朝初期的韩国儒者对理学本体论的不同理解。尽管这一论辩的持续时间和影响力不及16世纪发生的“四端七情”之辨和“人心道心”之辨，但在理学本土化的初期即由深度的哲学思考树立了正统的观念，有力地促进了后来韩国性理学的深入发展。
两位老少学者间展开的“无极太极”之辨在成就韩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的同时，还正式拉开了16世纪韩国儒学一系列精彩的学术论辩的序幕。
在论辩的过程中，李彦迪基于朱熹之理气二元论对具有佛道思想倾向的曹汉辅“无极太极”说进行了批驳。与此同时，他还以性理学为正统捎带批判佛道两家的理论。因此他们二人之间的论辩不仅令性理学之本体论得以确立，而且使儒佛与儒道之义理分际得以明晰。尽管此后还发生了影响更大的“四七理气”之辨、“人心道心”之辨和“人物性同异”之辨等等，但是此论辩在韩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性不容小视。
“四七理气”之辨则与“人心道心”之辨密切相关。后者也是朱子学的一个重要论题，在韩国儒学史上令“四七理气”之辨得以进一步深化。本书将在论述四端七情论辩时设专节详述“人心道心”之辨。
与前一节介绍的徐敬德相比较，李彦迪虽亦重视本体论（宇宙论）问题的探讨，思想之旨趣却与徐氏大相径庭。徐敬德基于气本论之立场，主张“太虚即气”；而李彦迪则依据理本论之立场，将“太极”视为天理。“夫所谓太极者，乃斯道之本体、万化之领要，而子思所谓天命之性者也。盖其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载……性命之所以正，伦理之所以著，本末上下贯乎一理，无非实然而不可易者也。”①李彦迪从主理论出发，阐述了其“太极说”。他认为这种“理”是“无形无质”之存有，“虽不离于气而实亦不杂于气”，但理先气后，“有理而后有气”。②李彦迪进一步指出：“是道不离于形器。有人之形则有所以为人之理，有物之形则有所以为物之理，有天地之形则有所以为天地之理，有日月之形则有所以为日月之理，有山川之形则有所以为山川之理。若有其形而不能尽其道，是空具是形而失夫所以得其形之理也。然则弃形器而求其道，安有所谓道者哉？”③他以为，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即已存在天地万物之理（太极），而在天地万物产生以后依然作为事物之所以然与大千世界密切结合。李彦迪又说：“天下之理体用相须、动静交养，岂可专于内而不于外体察哉？”④由此可见李彦迪哲学思想的主理论特色。
李彦迪晚年流配江界时著有《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以及《中庸九经衍义》——后者虽未完稿，但是较为详细地反映了他的道德经世观。《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则是申述朱子之学的著作。在《大学章句补遗》一书中李氏曾言及朱子所作《格物补传》之不当处。例如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大学》原文“此谓知之至也”一句下朱熹写道：“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接着又写道：“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⑤于是依程子之意作了格致章的补传。对此李氏指出：“朱子得其结语一句，知其为释格物致知之义，而未得其文，遂取程子之意以补之。其所以发明始学穷理之要，亦甚明备。然愚尝读至于此，每叹本文之未得见。近岁闻中朝有大儒得其阙文于篇中，更著章句，欲得见之而不可得，乃敢以臆见。取经文中二节，以为格物致知章之文。既而反复参玩，辞足义明，无欠于经文而有补于传义，又与上下文义脉络贯通。虽晦庵复起，亦或有取于斯矣。”①可见，他对朱子之《格物补传》有失当处极为自信。李彦迪以为《大学章句补遗》开头经文中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和“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②二节原为格致章的原文，如今被错误纳入经文之中。为此他主张应将此两节，重新归入格致章之原文之中。而“此谓知之至也”一句是结上文两节之意的。《大学章句补遗》写于1549年，李氏时年59岁，早已是成名的儒学大家。此文对研究李彦迪理学思想大有助益。相较于朱子，李氏更强调格物致知之“止于至善”。依李彦迪之见，致知宜有缓急先后，由近及于远，由人伦及于庶物，必有以见其至善之所在而知所止，然后其所知所得皆切于身心。
从高丽末开始传入韩国的程朱之学，经二百余年的传播与蕴育，至李彦迪才有较具体系的性理学说。李氏的理气论和无极太极论在韩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他的思想在韩国儒学本土化的进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李彦迪的性理学说成为日后李滉和李珥等人集朝鲜朝朱子学之大成的理论基础。李氏第一次将有关心性修养和经世致用的理论作了系统的整理，为韩国儒学界确立了理本论哲学体系，而与曹汉辅之论辩集中反映了他的心性论思想。正是李彦迪将修身之存养工夫引向了心性论的进路。
李彦迪理本论思想对李滉的主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滉十分推崇李彦迪，不仅称赞他的“立言垂后”之功，还曾为其作行状极言学力之深湛。李滉评论道：“其书之言，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贯精微彻上下，粹然一出于正。”③还说：“近代晦斋之学甚正，观其所著文字，皆自胸中流出，理明义正，浑然天成，非所造之深，能如是乎？”④他认为李彦迪的学问“所得之深殆近世为最也”①。李珥尽管对李彦迪在“乙巳士祸”中的作为颇有微词，但对其学问还是相当首肯，尝言：“李彦迪博学能文，事亲至孝，好玩性理之书，手不释卷。持身庄重，口无择言，多所著述，深造精微，学者亦以道学推之。”②
光海君二年（1610年），李彦迪还与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混作为“士林五贤”配享文庙。他的哲学著作有《求仁录》、《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中庸九经衍义》、《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答忘机堂书》以及《奉先杂仪》等。
概而言之，发生于16世纪初期的这场论辩反映了朝鲜朝初期的韩国儒者对理学本体论的不同理解。尽管这一论辩的持续时间和影响力不及16世纪发生的“四端七情”之辨和“人心道心”之辨，但在理学本土化的初期即由深度的哲学思考树立了正统的观念，有力地促进了后来韩国性理学的深入发展。
两位老少学者间展开的“无极太极”之辨在成就韩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的同时，还正式拉开了16世纪韩国儒学一系列精彩的学术论辩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