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彦迪（1491—1553年），字复古，号晦斋、紫溪翁，谥号文元，庆州府人。李氏出生于庆州良佐村，10岁丧父，12岁时短暂受学于其舅父愚斋孙仲暾（1463—1529年），而愚斋曾为佔毕斋金宗直门人。我们只知道李彦迪的思想与愚斋之弟亦为其舅父的忘斋孙叔暾①有所不同。李氏学无师承②，于中宗九年（1514年）登第，始入仕途，历任吏曹判书、刑曹判书、左赞成等官职。作为朝鲜朝前期士林学者的“五贤”③之一，他既是朝鲜朝主理论哲学思想的理论先驱，又是朝鲜朝性理学鼎盛期的揭幕人。李彦迪一生从宦多年，旋进旋退，颇不平顺。在他8岁时发生“戊午士祸”，14岁时发生“甲子士祸”，29岁和55岁时又发生“己卯士祸”、“乙巳士祸”。韩国历史上的“四大士祸”皆曾亲历。但是，李彦迪始终将“养真”与“经世”④作为其平生之志，为后学树立了一个有担当、有追求的儒者形象。他23岁时写了这样一首诗：
  平生志业在穷经，不是区区为利名。
  明善诚身希孔孟，治心存道慕朱程。
  达而济世凭忠义，穷且还山养性灵。
  岂料屈蟠多不快，夜深推枕倚前楹。⑤
  此诗写于中宗九年，正是其中生员试之年。从“明善诚身”、“治心存道”的诗句中，可以感受到其强烈的希慕圣贤之情。诗中所抒发的正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①的儒家理想情怀和入世精神。可见，李彦迪在步入仕途之初便立下修齐治平的人生志向。
  他的学问和思想对韩国性理学的影响，从朝鲜朝的儒学巨擘李滉之评价可以概见。李滉尝言：
  谨受而伏读之，反复参究，质之以古圣贤之言，于是始知先生（指晦斋——引者注）之于道学，其求之如此其切也，其行之如此其力也，其得之如此其正也。而凡先生之出处大节，忠孝一致，皆有所本也。先生在谪所，作《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又修《中庸九经衍义》，《衍义》未及成书，而用力尤深。此三书者，可以见先生之学。而其精诣之见，独得之妙，最在于与曹忘机汉辅《论无极太极书》四五篇也。其书之言，阐吾道之本原，辟异端之邪说，贯精微彻上下，粹然一出于正。深玩其义，莫非有宋诸儒之绪余，而其得于考亭者为尤多也。呜呼，我东国古被仁贤之化，而其学无传焉。丽氏之末以及本朝，非无豪杰之士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名归之者。然考之当时，则率未尽明诚之实，称之后世，则又罔有渊源之征，使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②
  此段文字引自李滉为李彦迪所撰写的“行状”，文中他对李氏的生平和学问做了简明扼要之概括，称道其有精诣之见和独得之妙。文中李滉虽然举了《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以及未完成稿《中庸九经衍义》等李氏代表作，但是他认为李氏学问之理论精髓在于与曹忘机堂（名汉辅，庆州人）的《论无极太极书》四五篇中。其实，李滉提到的《大学章句补遗》、《续大学或问》、《求仁录》以及未完稿《中庸九经衍义》都是李彦迪晚年流配江界时所作。他在江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六年，最终在此地辞世，享年63岁。而与忘机堂的无极太极论辩书则作于李氏二十七八岁时，可见其思想成熟之早。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后来著作所表达的观点是早年与忘机堂曹汉辅论辩时确立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节也将以李彦迪与曹汉辅的《论无极太极书》为中心，来探讨其理本论哲学思想的特点。
  这场论辩发生在1517年（中宗十二年）至1518年。最初是忘斋孙叔暾与忘机堂曹汉辅①之间通过书信对“无极太极”问题展开相互问难。李彦迪读到这些书信后，便撰写《书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说后》（以下简称《说后》）一文对之加以评述。曹汉辅旋即对李彦迪的《说后》提出了异议。于是，李氏和曹汉辅之间开始有书信往来，现存《晦斋集》中有李彦迪答忘机堂书信四封。但曹汉辅致李彦迪的书信皆已失传，只能通过现存的李彦迪答曹汉辅书信一窥其思想梗概。
  这里我们首先对《说后》的主要内容做些简要分析，以便对李彦迪、孙叔暾和曹汉辅的观点有个总体的了解。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将《说后》的内容按文意分为若干个段落，抄录如下：
  第一段落：“谨按：忘斋无极太极辨，其说盖出于陆象山，而昔子朱子辨之详矣。愚不敢容赘。若忘机堂之答书，则犹本于濂溪之旨，而其论甚高，其见又甚远矣。其语《中庸》之理，亦颇深奥开广。得其领要，可谓甚似而几矣。然其间不能无过于高远而有悖于吾儒之说者。愚请言之：夫所谓无极而太极云者，所以形容此道之未始有物，而实为万物之根柢也。是乃周子灼见道体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说出人不敢说底道理，令后来学者晓然见得太极之妙，不属有无，不落方体，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夫岂以为太极之上，复有所谓无极哉！此理虽若至高至妙，而求其实体之所以寓，则又至近而至实。若欲讲明此理而徒骛于窅冥虚远之地，不复求之至近至实之处，则未有不沦于异端之空寂者矣。”②
  本段引文的观点可视为李氏在“无极太极”问题上的基本看法。文中李彦迪首先对忘斋和忘机堂观点的理论来源作了说明，指出忘斋的主张出自陆子学说，而忘机堂的观点则本于濂溪之旨。他进而声言，陆子的无极太极之说因朱子已详辩无须赘言，而妄机堂的学说则因过于高远而似有背于吾儒之旨处。由此可见，宋代朱陆之辨是忘斋、忘机堂无极太极之辨的理论先河。李彦迪在本段还阐述了自己对无极太极问题的基本理解，主张并非太极之上复有无极，此至高至妙之理只能在至近而至实处求之，不然就会有沦于异端之空寂者的危险。由此可见，他对道体之根源、行为之应然等问题越有借由自己的理解。不过，从李氏对“无极而太极”的解释来看，其见似与朱子并无二致。此其所以李滉评论其学说时直言“深玩其义，莫非有宋诸儒之绪余，而其得于考亭者为尤多也”。
  第二段落：“今详忘机堂之说，其曰太极即无极也则是矣。其曰岂有论有论无、分内分外，滞于名数之末则过矣。其曰得其大本则人伦日用、酬酢万变，事事无非达道则是矣。其曰大本达道浑然为一则何处更论无极太极，有中无中之有间则过矣。此极之理虽曰贯古今彻上下而浑然为一致，然其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粲然于其中，有不可以毫发差者。是岂漫无名数之可言乎？而其体之具于吾心者则虽曰大本达道初无二致，然其中自有体用动静先后本末之不容不辨者。安有得其浑然则更无伦序之可论，而必至于灭无之地而后为此道之极致哉。今徒知所谓浑然者之为大而极言之，而不知夫粲然者之未始相离也。是以其说喜合恶离、去实入虚，卒为无星之称、无寸之尺而后已。岂非穷高极远而无所止者欤？”①
  在此段引文中，李彦迪援引朱子之说对忘机堂的不当言论进行了逐一反驳，指出其“太极即无极”、“得其大本则人伦日用、酬酢万变，事事无非达道”等见解可以成立，但不分有无、分内分外以及有中无中而论无极太极却明显不妥。李氏以为太极之理虽然贯古今彻上下而浑然为一致，然其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粲然于其中，无有毫发之差。①而且，其“体”之具于吾心者虽曰大本达道初无二致，其中自有体用动静先后本末之不同。故不能只重其浑然而轻其伦序，“喜合恶离，去实入虚”。
  第三段落：“先儒言周子吃紧为人特著道体之极致，而其所说用工夫处只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尝使人日用之间必求见此无极之真而固守之也。盖原此理之所自来，虽极微妙、万事万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实无形象之可指。若论工夫则只中正仁义，便是理会此事处。非是别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讲学应事之外也。今忘机之说则都遗却此等工夫，遽欲以无极太虚之体作得吾心之主。使天地万物朝宗于我而运用无滞，是乃欲登天而不虑其无阶，欲涉海而不量其无桥。其卒坠于虚远之域而无所得也必矣。大抵忘机堂平生学术之误病于空虚，而其病根之所在则愚于书中求之而得之矣。其曰太虚之体本来寂灭，以灭字说太虚体，是断非吾儒之说矣。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谓之寂可矣。然其至寂之中，有所谓于穆不已者存焉。而化育流行、上下昭著安得更著灭字于寂字之下。试以心言之：喜怒哀乐未发、浑然在中者，此心本然之体而谓之寂可也；及其感而遂通则喜怒哀乐发皆中节，而本然之妙于是而流行也。先儒所谓此之寂寂而感者此也。若寂而又灭则是枯木死灰而已，其得不至于灭天性乎？然忘机于本来寂灭之下便没灭字不说，而却云虚而灵、寂而妙。灵妙之体充满太虚、处处呈露，则可见忘机亦言其实理而说此灭字不去。故如是岂非有所穷而遁者乎？”②
  在此段引文中李彦迪直言不讳批评忘机堂，以为其平生之误在于“空虚”二字，而其病根则在“愚于书中求之而得之”。他在指出错误根源的同时，还断言以“灭”字说太虚体“断非吾儒之说”。“寂灭”是佛教用语，《涅槃经》上有“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一句。而“诸行无常”则又是佛教三法印之一，因此《涅槃经》上的这一句又可视为佛家基本思想的另一种表述。众所周知，大乘佛教不承认现实世界的实在性。以“四大”为假合，以寂灭为圆觉，遂将人伦道德视如赘疣。而儒家所说的“寂”则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寂”，与佛家之寂灭有着本质的区别。
  李彦迪还批评忘机堂曹汉辅不仅在太极之上复设无极，而且漠视形而下之人伦日用之修养工夫。如果只关注形而上之“灵妙之体”，就无从体认至近至实处的太极之理。他认为上天无声无臭可谓“寂”，然至寂之中又有“于穆不已”，其化育流行遂生鸢飞鱼跃之景象，所以在“太极”之上绝不可添加一“灭”字。
  “自汉以来圣道塞而邪说行，其祸至于划人伦、灭天理而至今未已者，无非此一灭字为之害也。而忘机堂一生学术言语及以上议论之误，皆自此灭字中来。愚也不得不辨。若其超然高会一理浑然之体而的无疑，则实非今世俗儒高释所可几及。亦可谓智而过者矣。诚使忘机堂之高识远见获遇有道之君子，辨其似而归于真、提其空而反于实，则其高可转为吾道之高，其远可变为吾道之远矣。而不幸世无孔孟周程也，悲夫！”①
  在本文结尾处，李氏总结异端之弊害全在一“灭”字，而忘机堂为学论议之误亦皆源自此一“灭”字。因此他认为自己不得不撰文辨析。“诚使忘机堂之高识远见获遇有道之君子，辨其似而归于真，提其空而反于实，则其高可转为吾道之高，其远可变为吾道之远。”
  由此而论，李氏批评忘机堂曹汉辅的用意在于揭露其异端思想，像文章中隐约出现的佛家倾向。《说后》一文写于中宗十二年（1517年）正月，即李彦迪27岁之时。曹汉辅何时作复则已无从查考。从年谱上的记载看，李彦迪答忘机堂曹汉辅的第一封书信是在中宗十三年（戊寅年即1518年）写的。他时年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