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5世纪的韩国因经历丽朝两朝更替和社会动荡，士林的士气有所受挫。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的逐渐稳定，以冶隐吉再学统所代表的“义理”精神开始风靡半岛，继承其学统的士大夫试图将他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此一动向反映在15世纪末叶出现的“小学修身派”身上。此派以金宗直、金宏弼、金安国（号慕斋，1478—1543年）为代表，欲由高扬冶隐吉再以培育士林的“义理”精神。至16世纪初已成功在经延讲授“小学”。这表明他们的关注点已从个人修身之范围扩大至社会政治领域，在此过程中“心”的意义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以赵光祖为代表的至治主义则更是从“心”上寻找修身之依据。
  赵光祖生活于朝鲜朝“士祸”期，所以强调为学应兼顾“学问”与“治道”，二者不可偏废。“虽曰存心于学问治道，而一有所嗜好，则所向不能专一矣。大抵心无二用，向善则背恶矣，夫文与书，可谓一事，而习文者，不暇于习书，理固然也，若意诚心正之功，到十分尽处，则可保无虞矣，不然则嗜好之害，不可不虑也。”②由此可见，他的道学思想所追求的是道德与政治、致知与践行的高度协调与统一，而重点则在于“实功”。
  赵光祖的性理学说具有贵理贱气之“主理”论倾向。“理”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而“仁”则为理在人性上的显现。他曾说过：“理不为气所动……因论理气之分曰：理为主而气为理之所使，则可矣。”①又说：“春者，天之元也。四时自春而始，四端自仁而发。无春序不成，无仁不遂。”②光祖将“仁”比之于“春”，以为四季的流行自“春”而始，而人伦亦以“仁”为始端，这样便赋予“仁”以流行发育的功能，从而与天道合一。“虽天人之似殊兮，理在仁而靡爽，然则春于天，仁之于人，同一春也。”③他构筑了一个天人相贯、天人同理的“理一元”论性理哲学体系。在人性论上，主张人性是天理的体现，“性”与“理”同而不悖。静庵以为：“性无不善而气禀不齐，人之气不善，气之使然也。”④他又说过：“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只有仁义礼智之德。天理岂有恶哉，但为气禀所拘，故乃有差焉。姑息懦弱，仁之差也；暴虐厉猛，义之差也；谄谀过恭，礼之差也；奸谲诡诈，智之差也。理惟微而气易乘，故善人常少而不善人常多。”⑤赵光祖对“心”非常重视，以为“心是活物，若有感而动”⑥，他的性理学说特别强调对“心”施以检束的修养工夫的必要性。“整齐严肃，则自然主一无适，而应物精当，言动中礼矣。常人之不能若此者，不能齐肃故也，此是圣学之始终，而形容之极难，必于心地惺惺，无昏杂懈弛之时，可见矣。故先儒以主一无适为言，夫整齐严肃，正衣冠，尊瞻视者，乃不昏惰之工夫也。”⑦他在继承朱子学的“诚”、“敬”工夫的基础上，进而提出“持敬”、“去欲”修养方法。尽管士林学派学者很少论及认识论问题，赵光祖还是在强调“学以致用”的同时言及这些问题。他说：“大抵耳、目、鼻、声、色、臭味之欲，无非以气而出也。”①
  作为道学政治的积极倡导者，静庵认为实践圣贤之学以复尧舜之治的关键就在于人主的正心诚意，所谓“道非心无所依而立，心非诚亦无所赖而行”。一生以行道为己任的赵光祖在韩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阐发了“保民”、“泽民”等王道政治思想，还在执政期间提出诸多改革世弊的合理性方案。
  简言之，赵光祖道学精神之主旨是由仁政实现儒家至治主义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严辨王霸义利，反对霸权政治，试图以存天理遏人欲来重塑社会纲常，从而构建一个充满正义的李朝社会。这正是儒家王道政治之理想。
  静庵在其《戒心箴序》中写道：
  人之于天地，禀刚柔以形，受健顺以性，气则四时，而心乃四德也，故气之大浩然无所不包，心之灵妙然无所不通。况人君一心，体天之大，天地之气，万物之理，皆包在吾心运用之中。一日之候，一物之性，其可不顺吾度，使之乖戾邪枉耶。然人心有欲，所谓灵妙者沈焉，梏于情私，不能流通。天理晦冥，气亦否屯，彝伦〓，而万物不遂。况人君声色臭味之诱，日凑于前，而势之高亢，又易骄欤。②
  从以上引文可以一窥其诚实的人格和笃实的为学。这里需注意的是他对理气心性问题的阐释。静庵认为气之大浩然无所不包，心之灵妙然无所不通，天地之气、万物之理皆包在吾心运用之中。将理气摄于“心”来讨论不仅是静庵道学思想的特色，而且还是韩国重视人间性理之学术传统的发端。正是赵光祖理气论研究的路向转换成为日后李滉、李珥等人“四七理气”之辨的嚆矢。可见，肇始于圃隐郑梦周的义理派学术，传至静庵赵光祖已达新的理论高度。
  后世学者对赵光祖多有称道，宋时烈即将其拟于宋代濂溪。时烈尝言：“余以为先生之生于我东者，实如濂溪之于宋朝也。岂必授受次第如贯珠，然后乃为道学之传哉。”①同为士林派学者的白仁杰（字士伟，号休菴，1497—1579年）则称美他说：“其丕阐绝学之功，优于郑梦周、金宏弼远矣。”②奇大升也赞道：“以东方学问相传之次而言之，则以梦周为东方理学之祖……金宗直学于叔滋，金宏弼学于宗直，而赵光祖学于宏弼，继其渊源之正，得其明诚之实，蔚然尤盛矣。”③号称朝鲜朝朱子学双璧之一的李滉同样对他推崇备至：“盖我东国先正之于道学，虽有不待文王而兴者，然其归终在于节义章句文词之间，求其专事为己，真实践履为学者惟寒暄为然。先生（指赵光祖——引者注）乃能当乱世冒险难而师事之，虽其当日讲论授受之旨，有不可得而闻者，观先生后来向道之诚，志业之卓如彼，其发端寔在于此矣。”④由此可见，至赵光祖朝鲜朝道学的义理思想已初具规模。
  不过，最为推崇静庵赵光祖的还是李珥。李珥对静庵在李朝儒学史上的地位和历史作用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问：我朝学问，亦始于何代？曰：自前朝末始矣。权近入学图似龃龉，郑圃隐号为理学之祖，而以余视之，乃安社稷之臣，非儒者也。然则道学自赵静庵始起，至退陶先生，儒者模样已成矣。”⑤可见，尽管李珥承认朝鲜朝的理学传统由郑梦周始发其端，但是认为圃隐只是安社稷之臣，且其学又“规矩不精”，尚难称为儒者。只有赵光祖才是朝鲜朝性理学传统的真正始祖。李珥说过：“我国理学无传，前朝郑梦周始发其端，而规矩不精，我朝金宏弼接其绪，而犹未大著，及光祖倡道，学者翕然推尊之。今之知有性理之学者，光祖之力也。”⑥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之初，学者大多专注于功名和词章训诂，并未对道学的义理精神进行深入研究。直至金宗直、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等士林派学者出现后，道学研究才被引向义理探究之路。尤其是赵光祖以一己之力将道学研究推向了经世济国之实践性理学的轨道。①他的至治主义思想，后为李珥等人继承和发扬，不仅影响了朝鲜朝后期性理学的发展，而且还在韩国思想史上掀起了绵延几百年的实学思潮之狂飙。赵光祖的主要著作有《静庵集》（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