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赵光祖（1482—1519年），字孝直，号静庵，谥号文正，是朝鲜朝前期著名性理学家。他是士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金宏弼的高足。作为汉阳人，光祖出生于官僚两班世家。中宗五年（1510年）参加“春中进士会试”，中生员，入太学。中宗十年（1515年）又应谒圣别试以乙科状元及第，之后历任典籍监察、副提学、元子辅养官、大司宪等官职，从而确立了其朝鲜朝前期士林领袖之地位。后因遭勋旧势力的诬陷，在“己卯士祸”①中被中宗赐死。
  赵光祖以“崇道学、正人心、法圣贤、兴至治”②为目标，热衷于“国是”之确立。他主张革弊扶新的社会改革，积极倡导至治主义，聚集了一批年轻士大夫反对勋旧派的专横。赵氏以为士大夫为学第一要务便是为生民而行道。他曾说过：“士生于世，业为学问者，冀得展其怀抱，有补于生民耳。孟子以亚圣，历聘齐、梁，岂有他意乎。但欲行其道而已。后世士子之事，自私而已。臣等面对六七度，徒以口舌，欲感君上，此特末耳。但君为君道，臣为臣道，则朝廷清而治道成矣。”③依其之见，君主若能“以道惟一”则德无不明，“治惟纯”则国无不理。但是，君主若不能“以道惟一”则德灭而国亡。他说：
  伏以道惟一，而德无不明；治惟纯，而国无不理。不一乎道，不纯乎治，则二而暗，杂而乱。一纯二杂，罔不原乎是心，故正厥原，通微溥显，克一其居，而政化惟纯，德着而国昌。迷厥原，炽柱沈阘，二三其守，而政化乃杂，德灭而国亡。④
  可见，“以道惟一”的“弘道”思想是赵氏道学的核心理念。他主张为了“弘道”，志士仁人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实现社会正义。那么其心目中的“道”又是何物呢？“夫道也者，本乎天，而依之于人，行之于事为之间，以为治国之方也。”①又曰：“夫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夫子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万物之多，莫不从此道而遂，天地之心，阴阳之感，亦莫不由此心而和。阴阳和，万物遂而后，无一物不成就于其间，而井井焉有别。”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③是孔子的主张，其要义是说人应有弘道的主观能动性。④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而仁又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所以说以人之理合于人之身才是道。赵光祖说：
  天与人本乎一，而天未尝无其理于人。君与民本乎一，而君未尝无其道于民。故古之圣人以天地之大，兆民之众为一己，而观其理而处其道。观之以理，故负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处之以道，故凝精粗之体，领彝伦之节。是以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无所得逃于吾之心。而天下之事，皆得其理，天下之物，皆得其平。此万化之所以立，治道之所以成也。虽然道非心，无所依而立，心非诚，亦无所赖而行，为人主者，苟以观天理而处其道，由其诚而行其事，于为国乎何难。恭惟主上殿下，以干健坤顺之德，孜孜不息，出治之心既诚，为治之道已立。犹虑夫纪纲有所未立，法度有所未定。其于尊礼先圣之余，进策臣等于泮宫，先之以先圣之事，遂及欲复隆古之治。⑤
  对“天人一体”之道心的重视是赵光祖道学思想的根本精神。他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是欲在李朝实现唐虞三代之治。因此，赵光祖要求学者为学当以圣贤自期，人主为政当以实现三代之治为期：“学者以圣贤为期，未必即至圣贤之域，人主以唐虞三代为期，未必即致唐虞三代之治。然立志如此，而用功于格致诚正，则渐至于圣贤之域，尧舜之治矣。若徒骛高远，而不下实功，则日趋浮虚之地而已……人君亦必以最贤者为师，次者为友，尊礼之，可也。”①在他看来，孔子之道只是与心相通之天理。学者只要“敬守此心”，对越上帝，就可以不背夫子之道。所谓“敬守此心”便是以诚心守道。
  于是，赵光祖将心的“诚未诚”，视为天人离合、社会治乱之根据。他说：
  然而所谓心、所谓道者，未尝不一于其间。而千万人事之虽殊，而其道心之所以为一者，天本一理而已。故以共天下之道，导与我为一之人，以共天下之心，感与我为一之心。感之而化其心，则天下之心化于吾心之正，莫敢不一于正。导之而导于吾道，则天下之人，善于吾道之大，莫敢不归于善。顾吾之道与心，诚未诚如何，而治乱分矣。②
  他的至治主义政治理想的实现要求道德主体的自我省察和积极践履。而人主是否诚心守道最为关键。“所以治国者，道而已。所谓道者，率性之谓也。盖性无不有，故道无不在。大而礼乐刑政，小而制度文为，不假人力之为，而莫不各有当然之理，是乃古今帝王所共由为治；而充塞天地，贯彻古今，而实未尝外乎吾心之内；循之则国治，失之则国乱，不可须臾之可离也。是以使其此道之体，了然于心目之间，不敢有须臾之不明也。”③赵氏是朝鲜朝道学精神的确立者④。在他看来，治国即循道，若治国者离经叛道则国必乱。这就要求人君正心诚意、持敬慎独，先养己德，而后推之于行事。又说：
  古云：至诚感神。又曰：不诚无物。君之遇臣，臣之事君，皆以诚实，则治化可期其成也。我国地方褊小，人君发一言，则八道之人，一朝皆得闻知。惟当于大臣则敬之，于群臣则体之，百工则来之，庶民则子之。患吾之所以遇臣爱民者有未诚耳，不患其难化也。后世治道渐下，不能复古者，盖以后世之君，无有真如古昔帝王故也。今之言者曰，欲复古之治道，徒为变乱旧章而已。此由知识庸下，直以所见为言也。近来士气稍稍振起，民之趋向，亦渐好矣。惟愿自上日加慎独诚实工夫，终始不渝，则治化可臻矣。若使世道，日渐污下，终不可变，则人道终归于禽兽矣。三代之治，今可复致者，虽不可易言，岂全无致之之道乎。自上先养己德，推之行事，则人皆诚服，不期化而自化矣。若吾德不修，而修饰于事为之间，则亦何益乎。须敦厚其德，使万化自明德中流出，则下民自然观瞻欣感，有不能已者矣。又非但拱手以守其德而已，必以礼乐刑政，提撕警觉，布置施设，如有可为之事，当振奋而力行也。①
  赵光祖以为人主苟能遵道循理、以诚行事，则士气可振，治化可期，于为国亦无难事。作为当朝士林领袖，他将中宗朝（1506—1544年）视为实现理想政治的难得时机。在任副提学时，他曾向中宗进言道：“人主学问，非止澄明一心而已，当见诸施为之际。今者，圣学已至高明。若失此机，后不可图。”②赵光祖认为世宗朝（1419—1450年）是李氏王朝建立之后最为理想的时期，但“戊午士祸”和“甲子士祸”使成宗朝（1470—1494年）刚刚培育起来的士气扫地以尽。他欲趁中宗即位之机重振士气，为朝鲜“立万世不拔之基”。赵氏言曰：“我国世宗朝，礼乐文物，制度施为，髣髴乎周时。而至于废朝初年，成宗梓宫，在殡未久，而宫中所为，已可寒心，惟其一身，不能善饬，故士大夫皆失恒心，终至迷乱而莫救。赖祖宗德泽深厚，浃于民心，故圣上即位之后，人心庶几向善，而然其旧染污俗，难可猝新也。当此机会，不正士习，不厚民生，不立万世不拔之基，则圣子神孙，将何所取法乎。自古欲治而不能善治者，必有小人喜为谗间生事故也。臣谓圣学，日进于高明，而又推诚以待大臣，则大臣不敢以杂语。陈于上前，而必尽心于国事矣。国事不出于大臣，则上下违咈不顺，而无以致治矣。”①朝鲜从15世纪末开始，统治阶级内部形成勋旧派和士林派两大政治势力。二者围绕着土地和政权展开激烈的争斗，给朝鲜社会造成重大损失。士林派基于维护中小地主之利益的立场出发，极力谴责勋旧大臣土地兼并，他们传播程朱之学，宣扬事君以忠的节义精神。勋旧派则视士林派为“野生贵族”，每每伺机对其进行报复打压。从世祖（1455—1468年）时起，至16世纪60年代，大小“士祸”接连不断，其间多有流血事件。均以士林派的被害而告终，史称“士祸”。在“甲子士祸”中，赵光祖的恩师寒暄堂金宏弼（1454—1504年）亦遭到迫害。1545年（乙巳年）士林派又受尹元衡一派的打击，这就是“乙巳士祸”。1565年尹元衡一派被驱逐，士林派随之重回政治舞台，势力开始空前膨胀。中央政权遂为清一色的士林派所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