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朝鲜建国初期朝政由“事功派”（郑道传、权近等人）主导，他们以性理学（朱子学）为建国理念，积极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迎来了新王朝建立后的短暂的繁荣期。但是随着李氏王朝的建立，退隐山林、远离政治争斗的“义理派”士人却并未完全退出社会政治的舞台。从世宗朝开始，他们逐渐重返朝政，对勋旧势力的腐败弊政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这一派继承圃隐郑梦周义理思想之衣钵，大体包括吉再、金叔滋、金宗直、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等人。与之同气相求的还有反对世祖篡位的“生六臣”、“死六臣”等节义派，他们都是继承圃隐郑梦周学脉的士林派学者。
  中宗、明宗朝年间频发的“士祸”①，使大多数儒者逐渐远离现实政治，转而沉潜于对儒学义理问题之探究。于是，韩国士大夫们形成一股研究性理学义理的风潮。同时，这一时期性理学的“道学化”也得到加速发展。其实，15世纪中叶之前性理学的“道学化”现象已开始出现，掀起“道学化”思潮的正是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的士林派学者。他们在至治主义思想的旗帜下试图彻底实现“大义（春秋大义）”，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道学思想正是支撑这些“士林派学者良心”的思想基础和哲学基础。②本节将论述作为士林派学者翘楚的赵光祖的道学思想。
  一、至治主义
  赵光祖（1482—1519年），字孝直，号静庵，谥号文正，是朝鲜朝前期著名性理学家。他是士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金宏弼的高足。作为汉阳人，光祖出生于官僚两班世家。中宗五年（1510年）参加“春中进士会试”，中生员，入太学。中宗十年（1515年）又应谒圣别试以乙科状元及第，之后历任典籍监察、副提学、元子辅养官、大司宪等官职，从而确立了其朝鲜朝前期士林领袖之地位。后因遭勋旧势力的诬陷，在“己卯士祸”①中被中宗赐死。
  赵光祖以“崇道学、正人心、法圣贤、兴至治”②为目标，热衷于“国是”之确立。他主张革弊扶新的社会改革，积极倡导至治主义，聚集了一批年轻士大夫反对勋旧派的专横。赵氏以为士大夫为学第一要务便是为生民而行道。他曾说过：“士生于世，业为学问者，冀得展其怀抱，有补于生民耳。孟子以亚圣，历聘齐、梁，岂有他意乎。但欲行其道而已。后世士子之事，自私而已。臣等面对六七度，徒以口舌，欲感君上，此特末耳。但君为君道，臣为臣道，则朝廷清而治道成矣。”③依其之见，君主若能“以道惟一”则德无不明，“治惟纯”则国无不理。但是，君主若不能“以道惟一”则德灭而国亡。他说：
  伏以道惟一，而德无不明；治惟纯，而国无不理。不一乎道，不纯乎治，则二而暗，杂而乱。一纯二杂，罔不原乎是心，故正厥原，通微溥显，克一其居，而政化惟纯，德着而国昌。迷厥原，炽柱沈阘，二三其守，而政化乃杂，德灭而国亡。④
  可见，“以道惟一”的“弘道”思想是赵氏道学的核心理念。他主张为了“弘道”，志士仁人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实现社会正义。那么其心目中的“道”又是何物呢？“夫道也者，本乎天，而依之于人，行之于事为之间，以为治国之方也。”①又曰：“夫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夫子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万物之多，莫不从此道而遂，天地之心，阴阳之感，亦莫不由此心而和。阴阳和，万物遂而后，无一物不成就于其间，而井井焉有别。”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③是孔子的主张，其要义是说人应有弘道的主观能动性。④人外无道，道外无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而仁又是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所以说以人之理合于人之身才是道。赵光祖说：
  天与人本乎一，而天未尝无其理于人。君与民本乎一，而君未尝无其道于民。故古之圣人以天地之大，兆民之众为一己，而观其理而处其道。观之以理，故负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处之以道，故凝精粗之体，领彝伦之节。是以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无所得逃于吾之心。而天下之事，皆得其理，天下之物，皆得其平。此万化之所以立，治道之所以成也。虽然道非心，无所依而立，心非诚，亦无所赖而行，为人主者，苟以观天理而处其道，由其诚而行其事，于为国乎何难。恭惟主上殿下，以干健坤顺之德，孜孜不息，出治之心既诚，为治之道已立。犹虑夫纪纲有所未立，法度有所未定。其于尊礼先圣之余，进策臣等于泮宫，先之以先圣之事，遂及欲复隆古之治。⑤
  对“天人一体”之道心的重视是赵光祖道学思想的根本精神。他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是欲在李朝实现唐虞三代之治。因此，赵光祖要求学者为学当以圣贤自期，人主为政当以实现三代之治为期：“学者以圣贤为期，未必即至圣贤之域，人主以唐虞三代为期，未必即致唐虞三代之治。然立志如此，而用功于格致诚正，则渐至于圣贤之域，尧舜之治矣。若徒骛高远，而不下实功，则日趋浮虚之地而已……人君亦必以最贤者为师，次者为友，尊礼之，可也。”①在他看来，孔子之道只是与心相通之天理。学者只要“敬守此心”，对越上帝，就可以不背夫子之道。所谓“敬守此心”便是以诚心守道。
  于是，赵光祖将心的“诚未诚”，视为天人离合、社会治乱之根据。他说：
  然而所谓心、所谓道者，未尝不一于其间。而千万人事之虽殊，而其道心之所以为一者，天本一理而已。故以共天下之道，导与我为一之人，以共天下之心，感与我为一之心。感之而化其心，则天下之心化于吾心之正，莫敢不一于正。导之而导于吾道，则天下之人，善于吾道之大，莫敢不归于善。顾吾之道与心，诚未诚如何，而治乱分矣。②
  他的至治主义政治理想的实现要求道德主体的自我省察和积极践履。而人主是否诚心守道最为关键。“所以治国者，道而已。所谓道者，率性之谓也。盖性无不有，故道无不在。大而礼乐刑政，小而制度文为，不假人力之为，而莫不各有当然之理，是乃古今帝王所共由为治；而充塞天地，贯彻古今，而实未尝外乎吾心之内；循之则国治，失之则国乱，不可须臾之可离也。是以使其此道之体，了然于心目之间，不敢有须臾之不明也。”③赵氏是朝鲜朝道学精神的确立者④。在他看来，治国即循道，若治国者离经叛道则国必乱。这就要求人君正心诚意、持敬慎独，先养己德，而后推之于行事。又说：
  古云：至诚感神。又曰：不诚无物。君之遇臣，臣之事君，皆以诚实，则治化可期其成也。我国地方褊小，人君发一言，则八道之人，一朝皆得闻知。惟当于大臣则敬之，于群臣则体之，百工则来之，庶民则子之。患吾之所以遇臣爱民者有未诚耳，不患其难化也。后世治道渐下，不能复古者，盖以后世之君，无有真如古昔帝王故也。今之言者曰，欲复古之治道，徒为变乱旧章而已。此由知识庸下，直以所见为言也。近来士气稍稍振起，民之趋向，亦渐好矣。惟愿自上日加慎独诚实工夫，终始不渝，则治化可臻矣。若使世道，日渐污下，终不可变，则人道终归于禽兽矣。三代之治，今可复致者，虽不可易言，岂全无致之之道乎。自上先养己德，推之行事，则人皆诚服，不期化而自化矣。若吾德不修，而修饰于事为之间，则亦何益乎。须敦厚其德，使万化自明德中流出，则下民自然观瞻欣感，有不能已者矣。又非但拱手以守其德而已，必以礼乐刑政，提撕警觉，布置施设，如有可为之事，当振奋而力行也。①
  赵光祖以为人主苟能遵道循理、以诚行事，则士气可振，治化可期，于为国亦无难事。作为当朝士林领袖，他将中宗朝（1506—1544年）视为实现理想政治的难得时机。在任副提学时，他曾向中宗进言道：“人主学问，非止澄明一心而已，当见诸施为之际。今者，圣学已至高明。若失此机，后不可图。”②赵光祖认为世宗朝（1419—1450年）是李氏王朝建立之后最为理想的时期，但“戊午士祸”和“甲子士祸”使成宗朝（1470—1494年）刚刚培育起来的士气扫地以尽。他欲趁中宗即位之机重振士气，为朝鲜“立万世不拔之基”。赵氏言曰：“我国世宗朝，礼乐文物，制度施为，髣髴乎周时。而至于废朝初年，成宗梓宫，在殡未久，而宫中所为，已可寒心，惟其一身，不能善饬，故士大夫皆失恒心，终至迷乱而莫救。赖祖宗德泽深厚，浃于民心，故圣上即位之后，人心庶几向善，而然其旧染污俗，难可猝新也。当此机会，不正士习，不厚民生，不立万世不拔之基，则圣子神孙，将何所取法乎。自古欲治而不能善治者，必有小人喜为谗间生事故也。臣谓圣学，日进于高明，而又推诚以待大臣，则大臣不敢以杂语。陈于上前，而必尽心于国事矣。国事不出于大臣，则上下违咈不顺，而无以致治矣。”①朝鲜从15世纪末开始，统治阶级内部形成勋旧派和士林派两大政治势力。二者围绕着土地和政权展开激烈的争斗，给朝鲜社会造成重大损失。士林派基于维护中小地主之利益的立场出发，极力谴责勋旧大臣土地兼并，他们传播程朱之学，宣扬事君以忠的节义精神。勋旧派则视士林派为“野生贵族”，每每伺机对其进行报复打压。从世祖（1455—1468年）时起，至16世纪60年代，大小“士祸”接连不断，其间多有流血事件。均以士林派的被害而告终，史称“士祸”。在“甲子士祸”中，赵光祖的恩师寒暄堂金宏弼（1454—1504年）亦遭到迫害。1545年（乙巳年）士林派又受尹元衡一派的打击，这就是“乙巳士祸”。1565年尹元衡一派被驱逐，士林派随之重回政治舞台，势力开始空前膨胀。中央政权遂为清一色的士林派所掌控。
  二、性理说
  15世纪的韩国因经历丽朝两朝更替和社会动荡，士林的士气有所受挫。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的逐渐稳定，以冶隐吉再学统所代表的“义理”精神开始风靡半岛，继承其学统的士大夫试图将他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此一动向反映在15世纪末叶出现的“小学修身派”身上。此派以金宗直、金宏弼、金安国（号慕斋，1478—1543年）为代表，欲由高扬冶隐吉再以培育士林的“义理”精神。至16世纪初已成功在经延讲授“小学”。这表明他们的关注点已从个人修身之范围扩大至社会政治领域，在此过程中“心”的意义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以赵光祖为代表的至治主义则更是从“心”上寻找修身之依据。
  赵光祖生活于朝鲜朝“士祸”期，所以强调为学应兼顾“学问”与“治道”，二者不可偏废。“虽曰存心于学问治道，而一有所嗜好，则所向不能专一矣。大抵心无二用，向善则背恶矣，夫文与书，可谓一事，而习文者，不暇于习书，理固然也，若意诚心正之功，到十分尽处，则可保无虞矣，不然则嗜好之害，不可不虑也。”②由此可见，他的道学思想所追求的是道德与政治、致知与践行的高度协调与统一，而重点则在于“实功”。
  赵光祖的性理学说具有贵理贱气之“主理”论倾向。“理”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而“仁”则为理在人性上的显现。他曾说过：“理不为气所动……因论理气之分曰：理为主而气为理之所使，则可矣。”①又说：“春者，天之元也。四时自春而始，四端自仁而发。无春序不成，无仁不遂。”②光祖将“仁”比之于“春”，以为四季的流行自“春”而始，而人伦亦以“仁”为始端，这样便赋予“仁”以流行发育的功能，从而与天道合一。“虽天人之似殊兮，理在仁而靡爽，然则春于天，仁之于人，同一春也。”③他构筑了一个天人相贯、天人同理的“理一元”论性理哲学体系。在人性论上，主张人性是天理的体现，“性”与“理”同而不悖。静庵以为：“性无不善而气禀不齐，人之气不善，气之使然也。”④他又说过：“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只有仁义礼智之德。天理岂有恶哉，但为气禀所拘，故乃有差焉。姑息懦弱，仁之差也；暴虐厉猛，义之差也；谄谀过恭，礼之差也；奸谲诡诈，智之差也。理惟微而气易乘，故善人常少而不善人常多。”⑤赵光祖对“心”非常重视，以为“心是活物，若有感而动”⑥，他的性理学说特别强调对“心”施以检束的修养工夫的必要性。“整齐严肃，则自然主一无适，而应物精当，言动中礼矣。常人之不能若此者，不能齐肃故也，此是圣学之始终，而形容之极难，必于心地惺惺，无昏杂懈弛之时，可见矣。故先儒以主一无适为言，夫整齐严肃，正衣冠，尊瞻视者，乃不昏惰之工夫也。”⑦他在继承朱子学的“诚”、“敬”工夫的基础上，进而提出“持敬”、“去欲”修养方法。尽管士林学派学者很少论及认识论问题，赵光祖还是在强调“学以致用”的同时言及这些问题。他说：“大抵耳、目、鼻、声、色、臭味之欲，无非以气而出也。”①
  作为道学政治的积极倡导者，静庵认为实践圣贤之学以复尧舜之治的关键就在于人主的正心诚意，所谓“道非心无所依而立，心非诚亦无所赖而行”。一生以行道为己任的赵光祖在韩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阐发了“保民”、“泽民”等王道政治思想，还在执政期间提出诸多改革世弊的合理性方案。
  简言之，赵光祖道学精神之主旨是由仁政实现儒家至治主义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严辨王霸义利，反对霸权政治，试图以存天理遏人欲来重塑社会纲常，从而构建一个充满正义的李朝社会。这正是儒家王道政治之理想。
  静庵在其《戒心箴序》中写道：
  人之于天地，禀刚柔以形，受健顺以性，气则四时，而心乃四德也，故气之大浩然无所不包，心之灵妙然无所不通。况人君一心，体天之大，天地之气，万物之理，皆包在吾心运用之中。一日之候，一物之性，其可不顺吾度，使之乖戾邪枉耶。然人心有欲，所谓灵妙者沈焉，梏于情私，不能流通。天理晦冥，气亦否屯，彝伦〓，而万物不遂。况人君声色臭味之诱，日凑于前，而势之高亢，又易骄欤。②
  从以上引文可以一窥其诚实的人格和笃实的为学。这里需注意的是他对理气心性问题的阐释。静庵认为气之大浩然无所不包，心之灵妙然无所不通，天地之气、万物之理皆包在吾心运用之中。将理气摄于“心”来讨论不仅是静庵道学思想的特色，而且还是韩国重视人间性理之学术传统的发端。正是赵光祖理气论研究的路向转换成为日后李滉、李珥等人“四七理气”之辨的嚆矢。可见，肇始于圃隐郑梦周的义理派学术，传至静庵赵光祖已达新的理论高度。
  后世学者对赵光祖多有称道，宋时烈即将其拟于宋代濂溪。时烈尝言：“余以为先生之生于我东者，实如濂溪之于宋朝也。岂必授受次第如贯珠，然后乃为道学之传哉。”①同为士林派学者的白仁杰（字士伟，号休菴，1497—1579年）则称美他说：“其丕阐绝学之功，优于郑梦周、金宏弼远矣。”②奇大升也赞道：“以东方学问相传之次而言之，则以梦周为东方理学之祖……金宗直学于叔滋，金宏弼学于宗直，而赵光祖学于宏弼，继其渊源之正，得其明诚之实，蔚然尤盛矣。”③号称朝鲜朝朱子学双璧之一的李滉同样对他推崇备至：“盖我东国先正之于道学，虽有不待文王而兴者，然其归终在于节义章句文词之间，求其专事为己，真实践履为学者惟寒暄为然。先生（指赵光祖——引者注）乃能当乱世冒险难而师事之，虽其当日讲论授受之旨，有不可得而闻者，观先生后来向道之诚，志业之卓如彼，其发端寔在于此矣。”④由此可见，至赵光祖朝鲜朝道学的义理思想已初具规模。
  不过，最为推崇静庵赵光祖的还是李珥。李珥对静庵在李朝儒学史上的地位和历史作用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问：我朝学问，亦始于何代？曰：自前朝末始矣。权近入学图似龃龉，郑圃隐号为理学之祖，而以余视之，乃安社稷之臣，非儒者也。然则道学自赵静庵始起，至退陶先生，儒者模样已成矣。”⑤可见，尽管李珥承认朝鲜朝的理学传统由郑梦周始发其端，但是认为圃隐只是安社稷之臣，且其学又“规矩不精”，尚难称为儒者。只有赵光祖才是朝鲜朝性理学传统的真正始祖。李珥说过：“我国理学无传，前朝郑梦周始发其端，而规矩不精，我朝金宏弼接其绪，而犹未大著，及光祖倡道，学者翕然推尊之。今之知有性理之学者，光祖之力也。”⑥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之初，学者大多专注于功名和词章训诂，并未对道学的义理精神进行深入研究。直至金宗直、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等士林派学者出现后，道学研究才被引向义理探究之路。尤其是赵光祖以一己之力将道学研究推向了经世济国之实践性理学的轨道。①他的至治主义思想，后为李珥等人继承和发扬，不仅影响了朝鲜朝后期性理学的发展，而且还在韩国思想史上掀起了绵延几百年的实学思潮之狂飙。赵光祖的主要著作有《静庵集》（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