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梅月堂对佛、道也多持批判的态度。他曾以孟子“存心养性”之思想为依据批驳佛教“观心见性”说。“如浮屠氏观心则不可，如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岂可以吾心观吾心。若云可观，心应有二。”③在此，他还阐述了自己对人心道心问题的理解，曰：“或问先圣有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岂非二乎。曰，所谓人心者，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道心，源于性命之正，天理之公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遂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人欲卒无以胜夫天理之公矣。岂有但观而已乎。”④“道心为主，人心听命”，这是朱子人道说的主要观点。但是，将“人心”简单理解为“人欲之私”却有待斟酌。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时韩国性理学尚处于理论建构阶段，仍需进一步的深入发展。
金时习对道家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彼老氏者，体道而非率性之道。论德而非明命之德，则如之何其泽于世，垂于后也。”①老氏之学虽然也可称为已悟“道”本，但是其“道”并不是儒家所言“率性之道”，而其“德”亦非儒家所谓“明命之德”。因此，老氏之说就难以“泽于世，垂于后”。
在论述儒道两家之异时，梅月堂还提出“志为帅之气”的思想。他曾说过：“在圣人之道则不然。论养气，不论服气，盖在心为志，志发为气。志，气之帅也。”②这与郑道传、权近等人主张的“志帅气卒”的思想一脉相承。
由上所述，金时习是对儒释道的义理都有较深切体会的朝鲜朝初期一位博学多识的学者，因而后人对其思想的学派属性也多有争论。退溪李滉即称其为“一种异人”。他评论道：“［篈］世人以金梅月之披缁，为不足观。在篈之意，以为梅月遯世一节，固未合于中庸之道。然而身中清，废中权，如此看则何如。［滉］梅月别是一种异人，近于索隐行怪之徒。而所值之世适然，遂成其高节耳。观其与柳襄阳（柳襄阳：本名，柳子汉，因曾任襄阳府使，故被称为“柳襄阳”——引者注）书，金鳌新话之类，恐不可太以高见远识许之也。”③而栗谷李珥则称梅月堂为“横谈竖论，多不失儒家宗旨。至如禅道二家，亦见大意”④。朝鲜朝中期著名性理学家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尤斋，谥号文正，1607—1689年）则在《梅月堂画像跋》中对其评论道：“其髭须虽在，而冠服则正缁流所著也。余尝按栗谷先生奉教所撰公传，公少为儒生，中为缁流，晚尝长发归正，临终时更为头陀像，盖三变其形矣，独乃留此缁像而自赞焉者，岂亦有意存乎其间耶。盖公出家放迹，实欲藏晦其身。然百世之下，见其气象精神于片幅之上者，犹知其为梅月公矣。”①但是，通过其性理说的分析可以看出，李珥在《金时习传》中“心儒迹佛”的评价还是较为中肯的。李珥写道：“自以声名早盛，而一朝逃世，心儒迹佛。取怪于时，乃故作狂易之态，以掩其实。士子有欲受学者，则逆击以木石，或弯弓将射，以试其诚。”②
概而言之，梅月堂的性理学思想肯定理对气的主宰性，但同时也强调二者之分别，所谓“才有理，便有气”。所以对其“太极，阴阳也。阴阳，太极也”的思想应理解为对理气不离的重视。金时习的理气二元论思想强调理气之“造化”及其“相即不离”。梅月堂之学虽然在体系化方面有所不足，对朱子学的理解程度亦有欠缺，但是基本上还是笃守了朱子学的基本立场。金时习思想与李彦迪（字复古，号晦斋、紫溪翁，1491—1553年）对太极主理性的论述有所不同，却从“理气一体”、“理气造化”的角度解释“太极之理”的主宰性，由此开启了韩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无极太极论辩之先河。同时在他的学说中，还可以看到赵光祖道学思想的萌芽以及退溪李滉、栗谷李珥等人的性理学的端绪。
梅月堂金时习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太极说》、《生死说》、《神鬼说》、《易说》等，现均收录在《梅月堂集》（24卷）中。
金时习对道家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彼老氏者，体道而非率性之道。论德而非明命之德，则如之何其泽于世，垂于后也。”①老氏之学虽然也可称为已悟“道”本，但是其“道”并不是儒家所言“率性之道”，而其“德”亦非儒家所谓“明命之德”。因此，老氏之说就难以“泽于世，垂于后”。
在论述儒道两家之异时，梅月堂还提出“志为帅之气”的思想。他曾说过：“在圣人之道则不然。论养气，不论服气，盖在心为志，志发为气。志，气之帅也。”②这与郑道传、权近等人主张的“志帅气卒”的思想一脉相承。
由上所述，金时习是对儒释道的义理都有较深切体会的朝鲜朝初期一位博学多识的学者，因而后人对其思想的学派属性也多有争论。退溪李滉即称其为“一种异人”。他评论道：“［篈］世人以金梅月之披缁，为不足观。在篈之意，以为梅月遯世一节，固未合于中庸之道。然而身中清，废中权，如此看则何如。［滉］梅月别是一种异人，近于索隐行怪之徒。而所值之世适然，遂成其高节耳。观其与柳襄阳（柳襄阳：本名，柳子汉，因曾任襄阳府使，故被称为“柳襄阳”——引者注）书，金鳌新话之类，恐不可太以高见远识许之也。”③而栗谷李珥则称梅月堂为“横谈竖论，多不失儒家宗旨。至如禅道二家，亦见大意”④。朝鲜朝中期著名性理学家宋时烈（字英甫，号尤庵、尤斋，谥号文正，1607—1689年）则在《梅月堂画像跋》中对其评论道：“其髭须虽在，而冠服则正缁流所著也。余尝按栗谷先生奉教所撰公传，公少为儒生，中为缁流，晚尝长发归正，临终时更为头陀像，盖三变其形矣，独乃留此缁像而自赞焉者，岂亦有意存乎其间耶。盖公出家放迹，实欲藏晦其身。然百世之下，见其气象精神于片幅之上者，犹知其为梅月公矣。”①但是，通过其性理说的分析可以看出，李珥在《金时习传》中“心儒迹佛”的评价还是较为中肯的。李珥写道：“自以声名早盛，而一朝逃世，心儒迹佛。取怪于时，乃故作狂易之态，以掩其实。士子有欲受学者，则逆击以木石，或弯弓将射，以试其诚。”②
概而言之，梅月堂的性理学思想肯定理对气的主宰性，但同时也强调二者之分别，所谓“才有理，便有气”。所以对其“太极，阴阳也。阴阳，太极也”的思想应理解为对理气不离的重视。金时习的理气二元论思想强调理气之“造化”及其“相即不离”。梅月堂之学虽然在体系化方面有所不足，对朱子学的理解程度亦有欠缺，但是基本上还是笃守了朱子学的基本立场。金时习思想与李彦迪（字复古，号晦斋、紫溪翁，1491—1553年）对太极主理性的论述有所不同，却从“理气一体”、“理气造化”的角度解释“太极之理”的主宰性，由此开启了韩国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无极太极论辩之先河。同时在他的学说中，还可以看到赵光祖道学思想的萌芽以及退溪李滉、栗谷李珥等人的性理学的端绪。
梅月堂金时习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太极说》、《生死说》、《神鬼说》、《易说》等，现均收录在《梅月堂集》（24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