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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哲学史上，真正具系统性、理论性的斥佛论的出现始于郑道传、权近师徒。《佛氏杂辨》和《心气理篇》即为反映其斥佛论思想的主要代表作。在同佛教的论战中，郑道传基于儒佛思想之异系统发挥性理学（朱子学）的观点并对佛教根本教义逐一进行了批驳。
  《佛氏杂辨》就是一部从性理学的立场出发批驳佛家祈福之虚构性以及僧侣寺庙之弊害的著作。此外，其作还涉及佛教的理论弱点。此书写于1398年，主要围绕以下19个问题展开分析论证以阐述其斥佛论主张。（1）佛氏轮回之辨；（2）佛氏因果之辨；（3）佛氏心性之辨；（4）佛氏作用是非之辨；（5）佛氏心迹之辨；（6）佛氏昧于道器之辨；（7）佛氏毁弃人伦之辨；（8）佛氏慈悲之辨；（9）佛氏真假之辨；（10）佛氏地狱之辨；（11）佛氏祸福之辨；（12）佛氏乞食之辨；（13）佛氏禅教之辨；（14）儒释同异之辨；（15）佛法入中国；（16）事佛得祸；（17）舍天道而谈佛果；（18）事佛甚谨年代尤促；（19）辟异端之辨。而且，在文中他还援引了许多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等人的有关抑佛扬儒的论述。
  仅从《佛氏杂辨》题目来看，郑道传对佛教的批判是相当系统而全面的。在驳斥佛教“因果轮回”等基本教义的过程中，提出天地万物由“气”形成之气化论观点。《佛氏轮回之辨》中提到：
  人物之生生无穷乃天地之化，运行而不已者也。原夫太极有动静而阴阳生，阴阳有变合而五行具。于是无极太极之真，阴阳五行之精，妙合而凝，人物生生焉。其己生者，生而过；未生者，来而续。其间不容一息之停也。佛之言曰：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于是，轮回之说兴焉。《易》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先儒解之曰：天地之化，虽生生不穷，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其始而知其聚之生，则必知其后之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气化之自然。初无精神寄寓于太虚之中，则知其死也，与气而俱散无复留有形象，尚留于冥漠之内。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天地阴阳之气交合复成人物。到得魂气归于天体，魄归于地复，是变了粗气为物，是合精与气而成物，精魄而气魂也。游魂为变，变则是魂魄相离，游散而变。变非变化之变，既是变则坚者、腐存者込无物也。天地间如烘炉，虽生物皆销铄己尽。安有已散者复合而已生者复来乎？今且验之，吾身一呼一吸之间，气一出焉，谓之一息。其呼而出者，非吸而入之也。然则人之气息亦生生不穷，而生者过，来者续之，理可见也。外而验之于物，凡草木自根而干、而枝、而叶、而华实，一气通贯。当春夏时，其气滋至而华叶畅茂；至秋冬，其气收敛而华叶衰落；至明季春夏又复畅茂，非已落之叶返本归源而复生也。又井中之水，朝朝而汲之，喝饮食煮，煮而尽之；濯衣服者，日曝而干之，泯然无迹。而井中之泉，源源而出，无有穷尽，非已汲之水返其故处而复生也。且百谷之生也，春而种十石，秋而收百石，以至千万，其利倍蓰，是百谷亦生生也。今以佛氏轮回之说观之，凡有血气者自有定数，来来去去无复增损。然则天地之造物反不如农夫之生利也。且血气之属，不为人类，则为乌兽鱼龟昆虫。其数有定，此蕃则彼必耗矣，此耗则彼必蕃矣。不应一时俱蕃，一时俱耗矣。自今观之，当盛世人类蕃庶，乌兽鱼龟昆虫亦蕃庶；当衰世人物耗损，乌兽鱼龟昆虫亦耗损。是人与物皆为天地之气所生，故气盛则一时蕃庶，气衰则一时耗损，明矣。予愤佛氏轮回之说惑世尤甚。幽而质诸天地之化，明而验诸人物之生，得其说如此，与我同志者幸共鉴焉。
  或问子引先儒之说，解《易》之游魂为变曰：魂与魄相离，魂气归于天，体魄降于地，是人死则魂魄各于天地，非佛氏所谓人死精神不灭者耶？曰：古者四时之火，皆取于木，是木中元有火，木热则生火。犹魄中元有魂，魄暖着为魂，故曰钻木出火。又曰形既生矣，神发知矣。形魄也，神魂也。火缘木而存，犹魂魄合而生。火灭则烟气升而归于天，灰尽降而归于地。犹人死则魂气升于天，体魄降于地。火之烟气即人之魂气，火之灰尽即人之体魄。且火气灭矣，烟气灰尽不复合而为火。则人死之后，魂气体魄亦不复合而为物。其理岂不明甚也哉。①“轮回”乃梵文Samāra的意译，原意为“流转”。原是印度婆罗门教教义，后为佛家沿用发展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它宣扬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如果得不到“解脱”，则会永远在所谓“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或无阿修罗道而为“五道轮回”）中生死相续、无有止息，故称“六道轮回”。这种“轮回”说的核心是灵魂不灭，即人死后其精神不死。根据其人一生所做的“业”，灵魂还会在来生以至二生三生承受业报。①基于灵魂不灭论的“轮回”说是佛教世界观和信仰核心理论。
  郑道传以朱子学“气化”论以及“气之生生不息”的理论对之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人和万物都为天地之气所生，“太极有动静而阴阳生，阴阳有变合而五行具。于是无极太极之真，阴阳五行之精，妙合而凝，人物生生焉”②。气之凝聚者为“形质”，为“神气”，而“形质”与“神气”必然紧密相连。一旦形质消灭，神气也就不复存在，所以人死了精神便无以存在，所谓“天地之化，虽生生不穷，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其始而知其聚之生，则必知其后之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气化之自然”。同时，他还提出事物总是处于发生、发展、消亡的演化过程中的辩证思想。“人物之生生而无穷乃天地之化，运行而不已者也。”此“生生无穷”之运动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带有发展进步的质的变化。
  郑道传以“气化”和“气之生生不息”的理论说明了人与物类能够不断繁衍的原因，一方面有力地批驳了佛教“轮回”说的理论基础——精神不灭论，另一方面也使儒家关于“气”的理论得以挺立和张扬。③他还以此说为基础进一步批评了作为“轮回”之理论依据的“因果报应”说：“或曰吾子辨佛氏轮回之说至矣，子言人物皆得阴阳五行之气以生，今夫人则有智愚贤不肖、贫富贵贱寿夭之不同，物则有为人所畜役劳苦至死而不辞者，有未免纲罗钓戈之害、大小强弱之自相食者，天之生物，一赋一与何其偏而不均，如是耶？以此而言，释氏所谓生时所作善恶皆有报应者，不其然乎。且生时所作善恶是之谓因，它日报应是之谓果。此其说不亦有所据欤？曰予于上论人物生生之理悉矣。知此则轮回之说自辨矣。轮回之说辨，则因果之说不辨而自明矣。”①可见，郑氏是把儒家“气”论思想作为其批评佛教的主要理论工具的。他以朱子学的“气禀”说批驳佛家因缘和合论和因果报应说：“夫所谓阴阳五行者，交运迭行、参差不齐，故其气也有通塞、偏正、清浊、厚薄、高下、长短之异焉。而人物之生，适当其时。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人与物之贵贱于此焉分。又在于人得其清者智且贤，得其浊者愚不肖，厚者富而薄者贫，高者贵而下者贱，长者寿而短者夭，此其大略也。虽物亦然。”②
  朱熹认为当理化生形气之时，理气浑然相融，具体到形成人物的时候，理即具于形气之中形成人的气禀。人物的气禀不仅有偏与正的问题，还有清与浊的问题。③朱子说过：“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物得其偏，故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无以见其为仁。”④郑道传援引朱学“气禀”说，进一步指出人与物之区别、人与人之差异皆由气禀的不同造成的，并非出于佛教所谓因果报应。他在《佛氏因果之辨》篇的文末写道：“圣人设教，使学者变化气质，至于圣贤治国者，转衰亡而进治安。此圣人所以回阴阳之气，以致参赞之功者。佛氏因果之说，岂能行于其间哉？”⑤可以看出，郑道传反对佛学主要是出于其“灭伦害国性”⑥。因此，他在《辟异端之辩》文中指出：“以予惛庸，不知力之不足，而以辟异端为己任者，非欲上继六圣一贤之心也。惧世之人惑于其说，而沦胥以陷，人之道至于灭矣。呜呼，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必士师。邪说横流，坏人心术，人人得而辟之，不必圣贤。此予之所以望于诸公，而因以自勉焉者也。”⑦
  朱熹反对佛学同样出于其对人伦道德的危害性，所谓“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①。不过，其对佛教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禅宗。朱熹尝言：“禅学最害道，老庄于义理绝灭犹未至尽，佛则人伦坏；禅则又将许多义理，扫灭无余，故其为害最深。”②此外，他还认为佛教尤其是禅宗将“心”与“性”视为一物，沦空而耽寂。“要之，释氏只是恍惚之间见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仔细见得真实心性，所以都不见里面许多道理。政使有存养之功，亦只是存养得他所见底影子，固不可谓之无所见，亦不可谓之不能养，但所见所养非心性之真耳。”③心性一旦沦空耽寂即如浮光掠影无以致存养之功。由此可见，朱子学与佛学在心性问题上的根本差别。④
  由上所述，郑道传欲构筑的“善恶因果报应”说既没有借助佛之法力，也没有借助天（上帝）之主宰，而是仰仗人的主观能动性亦即所谓“主体性”。他以为尽管人时有不善之行为，但因“理”的不变性和主宰性，只须力克私欲便可变化气质，从而将不善之行为变为善行。他强调人的“主体性”，要求人们依靠良善意志和自身努力来战胜“恶”。这说明无论行为之动机还是果报皆系于自身之作为。郑道传的理论虽无佛教因果报应说之效力，却洋溢着合理主义的精神。他确立了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人的“主体性”，大有异于建立在补偿心理之基础上的佛家他律伦理。其说立足人的自律性、自觉性以否定仰赖他力之思想，在哲学史上有重大的意义。⑤可见，郑氏不仅是与李成桂合作成就易姓革命并开创五百年朝鲜王朝的杰出政治家，而且还是开启朝鲜朝儒学独尊时代的深远影响的哲学家。
  郑道传被誉为“东方真儒”，丽末鲜初排佛论思想的集大成者。正是通过他对佛教教义的系统而全面的批判，性理学（朱子学）才确立了其在朝鲜朝的官方哲学的地位。而且，通过他的积极阐发，朱子学中理气论、心性论等领域的思想皆在此后朝鲜朝儒学发展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高丽史》有载：“郑道传发挥天人性命之渊源，倡明孔孟程朱之道，辟浮屠百代之诳诱，开三韩千古之迷惑，斥异端，息邪学，明天理而正人心，吾东方真一人而已。”①
  概言之，丽末鲜初朱子学被传入至最终确定为官方哲学，经历了以下三部曲：首先，被作为新的理论和学说而受到丽末新进士林的关注并被介绍到韩国；其次，被作为新的思想理论运用于排斥佛教的思想斗争中；最后，被革新派所利用，逐步确立为李氏朝鲜王朝的建国理念。至此朱子学获得了朝鲜朝官学的独尊地位。另外，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至朝鲜朝初期韩国朱子学已呈现本土化倾向。像李穑的“天则理”思想、郑梦周的春秋大义和心性践履、吉再的节义精神以及基于性理学道器说的郑道传的斥佛论思想等，都为16世纪韩国性理学全盛时期的到来作了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