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至丽末鲜初即高丽、朝鲜两新旧王朝更替之际，思想界涌现出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吉再、朴础等著名朱子学者。刚刚传入半岛的朱子学顺应时代潮流，成为社会改革的理论武器，并在新王朝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一、李穑
高丽末期重臣、著名的朱子学家李穑（字颖叔，号牧隐，1328—1396年）是“丽末三隐”之一，历任典理正郎、内书舍人、政堂文学、判三司事等官职，谥文靖。作为李齐贤的门人和李穀的儿子，李穑可谓是继承了丽末朱子学正脉的一代儒学宗匠。他在韩国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所谓“承上”、“继往”，是说他的儒学仍具有早期政治儒学的色彩；所谓“启下”、“开来”，是讲其学与高丽前期的政治儒学已有本质区别。李穑以朱子学为其政治儒学的核心内容。他说：“孔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出政治，正性情，以一风俗，以立万世大平之本。所谓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夫子者，讵不信然。中灰于秦，仅出孔壁。诗书道缺，泯泯棼棼。至于唐韩愈氏，独知尊孔氏，文章遂变。然于《原道》一篇，足以见其得失矣。宋之世，宗韩氏学古文者，欧公数人而已。至于讲明邹鲁之学，黜二氏，诏万世，周程之功也。宋社既屋，其说北流。鲁斋许先生，用其学相世祖，中统至元之治，胥此焉出，呜呼盛哉。”②正如前文所述许衡是元朝正宗理学大儒，其学以朱子为宗，在北方影响甚大。李穑之父游学中国时与许鲁斋的门人颇有交往，受其父之影响的李穑既推崇韩欧之文章、周程之理学，又向往许氏以学辅治的为学径路。①“宋社既屋，其说北流”，表明李穑俨然将鲁斋视之为南宋灭亡后承传朱学之第一人。其时入元求学的高丽学者大都深受鲁斋之学的影响。由此论之，许衡不仅在朱学北传过程中功绩卓越，而且对丽末朱子学的发展亦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李穑在构建学理层面的儒学中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对丽末鲜初的儒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他的极具学术意义的理论主张，如“天则理”、“一而二，二而一”等，成为日后韩国性理学的基本理念。②他任成均馆大司成时不仅亲自讲授朱子学，还聘金九龙、郑梦周、李崇仁等为教官，培养了一大批儒生，为朱子学在高丽全境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高丽史》上称，恭愍王十六年“重营成均馆，以穑判开城府事兼成均馆大司成，增置生员，择经术之士金九龙、郑梦周、朴尚忠、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教官。先是，馆生不过数十，穑更定学式，每日坐明伦堂，分经授业。讲毕，相与论难忘倦，于是学者坌集相与观感。程朱性理之学始兴”③。李穑将程朱理学视为儒学之正脉，强调学者应以“明明德”为首要之务。认为：“以吾儒言之，曰明命，以天言之；曰明德，以人言也。顾明命明明德，学者之事也。”④又说：“在天曰明命，在人曰明德，非二物也。而天与人判而离也久矣，仲尼盖悲之，道统之传，不绝如线，幸而再传，有圣孙焉，著为一书，所以望后人者至矣。”⑤此处“明德”指的是“性”，即所谓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在他看来，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由此李穑提出自己的“天人无间”思想：“虽道之在大虚，本无形也，而能形之者惟气为然。是以大而为天地，明而为日月，散而为风雨霜露，峙而为山岳，流而为江河。秩然而为君臣父子之伦，粲然而为礼乐刑政之具，其于世道也，清明而为理，秽浊而为乱，皆气之所形也。天人无间，感应不惑。故彝伦叙而政教明，则日月顺轨，风雨以时。而景星、庆云、醴泉、朱草之瑞至焉。彝伦斁而政教废，则日月告凶，风雨为灾，而彗孛飞流、山崩水渴之变作焉。然则理乱之机，审之人事而可见，理乱之象，求之风月而足矣。”①他还以为今中原甫定，四方无虞，正是所谓“理世”。若能趁此机会修国之政刑，将会使百姓安康、物产丰盛。李穑进而又从“天人无间”论立场出发提出“天则理”思想：“天则理也，然后人始知人事之无非天矣。夫性也，在人物，指人物而名之曰人也物也，是跡也。求其所以然而辩之，则在人者性也，在物者亦性也。同一性也，则同一天也。”②他反对将天和人、命和性分而为二。
同时，李穑还基于性理学的道统观，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佛教的弊端提出了批评，指出：“佛氏入中国，王公士庶，尊而事之。自汉迄今，日新月盛。肆我太祖化家为国，佛刹民居，参伍错综，中世以降，其徒益繁。五教两宗为利之窟，川傍山曲无处非寺……佛大圣人也，好恶必与人同。安知已逝之灵，不耻其徒之如此也哉？臣伏乞明降条禁，已为僧者，亦与度牒，而无度牒者，即充军伍。新创之寺，并令撤去，而不撤者，即罪守令，庶使良民不尽髡缁。臣闻殿下奉事之诚，尤笃于列圣。其所以祈永国祚者，甚盛甚休。然以臣之愚，窃惟佛者至圣至公，奉之极美不以为喜，待之甚薄不以为怒。况其经中分明有说‘布施功德，不及持经’，听政之余，惟神之暇，注目方等留心顿法，无所不可。但为上者，人所则效，虚费者，财所耗竭，防微杜渐，不可不慎。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臣愿于佛，亦宜如此。”③以上所引文字是恭愍王元年李穑所上《陈时务书》中的部分内容，《高丽史》和《东文选》皆有记载。他以为，制民产、兴王道就是要从辟异端开始，具体而言即为抑制佛教流弊的蔓延和佛教徒的发展。不过，需注意的是，李穑的斥佛论主张不是对佛教的教理本身进行批驳，像“佛大圣人也”、“佛者至圣至公”这样的言论还受到后世儒者的讥评。④但是，从上述李氏的抑佛言论中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丽末接受朱子学（新儒学）思想的新进士大夫阶层对佛教的态度和此一时期思想界新的理论动向。
在政治上，李穑主张以“三纲五常”为立国之本，企图重建理想的儒家王道政治。在新旧王朝更替时他站在保守派一边，反对革新派的田制改革。1392年革新派赵浚、郑道传等人与李成桂密切配合，建立了李氏朝鲜王朝。由此朱子学获得了官学的地位，进而成为朝鲜王朝的统治思想。李穑的著作有《牧隐集》（55卷）。
二、郑梦周
“丽末三隐”之一的郑梦周（字达可，号圃隐，1337—1392年）亦是高丽末期的政治家、朱子学家、文学家，被李滉等人称为“东方理学之祖”①。恭愍朝登第，历任成均馆博士、政堂文学、右文馆大提学、侍中等官职，谥文忠。《高丽史》上称郑梦周“生而秀异”，并说：“以礼曹正郎兼成均博士（指郑梦周——引者注），时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耳。梦周讲说发越，超出人意，闻者颇疑。及得胡炳文四书通，无不脗合，诸儒尤加叹服。”②由此亦可知，郑氏的确天分甚高。早年曾从游于李穑门下，但是其为学并无一定师承③，多为自悟自得。权採还曾提到：“乌川圃隐郑文忠公生于高丽之季，天资粹美，学问精深。其为学也，以默识心融为要，以践履躬行为本。性理之学，倡道东方，一时名贤，咸推服焉。”④权氏对其为学特点的概括甚为精辟——朱子学的穷理与践履精神在郑梦周的身上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郑梦周一生好学不倦，不仅博览群书、精研义理，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推广程朱之学。《高丽史》记载，他曾“内建五部学堂，外设乡校，以兴儒术”①。郑氏的心志和作为开了朝鲜儒教兴起之先河。
其时明朝已经开国。暗图废弃蒙元服饰的郑梦周敦请朝廷施行大明的衣冠文物。在丽末“亲元派”与“亲明派”的势力纷争中力主“绝元归明”之外交对策，终成作为《春秋》尊王攘夷观之变种的“尊华排胡论（华夷论）”的主要倡导者。
郑氏对朱子学有很深的体会，其理论造诣深得同时代学者的赞赏。李穑曾说：“梦周论理，横说竖说无非当理，推为东方理学之祖。”②以为他对朱子学的精深研究和哲学思考已达到相当的理论高度。郑道传亦曾对他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先生于《大学》之提纲，《中庸》之会极，得明道传道之旨。于《论孟》之精微，得操存涵养之要，体验扩充之方。至于《易》，知先天后天相为体用；于《书》，知精一执中为帝王传授心法；《诗》则本于民彝物则之训；《春秋》则辨其道谊功利之分。吾东方五百年，臻斯理者几何人哉。诸生各执其业，人人异说。随问讲析，分毫不差。”③可见，梦周不仅对“四书”之要有深切的体会，而且对“五经”之义亦有精湛的研究。
郑梦周以为“天人虽殊，其理则一”④，还说：“造化无偏气，圣人犹抑阴。一阳初动处，可以验吾心。”⑤他在坚持“天人一理”之立场的同时，主张理对气的优位性和主宰性，而对理的主宰性的重视恰恰是朱子学的核心要领。
在竭力倡导“濂洛之道”及朱子学的同时，他还对佛、老之说提出了质疑。“如天之圆，广大无边，如镜之照，了达微妙。此浮屠之所以喻道与心，而吾家亦许之以近理。然其圆也，可以应万事乎，其照也，可以穷精义乎。吾恨不得时遭乎灵山之会，诘一言于黄面老子。”①郑梦周从朱子学的立场出发指出佛、老理论的局限性。他还对儒佛的基本教理作了进一步的比较，认为：“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饮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尧舜之道，亦不外此。动静语默之得其正，即是尧舜之道，初非甚高难行。彼佛氏之教则不然，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观空寂灭为宗，是岂平常之道？”②郑氏主张儒者之道皆是日用平常之事，如饮食男女人所同，而此中便存有至理——所谓尧舜之道亦不外乎此。动静语默之间得其正，即是尧舜之道；但是佛氏之教则不然，虚伪乱常、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以观空寂灭为宗。③他将佛教指斥为以“观空寂灭为宗”的妖妄怪诞之教，并从教义、教理的层面对其进行了批判。同时，他还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以取代佛教仪式，行冠婚丧祭，并亲自为父母服丧了三年。郑氏是继李穑之后又一位提倡“崇儒抑佛”的朱子学者。与李穑等人不同，郑氏更多从人伦道德层面对佛教的基本教义进行了批驳，故其辟佛论更具理论性和系统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其对佛教教义和教理的精深了解。
郑梦周弟子众多，其门人大都成为引领朝鲜朝初期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学脉传承关系大致如下：④
仅从图1中看，在其门下涌现的勋旧派士人多于士林派学人。但是郑氏及其弟子吉再以自身的学行和践履诠释了性理学的理念和价值标准，由此确立了重价值判断过于事实判断的士林派的道统意识。所以韩国17世纪的儒学巨擘尤庵宋时烈（1607—1689年）曾对圃隐郑梦周称颂道：“吾东方自箕圣以后至于丽季阐开道学有功，斯文无如郑梦周之比，而至使人人得知君臣父子之伦，内夏外夷之义者，亦皆梦周之功也。”⑤
郑氏35岁和47岁时曾两度作为高丽使节入明，他也是在高丽朝廷内力倡亲明外交的代表人物。两朝更替之际，他对高丽王朝忠心耿耿，最终以身殉之，真正践行了孟子所谓“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的儒家教义。故后人赞曰：“公天分至高，豪迈绝伦。少有大志，好学不倦，博览群书，日诵《中庸》、《大学》，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真积力久，独得濂洛不传之秘。故其措诸事业发于议论者，十不能二三，而光明正大，固已炳耀青史，真可谓命世之才矣。”①郑梦周的“忠臣不事二君”的至死不变之节义被李朝君臣高度推崇，这也是他被尊为“韩国义理学派之祖”②以及“东方理学之祖”的重要原因之一。郑梦周的著作有《圃隐集》（7卷）。
三、吉再
丽末鲜初期的著名朱子学者还有吉再（字再父，号冶隐，又号金鸟山人，谥号忠杰，1353—1419年），海平（善山）人。他曾受学于李穑、郑梦周、权近等人，与李穑、郑梦周同被尊为“丽末三隐”。作为朝鲜士林派学者的先驱，吉再为学极重真知与实得，主张学者应以忠孝礼义廉耻为先。《冶隐集》记载，吉再与弟子“讲论经书，必务合于程朱之旨，言必以忠孝为主”①。弃官退隐乡野则专心于读书涵养，还积极从事教育活动，大兴“私学”教育，开了朝鲜私学教育之风气。其学脉连绵不绝，如图1所示后学中涌现出金叔滋、金宗直、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等一大批活跃于朝鲜朝前期学界和政界的大儒。受其思想影响的岭南“士林派”后来逐渐成长为对抗腐败之“勋旧派”②的批判势力，且在成宗朝后成为主导中央朝政的重要力量。权近也对吉再称誉道：“呜呼！有高丽五百年培养教化，以励士风之效，萃先生之一身而收之。有朝鲜亿万年扶植纲常，以明臣节之本，自先生之一身而基之，其有功于名教甚大。”③吉再的义理思想和节义精神奠定了朝鲜朝初期儒学实践的发展方向，所以他在韩国儒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觑。其实，郑梦周、吉再等人的义理精神与新罗花郎的为国尽忠之精神可谓一脉相承。④朝鲜朝前期义理派学者的理论探讨和教育实践活动，为韩国朱子学的纵深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吉再的主要著作有：《冶隐集》、《冶隐续集》、《冶隐先生言行录拾遗》等。
高丽末至朝鲜朝开国前后是韩国性理学（朱子学）的初创期，因为正处于新旧王朝更替之际，此时在统治阶层内部和意识形态领域亲明与亲元、革新与守常、事大与自主之争异常激烈。朱子学作为新的理论学说传入韩国后，开始分化为强调人伦义理的保守势力和重视现实问题的革新势力。两派立场上的差异源自各自对性理学（朱子学）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不同理解。以郑梦周为首的“纲常论”者首重儒家经典中的《春秋》，强调忠孝节义，重视大义名分，因此这一派也被称为“节义论”者；以郑道传为首的“革新论”者则强调《周易》的变易思想，主张应根据时势之迁移主动求变，从而革新现实政治。①郑梦周、吉再、金叔滋、金宗直等属于“纲常论”者，他们基于春秋大义反对异姓革命，拒绝同革新势力妥协。于是新朝建立后他们或遭杀害，或被革职，余下的则大多归隐山林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以教化民众为务。结果朝鲜朝初期的学界和政坛便被主张权变的郑道传、权近一系的革新势力（“事功派”，亦称“官学派”）所掌控。郑道传死后，权近继承其学风成为“事功派（官学派）”的领袖。此派学风特点是重视功利实用，必以经世为鹄的。此后，“事功派”又逐渐演变为“勋旧派”，成为“士林派”批判和拒斥的对象。
简言之，丽末鲜初期不仅是韩国高丽、朝鲜两个新旧王朝更替时期，而且还是韩国性理学（朱子学）的初创时期。此一时期的朱子学在韩国的传播可划分为两个阶段：高丽末期朱子学的传入阶段和朝鲜朝开国前后义理的初步自觉阶段。前一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安珦、禹倬、白颐正、李齐贤等，而后一阶段主要代表人物则有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吉再等。朝鲜王朝开国后，朱子学迅速上升为社会主流思想，进而成为官方支持的意识形态。
一、李穑
高丽末期重臣、著名的朱子学家李穑（字颖叔，号牧隐，1328—1396年）是“丽末三隐”之一，历任典理正郎、内书舍人、政堂文学、判三司事等官职，谥文靖。作为李齐贤的门人和李穀的儿子，李穑可谓是继承了丽末朱子学正脉的一代儒学宗匠。他在韩国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所谓“承上”、“继往”，是说他的儒学仍具有早期政治儒学的色彩；所谓“启下”、“开来”，是讲其学与高丽前期的政治儒学已有本质区别。李穑以朱子学为其政治儒学的核心内容。他说：“孔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出政治，正性情，以一风俗，以立万世大平之本。所谓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夫子者，讵不信然。中灰于秦，仅出孔壁。诗书道缺，泯泯棼棼。至于唐韩愈氏，独知尊孔氏，文章遂变。然于《原道》一篇，足以见其得失矣。宋之世，宗韩氏学古文者，欧公数人而已。至于讲明邹鲁之学，黜二氏，诏万世，周程之功也。宋社既屋，其说北流。鲁斋许先生，用其学相世祖，中统至元之治，胥此焉出，呜呼盛哉。”②正如前文所述许衡是元朝正宗理学大儒，其学以朱子为宗，在北方影响甚大。李穑之父游学中国时与许鲁斋的门人颇有交往，受其父之影响的李穑既推崇韩欧之文章、周程之理学，又向往许氏以学辅治的为学径路。①“宋社既屋，其说北流”，表明李穑俨然将鲁斋视之为南宋灭亡后承传朱学之第一人。其时入元求学的高丽学者大都深受鲁斋之学的影响。由此论之，许衡不仅在朱学北传过程中功绩卓越，而且对丽末朱子学的发展亦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李穑在构建学理层面的儒学中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对丽末鲜初的儒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他的极具学术意义的理论主张，如“天则理”、“一而二，二而一”等，成为日后韩国性理学的基本理念。②他任成均馆大司成时不仅亲自讲授朱子学，还聘金九龙、郑梦周、李崇仁等为教官，培养了一大批儒生，为朱子学在高丽全境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高丽史》上称，恭愍王十六年“重营成均馆，以穑判开城府事兼成均馆大司成，增置生员，择经术之士金九龙、郑梦周、朴尚忠、朴宜中、李崇仁皆以他官兼教官。先是，馆生不过数十，穑更定学式，每日坐明伦堂，分经授业。讲毕，相与论难忘倦，于是学者坌集相与观感。程朱性理之学始兴”③。李穑将程朱理学视为儒学之正脉，强调学者应以“明明德”为首要之务。认为：“以吾儒言之，曰明命，以天言之；曰明德，以人言也。顾明命明明德，学者之事也。”④又说：“在天曰明命，在人曰明德，非二物也。而天与人判而离也久矣，仲尼盖悲之，道统之传，不绝如线，幸而再传，有圣孙焉，著为一书，所以望后人者至矣。”⑤此处“明德”指的是“性”，即所谓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在他看来，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由此李穑提出自己的“天人无间”思想：“虽道之在大虚，本无形也，而能形之者惟气为然。是以大而为天地，明而为日月，散而为风雨霜露，峙而为山岳，流而为江河。秩然而为君臣父子之伦，粲然而为礼乐刑政之具，其于世道也，清明而为理，秽浊而为乱，皆气之所形也。天人无间，感应不惑。故彝伦叙而政教明，则日月顺轨，风雨以时。而景星、庆云、醴泉、朱草之瑞至焉。彝伦斁而政教废，则日月告凶，风雨为灾，而彗孛飞流、山崩水渴之变作焉。然则理乱之机，审之人事而可见，理乱之象，求之风月而足矣。”①他还以为今中原甫定，四方无虞，正是所谓“理世”。若能趁此机会修国之政刑，将会使百姓安康、物产丰盛。李穑进而又从“天人无间”论立场出发提出“天则理”思想：“天则理也，然后人始知人事之无非天矣。夫性也，在人物，指人物而名之曰人也物也，是跡也。求其所以然而辩之，则在人者性也，在物者亦性也。同一性也，则同一天也。”②他反对将天和人、命和性分而为二。
同时，李穑还基于性理学的道统观，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佛教的弊端提出了批评，指出：“佛氏入中国，王公士庶，尊而事之。自汉迄今，日新月盛。肆我太祖化家为国，佛刹民居，参伍错综，中世以降，其徒益繁。五教两宗为利之窟，川傍山曲无处非寺……佛大圣人也，好恶必与人同。安知已逝之灵，不耻其徒之如此也哉？臣伏乞明降条禁，已为僧者，亦与度牒，而无度牒者，即充军伍。新创之寺，并令撤去，而不撤者，即罪守令，庶使良民不尽髡缁。臣闻殿下奉事之诚，尤笃于列圣。其所以祈永国祚者，甚盛甚休。然以臣之愚，窃惟佛者至圣至公，奉之极美不以为喜，待之甚薄不以为怒。况其经中分明有说‘布施功德，不及持经’，听政之余，惟神之暇，注目方等留心顿法，无所不可。但为上者，人所则效，虚费者，财所耗竭，防微杜渐，不可不慎。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臣愿于佛，亦宜如此。”③以上所引文字是恭愍王元年李穑所上《陈时务书》中的部分内容，《高丽史》和《东文选》皆有记载。他以为，制民产、兴王道就是要从辟异端开始，具体而言即为抑制佛教流弊的蔓延和佛教徒的发展。不过，需注意的是，李穑的斥佛论主张不是对佛教的教理本身进行批驳，像“佛大圣人也”、“佛者至圣至公”这样的言论还受到后世儒者的讥评。④但是，从上述李氏的抑佛言论中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丽末接受朱子学（新儒学）思想的新进士大夫阶层对佛教的态度和此一时期思想界新的理论动向。
在政治上，李穑主张以“三纲五常”为立国之本，企图重建理想的儒家王道政治。在新旧王朝更替时他站在保守派一边，反对革新派的田制改革。1392年革新派赵浚、郑道传等人与李成桂密切配合，建立了李氏朝鲜王朝。由此朱子学获得了官学的地位，进而成为朝鲜王朝的统治思想。李穑的著作有《牧隐集》（55卷）。
二、郑梦周
“丽末三隐”之一的郑梦周（字达可，号圃隐，1337—1392年）亦是高丽末期的政治家、朱子学家、文学家，被李滉等人称为“东方理学之祖”①。恭愍朝登第，历任成均馆博士、政堂文学、右文馆大提学、侍中等官职，谥文忠。《高丽史》上称郑梦周“生而秀异”，并说：“以礼曹正郎兼成均博士（指郑梦周——引者注），时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耳。梦周讲说发越，超出人意，闻者颇疑。及得胡炳文四书通，无不脗合，诸儒尤加叹服。”②由此亦可知，郑氏的确天分甚高。早年曾从游于李穑门下，但是其为学并无一定师承③，多为自悟自得。权採还曾提到：“乌川圃隐郑文忠公生于高丽之季，天资粹美，学问精深。其为学也，以默识心融为要，以践履躬行为本。性理之学，倡道东方，一时名贤，咸推服焉。”④权氏对其为学特点的概括甚为精辟——朱子学的穷理与践履精神在郑梦周的身上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郑梦周一生好学不倦，不仅博览群书、精研义理，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推广程朱之学。《高丽史》记载，他曾“内建五部学堂，外设乡校，以兴儒术”①。郑氏的心志和作为开了朝鲜儒教兴起之先河。
其时明朝已经开国。暗图废弃蒙元服饰的郑梦周敦请朝廷施行大明的衣冠文物。在丽末“亲元派”与“亲明派”的势力纷争中力主“绝元归明”之外交对策，终成作为《春秋》尊王攘夷观之变种的“尊华排胡论（华夷论）”的主要倡导者。
郑氏对朱子学有很深的体会，其理论造诣深得同时代学者的赞赏。李穑曾说：“梦周论理，横说竖说无非当理，推为东方理学之祖。”②以为他对朱子学的精深研究和哲学思考已达到相当的理论高度。郑道传亦曾对他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先生于《大学》之提纲，《中庸》之会极，得明道传道之旨。于《论孟》之精微，得操存涵养之要，体验扩充之方。至于《易》，知先天后天相为体用；于《书》，知精一执中为帝王传授心法；《诗》则本于民彝物则之训；《春秋》则辨其道谊功利之分。吾东方五百年，臻斯理者几何人哉。诸生各执其业，人人异说。随问讲析，分毫不差。”③可见，梦周不仅对“四书”之要有深切的体会，而且对“五经”之义亦有精湛的研究。
郑梦周以为“天人虽殊，其理则一”④，还说：“造化无偏气，圣人犹抑阴。一阳初动处，可以验吾心。”⑤他在坚持“天人一理”之立场的同时，主张理对气的优位性和主宰性，而对理的主宰性的重视恰恰是朱子学的核心要领。
在竭力倡导“濂洛之道”及朱子学的同时，他还对佛、老之说提出了质疑。“如天之圆，广大无边，如镜之照，了达微妙。此浮屠之所以喻道与心，而吾家亦许之以近理。然其圆也，可以应万事乎，其照也，可以穷精义乎。吾恨不得时遭乎灵山之会，诘一言于黄面老子。”①郑梦周从朱子学的立场出发指出佛、老理论的局限性。他还对儒佛的基本教理作了进一步的比较，认为：“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饮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尧舜之道，亦不外此。动静语默之得其正，即是尧舜之道，初非甚高难行。彼佛氏之教则不然，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观空寂灭为宗，是岂平常之道？”②郑氏主张儒者之道皆是日用平常之事，如饮食男女人所同，而此中便存有至理——所谓尧舜之道亦不外乎此。动静语默之间得其正，即是尧舜之道；但是佛氏之教则不然，虚伪乱常、辞亲戚绝男女，独坐岩穴、草衣木食，以观空寂灭为宗。③他将佛教指斥为以“观空寂灭为宗”的妖妄怪诞之教，并从教义、教理的层面对其进行了批判。同时，他还仿朱子家礼立家庙奉先祀以取代佛教仪式，行冠婚丧祭，并亲自为父母服丧了三年。郑氏是继李穑之后又一位提倡“崇儒抑佛”的朱子学者。与李穑等人不同，郑氏更多从人伦道德层面对佛教的基本教义进行了批驳，故其辟佛论更具理论性和系统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其对佛教教义和教理的精深了解。
郑梦周弟子众多，其门人大都成为引领朝鲜朝初期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学脉传承关系大致如下：④
仅从图1中看，在其门下涌现的勋旧派士人多于士林派学人。但是郑氏及其弟子吉再以自身的学行和践履诠释了性理学的理念和价值标准，由此确立了重价值判断过于事实判断的士林派的道统意识。所以韩国17世纪的儒学巨擘尤庵宋时烈（1607—1689年）曾对圃隐郑梦周称颂道：“吾东方自箕圣以后至于丽季阐开道学有功，斯文无如郑梦周之比，而至使人人得知君臣父子之伦，内夏外夷之义者，亦皆梦周之功也。”⑤
郑氏35岁和47岁时曾两度作为高丽使节入明，他也是在高丽朝廷内力倡亲明外交的代表人物。两朝更替之际，他对高丽王朝忠心耿耿，最终以身殉之，真正践行了孟子所谓“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的儒家教义。故后人赞曰：“公天分至高，豪迈绝伦。少有大志，好学不倦，博览群书，日诵《中庸》、《大学》，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真积力久，独得濂洛不传之秘。故其措诸事业发于议论者，十不能二三，而光明正大，固已炳耀青史，真可谓命世之才矣。”①郑梦周的“忠臣不事二君”的至死不变之节义被李朝君臣高度推崇，这也是他被尊为“韩国义理学派之祖”②以及“东方理学之祖”的重要原因之一。郑梦周的著作有《圃隐集》（7卷）。
三、吉再
丽末鲜初期的著名朱子学者还有吉再（字再父，号冶隐，又号金鸟山人，谥号忠杰，1353—1419年），海平（善山）人。他曾受学于李穑、郑梦周、权近等人，与李穑、郑梦周同被尊为“丽末三隐”。作为朝鲜士林派学者的先驱，吉再为学极重真知与实得，主张学者应以忠孝礼义廉耻为先。《冶隐集》记载，吉再与弟子“讲论经书，必务合于程朱之旨，言必以忠孝为主”①。弃官退隐乡野则专心于读书涵养，还积极从事教育活动，大兴“私学”教育，开了朝鲜私学教育之风气。其学脉连绵不绝，如图1所示后学中涌现出金叔滋、金宗直、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等一大批活跃于朝鲜朝前期学界和政界的大儒。受其思想影响的岭南“士林派”后来逐渐成长为对抗腐败之“勋旧派”②的批判势力，且在成宗朝后成为主导中央朝政的重要力量。权近也对吉再称誉道：“呜呼！有高丽五百年培养教化，以励士风之效，萃先生之一身而收之。有朝鲜亿万年扶植纲常，以明臣节之本，自先生之一身而基之，其有功于名教甚大。”③吉再的义理思想和节义精神奠定了朝鲜朝初期儒学实践的发展方向，所以他在韩国儒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觑。其实，郑梦周、吉再等人的义理精神与新罗花郎的为国尽忠之精神可谓一脉相承。④朝鲜朝前期义理派学者的理论探讨和教育实践活动，为韩国朱子学的纵深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吉再的主要著作有：《冶隐集》、《冶隐续集》、《冶隐先生言行录拾遗》等。
高丽末至朝鲜朝开国前后是韩国性理学（朱子学）的初创期，因为正处于新旧王朝更替之际，此时在统治阶层内部和意识形态领域亲明与亲元、革新与守常、事大与自主之争异常激烈。朱子学作为新的理论学说传入韩国后，开始分化为强调人伦义理的保守势力和重视现实问题的革新势力。两派立场上的差异源自各自对性理学（朱子学）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不同理解。以郑梦周为首的“纲常论”者首重儒家经典中的《春秋》，强调忠孝节义，重视大义名分，因此这一派也被称为“节义论”者；以郑道传为首的“革新论”者则强调《周易》的变易思想，主张应根据时势之迁移主动求变，从而革新现实政治。①郑梦周、吉再、金叔滋、金宗直等属于“纲常论”者，他们基于春秋大义反对异姓革命，拒绝同革新势力妥协。于是新朝建立后他们或遭杀害，或被革职，余下的则大多归隐山林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以教化民众为务。结果朝鲜朝初期的学界和政坛便被主张权变的郑道传、权近一系的革新势力（“事功派”，亦称“官学派”）所掌控。郑道传死后，权近继承其学风成为“事功派（官学派）”的领袖。此派学风特点是重视功利实用，必以经世为鹄的。此后，“事功派”又逐渐演变为“勋旧派”，成为“士林派”批判和拒斥的对象。
简言之，丽末鲜初期不仅是韩国高丽、朝鲜两个新旧王朝更替时期，而且还是韩国性理学（朱子学）的初创时期。此一时期的朱子学在韩国的传播可划分为两个阶段：高丽末期朱子学的传入阶段和朝鲜朝开国前后义理的初步自觉阶段。前一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安珦、禹倬、白颐正、李齐贤等，而后一阶段主要代表人物则有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吉再等。朝鲜王朝开国后，朱子学迅速上升为社会主流思想，进而成为官方支持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