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高丽朝后期从武臣执权时起，文教即进入衰落期，至13世纪末整个社会已呈斯文扫地之衰相。此时出身中小地主阶层的“新进士类”通过科举迅速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影响王朝政治的一股新兴势力。他们企图从元朝引进程朱理学（朱子学）以重拾社会秩序，进而挽救国家的命运。不过，朱子学的输入还与当时元朝社会思想之状况密切相关。元代统治者出于自身需要，把朱子学定为官方哲学，还将与之对立的陆九渊心学列入另类，致使陆学只能流传于我国江南民间。因朱子学在元代思想界享有独尊地位，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为高丽新进士类引进之首选。②这一特征在韩国思想界影响甚远。它一方面使朱子学成为此后朝鲜王朝五百年间的官方哲学，另一方面却影响和阻碍了陆王一系的心学思想在韩国的传播。
一、安珦
据史书记载，朱子学是高丽忠烈王时由安珦从元朝引入。③朱子学虽有“新儒学”、“宋学”、“程朱学”等不同称谓，但其内容则基本相同。①安珦（字士蕴，号晦轩，1243—1306年，朝鲜时代改称为安裕）为兴州（现今顺兴）人。作为高丽朝后期的儒学大家和教育家，被后世尊为韩国性理学的始祖。《高丽史节要》记载其为人庄重安详，在相府能谋善断，常育人才而以兴复斯文为己任。他是高丽忠烈王的宠臣，历任尚州判官、儒学提举、集贤殿大学士、佥议中赞等官职。1289年高丽朝设置儒学提举司，安珦被任命为首任“本国儒学提举”。是年他扈从忠烈王入元，在滞留元大都（燕京）期间始得《朱子全书》，知其为孔门之正脉。遂手录其书，并摹写孔子和朱熹画像而归。这其实为此后朱子学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归国后安珦讲究朱子之书，深致博约之功，努力传授朱子学。“晚年常挂晦庵先生真像，以致景慕，遂号晦轩。”②他常以兴学育才为己任，“蓄儒琴一张，每遇士之可学者劝之”③。而且，安珦还曾随世子（忠宣王）来过元朝，再次目睹了文教在元朝社会的隆盛状况。
但是，彼时的高丽朝儒学与佛、老思想的盛况相比则呈现一派衰败之势。对此安珦曾作诗慨叹道：“香灯处处皆祈佛，箫管家家尽祀神。独有数间夫子庙，满庭春草寂无人。”④这是安珦描绘当时的国子监文庙败落景象的一首诗。
为了重新振兴儒学和恢复荒废的儒学教育机构，他建议朝廷设置“赡学钱”。安珦以为“夫子之道垂宪万世，臣忠于君，子孝于父，弟恭于兄”⑤，兴学养贤的目的就在于传授孔孟之教，推行儒家的伦理道德。他还曾派博士金文鼎等入元，画先圣及七十子像，并求祭器、乐器、“六经”诸子史等回国。他还荐举李㦃、李瑱等人为经史教授都监使，于是“禁内学馆内侍三都监五库愿学之士，及七管十二徒诸生（指国学七斋与私学十二徒——引者注），横经受业者动以数以百计”⑥。安珦认为朱子发明圣人之道以攘斥禅佛之学，其功足以配仲尼。因此欲学仲尼之道，必须先学晦庵之学。在他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朱子学开始在高丽社会得到重视。安珦另一功绩是培养出了众多鸿儒硕学，著名者有禹倬、权溥、白颐正等人。其门生也为朱子学在高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安珦卒后13年即忠肃王六年（1319年），朝廷为表彰其在兴学养贤方面的功绩，给予从祀文庙之殊荣。朝鲜朝时期则祭祀安珦于白云洞书院。在时任丰基郡守的李退溪的努力下，公元1550年被明宗赐名为“绍修书院”。“绍修书院”是朝鲜朝最早的赐额书院。
二、禹倬
高丽朝后期的名儒禹倬（字天章，又字卓甫，号白云，称为“易东先生”，1263—1342年）是安珦的大弟子，也是早期的朱子学主要传播者之一。禹倬为丹山（丹阳）人，他与白颐正、辛蒇、权溥并称为安珦门下的“四君子”。历任宁海司録、监察纠正等官职，曾官至成均（国学）祭酒。禹倬博通经史，对《易》学造诣尤深。其时，“《程传》（按：指程氏《易传》）初来东方，无能知者。倬乃闭门月余、参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学始行”①。可见，禹倬是以《易》学为中心接受程朱之学。禹倬对易学所进行的义理学式的分析，使过去具有神秘性、巫术性的占卜术，在理学的基础上变得更具有理性色彩。不仅如此，他还开创了《程传》易学的先河，对丽末鲜初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人的易学思想产生深远影响。②可见，禹倬在韩国易学史上开启了以义理为中心的《易》学研究（义理易）之先河。
朝鲜朝的儒学巨擘李退溪对禹倬德学十分敬仰，尊其为丽末鲜初的八大儒之一。③退溪不仅建议朝廷在安东创建“易东书院”，而且还对其易学研究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认为：“天相吾东，斯文有迪，我程《易传》，肇臻斯域。人罔窥测，视同发梗，不有先生，谁究谁省……孔演十翼，程氏攸宗，专用义理，发挥天衷。熟玩深味，靡不该通。知益以明，守益以正。以是教人，德业无竞。”①由此亦可推知，朝鲜朝以《易》为中心的程朱性理学传统始于禹倬。
三、权溥
安珦的另一名弟子权溥（原名永，字齐万，号菊斋，1262—1346年）为安东人。忠烈王五年（1279年）他年仅18岁即已登第，历任佥议舍人、礼宾寺尹、词林院侍读学、佥议政丞等，封为永嘉府院君，谥文正。忠肃王元年（1314年）同闵漬一起编撰高丽朝太祖以来的实录，忠烈王二十八年（1302年）和忠宣王元年（1309年）分别作为圣节使和正朝使出使元朝。史称权溥“性忠孝，惠族姻，睦僚友，嗜读书，老不辍。尝以朱子《四书集注》建白刊行，东方性理之学自权溥倡”②。他翻刻朱子学著作，在普及程朱理学方面很有建树。据《栎翁稗说》记载：“我外舅政丞菊斋权公，得《四书集注》，镂板以广其传，学者又知有道学矣。”③而且，他还同其子权准褒集历代孝子64人并使婿李齐贤著赞，定名《孝行录》刊行于世。此外，权溥还注有《银台集》20卷，惜已失传。在他的努力下，忠惠王五年（1344年）高丽改订科举法，“六经义”和“四书疑”遂被定位“初场”之考试科目。④于是，《四书集注》便成为士人们应试所必备的教科书。
四、白颐正
白颐正（字若轩，号彝斋，1247—1323年）为蓝浦郡人，亦是高丽朝后期的名儒。高宗时登第入翰院累官至中书舍人⑤，历任佥议评理、商议会议都监事等，后被封为上党君。他也曾入元，且于元大都（燕京）生活了多年。忠烈王三十一年（1305年）白颐正作为忠宣王的侍臣入元，于忠肃王元年（1314年）归国①，归国时还带回《朱子家礼》等大量朱子学著作。在滞留燕京长达十年期间，白颐正不仅收集了大量程朱理学著作，而且对其学说亦进行了深入研究。《栎翁稗说》记载：“白彝斋颐正，从德陵留都下十年，多求程朱性理之书以归……学者又知有道学矣。”②《高丽史》亦称：“时程朱之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颐正在元，得而学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道先师受孝珠（颐正）。”③与安珦相比，白颐正则在研究和进一步深化程朱理学方面贡献更大，而且，在高丽朱子学的传承方面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弟子朴忠佐（字子华，号耻菴，1287—1349年），官至判三司事，被封为咸阳府院君。其人喜读《周易》，终生致力易学（主要是研读“伊川易”）研究④；另一弟子李齐贤则培养出李穑等丽末鲜初的著名朱子学者。白颐正的遗稿有《燕居诗》、《詠唐尧》、《寒碧楼》、《与洪厓集句》等。
五、李齐贤
高丽末期政治家、史学家李齐贤（字仲恩，号益斋、栎翁，1287—1367年）为庆州人，亦是权溥之贤婿。在早期的朱子学传播者中，李齐贤是卓有建树的一代名儒。他亦有赴元留燕京生活之经历。李齐贤年15岁便登成均试状元榜，历任进贤馆提学、知密直司、政堂文学、判三司事、右政丞、门下侍中等职，被封为鸡林府院君，谥号文忠。1313年，忠宣王让位于太子忠肃王后便以大尉身份留居于元，在燕京构筑万卷堂与当时许多名儒交游。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他将李齐贤召至元大都（燕京）。其时姚燧、阎复、元明善、赵孟頫、虞集等咸游王门，李齐贤与他们相从而学益进。门人李穑曾曰：“高丽益斋先生生是时。年未冠，文已有名当世，大为忠宣王器重，从居辇毂下。朝之大儒缙绅先生若牧庵姚公、阎公子静、赵公子昂、元公复初、张公养浩咸游王门，先生皆得与之交际，视易听新，摩厉变化，固已极其正大高明之学。而又奉使川蜀，从王吴会，往返万余里。山河之壮，风俗之异，古圣贤之遗迹，凡所为闳博绝特之观。既已包括而无余，则其疏荡奇气，殆不在子长下矣。使先生登名王官，掌帝制优游台阁，则功业成就，决不让向之数君子者。敛而东归，相五朝，四为冢宰，东民则幸矣。其如斯文何？虽然东人仰之如泰山，学文之士，去其靡陋而稍尔雅，皆先生化之也。”①姚燧是许衡（字仲平，号鲁斋，1209—1281年）的门人，元明善则是吴澄（字幼清，晚字伯清，1249—1333年）的弟子。时人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二人皆为元朝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与许衡不同，吴澄因与陆九渊同乡受陆学影响较大，可以说是兼讲朱陆的学者。由此可知，李齐贤应对其时的朱学和陆学都有所了解。
李齐贤在元朝滞留时间较长，其学问造诣亦曾让姚燧、元明善等元朝学者“称叹不置”②。李齐贤回国后，通过兴学养贤，积极推动朱子学的发展。而且，他还栽培李穀、李穑父子，成就了高丽儒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李齐贤视程朱理学为“实学”，所以在学风上非常强调经世致用的实用之学。他主张“躬行心得”和“求新民之理”。李齐贤的思想中有较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每欲以经世之学来反对佛教、革新朝政。并且，他还向朝廷提出了诸多志向改革现实政治的建议——这与安垧、白颐正有较大区别。从李齐贤所提倡的“为学次序”③中又可以看出其对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学思想的重视。李齐贤的著作有《益斋乱稿》（10卷）、《栎翁稗说》（4卷）、《益斋长短句》等。
综上所述，作为儒学新形态的程朱理学（朱子学）主要是通过由出使元朝的使臣传入韩国。经过他们的积极倡导和推动，朱子学在高丽朝的知识界获得了初步的传播。④值得注意的是，从《高丽史》的记载来看，高丽朱子学的传承主要是由安珦及其弟子来完成。换言之，高丽的朱子学是由安珦开其端，并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加以传承并发扬之。因此，安珦在高丽乃至韩国儒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功绩理应得到重视。但是，这一时期还处于韩国朱子学义理思想的萌发阶段，故在理论创获上成就有限。
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这一时期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是朱子学义理在高丽社会得到初步普及的同时获得新进士林阶层的认同；二是为下一阶段韩国朱子学义理思想的勃发培养和储备了大量人才。
一、安珦
据史书记载，朱子学是高丽忠烈王时由安珦从元朝引入。③朱子学虽有“新儒学”、“宋学”、“程朱学”等不同称谓，但其内容则基本相同。①安珦（字士蕴，号晦轩，1243—1306年，朝鲜时代改称为安裕）为兴州（现今顺兴）人。作为高丽朝后期的儒学大家和教育家，被后世尊为韩国性理学的始祖。《高丽史节要》记载其为人庄重安详，在相府能谋善断，常育人才而以兴复斯文为己任。他是高丽忠烈王的宠臣，历任尚州判官、儒学提举、集贤殿大学士、佥议中赞等官职。1289年高丽朝设置儒学提举司，安珦被任命为首任“本国儒学提举”。是年他扈从忠烈王入元，在滞留元大都（燕京）期间始得《朱子全书》，知其为孔门之正脉。遂手录其书，并摹写孔子和朱熹画像而归。这其实为此后朱子学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归国后安珦讲究朱子之书，深致博约之功，努力传授朱子学。“晚年常挂晦庵先生真像，以致景慕，遂号晦轩。”②他常以兴学育才为己任，“蓄儒琴一张，每遇士之可学者劝之”③。而且，安珦还曾随世子（忠宣王）来过元朝，再次目睹了文教在元朝社会的隆盛状况。
但是，彼时的高丽朝儒学与佛、老思想的盛况相比则呈现一派衰败之势。对此安珦曾作诗慨叹道：“香灯处处皆祈佛，箫管家家尽祀神。独有数间夫子庙，满庭春草寂无人。”④这是安珦描绘当时的国子监文庙败落景象的一首诗。
为了重新振兴儒学和恢复荒废的儒学教育机构，他建议朝廷设置“赡学钱”。安珦以为“夫子之道垂宪万世，臣忠于君，子孝于父，弟恭于兄”⑤，兴学养贤的目的就在于传授孔孟之教，推行儒家的伦理道德。他还曾派博士金文鼎等入元，画先圣及七十子像，并求祭器、乐器、“六经”诸子史等回国。他还荐举李㦃、李瑱等人为经史教授都监使，于是“禁内学馆内侍三都监五库愿学之士，及七管十二徒诸生（指国学七斋与私学十二徒——引者注），横经受业者动以数以百计”⑥。安珦认为朱子发明圣人之道以攘斥禅佛之学，其功足以配仲尼。因此欲学仲尼之道，必须先学晦庵之学。在他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朱子学开始在高丽社会得到重视。安珦另一功绩是培养出了众多鸿儒硕学，著名者有禹倬、权溥、白颐正等人。其门生也为朱子学在高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安珦卒后13年即忠肃王六年（1319年），朝廷为表彰其在兴学养贤方面的功绩，给予从祀文庙之殊荣。朝鲜朝时期则祭祀安珦于白云洞书院。在时任丰基郡守的李退溪的努力下，公元1550年被明宗赐名为“绍修书院”。“绍修书院”是朝鲜朝最早的赐额书院。
二、禹倬
高丽朝后期的名儒禹倬（字天章，又字卓甫，号白云，称为“易东先生”，1263—1342年）是安珦的大弟子，也是早期的朱子学主要传播者之一。禹倬为丹山（丹阳）人，他与白颐正、辛蒇、权溥并称为安珦门下的“四君子”。历任宁海司録、监察纠正等官职，曾官至成均（国学）祭酒。禹倬博通经史，对《易》学造诣尤深。其时，“《程传》（按：指程氏《易传》）初来东方，无能知者。倬乃闭门月余、参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学始行”①。可见，禹倬是以《易》学为中心接受程朱之学。禹倬对易学所进行的义理学式的分析，使过去具有神秘性、巫术性的占卜术，在理学的基础上变得更具有理性色彩。不仅如此，他还开创了《程传》易学的先河，对丽末鲜初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人的易学思想产生深远影响。②可见，禹倬在韩国易学史上开启了以义理为中心的《易》学研究（义理易）之先河。
朝鲜朝的儒学巨擘李退溪对禹倬德学十分敬仰，尊其为丽末鲜初的八大儒之一。③退溪不仅建议朝廷在安东创建“易东书院”，而且还对其易学研究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认为：“天相吾东，斯文有迪，我程《易传》，肇臻斯域。人罔窥测，视同发梗，不有先生，谁究谁省……孔演十翼，程氏攸宗，专用义理，发挥天衷。熟玩深味，靡不该通。知益以明，守益以正。以是教人，德业无竞。”①由此亦可推知，朝鲜朝以《易》为中心的程朱性理学传统始于禹倬。
三、权溥
安珦的另一名弟子权溥（原名永，字齐万，号菊斋，1262—1346年）为安东人。忠烈王五年（1279年）他年仅18岁即已登第，历任佥议舍人、礼宾寺尹、词林院侍读学、佥议政丞等，封为永嘉府院君，谥文正。忠肃王元年（1314年）同闵漬一起编撰高丽朝太祖以来的实录，忠烈王二十八年（1302年）和忠宣王元年（1309年）分别作为圣节使和正朝使出使元朝。史称权溥“性忠孝，惠族姻，睦僚友，嗜读书，老不辍。尝以朱子《四书集注》建白刊行，东方性理之学自权溥倡”②。他翻刻朱子学著作，在普及程朱理学方面很有建树。据《栎翁稗说》记载：“我外舅政丞菊斋权公，得《四书集注》，镂板以广其传，学者又知有道学矣。”③而且，他还同其子权准褒集历代孝子64人并使婿李齐贤著赞，定名《孝行录》刊行于世。此外，权溥还注有《银台集》20卷，惜已失传。在他的努力下，忠惠王五年（1344年）高丽改订科举法，“六经义”和“四书疑”遂被定位“初场”之考试科目。④于是，《四书集注》便成为士人们应试所必备的教科书。
四、白颐正
白颐正（字若轩，号彝斋，1247—1323年）为蓝浦郡人，亦是高丽朝后期的名儒。高宗时登第入翰院累官至中书舍人⑤，历任佥议评理、商议会议都监事等，后被封为上党君。他也曾入元，且于元大都（燕京）生活了多年。忠烈王三十一年（1305年）白颐正作为忠宣王的侍臣入元，于忠肃王元年（1314年）归国①，归国时还带回《朱子家礼》等大量朱子学著作。在滞留燕京长达十年期间，白颐正不仅收集了大量程朱理学著作，而且对其学说亦进行了深入研究。《栎翁稗说》记载：“白彝斋颐正，从德陵留都下十年，多求程朱性理之书以归……学者又知有道学矣。”②《高丽史》亦称：“时程朱之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颐正在元，得而学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道先师受孝珠（颐正）。”③与安珦相比，白颐正则在研究和进一步深化程朱理学方面贡献更大，而且，在高丽朱子学的传承方面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弟子朴忠佐（字子华，号耻菴，1287—1349年），官至判三司事，被封为咸阳府院君。其人喜读《周易》，终生致力易学（主要是研读“伊川易”）研究④；另一弟子李齐贤则培养出李穑等丽末鲜初的著名朱子学者。白颐正的遗稿有《燕居诗》、《詠唐尧》、《寒碧楼》、《与洪厓集句》等。
五、李齐贤
高丽末期政治家、史学家李齐贤（字仲恩，号益斋、栎翁，1287—1367年）为庆州人，亦是权溥之贤婿。在早期的朱子学传播者中，李齐贤是卓有建树的一代名儒。他亦有赴元留燕京生活之经历。李齐贤年15岁便登成均试状元榜，历任进贤馆提学、知密直司、政堂文学、判三司事、右政丞、门下侍中等职，被封为鸡林府院君，谥号文忠。1313年，忠宣王让位于太子忠肃王后便以大尉身份留居于元，在燕京构筑万卷堂与当时许多名儒交游。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他将李齐贤召至元大都（燕京）。其时姚燧、阎复、元明善、赵孟頫、虞集等咸游王门，李齐贤与他们相从而学益进。门人李穑曾曰：“高丽益斋先生生是时。年未冠，文已有名当世，大为忠宣王器重，从居辇毂下。朝之大儒缙绅先生若牧庵姚公、阎公子静、赵公子昂、元公复初、张公养浩咸游王门，先生皆得与之交际，视易听新，摩厉变化，固已极其正大高明之学。而又奉使川蜀，从王吴会，往返万余里。山河之壮，风俗之异，古圣贤之遗迹，凡所为闳博绝特之观。既已包括而无余，则其疏荡奇气，殆不在子长下矣。使先生登名王官，掌帝制优游台阁，则功业成就，决不让向之数君子者。敛而东归，相五朝，四为冢宰，东民则幸矣。其如斯文何？虽然东人仰之如泰山，学文之士，去其靡陋而稍尔雅，皆先生化之也。”①姚燧是许衡（字仲平，号鲁斋，1209—1281年）的门人，元明善则是吴澄（字幼清，晚字伯清，1249—1333年）的弟子。时人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二人皆为元朝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与许衡不同，吴澄因与陆九渊同乡受陆学影响较大，可以说是兼讲朱陆的学者。由此可知，李齐贤应对其时的朱学和陆学都有所了解。
李齐贤在元朝滞留时间较长，其学问造诣亦曾让姚燧、元明善等元朝学者“称叹不置”②。李齐贤回国后，通过兴学养贤，积极推动朱子学的发展。而且，他还栽培李穀、李穑父子，成就了高丽儒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李齐贤视程朱理学为“实学”，所以在学风上非常强调经世致用的实用之学。他主张“躬行心得”和“求新民之理”。李齐贤的思想中有较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每欲以经世之学来反对佛教、革新朝政。并且，他还向朝廷提出了诸多志向改革现实政治的建议——这与安垧、白颐正有较大区别。从李齐贤所提倡的“为学次序”③中又可以看出其对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学思想的重视。李齐贤的著作有《益斋乱稿》（10卷）、《栎翁稗说》（4卷）、《益斋长短句》等。
综上所述，作为儒学新形态的程朱理学（朱子学）主要是通过由出使元朝的使臣传入韩国。经过他们的积极倡导和推动，朱子学在高丽朝的知识界获得了初步的传播。④值得注意的是，从《高丽史》的记载来看，高丽朱子学的传承主要是由安珦及其弟子来完成。换言之，高丽的朱子学是由安珦开其端，并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加以传承并发扬之。因此，安珦在高丽乃至韩国儒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功绩理应得到重视。但是，这一时期还处于韩国朱子学义理思想的萌发阶段，故在理论创获上成就有限。
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这一时期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是朱子学义理在高丽社会得到初步普及的同时获得新进士林阶层的认同；二是为下一阶段韩国朱子学义理思想的勃发培养和储备了大量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