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倥偬戎马越闽关，感概当年国事艰。 凭吊宋儒文肃墓，英豪终古扼权奸。勉斋学派
  嘉定十三年（1220年）春，黄榦致仕后回到福州，居住在晋安区寿山乡石牌村。闲暇作诗《游寿山》，由此开启了福州寿山石文化的序曲。诗云：
  石为文多招斧凿，寺因野烧转荧煌。
  世间荣辱不足较，日暮天寒山路长。
  黄榦因美石而感悟世间荣辱交替的道理，这是最早吟咏寿山石的诗作，借物言志，把士人崇“道”的信念和对气节的坚守，以及不因穷达际遇的改变而改变的精神传达出来。这时候，黄榦还在石牌村长箕岭创办了一所高峰书院，专事讲学著述，从学弟子日盛。四川、湖南、安徽、浙江、江西等地的文士都来找他学习。每天晚上，黄榦讲论经典、论说理义，勤勉不倦。
  朱熹当年讲学之所武夷、建阳有“闽邦邹鲁”之称，他也被后人尊为“南方孔子”，黄榦因之有朱门“颜曾”之誉。所谓“颜曾”，分别指孔子的弟子颜回与曾参。颜回是以德行著称，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被后人尊为七十二贤之首，尊为“复圣”；曾参发展了孔子的孝道，被尊为“宗圣”。
  黄榦在继承和弘扬朱熹思想体系的同时，还致力于确立朱熹的道统地位，并创立了“勉斋学派”。
  勉斋学派是以黄榦为代表的学派，因黄榦世称勉斋先生，故名。黄榦受业于朱熹，成为朱熹女婿，深得师传，以笃行直道著闻。他注重儒家圣贤道统传授，对周敦颐极为推崇，对其思想有所继承。
  政治（主要是军事）上，黄榦主张抗金御敌，既依靠兵，也依靠民；既用民力，更用民心。
  在学术思想上，黄榦在坚守师说的同时，以更为通俗易懂的道理来阐发朱熹的思想。比如，他认为：“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唯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语大莫能载；唯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这就将朱熹的“理一分殊”的思想，发展成为黄榦的有体有用论，而其大旨，最终又归结到朱熹的“理”——以太极为世界本原的理学思想体系之中。
  哲学上，黄榦以“太极”为最高范畴，提出“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太极二五妙合而人物生”的宇宙生成说，认为“太极”的“静而阴”是“体”，“动而阳”是“用”。他指出人得秀而灵之气而成，“精气凝而为形，魂魄交而为神，五常具而为性，感于物而为情，措诸用而为事”。而“圣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灵者焉，于是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故能参天地，赞化育而统理人伦”。他认为千圣万贤所传之道，是“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此四者存之于心，就可得到圣贤相传的道统。他还用“理一分殊”来说明“道”的体用关系，指出“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宇宙的本体是“道”，而天地万物是“道”的表现，是“道”之“用”，“万物统体一太极”，“一物各具一太极”。但他又认为“体用合一”，“自理而观，体未尝不包乎用”，“自物而言，用未尝不具乎体”。要认识“太极”或“道”，就要通过认识“道”所表现出来的事物来实现，“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
  黄榦指出，“自性观之，万物只是一样，自道观之，一物各是一样。唯其只是一样，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论述了理学“理具于心”“性即理”的观点。
  在思想上，黄榦调和朱熹的倾向，认为“仁义礼智，特就人心而立者耳。天以是心而成万物，人以是心而成万事”。
  黄榦认为道出于天，表现为天地万物和人事的变化，故有道统。道统传授的次序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黄榦把“传承道统”看成是朱熹的最大成就，在《朱文公行状》中，黄榦详细叙述了恩师不平凡的一生，深入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这种“万世宗师”的提法，与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的提法很相似。可以说，孔孟而后，朱熹是一位地位仅次于孔孟的“夫子”。
  经过黄榦的提倡和阐发，朱子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作为朱熹理学的直接继承者，黄榦在捍卫和阐扬理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黄榦不但继承了朱熹书院讲学的优良传统，而且论定了朱熹的道统地位，并使这种道统地位的观念逐渐从思想界走向政界，为以后的统治者所承认和接受。
  黄榦还在后面的《朱文公行状》中，高度概括了朱熹“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考，立于朝者四十日”的一生坎坷的事迹；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将朱熹提到中华民族文化代表者的高度。在行状中，黄榦还论述了朱熹“为学”“为道”“著书讲学”的种种活动，为后人留下朱熹幅巾方履、规步矩步、瞑目端坐（即朱熹所提倡的“静坐”）的理学家状貌。所以说，在闽学学者中，黄榦被理所当然地尊为理学继承人，居闽学学派领袖地位长达21年之久。
  南宋晚期的重要理学家黄震（1213—1280）评价说：“朱熹门人号高弟者，遍于闽浙和江东，独勉斋先生强毅自立，足任负荷。同门有误解，勉斋一一辨明。”
  黄榦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由唐代韩愈、李翱发明，并经北宋二程，南宋刘子翚、朱熹等所接受并进一步阐发的道统心传说，并由此论定了朱熹的儒家道统地位。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是儒家传统。这个传统是尧开其端，后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文王、周公，一直到了孔子、孟子，史称“道统论”。
  刘子翚（1101—1147）的《圣传论》则认为，这个道统的传承方法是“密契圣心，如相授受”的。而黄榦则将这个道统下延至周、张、二程和朱熹，并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至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继其绝，至熹而始著。”
  道统的观念指的是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这种传承并不一定是师徒之间的直接传授，也可以是跨越时代的密契心传。
  黄榦说：“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圣贤相传，垂正立教，灿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把道统的产生和发展，都归结为“天理”的必然。
  黄榦还认为，圣人之间的心传，并非不可捉摸，其要旨有四，曰：“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居敬”是宋代理学家所提倡的道德修养方法，出自《论语·年雍》的“居敬而行简”；“穷理”则是理学家的认识论原则，出自《易·说卦》的“穷理尽性”。朱熹曾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又如一物悬空中，右抑则左昂，左抑则右昂，其实只是一事。”在黄榦看来，二者是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
  “克己”也是儒家的修养方法，源于《论语·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意为以仁德克制自己，使之合于礼义。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云：“克者，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勉斋文集·朱子行状》云：“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
  “存诚”则源于《孟子·尽心上》中的“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朱熹认为“心若不存，一身便无所主宰”，“存其心，则能养其性，正其情”。“诚”字是真心实意开诚布公的，“存诚”谓胸怀坦诚。
  总而言之，居敬、穷理、克己、存诚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所极力提倡的修养心性和认识外界事物的重要方法。黄榦认为，“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这就是在宣扬道统论的同时，又进一步阐扬了朱熹的理学思想。
  朱子学北传
  黄榦的另一贡献是促进了朱子理学的北传。《宋史·黄榦传》载，黄榦在各地讲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黄榦的著名弟子有何基、赵师恕、饶鲁、董梦程、蔡念成、叶士龙、熊刚大等等。其中何基与王柏、金履祥、许谦并称“北山四先生”。何基开创了浙江金华“北山学派”。王柏、金履祥、许谦、揭傒斯、方逢辰等著名学者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黄榦任江西临川知县时，何基的父亲为县丞，何基因得以与其兄从黄榦学。“勉斋告以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先生（指何基）悚惕受命。于是砥精覃思，平心易气，以俟义理之通”。
  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何基）绝似和靖（尹焞），鲁斋（王柏）绝似上蔡（谢良佐），而金文安公（金履祥）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
  黄榦的另一高弟饶鲁，开创了鄱阳“双峰学派”，程若庸、吴澄、程钜夫、朱公迁、汪克宽、赵孟頫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
  清代学者黄百家说：“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之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
  黄榦高弟董梦程，是他学侣董铢之侄，“字万里，号介轩。鄱阳人，槃涧先生铢之从子也。初学于槃涧与程正思，其后学于勉斋”。董梦程则开创了鄱阳“介轩学派”，胡方平、胡一桂、董鼎、董真卿、马端临等著名学者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
  宋代，特别是南宋，理学在福建迅速发展。而黄榦在临川、安庆，尤其是地处宋金边界的汉阳讲学，开创书院，广招弟子，为朱子学的北传创造了条件，也为朱子学逐渐北传播撒下了生生不息的种子。一旦时机成熟，这些“种子”就会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从而撑起一片理学的绿荫。果不其然，犹如游酢、杨时等人当年促使理学南传一样，黄榦之促使“理学北传”在元代初期全部完成。
  黄百家说：“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迭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赵江汉就是宋末元初的著名理学家赵复，他是荆湖北路德安府人，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军破德安，赵复欲以身殉国，被姚枢所救，礼送至燕京，讲授理学。后赵复在燕京建太极书院，许衡、刘因、郝经等一大批名儒均出于其门下。故后人评价说：“当是时，南北不通，程朱之书不及于北，自先生而发之。”
  赵复的师从关系一向缺考。《宋元学案》也仅称其为“程学朱学续传”。曾有人认为，赵复是南宋名儒真德秀的门人，但无确切的史料证明，记载真德秀学案的《宋元学案·西山真氏学案》中亦只字未提。可见赵复与真德秀一样，都只能是朱熹的“私淑弟子”。
  赵复的崛起，与黄榦当年在湖北传播理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黄榦的讲学地汉阳军，治所在今天的湖北汉阳，赵复所在的德安府，治所原在安陆，宋咸淳（1265—1274）以后曾徙治汉阳。安陆与汉阳两地相隔不远，南宋时曾属同一地区。赵复与黄榦虽然没有直接师承关系，但从他接受程朱理学的思想，到创立自己的学派，均在黄榦当年在此地讲学之后不过20年而言，其学术渊源是很明显的。
  无独有偶，元初与赵复齐名的理学家窦默，避兵南逃德安，孝感县令谢献之授之以“伊洛性理之书。先生（指窦默）自以为昔未尝学而学自此始”。窦默为河北肥乡人。南宋时，河北为金国控制，故生活于此的窦默“昔未尝学”程朱“性理之书”，后至黄榦过化之乡德安，方得书而始学，并由此成为理学名家。后元军攻破德安，他也应诏至大名，与姚枢、许衡等传播朱子理学。
  赵复、窦默等理学家的相继入仕，成为黄榦之后促使程朱理学北传的后继者，他们与黄榦的另外一批活跃在南方的续传弟子，如吴澄、胡方平、董鼎、金履祥等共同努力，为朱子学成为元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元皇庆二年（1313年），元廷颁发政令，以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集注》，建阳蔡沈的《书集传》，崇安胡安国的《春秋传》等书，作为科举考试的法定经本。而这一切，追溯源流，均与黄榦密切相关。因此，研究专家称“黄榦是朱子学盛行于元代全国之桥梁”。
  从杨时、游酢拜师二程门下，携河南洛学之火种南传，到黄榦继承朱熹的事业，携福建闽学之良种北播，体现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而黄榦促使理学北传的历史功绩，过去很少提及，罕为人知。
  对黄榦在阐扬朱熹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时人及后人对其均评价颇高。宋代名臣王遂说：“公（指黄榦）游文公之门，为后进领袖。讲说著述，世多传诵。人以为学明东南，文公之功为大，公之力居多。”清代全祖望认为：“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传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一人而已。”
  对于朱子学传播全国，清代理学家张伯行对黄榦作过这样精辟的评述：
  至考亭朱子、勉斋黄氏，师弟之授受，朋友之讲习，奋然兴起者，如云汉之昭回，如江河之莫御。理学名区，独盛于闽，不惟比拟伊洛，直与并称邹鲁。而程子“道南”之一语，遂符合如左券。噫嘻！闽滨东海，屹立武夷诸名胜，元气融液，人与地会，当吾世复有兴者。乌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也。尔诸生景行前哲，能自振拔，以斯道为己任。吾见闽学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道之所谓流动而充满，弥论布灌，于是乎统贯于载道之人矣。
  嘉定十三年（1220年）夏，黄榦的《仪礼经传通解续卷》和《孝经本旨》成书。翌年正月，几经修改的《朱文公行状》终于定稿，他最大的心愿终于完成，他在行状中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
  黄榦得理学之真传，秉承师志，存统卫道。为人“笃行直道”，历官“万民载德”，求知“志坚思苦”，讲学“义理精传”。其流芳遗泽，荫及后昆。是以，累世英才辈出，代代孝友贤良，丹青史册，彪炳千秋。历代进士不胜枚举，其中有宋嘉定元年（1208年）探花黄桂，明宣德广东布政使、浙江布政使黄泽（1385—1471），清嘉庆元年（1796年）武状元黄仁勇（1762—1817），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同榜二甲进士黄见三、黄荣庚二贤（两人历任知县、知州，政绩卓越，均列入长乐县志“名臣”或“忠烈”传）等；还有民国首任海军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黄钟瑛（1868—1912），中国现代著名书画、篆刻家黄葆戊（1880—1969）等诸多名流。正是：
  紫阳推朱学，考亭绍真传。
  福族坚才盛，儒宗日月长。
  播迁兴伟业，开拓图邦强。
  海滨存正气，寰宇美名扬。
  名垂千古
  黄榦继承朱熹理学衣钵，讲学书院，仅福州地区书院就有十几所。此外，他历官州县，讲学不辍，或书院或郡学，成效显著。
  福州高峰书院，是历史上颇有名气的黄榦讲学书院之一，与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齐名，是嘉定年间（1208—1224）全国学子最向往的书院之一。由于生源不断地增多，书院变得非常拥挤，遂借邻近寺庙作为课堂。朱熹曾在庆元年间（1195—1200）为该寺撰书“华峰”匾额，故名“华峰寺”。后来，华峰寺又改名为“石牌庵”。
  历经岁月的磨洗，高峰书院、石牌庵己只存遗址。书院占地面积800多平方米，其左右及后侧被山峰围护，门前石阶路经石牌庵右边通往山谷。
  如今，黄榦后裔在石牌庵和高峰书院遗址周边建造围墙，修整有关遗迹，重建华峰寺（石牌庵）及高峰书院，并修建一座跨越溪涧的桥梁，使之直通岭头至林阳寺公路。书院遗址于2005年5月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黄榦在高峰书院期间，一边讲学一边著书，所著有《周易系辞传解》一卷、《读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九卷、《孝经本旨》一卷、《论语注语问答通释》十卷、《勉斋先生讲义》一卷、《朱子行状》一卷、《勉斋诗钞》一卷、《黄勉斋先生文集》八卷、《晦庵先生语续录》四十六卷、《勉斋集》四十卷等。
  嘉定十四年（1221年）三月的一天上午，黄榦看完书卷，闭目安息在书斋的躺椅上，从此再也没有醒来……
  出殡那天，给黄榦送行的除了他的四个儿子黄辂、黄辅、黄輹、黄玘之外，还有他的“门人弟子执绋者二百余人，皆衰绖菅履，引柩三十余里至山间。丧仪如礼，乡人叹息，以为前此未之见”。
  绍定六年（1233年），黄榦已作古12年，理宗皇帝下诏赠他为“朝奉郎”；端平三年（1236年），赐谥“文肃”。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福州官府建造勉斋书院，以示纪念。清雍正二年（1724年），黄榦从祀于孔庙，又在府学里建了黄勉斋祠。
  由于黄榦生前声名远播，所以历代圣贤名将显宦前往凭吊者很多。陈宓（1171—1226）赞其像曰：“貌之癯有颜之乐，气之刚得轲之养。以身任道，老而益壮。仰止朱门，孰出其上。”诗人刘克庄（1187—1269）在《后村大全集》中有《哭黄直卿寺丞》二首。
  其一
  久在文公几杖旁，暮年所得最精详。
  贫甘香火辞符竹，病整衣冠坐箦床。
  壮士军中悲亮死，先师地下惜回亡。
  洗云破寺三间屋，却有门人远赴丧。
  其二
  当年出塞共临戎，箭满行营戌火红。
  督府凯旋先请去，坚城筑就独无功。
  身谋彼此皆迂阔，国事中间偶异同。
  莫怪些词含哽噎，在时曾赏小诗工。此外，有明一代，陈鸣鹤《拜黄勉斋墓》诗：
  三尺残碑立水田，姓名犹识宋前贤。
  松楸有谱传遐胄，苹藻无人荐九泉。
  石马嘶风林下卧，野狐吹火雨中燃。
  隔林薄暮闻钟鼓，知是林僧礼法筵。
  傅汝舟《陪汪郡公谒勉斋墓》诗：
  先生坟在庖羲谷，异代虚无草木间。
  俎豆自今开时庙，衣冠终古閟空山。
  峰高元气长回合，地迥精灵自往还。
  浅薄叨陪堂下拜，几瞻遗像愧尘颜。
  徐㶿诗：
  幽坟荆棘里，传是宋名贤。
  古柏摧荒冢，丰碑立野田。
  西风谁下马，夜月自啼鹃。
  冷落清明雨，无人挂纸钱。
  谢肇淛诗：
  典型犹在望，异代更谁论？
  马鬣孤坟在，鸡碑十字存。
  野田侵基道，寒烧燎松门。
  苹藻何人荐，伤心问九原。
  卢龙云诗：
  想像遗踪五百年，溪山留胜尚依然。
  一时厉禁浑无恙，万古斯文赖有缘。
  仰止将兴闽绝学，景行端藉曾多贤。
  讲堂况复余光霁，桃李当春已自妍。
  最为感人的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1528—1588）带领3000名山东子弟兵入闽歼倭时，戎马倥偬还专程绕道至黄榦墓前凭吊，戚将军还写了一首诗，云：
  倥偬戎马越闽关，感慨当年国事艰。
  凭吊宋儒文肃墓，英豪终古扼权奸。
  黄榦溘然离世，和他相濡以沫了一生的妻子朱兑肝肠寸断，喟然长叹：“直卿去了，我的存在还有何意义？”一百二十三日后，时嘉定十四年（1221年）八月朔日，朱兑便在郁闷愁烦中随夫而去，同穴长眠于高峰书院西南侧的长箕岭庖牺谷。
  庖牺谷，即在今天的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石牌村江南竹自然村，相传上古时伏羲因为看到这清旷幽静的佳境，认定这里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完成演画八卦造福人类夙愿的理想之地，于是到此取象演画八卦，故有“庖牺谷”之称。
  石牌村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历史积淀，有建于后唐长兴二年（931年）的瑞峰林阳寺，为福州“五大丛林”之一。该村东连松柏模、西毗粪桶岩之麓、北邻溪下、南接黄土坪。“石牌”村名何处来？明代谢肇淛《游寿山、九峰、芙蓉诸山记》云：“过黄勉斋先生墓，十字石碑（注：碑上书刻‘宋黄文肃公勉斋先生墓’计十字）圭立水田中。旁有寺名石牌，以先生故得名也。”此外，这里还有一座石牌庵，明《闽都记》载：“石牌庵在怀安四都，去府城三十里，与黄勉斋墓道石牌相近，因以名庵，万历初建。”
  黄榦逝世后，历代对其坟墓都进行修缮。据《贤陵园记》碑中载：“从宋至清，先后有十一位皇帝书赞，并由朝廷和福建布政司修葺祠墓达三十次。”1919年，黄榦裔孙、民国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的胞兄钟沣及良安等人修复其墓。1987年初，黄榦裔孙黄宏珂、黄忠浩等人重修黄榦墓。2003年，黄宏飞等后人对墓园进行扩建，建山门，设碑廊，廊内立有历代名人赞颂黄榦以及黄榦门生祭文等碑刻，周以围墙。山门为石构，四柱三门，门柱楹联，云：
  其一
  人间祥瑞古灵妙，嘉定陵园长润贤。
  其二
  比翼天涯归大道，珠玑太极照千秋。
  黄榦一生致力于兴学传道。据明代王应山《闽都记》卷十载：“勉斋书院在乌石山阳。勉斋有祠，以太平公辅坊废，荐福寺为之，贡师泰记。国朝洪武八年改建左卫，移书院今所。嘉靖间，祠宇倾圮，鞠为蔬圃，豪门瓜分而去。隆庆间建祠，府学、射圃东偏，甚湫隘，莫展祀事。”太平公坊即今三牧坊。勉斋书院到清代已不存在，直到2010年，黄榦后裔黄如论为了纪念其先祖的伟大功绩，在旧址上重建了勉斋书院。
  黄榦故里长乐青山村还保留有他的故居（即黄瑀旧宅），据《长乐县志》记载：“黄勉斋祠，本勉斋先生旧宅黄御史（黄璃）第。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乡人为纪念黄榦的功绩，将其旧宅改建为‘黄勉斋特祠’。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知县贺世骏领帑重修。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黄姓族人鸠资重修，裔孙黄见三、黄荣庚董其事。”
  2002年6月6日，经长乐市人民政府批准，“黄勉斋特祠”和青山村另一处古建筑“江夏黄氏祠堂”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江夏黄氏祠堂始建于南宋，朱熹择地，扩建于明弘治年间（1488—1505），大重修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民国十一年（1922年）缮修前座。祠分前座、中座、后座三进厅结构，总面积1200平方米，高大雄伟、宽敞明亮，体现出明清两代古建筑的风格，文物资料珍贵丰富，是长乐少有的古祠。
  黄榦为传播和推广朱熹理学、确立中国思想界之正统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勋。时人对他在阐述朱熹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评价很高。南宋末参知政事真德秀在《勉斋先生祝文》中说：“唯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发幽阐微，既有补于学者；继志述事，又有功于师门。”清代《四库全书》录有元刊本《勉斋先生黄文肃公集》四十卷，其《闽学渊源》篇录有黄榦事迹。
  至元代，金履祥（1232—1303）在《濂洛风雅》中尊周敦颐为理学开山祖师，以周敦颐——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黄榦——何基——王柏为理学传承的正统世系。
  明末清初，由黄榦整理编辑的朱子著作，还经传教士漂洋过海，得以在欧洲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公元1700年左右，一位叫白晋（1656—1730）的法国传教士，送给他的德国朋友莱布尼茨（1646—1716）一件礼物。这是一本朱熹的著作《周易本义》，里面的数张“易图”，引起了这位绰号Lovenix，即什么也不信的人的浓厚兴趣。莱布尼茨发现“伏羲六爻”的排列与二进制记数法的顺序是相同的，他为几千年前中国圣人的创造与自己的发现相一致而高兴，并为自己解开了《周易》之谜而欣喜若狂。钦佩激动之余，莱布尼茨写信给当时的中国皇帝康熙，称赞康熙尊崇儒学、导倡程朱的行为。
  在莱布尼茨看来，中国宋儒思想的“理”与基督教的“上帝”简直就是同一个概念，这个“理”超越了智慧，是一种超智慧。通过莱布尼茨的传入，再通过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启蒙，朱子理学思想被有机地融入现代文明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而在这个过程中，黄榦传扬朱子理学，更显功不可没。
  写到最后，得以借用朱熹《观书有感》中的一句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理学之树常青，历史给予黄榦“朱子学第一传人”的褒奖，这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