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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物之理,不平则鸣，不足则慊，太溢则倾。谁谓剖斗而民不争？其取也，宁过于啬，其予也，宁过于盈。是又所以为不平之平乎？
  县令任上
  嘉泰四年（1204年），也就是朱熹逝世后的第四年，黄榦调任浙江嘉兴府石门酒库务监。
  酒库务监是一个很小的官职，相当于后来的专门收酒税的税务所长。以前的石门酒库律己不严、管理松垮，导致酒税苛重，业主纷纷歇业，市场萧条。
  据《石门县志·名宦传》（光绪版）记载，黄榦在石门“躬亲纤悉，寒暑不懈，岁入裕如”。黄榦到任后，不以官小职卑为推托，而是勤于职守，严于律己，事无巨细，悉必躬亲，即使是隆冬烈暑，也不避惮，有人说：“这些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何必自己去做呢？”黄榦笑着说：“公家事何分大小？”此时，他揭露库吏勾结奸商“公造私酒”的恶劣行径，端正了官场徇私舞弊的不正之风。
  在黄榦的管理下，石门酒业得以恢复和发展，税收也大幅提升，“岁入沛然”。辛弃疾当时是吏部侍郎，见黄榦才学超人，却只做酒库务监这样的小官，很是感慨：“是为委吏乘田者也。”委吏相当于现在的仓库保管员，乘田相当于现在的农牧技术员，孔子曾在季大夫家做过这两项工作。辛弃疾说这句话，既是感叹黄榦大材小用、世道不公，也是称赞黄榦不计名利、勤于职守。
  黄榦在任石门酒库务监期间，曾作《石门酒库器铭》。
  磨铭：上动下静象天地，前推后荡象六子。昼夜运行命不已，精粗纷纶物资始。君子省身盍顾，无小无大亦一理。
  榨床铭：责酒清易，责人清难。智者于酒，可以反观。
  陶器铭：一线之漏，足以败酒。一念之差，得无败所守乎？
  烧器铭：厚其耳，广其腹。厚故胜，广故蓄。绵薄任重，只以覆其。
  升铭：凡物之理，不平则鸣，不足则慊，太溢则倾。谁谓剖斗而民不争？其取也，宁过于啬，其予也，宁过于盈。是又所以为不平之平乎？
  这些铭文，言简意赅，富有哲理，既是他对别人的警勉，更是自己为人处世、为官理政的真实写照。其中“责酒清易，责人清难”“一念之差，得无败所守乎”“厚故胜，广故蓄”“不平则鸣，不足则慊，太溢则倾”等语，直到今天，仍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人们常用来作为立身处事的座右铭。
  对于黄榦及其《石门酒库器铭》，后人评价很高，清代学者严辰在《桐乡县志》（光绪版）中说：“考亭高弟，辅黄齐名，桐邑皆有遗迹可寻，足为杨园之先导矣。”考亭指以朱熹为首的考亭学派；辅即辅广，宋代大儒，入礼孔庙；杨园即清初的理学大儒张履祥。清代诗人施钟成在《玉溪杂咏》中也有诗赞：“断碑爱惜碎文章，贤士卑栖也不妨。难望勋铭五熟釜，自家评点到壶觞。”
  两浙运判詹徽之深感黄榦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说：“我们大宋就是要像黄榦这样的人，国家才会有希望，失地才能收复回来！”并强调，黄榦仅仅任一个酒监未免太屈才了，遂以其“存不矜之心，为有用之学，屈在管库，未究所长”为由，荐之于朝。这时，权奸韩侂胄欲以北伐金人来巩固他所窃取的高位，遂以吴猎为荆湖北路安抚使。吴猎征求黄榦对战局的看法，黄榦认为不宜仓促用兵，说：“现在如果实施大举北伐的打算，必然会失败。”吴猎素来敬重黄榦的名德，于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将其辟为府中幕僚。
  随着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黄榦所料。大宋军队北伐拉开序幕后，在初战得到几次小胜之后，不久，淮北及西路诸军均节节败退，金兵挥师渡淮南下，与宋军形成对垒相持的局面。于是，当初极力主战的韩侂胄又急忙遣使议和。开禧三年十一月，这个在庆元年间兴风作浪、陷害和打击道学人物的权奸被史弥远诛于玉律园；而史弥远则取代韩侂胄成了当朝宰相。
  接下来，史弥远与北方金朝签订“嘉定和议”。其后，国事日非，军政不修，百事废弛，而中产以下，则“破荡流移”。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史弥远有意推崇并逐步起用了一些道学人物。
  这时，正好江西提举赵希怿、抚州知州高商老同时荐举黄榦，认为他“禀资公正，律己廉勤，使宰百里，绰有余才”。于是，史弥远顺水推舟，黄榦由此当上了江西临川知县。
  嘉定元年（1208年）正月，黄榦来到临川县任上。临川地广民众，号称难治，四十余年无贤令尹，以至积讼成山。黄榦到任后，“每日裁决，观者如堵”。黄榦剖决如流，每决一事，众皆叹服。据《临川县志·名宦传》（同治版）记载，黄榦“每五鼓视事至午……逋租积讼委沓，未数月疏涤皆尽”。可见，他勤于政事，悉心为民，政绩卓著，官声日炽，当他改任新淦县令的时候，临川百姓怅然若失，“如失父母”。
  嘉定二年，临川遇上旱荒和蝗灾，民难于食。黄榦为之平粮价，宽征敛，最终民赖以安。尽管公务繁忙，他还是经常抽空到郡学讲述朱子学思想，阐发大道之源。黄榦以“四德四端之要”为题讲解和传播朱熹的理学思想，叙述“天地之间亦具元亨利贞之德，为仁义礼智之性”。据记载，黄榦公事忙完，“则与弟子何基等讲论，至夜乃罢”。
  此外，黄榦所到之处，“以重庠序，先教养。即郡治后凤栖山为屋，馆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他撰写《徽州朱文公祠记》《鄂州州学四贤堂记》，阐明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这年三月，临川郡学建成，广收门生，黄榦写有《临川郡学讲义》。
  由此可见，黄榦民本思想深受朱熹的影响，他说：“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刚毅勇决者先生之气，严威俨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广博者先生之学。”朱熹去世后，黄榦继续发扬其变革社会、为民请命的作风。
  嘉定五年五月，黄榦被调任江西新淦县令。新淦民众得知黄榦在临川的政绩，听说他的到任，到处奔走相告，欢声不止。
  据《新淦县志·名宦传》（同治版）载，当百姓得知黄榦来知新淦，“吏民习知临川之政皆善，不令而政行”。不令而政行，这是黄榦春风化雨的恩德。他在任期间，“尽心毕力，穷究弊源”，抚恤困穷，不畏强御，经理财赋纲运，整办理断民讼，人罕再诉。
  值得一提的是，黄榦在新淦任上期间，还与当地豪强谢知府家族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谢家乃一方豪强，为非作歹、霸占农民田产，在处理这一案件的过程中，黄榦强烈的正义感和恤民思想一览无遗。我们从他写的一首《食竹䶉》可知，诗云：
  北山何嗟峨，猛虎之所藏。
  咆哮一震怒，百兽不敢当。
  有竹山之阿，挺挺青琳琅。
  威凤鸣且栖，众鸟空回皇。
  彼䶉独何为，莫夜争跳踉。
  钻山窟穴深，啮竹根本伤。
  鼠腹涨彭亨，鸱怒独奋张。
  谁知樵苏辈，叹彼枝叶黄。
  锄耰捣其室，束缚登我堂。
  遂令婉娈者，污此牙颊刚。
  才质既不同，分守合有常。
  曷不效尔曹，窃食仍循墙。
  直节永萧森，庇此千仞冈。
  黄榦在诗中营造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北面的山何其高峻雄伟，这是猛虎栖身的地方，它声震长空的怒吼，让林中百兽惊恐不已。山的凹曲处，有一片竹林茂密地生长着，青翠挺拔，轻风吹过，发出清脆美妙的声音。瑞鸟栖息在竹林里，它发出悦耳的鸣叫令众鸟彷徨不定、怅然若失。食竹鼠为什么在夜里跳跃喧闹，打通山墙，挖掘深深的洞穴，啮噬植物的根茎，破坏竹林的生长？吃饱喝足的竹鼠挺着大大的肚子，却不知道天上的老鹰正张开有力的翅膀要捕食它。那些打柴砍草的人感叹竹林的枝叶日渐萎黄，用农具捣毁竹鼠的巢穴，绑缚着它们来到公堂。这些看似柔顺者，有着坚硬的嘴巴。
  每个人的资质有所不同，各有职分。何不效仿宵小之辈，窃食后便靠墙而行，鬼鬼祟祟的。黄榦对窃食者深恶痛绝，但却无法依法惩办。
  新淦县一户人家，男主人亡故，其寡妻抛家弃子，回到娘家。开禧三年（1207年），这个寡妻将夫家的田地卖给了谢家。黄榦在审案时指出，寡妇不应抛弃子女，也不应出卖丈夫留下的田产。黄榦十分同情被抛弃的孤儿，他写道：“绝人之嗣，而夺其产，挟其妻以害其侄婿，此有人心者所不为也。”黄榦的倾向性非常明显，谢知府家族做了这样不得民心的事情，黄榦当然要向谢家人追索土地的契约。但最终却被无理拒绝。他只是一个小县令，未能在一次诉讼中战胜谢家，但黄榦已经开始留意谢知府家族在地方为非作歹、霸占土地的证据。
  第二次诉讼的是，谢家强迫一户农民，将一块有四座祖坟的田地出卖。嘉定元年（1208年），谢家买下这块田地，和原告的侄子、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子签署了契约，在这种势力不均衡的交易中，很难让黄榦不怀疑谢家以权势胁迫贫穷百姓。然而，事发后谢家仍然拒不承认，仅还给原告一个小池塘，草草了事。
  黄榦没能惩治谢家，但他并不气馁，暗中等待机会。此时，有17家窑户状告谢家违约，没有如期支付购买的1.3万片大砖的17贯钱，谢家人坚持他们只是购买了小砖瓦，并按照正常的价格付了钱，而窑户则说，卖的是大砖瓦，只收到一部分口食钱米。只是简单的一个案件，但黄榦依然被缚住手脚，无法执行判决，他无奈道：“赖人砖瓦，欠人钱物，岂得以为无罪？不应收禁？私家却得将人打缚，官司不得禁抑豪强之状，即此可见。”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黄榦在第四次的诉讼中贯彻了自己的判决，有力地打击了谢家，他命令谢家停止侵占地产。在这些诉讼中，黄榦最终以他的正直和正义赢得了胜利。
  黄榦政事之余继续讲学，创办新淦（今江西省新干县）县学，并写了《新淦县学讲义》。当时朱熹的另一位门生杨楫任江西运判，延请黄榦讲学于隆兴（今南昌）东湖书院，黄榦为书院诸生讲解了《中庸》一书中的有关章句，阐释了朱熹集注此书的观点。
  主战反和，收复中原失地，致力于社会改革，是黄榦在嘉定年间（1208—1224）从政的重要特点。他对当时积弱、腐败的国势充满忧虑。因为“蒙古有崛兴炎炎之势，金人有遁逃冲决之虞，群盗有分裂割据之忧，边民有乘时幸乱之意，一动则百变交起，其将何以应之”。他说：“今国势之弱甚矣，兵不素练，财不素蓄，人才不素养，举世之人，皆欲行其私，以肥其身，此何等气象！”他认为“和既不可，则其势不可以不战”。因而，黄榦在《与金陵制使李梦闻书》中曾提出“壮国势而消外侮”的主张，即大本不可以不立、大义不可以不明、己私不可以不克、人才不可以不收。而“大体既定，则凡所谋划无非为一战之计……不可以战者却之……然后先自朝廷进君子退小人，延纳忠谠之言，斥逐邪佞之语，凡前日苞苴奔竞之风，阿私朋比之习，严行戒饬，使朝廷清明，天人悦豫，然后有可以进取中原之实”。当时，主和派主张继续给予金人所索岁币，使其得以贿蒙古，而求得金、宋两国之安宁。黄榦即著《论岁币》，据理予以驳斥。
  由于黄榦胸怀“壮国势而消外侮”之心，因而敢于正视现实，他针对社会流弊，积极谋求改革。先前在浙江嘉兴石门酒库任上，他就曾揭露库吏勾结奸商“公造私酒”，抨击“官酒既不发卖，而反自卖私酒”。在江西临川任上，他又力主弛沿河场务之费，以抑制坐蠹之害和盗粜之弊。在新淦县，他对这个江西“最为难治”的县着力进行整治，揭露该县胥吏勾结豪民，将职田作官田变卖，“遂使一千二百余亩之职田，一旦尽变而为豪民之田”。后来，在通判安徽安丰军任上，他亦不断整顿官司困民之扰。
  嘉定六年（1213年）九月，黄榦因提举常平、郡太守的推荐，擢升监尚书六部门，但他没有上任，后又改差任安徽安丰军通判。
  其间，黄榦极力整顿腐败吏治。
  黄榦喜欢推理断案，从小耳濡目染父亲破案的过程，学会了不少的断案知识。黄榦常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排查出犯罪嫌疑人后，审清事实真相，缉拿凶手为民伸冤。《宋史·黄榦传》中还留下了他“托梦破案”的传奇故事。
  不久后，宝谟阁学士利州路安抚使刘甲、兵部侍郎李珏均极力荐举黄榦，以为他“学有渊源，行有根本，忠孝窃于许国，信义长于使人。其材足以济繁难，其节足以临缓急”，并说“可当大任”。
  为官兴学，奉祠家居
  嘉定七年（1214年）九月，黄榦被任命为汉阳知军。汉阳就是今天的湖北汉阳一带。开禧北伐之后，这里成了宋金边境。
  黄榦受命知湖北汉阳军，当时湖北数郡大旱，其中又尤以汉阳军为甚，“乡村草民皆掘草根以食”。监司无一人过问旱情，百姓饿死者不计其数。黄榦力抗两司，全力投入救灾，从各处设法筹集米粮7万余石，以市价的一半卖给灾民。从嘉定八年（1215年）冬至嘉定九年春，黄榦共收外地流民2700多人，皆发常平仓赈济。他还上书漕司，主张将湖北诸州所管鱼湖、所收课利，尽行蠲免，而“所产渔蚌之属，听贫民从便采取。……使贫民得采鱼为食，以度饥荒”。到了第二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对于那些愿意回乡的人黄榦送给他们一些粮食带回，而不愿意回去的黄榦也为他们搭盖茅屋让他们有地方居住，民众因此感激万分。
  此外，黄榦重视教育，政事之余，他于郡治后凤栖山构屋，创建凤山书院，招纳四方学者。黄榦在凤山书院又立周敦颐、程颐、程颢、游酢、朱熹五先生祠，撰《汉阳军学五先生祠堂》，欲使“此邦之士知道统之有传，圣贤之可慕”，不遗余力地阐扬朱熹的理学思想。同时，黄榦在汉阳军讲朱子学时，反复强调“养浩然之气”，认为此气“有以养之，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黄榦心中非常清楚，最高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可以容纳部分理学家参政议政，但并不意味着朝廷已为在“庆元党禁”中含冤蒙垢的理学人物彻底平反。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员，在其位要谋其政，黄榦要招募士勇，退城视防，反击金兵的侵掠。他主张的抗金御敌，既依靠兵，也依靠民；既用民力，更用民心。他第一次书信两淮制置使（官名，掌本路诸州军事，多以安抚大使兼任）李珏说：“今日之计，莫若用两淮之人，食两淮之粟，守两淮之地。”他还说：“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闻金人迁汴，莫不狼顾胁息，有弃田庐、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间勇悍者且将伺变窃发。向日胡海张军之变，为害甚于金。若不早为之图，则两淮日见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
  然而，一些诸如修城、赈饥、听讼等杂务纷陈，占据了黄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更好地阐扬道统、确立朱子学说的道统地位，他还有许多事需要去完成。
  因此，从嘉定八年（1215年）六月起，黄榦一再上疏乞祠。当时，尽管湖北漕运使一再上疏挽留，对其知汉阳军的政绩赞不绝口。疏中说：“自黄知军有奉祠之请，阖郡士民皇皇然皆恐其去，如赤子之慕慈母。”然而，为了阐扬朱子之道统，黄榦还是毅然再三乞祠。终于在这年十二月旨下，准其主管武夷山冲佑观。按照宋代的宫观制度，任者可以从便居住，可不到任所而领取俸禄。奉祠家居，使黄榦得到了一个能够专心致志地阐扬朱熹思想的机会。
  祠官，是宋朝特设的一种官职。一些得罪于朝廷的逆臣、年迈体衰的老臣，以及无职位可以安排的朝臣，都暂充各名山道观寺庙的祠官，食祠禄而养亲。因此，乞祠、丐祠、奉祠之官都是闲官，没有担任实职，拿朝廷一半俸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是遭受贬谪之臣，故大诗人陆游曾有“世路涩于棘，祠官冷于冰”之叹。祠官坐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数年，甚至死于任上，报国无门，牢骚满腹，而俸禄少得可怜。他们之中，有一部分是闻名朝野的理学家，官场失意，但在闲职上却有充足的时间潜心钻研学问。
  环峰精舍
  嘉定九年（1216年）四月，黄榦因病回到建阳考亭。消息传出，诸生从学于竹林精舍者云集。黄榦在此撰写了《竹林精舍祠堂》讲义，并开始草撰《朱文公行状》，讲述朱熹生平。
  黄榦在福州、建阳、湖北汉阳等地创建有多所书院，先后在七所书院、五所府县官办儒学授课讲学。仅在建阳一地，他就先后创建了两所书院，即潭溪书院和环峰书院。朱熹逝世后，这两所书院和考亭书院都成了黄榦秉拂讲学、教书育人的教育基地和学术殿堂。
  环峰书院原名环峰精舍，草创于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
  这年四月，黄榦离任湖北汉阳知军后回到建阳。闰七月，在考亭书院当年朱熹为其建造的寓舍旁建草堂三间，名“环峰精舍”。他说：“吾早岁唯师是从，师以别墅畀我，我今始能为屋三间，名以‘环峰’，乃吾考察院祖居山名也。”“察院”系指黄榦的父亲黄瑀，宋高宗时曾任监察御史，故有此称。由此可见，精舍之得名是为了纪念其福州寓所有山名“环峰”。
  嘉熙年间（1237—1240），宋理宗为表彰理学，敕令中书舍人李忠转谕建安令邓质择地重建。于是，环峰精舍从考亭迁至县坊西清巷。迁址的原因是环峰精舍原址实际上是在考亭书院的一侧，这样，大书院内又有一所小书院，黄榦的光辉难免就会被朱熹所掩盖，如此实不足以凸显黄榦传道卫统、弘扬朱子学的功绩，于是就有了择地重建之举。宋理宗时，为表彰朱子理学的功绩，曾御赐重修了一批由朱熹考亭学派人物在各地创建的书院，一般都只是在原址上修修补补。而耗费巨资择地重新建造，仅黄榦环峰精舍一家，故此可称特例。也正是如此，可见黄榦在当时的学术界的地位非同一般，甚至引起了皇帝的高度重视。
  淳祐四年（1244年），新书院建成，宋理宗御书匾额“环峰书院”，此为“环峰精舍”改名为书院之始。
  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环峰书院毁于兵火。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经黄榦裔孙黄澭等提请，福建提学胡铎等批准，次年由建阳知县邵豳主持书院重建事宜。此时，因西清巷的书院旧址已建县署，拆建不便，故又将新址改在水东妙高峰之中。
  与考亭沧洲胜景相比，妙高峰又别是一番景象。这里峰峦回合，雄伟秀丽，诸峰环拥之中，有一片开阔地，环峰书院就坐落在这片开阔地上，在此环顾四周，绿树成荫，竹影婆娑，山峦叠嶂，峰回路转，宛然名副其实的“环峰”。
  据明嘉靖九年（1530年）礼部右给事毛宪应黄榦裔孙、时任武进县教谕的黄澭之请而撰的《环峰书院记》，新建的环峰书院中为正堂四楹，黄榦肖像居中高悬，而以门人潘柄、杨复、何基、饶鲁配祀。两侧横批，左曰“尊德”，右曰“凝道”。正堂前为屋楹四榜曰“麟凤龟龙”。又前为仪门，上书“扶植道统”四字。再前为书院大门，以宋理宗御书“环峰书院”四字揭之门额。正殿左右又各建屋四楹。门外数十步有水井一口，井上复亭，榜曰“半亩方塘”，以此象征朱子理学的源头活水。此后，从明末至有清一代，书院虽有多次重修，但其建构大体不变，今存书院遗址中，除了上文提到的书院古道之外，还有半亩方塘井一口，井水清冽甘甜，附近居民至今仍在饮用。黄榦又命长子黄辂、三子黄輹定居于此，世代繁衍生息，后来发展为建阳的一个大姓。
  安庆筑城
  黄榦此次奉祠，作为朝廷而言并非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自然不会令其长期闲着。黄榦主管冲佑观一年后，又于嘉定十年（1217年）二月被授予安庆知府。黄榦力辞不允后，四月才到任上。
  安庆，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中国古代城池无数，但修筑城池过程能记入正史的则不多。而安庆，就是这为数不多中的一个。
  但安庆筑城过程载入史册，并非因为城，而是因为人，这个人，就是时任安庆知府的黄榦。
  时金兵一路南下攻破光山，大肆烧杀抢掠、残害百姓。安庆距离光山近在咫尺，危在旦夕，城内百姓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为安抚民心，为了守土有责，黄榦提出“以备战守”的策略，并制定修建安庆城的计划。
  黄榦顺着皖河而至皖江，登临盛唐山后，北望山，南眺水，真真切切感受到郭璞“此地宜城”的用心。经过数十天的详细考察，最终圈定以盛唐山为中心，向北、向东、向西，利用起伏丘陵地势，依山修筑“九里十三步”城池之墙。这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之举，经济窘迫，时间紧迫，只能借助山体的斜度与高度，或在外侧垒砌，或山顶加筑，达到省时、省工、省料的目的。
  新筑城池要奏报朝廷批准。于是，黄榦连夜写好奏折，派人马不停蹄地送往临安。但是，金人南侵消息不断传来，且离安庆越来越近。而安庆，虽离临安城不远，但一来一回，没有十天半个月是不可能的。于是，黄榦当机立断，没有等到朝廷的批复，自己便先动手修了起来。
  安庆新城正式动工修筑，此时的天气，已经有些热了，参与筑城的民工，基本都是赤膊上阵。这之中，也包括黄榦本人。
  黄榦是一介书生。但在筑城过程中，却是劳心劳力，全程参与。动工之前，他不仅要计算需要多少材料、多少工费，还要计算整个工程的进度。由于金人的威胁就在眼前，时间相当紧迫，为了节省时间，黄榦将城池工程分为12段，自己带人先集中修筑一段，然后根据费时费工情况，将其余11段分发给下属官员完成。
  修筑城池是件大事，况且是出于安民的需要，因此黄榦的提议得到百姓的拥护，都主动参加进来。而且黄榦筑城用工也十分科学，虽说总共动用了2万兵与民，但真正上工地的，只有5000人左右，每3个月轮一次岗。夏季筑城，又热又累，黄榦也不要求强干，每天安排午休1个小时，每月则安排休息6天，虽然轮休但是不空岗。即便秋凉，这种福利还保留有一半。
  这期间，最累的当然还是黄榦本人：安庆府的大事小事，他必须管；有人到衙门敲鼓鸣冤，他必须受理；上面来人下面来人，该他出面的还要出面；夏秋两季，病害易发，还要与僚佐讨论防治之策；筑城进展如何，出现问题怎么解决，这也少不了他。最关键的，再忙再累，也不能松懈教育，所以，晚间稍有空闲，他便去书院讲论经史，此间他还著有《安庆郡学讲义》等。
  在黄榦的运筹帷幄下，城池前前后后仅用8个月便修筑完成，安庆城被紧紧包裹起来，百姓有了安全的依靠。完工这天，大家兴高采烈，户户张灯结彩，百姓扶老携幼登上城墙，往来不断。这时，有一位老婆婆，由两个儿子抬着，带着一众孙辈，专程到府衙致谢。老婆婆紧紧地握着黄榦的手说：“老妇之来，为一郡生灵谢耳！太守之赐非所冀也！”
  两年之后，金兵又大举南下，攻破了黄州、沙窝等各个关隘，接着又由东往西进攻，河南东部以及安徽等地的百姓为躲避战火，流离失所。唯独安庆凭依城墙之险坚守如故，泰然自若。金兵难以攻破，安庆城里的百姓生活安定如故，无战火之忧。
  没过多久，安庆接着又是一个多月的大雨，巨大的洪水席卷而来，大水一直淹到城墙半腰，但坚固的安庆城屹然无虑，全城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保护，安庆百姓对黄榦更加感激不尽。这些事迹都记录在《宋史》中。
  安庆新城南至宜城渡，北至柏子桥，西到万松山，东到石家塘，整个城池呈四方之形。地方史籍称之为“九里十三步”。
  今天，安庆人民仍然敬佩黄榦的长远目光，由他规划出的安庆城池版图，延续了700余年，直到民国时期，才有小范围的改动。
  黄榦用智慧和实干开创了安庆城的历史，使之有了“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之美誉及“八省通津”的美称。因此，黄榦又有“安庆城之父”一说。
  一波落下，一波又起。
  城池筑成后不久，又逢大旱。持续一个多月的烈日高照，热浪袭人，不见降雨。农民靠挑池塘、小溪之水播种的庄稼苗眼看着将要旱死，而池塘、小溪里面的流水也日渐干涸。当地老百姓个个唉声叹气，甚至有些百姓开始打理行李，准备外出逃荒。
  黄榦也是心急万分，可是又没有什么办法。他经常带着下属去视察旱情，操劳于村墟，奔波于田间。看着将要枯死的整地禾苗，黄榦禁不住潸然泪下。
  然而，旱风照例趁机肆虐，都到四五月天了，农田还是一片枯黄。抬头望去，天空依然还是烈日高悬。农民们盼雨盼得都快疯了，到处都可以看到跪地祈雨的人群。此时此刻，当年父亲知永春县时的情景，浮现在眼前，黄榦心中充满了焦虑。于是他决定像他父亲当年那样——祈雨。也许是心诚则灵，也许是真到了该降雨的时候了，黄榦一番求雨仪式后，雨真的落了下来。黄榦欣喜万分，写下《喜雨二首》。
  其一
  云霓天外起层层，毕月相随彻夜横。
  费得天公能几力，数州愁苦变歌声。
  其二
  睡觉歌声古道旁，有人中夜揽衣裳。
  床头斗酒聊自酌，不为书窗一夜凉。
  尽管祈雨带有传奇色彩，但黄榦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利民之策，多办惠民之事，从此传为佳话。
  忧国忧民
  南宋积弱已久，已是日薄西山。黄榦一心忧国忧民，但当时掌管本路诸州军事官员、身负指挥重任的制置使李珏却无所作为，“幕府书馆皆轻儇浮靡之士，将帅偏裨，人心不附，所向无功。流移满道，而诸司长吏张宴无虚日”。黄榦此时正在积极筑城备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痛心疾首，奋笔疾书，写信劝谏李珏，力论史弥远擅权，边备废弛，百姓受祸。但李珏不采纳黄榦“用两淮之人，食两淮之粟，守两淮之地”的建议，又不听黄榦赏功罚罪的面议。那时，“榦知不足与共事，归自维扬，再辞和州之命，仍乞祠，闭合谢客不与”。但黄榦仍然写信劝谏李珏，云：
  浮光敌退已两月，安丰已一月，盱眙亦将两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边备之弛，又甚于前，日复一日，恬不知惧，恐其祸又不止今春矣。
  向者轻信人言，为泗上之役，丧师万人。良将劲卒，精兵利器，不战而沦于泗水；黄团老幼，俘虏杀戮五六千人；盱眙东西数百里，莽为丘墟。安丰、浮光之事，大率类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责，出宿于外，大戒于国，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谏。”日与僚属及四方贤士讨论条画，以为后图。今归已五日矣，但闻请总领、运使至玉麟堂赏牡丹，用妓乐；又闻总领、运使请宴亦然，又闻宴僚属亦然。邦人诸军闻之，岂不痛愤。且视牡丹之红艳，岂不思边庭之流血；视管弦之啁啾，岂不思老幼之哀号；视栋宇之宏丽，岂不思士卒之暴露；视饮馔之丰美，岂不思流民之冻馁。敌国深侵，宇内骚动，主上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尚书岂得不朝夕忧惧，而乃如是之迂缓暇逸耶！
  今浮光之报又至矣，金欲以十六县之众，四月攻浮光，侵五关，且以一县五千人为率，则当有八万人攻浮光，以万人刈吾麦，以五万人攻吾关。吾之守关不过五六百人，岂能当万人之众哉？则关之不可守决矣。五关失守，则蕲、黄决不可保，蕲、黄不保，则江南危。
  尚书闻此亦已数日，乃不闻有所施行，何耶？
  这封信写得十分精彩激切！《宋史》中全录。
  不久，光州、黄州、蕲州相继失守，完全像黄榦所说的。四个“视”和“岂不思”，充分表露出他对当权者吃喝玩乐的痛恨，对战士流血牺牲、百姓哀号冻馁的痛心，对当权者不采取措施而万分焦急。万般无奈之下，黄榦只好于嘉定十一年（1218年）六月辞官回乡。
  监察御史李楠害怕其入见“必直言边事，以悟上意”，“遂奏罢之”。十一月旨下，令黄榦主管冲佑观。
  可想而知，这时期的黄榦在官场中处处受到当权者的排挤、陷害和毁谤，他在愤怒中写了《谗人》一诗。
  监谤兆周蹙，偶语挤秦亡。
  古风下刺上，国步安且强。
  靖康发深痛，熙丰启余殃。
  惜哉天子明，未免谗者伤。
  谗者亦何为，君子名愈彰。
  诗中的大意说，周厉王暴虐成性，不容百姓议论自己的得失，于是周朝的国势日渐局促；秦朝政令繁苛，相聚议论或者窃窃私语就被判重罪，所以秦国很快就灭亡了。古代史官采集地方民歌民谣，把百姓讽喻的诗歌传达给执政者，统治者善于纳谏，纠错改过，国家的命运就会安康富足强大。靖康之难发人深省。这是熙丰年间（1068—1085）遗留下的祸患，日积月累造成的。只可惜呀，天子虽然圣明，但自己也免不了被人陷害损伤。这里是反话正说，皇帝不辨忠佞，所以自己被中伤、被诽谤。为什么要陷害他人呢？这样只能使君子的名声愈加彰显。
  虽然黄榦官场受挫，但他还是坦然受之，浊者自浊，清者自清，君子的名声不会因此而受损。
  然而，黄榦对不思战备、心图侥幸之辈深恶痛绝，后来在《复陈师复守丞》书中指出：“此间世俗，皆以为丙午、辛巳、丙寅敌之犯淮，皆不到此，故士大夫之愚者，亦全不以为意。”但人心不附和，所做的不能建立功业，黄榦以衰病辞。这时，朱熹的小儿子朱在以大理寺正知南康军，扩建了庐山白鹿洞书院，使朱熹初步建成的白鹿洞书院得以完成，规模宏大。黄榦写了《南康军新修白鹿书院记》：“……榦顷从先生游，承观书院之始，后三十有八年，复睹书院之成，既悲往哲之不复见，又喜贤侯之善继其志。”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合称为“中国四大书院”。
  史料记载，唐贞元年间（785—804），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李渤养一头白鹿“自娱”，鹿通人性，跟随出入，人称“神鹿”。这里本没有洞，因地势低凹，俯视似洞，称之为“白鹿洞”。后李渤为官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刺史，为纪念他青年时代在此读过书，广植花木，建亭、台、楼、阁以张其事。
  南唐李氏朝廷，在此办“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与金陵秦淮河畔国子监齐名，学者争相往之。
  北宋初年，宋太宗重视书院教育，御赐《九经》等书于书院，因有朝廷重视，书院得以发展。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率百官造访书院，当时书院残垣断墙，杂草丛生。朱熹非常惋惜，责令官员修复白鹿洞书院，并自任洞主，制定教规，延聘教师，招收生员，划拨田产，苦心经营。当时著名的哲学家陆象山也来到白鹿洞书院讲过学。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规》）影响后世几百年，其办学的模式为后世效仿，传至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一带，白鹿洞书院誉享海外。
  主管冲佑观，弘扬朱子学
  主管冲佑观的旨意下达之时，黄榦已先到了庐山拜访李燔、陈宓，相与盘旋玉渊、三峡之间，俯仰拜谒朱熹到过的旧迹，黄榦宣讲乾、坤二卦于白鹿洞书院，强调自强不息。庐山士大夫们集会于此，他写了《南康白鹿洞书院讲义》。周兆兰《白鹿洞书院》记载：“山南北之士群集听焉。”不管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黄榦都致力于固守师说、弘扬理学，为确定朱熹的道统地位而不懈努力。他指出：“自强者内以进其德，外以修其业，该终日乾坤不息也。”之后，黄榦主管明道宫（即武夷山冲佑观），设局于建阳考亭，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聚徒授业，讲解朱熹“教人之意”及“教人之方”。
  嘉定十二年（1219年）四月，黄榦抵达建阳；十月，又回到福州寓所，从此专事讲学，他深居简出，致力于闽学的传播和弘扬。有一首诗《生平》：
  生平因寡合，岁晚交更少。
  非干世俗薄，自是志量小。
  诗的大意说，黄榦素来不容易与人投合，到了晚年交往的人更少了，这不关世态炎凉，只是他的志向和抱负太小了。想来他是自负的，作为朱熹的门生兼爱婿，追随朱熹讲学、编书，为朱子理学的北传奠定了基础，怎么可能是志向抱负太小呢？此诗正话反说，其实要表达的是，因为他自己的志向和抱负太高了，所以曲高和寡，身边没有多少知音了。
  这时期，四方学子也会聚于福州，讲解朱熹学说。黄榦继承朱熹讲学的优良传统，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创造条件兴学授徒，并在福州乌山法云寺旁边收徒讲课。黄榦云：“投老来归，先庐无可栖宿，得法云寺僧寮数间，葺治居之。”可见知府大人告老还乡却居无定所，寄身僧舍。门生弟子也“毕集于法云寓居”，而他置书局于寓舍及城南张氏南园，开始重修《仪礼经传续卷》。此外，黄榦还并购书楼，以建阳“云谷”命名之，以示不忘先师之训。
  黄榦为了使学子们学有所成，也以勤奋励之。他与门生订立《同志规约》，以每日各读一经、一子、一史，而以《论语》《周易》《左传》为之首，日记所读多寡，所疑事目，并书于簿，定期集聚，讲明辩难，钻研提高。
  黄榦以传播先贤思想为己任，但并没有受束缚而胶柱鼓瑟，不合理的，他极力反对。古代家风中对女子的限制较为严重，如三从四德、男尊女卑。黄榦大胆地反对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等级观念。在他的思想里，没有主奴界限，并强烈反对男尊女卑的传统。他的《戒溺女歌》就是对旧礼教制度的声讨：
  儿是爹娘生，儿生爹娘弃。
  喜见爹娘面，不识爹娘意。
  抛儿在水中，绝儿一口气。
  战战盆中泣，哀哀万苦备。
  欲生生不得，欲死死犹未。
  儿虽非男儿，儿罪何至死。
  爹娘莫忧贫，万事由天地。
  今年杀小儿，明年恐又是。
  不如存好心，心好天自庇。
  是年底，黄榦以承议郎主管亳州明道宫致仕。所谓致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