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晦翁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无虑数百人，独勉斋先生从游最久，于师门最为亲切。
  悠游福州
  绍熙二年（1191年），朱熹离漳州任后，黄榦应闽帅赵汝愚（1140—1196）之请，暂时离开了岳父朱熹到福州登瀛馆执教，后又移塾于叶氏悦乐堂和城东古寺。《朱文公文集》中有“近来福州得黄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说诱得后生多有知趣向者”。所谓“诱得后生多有知趣向”，即通过教学，引导青年心向正学，接受儒家文化。
  黄榦平时喜爱游山玩水，课余常与好友一起游历，郊外美景清新自然，所看所思，留下闲情逸致的一笔——《夜宿九峰寺》，诗云：
  冥逐归云入远山，九峰环立似人间。
  摩挲石刻元和体，矍铄僧谭宣政间。
  往古来今浑昨梦，只鸡斗酒强开颜。
  明朝酌取龙湫水，直上层霄不复还。
  九峰寺，又名九峰镇国禅院。据《闽都记》记载：“九峰山在府北七十里之遥，邻于龙迹山。”《九峰志》亦载：“其山高十五里，延袤六十里。”诗人夜宿九峰寺，与寺僧谈宋徽宗轶事，感慨之余，但觉古往今来好似梦一场。由于家境清贫，黄榦时常感叹，尽管有些失落，但胸中潜藏的豪情壮志依然不改，他誓要“酌取龙湫水”，“直上云霄”。随后，一行人兴致未尽，继续前行至福州北峰芙蓉山的芙蓉洞（又称灵洞岩），并作《十一日早登灵洞岩》一诗，云：
  寒岩突兀山之阿，足履危磴攀藤萝。
  岩下清泉响环佩，岩前古木交枝柯。
  当中洞门忽开豁，上有石屋高嵯峨。
  乾坤开关已呈露，鬼神守护频挥呵。
  重门黯淡不可入，以火来照所见多。
  出门小洞亦奇绝，神龙奋怒吞蛟鼍。
  胜景如此难重过，手倚石壁频摩挲。
  安得雄思如悬河，长吟大咏仍高歌。
  黄榦寓情于景，胸中磊块倾注笔端。有清愁，有隐士之思，亦有豪情满怀，到最后的淡然和平静，传统士人的心路历程一目了然。
  除此之外，黄榦还到过闽侯县境内的双髻峰游玩，因这座山是两山峰并立，像少女的双髻，美其名曰“双髻峰”。诗云：
  万山环立两山高，伯仲埙篪风味多。
  轩冕直能惊俗子，采薇千古不消磨。
  黄榦在诗中写道，双髻峰矗立在群山环绕之中，它们就像兄弟一样不相上下，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色彩和趣味。但他写到这，将笔锋一转，说官位和爵禄只会让凡夫俗子羡慕、向往。归隐这种高士崇尚的生活方式千年来都有它存在的价值。由此看来，黄榦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但他也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不会因为时间和空间而消耗、磨灭，这种超然物外的情怀让人感受到他的洒脱和清高。
  赵汝愚为什么会邀请黄榦来福州执教？当中别有缘故。
  深藏在福州鼓山沟壑之下的“喝水岩”。岩上题刻史话中，有一段堪比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的知音佳话——朱熹与赵汝愚的君子之交。赵汝愚，南宋宗室名臣、学者，宋太宗八世孙，汉恭宪王赵元佐七世孙，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朱熹曾多次到福州讲学，他与两次担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的赵汝愚既是师生又是好友。文献记载：“赵汝愚在福州，百废俱举，孜孜国事，殆不多得。”朱熹在《次赵汝愚开西湖》诗中，称赞赵汝愚疏浚西湖“百年地辟有奇功，创见犹惊白发翁”。时至今日，两人的题刻仍并列于鼓山喝水岩观音阁东边石门附近的岩壁上。一方为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所书：“淳熙丁未，晦翁来谒鼓山嗣公，游灵原，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侍郎。同游者清漳王子合，郡人陈肤仲、潘谦之、黄子方、僧端友。”其中“晦翁”正是朱熹本人，“嗣公”指的是涌泉寺住持元嗣，“子直侍郎”便指的是赵汝愚。
  原来，当年因受谤而隐居多年的朱熹，辞掉江西提刑的任命，匆匆来福州拜见知州赵汝愚。不料一年之前赵汝愚已调任四川制置使。于是，朱熹率门生王子合、陈肤仲、潘谦之、黄子方等人，登鼓山拜谒赵汝愚礼请来的住持元嗣方丈，又登上赵汝愚建造的水云亭，睹物思人，留下这方石刻，表达怀想之情。
  三年后（1190年），赵汝愚再次入闽任职，他又登上鼓山，看见朱熹留下的题刻，大为感动，想到远方的朱熹和逝世的元嗣禅师，感慨万千，留下另一方题刻：
  几年奔走厌尘埃，此日登临亦快哉。
  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
  故人契阔情何厚，禅客飘零事已灰。
  堪叹人生只如此，危栏独倚更徘徊。
  可以看出，此诗抒发了赵汝愚自己多年政治生涯中壮志未酬的惆怅心情，以及对师友朱熹、鼓山住持元嗣等人的思念情怀。诗中的“故人”指的便是朱熹，“禅客”则是当时已圆寂的元嗣禅师。
  后来，朱熹再次登临鼓山，看到自己题刻旁边赵汝愚的诗作，心潮如海，就从“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的诗句中，挑出“天风海涛”四字，书写镌刻在绝顶峰的石崖上，并注明：“晦翁为子直书。”可见，朱熹和赵汝愚在不同时间的同岩题刻中，跨越时空传达了真挚的友情，让后世感动！
  所以，黄榦在福州讲学的这一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岳父朱熹的关系才得到赵汝愚的大力关照。赵汝愚政事之余，常与黄榦一起登山望月，抚琴弄弦，吟诗诵词，讨论天下大事。此外，黄榦教导学生学习要持之以恒，常将学问比作登山，不能半途而废。如果说，知识的宝藏在崇山峻岭的深处，那么求学登山的人必须努力，勇往直前，最终才能获得探索的本领。比如，黄榦写的《游鼓山登大顶峰》，诗云：
  登山如学道，可进不可已。
  悬崖更千仞，壮志须万里。
  平生石鼓怀，独酌灵源水。
  峨峨大顶峰，欲往辄中止。
  今朝复何朝，击楫渡清沘。
  好风从西来，缥缈吹游子。
  褰裳涉危巅，万象皆俯视。
  东南际大海，日月旋磨蚁。
  烟云隔洲渚，历历犹可指。
  城中十万家，嚣杂不到耳。
  郊源与廛市，琐碎如聚米。
  同来皆良俦，得酒共欢喜。
  深林更叫啸，磐石恣徙倚。
  摩挲陈公碑，岁月为我纪。
  更持末后句，归以铭吾几。
  在这首诗的后面，有黄榦自注：“陈烈先生登此山，纪岁月于石上，其略云‘鼓屴崱，鼎峰特，岁辛亥，帝司赤’。”
  那是盛夏的一天（即绍熙二年1191年），黄榦登临鼓山，抚摸着北宋先贤陈烈先生留下的碑刻，感慨万千。回忆起自己追随朱熹求道、讲学、编书，心中思绪万千，“济苍生、安社稷”一样也是他的情怀，山河破碎，黄榦一样也有着“击楫中流”的宏伟志向。此时与好朋友一起出来游玩，一起喝酒作乐，多么开心！在茂密的丛林中放声高歌，在厚而大的石头前徘徊逡巡！
  黄榦以昂扬的情绪抒发了自己刻苦攻读，希望以后能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他鼓励同来的朋友们，世间的各种事务只是很琐细的小事，不要被世俗牵绊，要心无挂碍，一心向学。黄榦把抗金收复失地的壮志深藏于心，并将陈烈先生留下的手迹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
  代即讲席
  绍熙三年（1192年），朱熹因长子朱塾（1153—1191）英年病逝，精神上受到巨大的打击，悲痛至极，哀叹道：“天丧予！天丧予！”那时，朱熹已辞去漳州知州之职来到建阳，居住在一个名叫“考亭”的村庄。
  这年六月，朱熹在清澈的溪河中心一个沙洲上建造起一座教学点，起初命名为“竹林精舍”，这是他一生中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从此，这里又成了四方学子新的朝拜圣地，朱熹又开始了学术著述。黄榦也在此“代即讲席”，担任了大半部分的教学工作。比如，绍熙四年（1193年），南城包扬率其徒子徒孙14人来竹林精舍就学，包扬请朱熹讲解《论语·有子》章，而朱熹即指定黄榦为之代讲。他说：“直卿与相聚多年，平时看文字甚仔细。数年在三山（福州），也煞有益于朋友，今可为某说一遍。”于是，黄榦为之宣讲“此章之旨，复历叙圣贤相传之法”。
  黄榦始终勤勤恳恳地教学，他的德行、才干征服了前来听讲的学子，声名逐渐远播。
  身为教书先生，黄榦的喜怒哀乐与国家命运的兴衰起伏相融合，表现了一份赤诚的忧国忧民之心。“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道出了山河破碎，统治者腐败昏庸，黑白不明清浊不分，民不聊生，国家政治黑暗。可惜，那时掌权者未能采纳他的建议，反而加以妒忌、诋毁。
  无可奈何，他只能在教学中让学子们感受现实的社会问题与弊病，让他们通过努力学习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师生情绪日益高涨，学风蒸蒸日上。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学者为研究和传播儒学思想而创立的一种教育机构和组织形式。通常由名儒以私家之力创建而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书院制度萌芽于唐代而盛行于宋代。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在建阳一带结庐讲学，创建书院。就这样，理学中最大的学派逐渐在建阳考亭形成，这就是“考亭学派”，建阳也因之有了“南闽阙里”的美称。
  因此，以朱熹为主的学派，也称理学为朱子学、闽学。闽学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又吸收佛、道及诸子之说的优点，加以创造性地发挥，创立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闽学综合了前人研究的成果，深入时代社会内部，抓住时代的根本倾向问题进行研究，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建立了新的哲学体系。应该说，理学家是精读了“四书”和“五经”，但又跳出儒家读经穷理的苦海，从理性的高度对自然界和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社会的关系，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达到过去哲学所未达到的高度和水平。
  朱熹在晚年因遭受“庆元党禁”的迫害而不幸在贫病交加之中逝世。但由他所创建的集儒家传统学说之大成的闽学思想体系，由他所开创的考亭学派却没有因此而中断。当时的思想界，迫切需要一位能率领考亭学派继续前进的领袖人物。这个重任，就落在了朱熹的高弟——黄榦的肩上。
  可以说，黄榦不仅有志坚思苦的品性和匡世入时的政绩，还具有缜密的思维。据《宋史》卷四百三十载，朱熹编《礼书》时，叫黄榦编写《丧》《祭》这两篇。黄榦完稿后，朱熹一看非常高兴，说：“所立的规模次第，缜密而有条理。以后应将所编的家乡、邦国、王朝礼等篇，全部仿效黄榦这种写法。”
  从此，朱熹为了方便与黄榦学术交流，并且能够互相照顾，翁婿二人相约终老相从之计，黄榦准备在朱熹宅居附近买地盖房，安家落户，彼此为邻。时人称：“晦翁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无虑数百人，独勉斋先生从游最久，于师门最为亲切。”
  绍熙五年（1194年），建阳竹林精舍因扩建而改称为沧洲精舍。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朱熹异常激动，立马写信告诉黄榦：“见谋于屋后园中作精舍，规模甚广，他时归里，便可请直卿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后，并为直卿作小屋，亦不难矣。”所谓“挂牌秉拂”，即《宋史·黄榦传》中所说的“请直卿代即讲席”。
  可见，朱熹对黄榦的器重和黄榦在学术上已有很深的造诣。朱熹明确提出“传心”二字，并说：“学未传心，言徒在耳。”黄榦在阐述“心法”时认为：“见得荣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要直截此心无愧无惧，方见得动静，语默皆是道理。”这就把学术与做人结合在了一起，要做到无愧无惧，那么即使是沉默不语也都是道理。
  除此之外，黄榦对朱熹的日常生活细节也做了许多描述。“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广履”。早起后则“拜于家庙，以及先圣”；然后“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照且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则护念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未尝有须臾之离也”。由此朱熹在日常生活和教学中修身以礼，可见一斑。
  黄榦对朱熹日常生活描述得如此细致，其实是暗借《论语·乡党》的笔法，将朱熹比作圣人孔子。
  在南宋闽北群星璀璨的书院中，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当首推沧洲精舍（后称考亭书院），它是朱熹继建阳寒泉精舍、崇安武夷精舍之后创建的第三所书院。由于这时期是朱熹思想最成熟、阅历最丰富、学识最高端的时期。因此，沧洲精舍声名远播，四方学者趋之若鹜。据考证：朱熹在创建沧洲精舍前后的门生多达214人。其中有不少是从江西、浙江、安徽、江苏、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远道而来。有的是从武夷精舍、寒泉精舍时就追随朱熹，有的去而复来。即便在庆元党禁之时，门生仍络绎不绝。在考亭讲学期间，“诸生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与共”，“家故贫，简瓢屡空，晏如也”。然而，朱熹仍以极大的毅力，“为诸生讲论，多至夜分”。朱熹在考亭除了传道授业，更注重著述刻书，留下《书集传》《楚辞集注》《礼书》《伪学籍》《辩正》《后语》等多部著作，并编写部分教材刊刻问世。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四书集注》也刊刻于考亭时期。这些著作对形成闽学学派起到了关键作用。后来，朱熹病逝，黄榦、蔡沈等人接过沧洲精舍的接力棒，继续发扬光大。
  随着沧洲书院的生员日渐增多，教学几乎由黄榦一人担任，可谓劳苦功高。朱熹多病，自号“沧洲病叟”，并说：
  “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这里的“沧洲”，含有朱熹隐居讲学传道的意思，由此可窥见他对女婿黄榦的器重。另外，朱熹还亲撰《沧洲精舍告先圣文》，其祝文开场曰：“后学朱熹，敢昭告于先圣至圣文宣王：恭惟道统，远自羲轩（源自伏羲及轩辕黄帝）。”又在《大学章句序》里说：“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
  朱熹在这篇文告中祭告孔子等先贤，提出了自己构建的“新道统”论这一伟大创新理论，“新道统”论在尧舜禹汤之上增加了伏羲氏，形成了一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周敦颐——二程——朱熹”的中国道统思想谱系，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天才地把儒家传道系统的根深挖到远古伏羲氏这个人文始祖之处，把儒家道统的“道”溯源到《易经》这个民族文化的活水源头之处，从理论上廓清了民族虚无、历史虚无、文化虚无的阴霾，牢固奠定住儒家道学（程朱理学）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正统指导地位，昭示出中华民族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有世代传承的核心价值，有伴随着民族的诞生延续至今的生命源泉，它就是千年不移的“道”、万世永续的“理”，它生生不息、与时俱行、顺应天时、不断创新。
  学子们对知识的如饥似渴，激起了黄榦对现状教育的更加关注。当时好多州县地瘠民贫、文化落后，许多人都求学无门。想起自己当年求学的艰辛，黄榦呕心沥血、任劳任怨，办学规模、校风、学风及成效在当时的全国首屈一指，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学子。
  师友问答
  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是和他在各地创建书院、广招生徒、相互研讨和著书立说的教育实践密不可分的。和朱熹一样，黄榦的传道卫统、继往开来的学术成就和功绩，也与他后来在各地创建书院、执教讲学的学术生涯息息相关。
  沧洲精舍的学子们从朱熹、黄榦交游。一时间，这里群贤毕至，形成学术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考亭学派。考亭学派中被称为“沧洲诸儒”的朱熹门徒也都赢得理学家的美名，从而彪炳中华哲学思想史册。
  有的学子第一次拜见黄榦时，就将自己平生所治学问和对《易经》的理解向他请教。比如，一位学子首先说自己研究的是两汉文化，读的主要是老子、庄子、荀子等圣贤之书，接着就把自己所著之书中所发见的独到见解以及对《易经》的理解一一介绍。
  黄榦批评说，老庄之说明哲保身且故作神秘，荀子认为“人性恶”而失去对善良的希望则显得太过悲观。黄榦主张读书人要时刻系念天下，常引用辛弃疾的词“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来勉励众人。但他没有因为这个学子所学的是老庄之学而将其拒之门外，相反对于这位年轻学子能够追本溯源，抱《易经》前来学习这一渴求知识的精神大加鼓励。
  他对这个学子说，既然来游学就要笃志于道学。不久，该学子就在考亭与黄榦成了切磋琢磨学问的挚友，一起钻研“太极本体论”与“理一分殊学”。
  沧洲精舍学子如此众多，与黄榦的教学有重要的关系。黄榦课余与学子们一起诵经论文，他们的勤奋、好学以及后来在勉斋学派中积极阐扬“太极本体论”“理一分殊”，为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考亭书院以“十问”为主体构成了《师友问答》的主要内容。以下便是学生向朱熹、黄榦请教的对话——
  问入道之门
  学生：大学一书，包孕圣功王道，何以云初学入德之门。
  老师：凡人居处，有门必有路，识得路，方到得门，到得门，方升得堂、入得室。大学纲领条目，是门也，本末先后，是路也，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堂也，明、新、至善，是室也。初学便学论语，望洋向若，无有涯涘，如何循途历级，从容驯至，扶进高深，若不得其门而入。将伥伥乎其何之。
  这大概是学生初见老师时的提问，以为大学规模广大，如何却为入道之门，朱子一向主张为学顺序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用功最深，因为学者根基在此，读书必先明白门径。正所谓，读圣贤书，立修齐志，升堂入室，此处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平天下”比喻为堂，亦即“学问堂奥”，而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为入室，说明学子在初见朱熹、黄榦即从师门把握到了为学的根基所在。
  问学问之道
  学生：人不学不知道，学在读书上见，道在行事上见，必读书然后可行事与？
  老师：固也，然学即学其道，非作两截，无论读书，无论行事，恁地皆是道，恁地皆是学，果于经史典籍，潜心玩索，日用云为，细意体察，自能穷天下之理，致吾心之知，岂谈空说玄之谓道、钩深索隐之谓学哉？
  学子们对于读书在何处用力产生了疑问，亦即所谓学而时习之，习之于何处，老师（朱熹、黄榦）明确表示必须老实读书，勿悬空说理。这与朱熹的一贯立场相符，潜心玩索，日用云为，正是从事于字句文义之间，体察于日用平常之际。
  问如何复性
  学生：为学工夫，须是有起端处，人心之五常，犹天运之五行，迭相为明，循环无端，初学复性，从哪一端下手？
  老师：始条理者，智之事也，人而智，则见理明，恁地欲为仁，便认真有个仁，欲为义，便认真有个义，欲为礼，便认真有个礼，欲为信，便认真有个信，因物所照，审端用力，知得去向，自不迷于所往。易文言曰，体仁足以长仁，利物足以和义，嘉会足以合礼，贞固足以干事，仁义礼信而不及智者，智居乎其先也。
  此处学子问为学复性工夫，须从何处下手，老师答云智居乎其先，必先认得理明，知得去向，自不迷于所往，所谓趋向正，实有之，则庶几矣。
  问主敬与致知
  学生：伊川涵养须是主敬，进学则在致知，主敬致知，殆亦非两截事与？
  老师：主敬则心静，致知则理明，心静理明，知以涵养而益深沉，然敬非终日危坐，游心淡泊，必有事焉，神不外驰，而说心研虑，时时有新得也。学子对于所谓程门指诀，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为二为一产生疑问，朱熹、黄榦指示二者交相并进，相养相得。
  问主敬与主静
  学生：周子主静，程子主敬，二说各愿闻其大概。
  老师：屏思虑，绝纷扰，静也；正衣冠，尊瞻视，敬也。致静以虚，致敬以实，然此中皆有诚实工夫，岂摸形捉影而得。周子静，则礼先乐后；程子敬，则自然和乐，和乐、礼乐，非尔所及，但时时收敛，将身心摄入静、敬中，正心诚意，久之自有进步处。
  学子问主敬、主静之大概，老师答云二者无论内外，皆有诚实工夫，所谓收敛，收拾放心，久之自有进步。
  问知行
  学子：自思尊闻行知，奈一日之间，闻而知之者分数多，尊而行之者分数少，因想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直是学不得底。
  老师：天下事理，有为吾所合知合行者，闻斯行诸可也，如此事知其当如此行，值事不我属，如何拿定要行，若遇行事时，苦于窒碍，则又不可无知妄作，或商以师友，或证以古今，又何尝不是尊所闻，行所知。
  学子问苦于知多行少，老师答道相机行事，不可鲁莽无知而行，才是尊所闻，行所知。
  问仁
  学生：程子言仁曰心，譬如种谷，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
  老师：岂唯谷种，凡果实核内，其中心皆曰仁。
  学生：医家谓手足痹痿曰不仁，其形象不与谷种果核反对？
  老师：仁是性之生发流通者，谷种果核，能生发也，手足痹痿，不流通也。
  此处问答涉及先生识仁篇以来一贯思想，尤其是医家谓手足痹痿曰不仁，而能天地人我万物一体，或近乎仁。
  问义利之辨
  学生：义利之辨，为吾儒第一关头，学者讲求有素，所见非不分明，及处事却又模糊，何也？
  老师：只缘见不分明耳，若分明，如薰莸触鼻即闻，旨否入口即觉。
  学生：然则向所见为义者非义，见为利者非利乎？
  老师：此又何尝不是，只见其大略，曰此是义，此是利，究竟几微分际，尚未甚黑白。
  学生：几微分际何在？
  老师：在公私间，以公心出之，利亦是义，以私心出之，义亦是利。
  学生：若是，公私在心，义利在事，心不应事，事不应心，奈何？
  老师：大学戒自欺，求自慊，知之真，行之力，不待处分其事，一动念，早自义利判然，至若舍利取义，已属事后应迹。
  学子听后心喜，称快而退。问迁善改过
  学生：敢告先生，某向年于众情酬酢之地，口虽不言，私下一一对勘，常觉得自家尽有好处，别人尽有不好处，今虽渐减，亦时或微微有此意思。
  老师：是慝也，是最不好，如何反说自家尽有好处。
  学生：先生何以教之？
  老师：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
  问遗事
  黄榦站在朱子身边，已而徐语先生曰：“尔辈用工夫，不要把合底事看得惊惶，只当作日用饮食，人生本应如此，元初离不得，有事勿正，略著一形象，生一计较，不急遽即惰慢，忘助两病症，一时俱到矣。”
  如今，现存的《师友问答》被分别选入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宋元学案》之《晦翁学案》《沧洲诸儒学案》《伊川学案》《横渠学案》《范吕学案》《蜀山学略》等。
  捍卫理学
  考亭书院开课一段时间后，朝廷下旨召朱熹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专门为宁宗皇帝讲解经史。朱熹赴任时带黄榦入京，向皇帝奏补女婿为“迪功郎”，补授监浙江台州酒库，开始了仕宦生涯。这一年，黄榦刚满43岁，正是一个人生命中谱写宏阔雄壮的交响乐章的阶段。
  即使这样，黄榦还一再推辞，认为“居官未足以行志，而枉费心力于簿书米盐之间，孰若隐居山林讲学问道之为乐哉！”在黄榦看来，如果“平日居正位，行大道，则得失、利害、祸福皆不足以动其心”。时人皆以“其进退浩然，非爵禄之所能羁縻也”。最后，在诸人的劝说下，黄榦也考虑到将来一家老小的生计问题，便应允了下来。
  据《勉斋集·年谱》载：“时黄榦以恩荫补将仕郎。次年（1195年）四月授迪功郎监台州户部酒库；五月，朱熹赴湖南潭州任荆湖南路安抚使，黄榦随行；十一月，朱熹奉祠居家，黄榦自京还，留朱熹之侧。”
  然而，世事难料，一切都不能一帆风顺。朱熹作为皇帝的老师，讲解理学仅46天后，即被罢去官职，重新回到建阳考亭讲学著述，从此真正息影山林。
  庆元元年（1195年），外戚韩侂胄为了排除异己，将心性耿直的忠臣贬谪。朱熹对他的做法极为不满，上疏斥言窃柄之失，触韩之忌，韩侂胄指使党徒攻击、污蔑朱熹，公然宣布朱子学为“伪学”，朱熹的门生为“逆党”，主张斩朱熹之首，以绝朱子学。《宋史·黄榦传》载，朱熹晚年政治上受迫害，他的学说被打成“伪学”，身体也受到很大摧残。
  “伪学逆党”案，又叫庆元党禁，禁的是“伪学逆党”，有名有姓载于史册的总共59人，其实远远不止这个数。“逆党”之党首，史书上说的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四位，首中之首，当推赵汝愚。“伪学”就是说的程朱理学，其代表人物或精神领袖便是朱熹。
  可以说，庆元党禁是朱熹进入暮年的政治生活上的重大挫折。他虽被削去秘阁修撰的官职，被夺去了武夷冲佑观的俸禄，但他无怨无悔，仍倾全力先后完成了《仪礼经通解传》《伪学篇》和《韩文考异》等著作。
  庆元党禁发生期间，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理学遭到无情的打击，朱熹被诬为“伪学之首”。朱熹自身难保，门生更是岌岌可危，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从学者无奈改换门庭，或弃朱熹而去。对此黄榦在《答曾伯玉借长编二首》诗作中表达了他的情感。
  其一
  白露下百草，迅商薄修林。
  幽人起长怀，感此节物深。
  揽衣自徘徊，抚剑还悲吟。
  丈夫各有志，莫作儿曹心。
  涉远当疾趋，畏景须就阴。
  愿言理轻车，去上南山岑。
  其二
  祥麟踣鲁郊，孔袂何涟涟。
  伤哉经济心，付与文字传。
  马公述孔志，托意为编年。
  是非一以判，纤悉不复捐。
  闻君卧丘壑，茧手磨丹铅。
  愿言得其解，努力希圣贤。
  曾伯玉，史无留名，应该是朱熹门生，在险恶的环境中，在官府的打击下，他不敢追随朱熹，选择了远遁、隐居，临行前找到同门黄榦告别，黄榦遂以此诗相送。
  第一首，入眼即是凄清的秋天景色，衬托了作者心中的萧瑟之意。秋天的露水浸透各种花木，迅疾的西风把茂密的树木都削薄了，可见那一番秋意，草木凋零，落叶纷纷。在这样浓重的秋色中，幽居的诗人怎能不引发无限忧思？他披衣起身，来回走动，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作者情绪波动，他抚着腰间的佩剑，感慨良多：大丈夫各有志向，无须做儿女态。诗句的最后表现了黄榦对同门的深厚情谊，他切切叮嘱：走远路当急速前进，遇到艰难的处境就要躲起来，希望你驾着轻快的车子，去到南山隐居起来。
  第二首，麒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祥兽，有时用来比喻才能杰出、德才兼备的人。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世人称“周礼尽在鲁矣”。麒麟主太平，瑞兽麒麟在鲁国的郊外跌倒了，暗喻道统衰微，一代儒宗在血雨腥风中陨落，孔子能不涕泪涟涟？
  第二首诗流露出的是，面对现实，黄榦只能把自己无法实现的经世济民宏愿，都托付于这文字中。“马公”是老百姓祭祀的神仙名字，这里应该暗指朱熹。朱熹病重，但平生所学后继有人，亦深感快慰，他将所著《礼书》底本托付黄榦，并留手书：
  “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曾伯玉归隐，依然会做些勘校文字的工作，这是让黄榦颇为欣慰的地方，他殷切希望曾伯玉能有所得，效法圣人，终将有所作为。
  全诗弥漫着悲伤和无力的情绪，却不曾放弃希望。黄榦的诗和他的性格一样朴素自然，沉静若水。读诗犹如读人，黄榦的高士形象扑面而来。
  在朱熹艰难时期，黄榦义无反顾地紧随朱熹身边，继续收徒讲学。黄榦说：“先生去国，侂胄势益张。鄙夫佥人迎合其意，以学为伪。谓贪黩放肆乃人真情，廉洁好礼者，皆伪也。科举取士，稍涉经训者，悉见排黜；文章议论，根于义理者，并行除销；六经语孟，悉为世之大禁，猾胥、贱隶、顽钝之徒，往往引用。”他又说：“侂胄志气骄溢……几危宗社，而生灵涂炭矣。”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韩侂胄一众奸党的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表明了黄榦坚定地支持朱熹的立场和态度。
  在这期间，黄榦十分努力地学习和传播朱熹的学术思想，他发现朱熹的思想体系在提倡“礼”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理”，强调“天理”是自然的根本，要求“人欲”应该服从“天理”。而孔孟思想体系中虽然也重视“理”，但是却更为注重“礼”，强调教化的功能。黄榦认为，朱熹的“理学”思想与孔孟儒家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黄榦认真研究了“四书”“五经”，从《大学》出发，佐证和完善朱熹的理学论述，使得朱熹的理学思想真正是对孔孟儒学的发展。
  “庆元党禁”伊始，朱熹的友人、丞相赵汝愚受到贬谪并被迫害致死。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一批理学书籍遭到禁毁。赵汝愚已死，朱熹成为韩党进一步搏击邀功的对象。接着，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还捏造了朱熹“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谣言。于是，朱熹受到落职罢祠的不公正处理。
  朱熹学派的许多人因之受到牵连，或坐牢或流放。风声日紧之时，朝中甚至有人发出将朱熹问斩的叫嚣。此时，朱熹本人虽对此泰然处之，但作为朱熹的爱徒和女婿的黄榦，却不能不为恩师、岳父的安危深感担忧。
  庆元二年（1196年），黄榦秘密地在建阳莒口河坝建造了一间草堂，以备情况危急之时可作为隐退著书之地，这便是潭溪精舍。
  潭溪书院原名潭溪精舍，地处崇泰里莒口（今建阳市莒口镇）河坝。潭溪的得名，源于崇安（今武夷山）五夫里有一条小溪，名潭溪。黄榦从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拜师之日起，一直在潭溪之畔的五夫紫阳书堂内从学于朱熹。碧波荡漾、奔流不息的潭溪水录下了他“夜不设榻，衣不解带，常通宵达旦”而日夜苦读的身影。
  朱熹在建阳隐居山林期间，黄榦往来于福州、建阳两地。庆元三年（1197年）春，朱熹为黄榦“筑室于考亭新居之旁”。《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书云：“闻欲迁居此来，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文集》卷六四《答巩仲至》云：“直卿久不得书，闻有徙家之兴，此固所欲，但于渠聚徒之计，则恐失之便，无以为生，亦须细商量耳。”之后，由于种种原因，黄榦一直拖延至庆元五年十一月才搬到考亭新居。
  庐墓传道
  庆元三年（1197年）夏，黄榦从任上回乡奔母丧守孝，这期间仍有许多学子慕名前往求学。在母亲的墓旁，黄榦搭了一间临时草舍，为前来求学的众多弟子授课。
  黄榦说，人类所生活的世界是丰富多彩、变幻无穷的，世界上的事物又是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在自然界里，有光华灿烂的日月和浩瀚的星群，有雄伟秀丽的山川和各类草木禽兽，在社会中，活动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面目各异的人物……
  此时，有学生问究竟什么是“理”？
  黄榦整理了下思路，回答道：先生（朱熹）认为，理是万事万物所以如此的根据。没有“理”，也就没有事物。例如椅子有四只脚，可以坐，这就是椅子的理。如果去掉一只脚，不能坐了，便失去了椅子的根据和道理，就不是椅子了。又比如铜镜能照人，有铜镜的理；木板不能当作镜子照，因为木板没有可以照人的“光底道理”。“唯其理有许多，故物有许多”。“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是那里有那理”。任何事物，不管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都具有一种必然的因果性，先生（朱熹）发现了这一点，并把它称作“理”。
  黄榦对朱熹的理学思想进一步阐发，他认为朱熹所说的理虽然是从客观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却并不是事物本身的规律，而是离开事物能独立存在的观念，他把观念当作存在于事物之先的形式，认为事物都是由这种形式产生的。这就好像建造一座楼房，总是先有图样或构想，然后才能依据图样造成实际的楼房。他以为人在发明舟车以前，已经先有了舟车之理，对舟车的发明，不过是发现这个理，然后按照理，造出舟车而已。朱熹经常以扇子作例子，他说：“扇子是如此做，合当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扇子在没有被做出之前，就已经有现成的理在那里摆着了。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
  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所遵行的道德原则是适用于古今一切人的，是人人必须遵循的当然之则。这种原则带有必然性，就像不会游泳的人下水会淹死，生在水里的鱼放到陆地上会干死一样；又像冷了必须穿衣，饿了必须吃饭一样，是“天生自然，不待安排”的，是“铁定的道理，更移分毫不得”的。把自然界的某些规律和社会伦理的内容综合在一起，说明社会伦理是不可抗拒的规律，要人无条件地服从它、遵守它，这就是朱熹哲学的“理”或“天理”的中心内容。
  听了黄榦的讲解，学生若有所悟，追问道：按先生的说法，是不是可以认为理是精神性的，理是天地万物的根源，万物之所以能够生成变化，都是由于理的作用？
  黄榦点点头，继续说道：先生（朱熹）说，天地之间，万物的生成，都要有理，也要有气。理是第一性的，是创造万物的根本，是看不见的道；气是第二性的，是生成万物的材料，是有形象的器。他认为，一切有形象的事物都必定以无形象的理作根据，一切具体的事物，都是由万事万物的理所决定的，这就是“理先气后”“理在事先”。因为有理才产生了气，理和气虽然在时间上分不出先后，但二者之间，理是根本。一切事物都是因为先有这事物的理，然后才产生事物的。因此，理是最高的和绝对的，由理派生气，理、气结合衍化出宇宙和万物，这就是朱熹以理为本体，对整个宇宙的看法。
  听到此，又有学生问如何理解天下有一个最高的理，每一事物又各有各自的理。
  黄榦回答说：总天地万物之理叫作“太极”，“太极”有顶端和尽头的意思，也有最高标准的意思，是最根本的、整体的理。太极之理和万物之理的关系，先生（朱熹）称之为“理一分殊”。“理一”是就万事万物的本原，只有一个道理；“分殊”是指散于各个事物之中的理，都是最高之理的表现。从具体的事物看，各种不同的事物都来源于一个最高的理。他用“月印万川”来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天空中只有一个月亮，照在江、海、湖、河等一切水域中。天上的月亮是圆的，一切水域中的月亮也都是圆的。一切水域中所映照出来的都是月亮的整体，而不是它的部分。所以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人、每一物都以普遍的理作为存在的根据，都具有那普遍的理。
  学生又问为什么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既统一又有差别。
  黄榦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先生（朱熹）的“理一分殊”观点透露了这样的思想。他认为“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也就是说，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遵行的道德规范也会有差异，但这都出于一个“定理”，是固定而不可改变的。
  课堂上，黄榦就当时抗金的形势发表感言，勉励在场的学子们读书不忘救国。同时他还强调，读书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生碌碌无为。告诫学子读书做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办学传道
  此外，黄榦还在福州其他地方开馆讲学，名曰“竹林讲席”，弟子如云，兴盛于时。朱熹闻讯之后，大喜过望，亲书“竹林精舍”匾置于馆内，并嘱咐“更宜加勉力，吾道之托在此者”诸语。这正是黄榦自号“勉斋”的由来，后学尊称他为“勉斋先生”。之后，黄榦赋《竹林精舍》一诗。
  东溪远城烟，高崖结幽偏。
  悠悠一涧水，白石相澄鲜。
  地灵猿鸟异，山深草木妍。
  而我与诸子，游心竹素园。
  风泉杂春诵，松月清夏弦。
  澄怀悟无始，云霄起高寒。
  我们都知道，竹林精舍是朱熹在建阳创办的一所书院，后改名为沧洲精舍、考亭书院。那么，福州的竹林精舍又是怎么回事？这与朱熹有关，更与黄榦有关。
  震惊朝野的“伪学之禁”发生后，朱熹到福州、闽东一带避险，以至于福州各县的地方志书中，出现了一批这一时期朱熹讲学过的书院。如，长乐刘砥、刘砺兄弟所创的石门洞精舍，闽侯林浦村的濂江书院，永泰林学蒙、林学履兄弟在石鼎峰之阳所建的龙门精舍等等。而黄榦从恩师的安全和讲学的需要这两方面考虑，在这一时期则先后创建了两所“竹林精舍”：一所在自己老家长乐青山村；一所在福州城东寓所浦下村。当年朱熹来福州避难于浦下村，见村庄前面麻竹高耸，大有建阳考亭茂林修竹之景致，于是提笔为之书额“竹林精舍”四字。时势的变化，让朱熹没想到的是，居然还到黄榦的竹林精舍来讲学了。
  如今，珍贵的朱熹手迹仍珍藏在《黄文肃公世家宗谱》中，而即使在竹林精舍的发祥地建阳也早已不存。但在离浦下村不远的竹屿村，也有一所被称为竹林精舍的书院，这与黄榦密切相关。这里的竹林草堂，今又称“东野竹林书院”，与竹屿现存古建筑“竹林境”连为一体。据说，宋庆元二年（1196年）至庆元六年，朱熹避“伪学”禁来到福州，黄榦受他所托，在竹屿讲学授徒，当时，黄榦有一邓姓学生，将家塾扩建为“竹林草堂”，请老师黄榦为其书匾，该匾尚存，被后人讹为朱熹手书。
  黄榦在福州讲学期间，朱熹偶尔到此小住时日，讨论经典训释诸书，此外，还会携众弟子、好友外出游历。
  有一天，众人郊外游览。在这凉爽的秋天，黄榦在不断地勉励自己，融入乡野生活是如此称心。山脚下农家炊烟冉冉交错，潺潺流淌的溪水清澈见底。人与自然相处得如此融洽、闲适，让黄榦都忘记回家了。他想着陪老师出游，心中更想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和老师一起归隐。此景此情，黄榦有感而发。
  凉风振幽壑，阴云翳前山。
  高怀励清秋，适意林莽间。
  烟横万家井，水净双溪湾。
  徙倚暮忘归，人境相与闲。
  游子独何为，千里方言还。
  陪此杖履游，忘彼道路艰。
  心期更他年，依岩结柴关。
  黄榦陪同朱熹郊游，同行的还有刘叔通等人。此诗描绘了一幅金风送爽、凉意宜人的深山秋景图。表达了黄榦“慨然有志于道”的决心，跟着老师，不管学业有多困难，道路有多艰辛，他将矢志不渝。
  此一阶段，朱熹身体力行，积极从事理学研究，与黄榦在福州一带创办了许多书院。有案可稽的有紫阳讲堂、东野竹林书院、贤场书院、高峰书院、鳌峰书院、乌石山书院、濂江书院、龙津书院、长乐龙峰书院、罗源文公书院、闽县吟翠书院、连江贵安书院、闽清梅溪书院、古田蓝田书院等等。
  据考证，朱熹先后来福州有10次，最有可能的是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和淳熙十年（1183年）以及庆元二年（1196年）至庆元四年。其余则来去匆匆，没有太多的时间留在福州办学。庆元二年他辞官之后已67岁，贫病交加，特别是庆元四年后，他的左眼已经全瞎，右眼模模糊糊能看文稿。也就是说，他能在福州“避伪学禁”办学的也只有从庆元二年到四年的两年时间。其他主要的是在建阳考亭办学，到福州的时间有限，应该说多数是黄榦创办的书院。有一部分是在朱熹逝世后，他的门生以他的名义创办的，但其影响深远，以至于几百年来福州一直是全国理学的中心。
  吾道之托
  庆元五年（1199年）秋，朱熹病危，黄榦得知情况后，不顾一切，从福州日夜兼程赶到了建阳考亭。
  病床前，黄榦一边听老人的临终嘱咐，一边抚摸他手腕上的脉搏，非常微弱，几乎感觉不到有跳动。他想到老人在临死时，还在为自己考虑，此时，他的咽喉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卡住似的，难受至极！
  看着面容憔悴的老人，整个人瘦了好多，精神也很差，这和之前的他，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老人看着黄榦，朝他艰难地扯出一抹笑容。
  现在，老人连呼吸都是困难的，说话甚至都有些吃力，整个人已经是力不由心了。
  “直卿……我这病恐怕好不了了，接下来的事该怎么做你自己安排吧。”老人紧握着他的手，很虚弱地说道。
  黄榦泪流满面，哭着说道：“我现在有很多时间来陪着您了，可以每天照顾您，直到您老人家身体康复为止！”听了女婿的话，老人欣慰地笑了起来。
  “直卿，我知道，你一直很努力……我的愿望只有你替我去实现了，以后九泉之下我可以无憾了！”老人临终前一直紧紧地握着黄榦的手，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说完，老人叫人到书房中找出《礼书》底本，命黄榦收下，令补辑以成之，并将深衣及其他所著之书授与黄榦。所谓“深衣”，是古代士大夫闲居时所穿的衣服，衣与裳相连，前后深长。朱熹将深衣传给黄榦，其中含有“衣钵相传”的寓意，实际上也是勉励黄榦要将理学事业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老人微微闭了闭眼睛，看得出，他也很难受，也很不舍得离开黄榦离开这个世界。
  庆元六年（1200年）春，朱熹在建阳考亭逝世，尽管党禁严酷，近路的学生和学友仍都来奔丧，路远的弟子也都私相祭吊。丧礼定在当年冬季，韩侂胄之流担心丧礼变为“逆党”的一次大示威。正在心惊肉跳的当口，这年秋天，布衣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宁宗请斩韩侂胄，使趋于沉寂的党禁波澜再起。
  吕祖泰是吕祖俭的堂弟，吕祖俭上书被贬，他前往贬所探视，归语友人：“天下钳口，我必以言报国！”吕祖泰上书为“伪学逆党”辩诬，请斩韩侂胄及其党徒苏师旦，以周必大相代。韩侂胄为了逼供出周必大是幕后指使者，将吕祖泰投入临安府大牢。
  审讯时，临安知府赵善坚威逼利诱，吕祖泰冷笑以对，即便受杖刑，他仍旧大喊：“你是宗室，与大宋同休戚。我吕祖泰这是为谁家计安危而受杖辱啊！”吕祖泰最后被押赴钦州（今属广西）牢城拘管。
  吕祖泰上书被流放拘管，朱熹葬礼也没有酿出事变，党禁渐近尾声。有人提醒韩侂胄：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韩侂胄颇有触动，台谏官摸准了韩侂胄的心思，于嘉泰二年（1202年）上奏宁宗说：“真伪已别，人心归正。”韩侂胄便正式建议宁宗弛伪学之禁。
  于是，以赵汝愚平反为标志，党禁全面弛解。刘光祖、陈傅良等一大批列入“伪学逆党”的健在者，都复官自便，但复官制词中仍说赵汝愚“宗相当国，凶愎自用”“一时士大夫逐臭附炎”，意在证明当初打击贬逐完全是正确必要的，这也是封建专制政权下当政者为受害者平反时屡验不爽的通例。
  庆元党禁虽然解除，但后果不容低估。其一，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扭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治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借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政风士风在庆元党禁前后有明显的转折。史称，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庆元党禁之后，“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其二，宁宗在党禁方兴之时一度支持韩侂胄，致使韩侂胄之流占据上风，其后六七年间，他漠然无为，听任韩侂胄肆无忌惮地排斥政敌、专断朝政、走上权臣之路。党禁虽然松动，韩侂胄的权臣之势却依然如日中天，不可摇撼。而韩侂胄擅权不过是南宋后期接踵而至的权相专政的开端，这也是庆元党禁滋长出来的毒瘤。
  不知不觉，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来了。在这个让人魂牵梦绕、缅怀先人的日子里，一种无以言状的思绪和无限的惆怅与悲怆缓缓涌上黄榦的心头，让他彻夜难眠。显然，对于朱熹的逝世，黄榦还沉浸在无限的悲伤中。他为岳父守丧三年，扫墓时悲痛欲绝，哭倒在墓前，写下催人泪下的诗句：
  暝投大林谷，晨登翠如亭。
  高坟郁嵯峨，百拜双泪零。
  白杨自萧萧，宿草何青青。
  悲风振林薄，猿鸟为悲鸣。
  音容久寂寞，欲语谁为听？
  空使千载后，儒生抱遗经。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每当黄榦回忆起过去向先生求学的情景，即使“悲怆哽咽不思书，亦不忍忘也”，动情伤感之处，常让他泪眼朦胧、无语凝噎，情不自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可见，翁婿感情至深、至诚，令人动容！
  可以说，黄榦深受朱熹影响，师生俩的思想不谋而合。与朱熹一样，黄榦渴望收复中原、实现祖国统一，反对异族入侵与朝廷苟安求和的立场，并提出任贤使能、富国强兵、抵抗金人等一系列的爱国主张。另外，黄榦在各地做官处理政事之余不间断地讲学，向学生传输爱国思想。
  朱熹留下的著作卷帙浩繁，经他自己编著的包括《易》《诗》《书》《礼》等各类，兼哲学、历史、文学、文字学等各方面内容，有“综罗百代”之称。其中《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等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是他的史学著作；文学方面有《诗集传》《楚辞集注》等。他平日讲学的问答，后来由黄榦整理编辑为《朱子语类》，而《朱子文集》则是他死后由小儿子朱在与黄榦一起编纂而成。
  好在历史上尊崇朱熹并引以为志同道合的人不在少数。当朱熹去世后的第九年，朝廷解除了“庆元党禁”，还其以清白，宁宗皇帝赐谥曰“文”。十二年后，朱熹的《四书集注》被朝廷列为国学的必读课本，于是“家孔孟而户程朱”。后来，皇帝下诏示学宫，朱熹从祠庙堂，确立为道统圣人的地位。这一切，很大程度上与黄榦等一些门生的不懈努力有关。
  朱熹病逝后，同年五月，黄榦的二哥黄东亦在任所上去世。噩耗传来，家人痛哭流涕，一年内失去了两个亲人，黄榦受到极大的刺激。随后，他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撰写了《仲兄知县东公墓表》一文。庆元六年五月十有一日，通直郎、知抚州乐安县事黄君东，字仁卿，至抚州之一日，以疾卒于郡学之官舍。教授刘君琪，发其箧视之，金无余藏，问之左右，则君未至州而粮已终矣。刘君亟取其家器皿、质金买棺制衣，以袭以殓。遍走部使者台郡僚属，以告而周之。丞相庐陵周公以币来赙。旁县他郡，闻君名者，虽非雅故，亦交致礼。然后，君之丧与其孤幼始归达于福州。嘉泰二年秋九月，葬于怀安县桃枝山保福僧寺之东北隅。
  君之家世族系，见于晦庵朱先生所志御史公之墓。君，公之次子也，遗泽补将仕郎，历任迪功郎，监吉州酒务，全州法曹关，升从政郎，南剑州沙县丞，转文林郎，监衢州税务，转承直郎，改秩通直郎，知吉州万安县，丁内艰，服阕，受今任。
  君天资警敏而简默迟重，呐然如不能言者。少游乡校，多为先辈所称道，属文赋诗，思致清古。遇事无巨细，咸研精极思。其所规划，人莫测其意，及臻厥成，往往叹其不能易也。故其居乡亲故，事有难理者，必即君谋之。及当官，虽筦库之微而部使者，郡太守民讼难剖者，悉以委君同僚联事者，文书行非君莫敢决。间遇诘责，率赖君以免。故君之所莅，辄有称。而既去，无不思之者。廉介之行，人所难及。常俸之外，凡以例得者，皆却不受。官之杂金，若敷诸吏以给公用者，一切屏之。每之官，警盗之卒，非法所应役者，遗之。雇夫之金，非法所应用者，归之。既终任，供帐之属，一毫不以私其家。故相鄱阳赵公，知君之贫。其帅闽也，属君校书，而月馈之，谢不可，则受什之一二。请君摄事乡邑，辞曰：“有先人之训不敢违。”居官办职，不为表暴，以求人知。所至未尝以姓名通诸司，刚介自持，虽州县长吏，不敢溷以私。事所当争，则胁以斥逐不顾也。以是，官既不达而家益贫，然君处之如未尝仕。衣食疏粝，妻孥以下有不能堪者。筑室先垄之侧，仕已侧居焉，日与田夫野老，出入桑麻之间，颇有终焉之志。以家事为累未能也。御史公既殁，家无余财，田亩之入不足支数月。君奉太夫人。抚弟妹，三十余年之中，米盐琐细，靡不躬历，黾勉有无，未尝告惫。以故太夫人之意甚适，而弟妹亦皆赖以有立。俸入之余，铢寸积累。嫁女弟、从女弟及弟之女，凡三人，至遣弟之女，则囊箧丝缕无余矣。
  呜呼！以君之才识，岂不足以致富遗，至于贫困者，取于人者，廉也。以君之简俭，纵不至富贵，亦岂不足自给。至于死无以为殓，且无以为归者，施于弟妹者，厚也。无所利而为善，古人犹难之。
  遂洒涕而志其梗概如此，以表诸墓，而示后人，使有考也。
  季弟迪功郎、监嘉兴府崇德县户部石门犒赏酒库榦述。
  黄榦对兄长的追述，悲伤中透出贫寒，痛哭中流露凄惨，一个为官清廉公正、居家简俭、侍奉老母、关照弟妹的形象跃然纸上。
  以上文字，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黄榦要矢志不移、不畏生活的艰难困苦，要追求精神上的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