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开始在武夷山五曲隐屏峰下平林渡九曲溪畔建造武夷精舍（又称紫阳书院、武夷书院、朱文公祠），目的是为了著书立说、倡道讲学。有仁智堂、隐求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等建筑，时人称之为“武夷之巨观”。武夷精舍是朱熹完成《四书集注》和以它为教材实行完善的教育实践的一所成功的私立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由于黄榦在教育实践中的不懈努力，当元朝统一中国以后，朱子学自南向北传播，被朝廷定为一尊，成了国家的正宗思想，武夷理学文化也就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文化；迨至明清两代，“朱子学”一直是文化的正宗，达七八百年之久。它成为历代理学家讲述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的基本纲领，也是政治家治理国家的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清朝康熙年间，朱子学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鼎盛时期，康熙皇帝亲颁御匾“学达性”，赐予武夷精舍（改为紫阳书院）。书院也改为官办，由朝廷委派山长管理。朱熹牌位也从“从祀”孔庙改为“十哲”之一（其他九哲均为孔子嫡传弟子），康熙还下令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编纂《朱子大全》……这一切，都是朱熹在武夷精舍著书立说、兴教传学打下的基础。
  武夷精舍的作用在于通过创立学院、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培养人才，重新树立起中华民族传统的主体意识——儒家思想的正宗地位。他所创立的学派史称朱子学（闽学），汇集了当时主要的儒学学派（濂学、洛学、关学）之大成。他始创“四书学”，即把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和他的学生曾参、子思的经典论着《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汇成一个系列，加以权威性的阐述、诠释，名之为《四书集注》。朱熹在以《四书》为教材进行的教学实践中，努力促使它成为官方科举取士的标准教科书。
  朱熹逝世之后，武夷精舍备受统治者的重视，历代都曾加以修建。南宋末，经扩建后改为紫阳书院，由官府拨给公田，以供养学者。此后，直到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才改为朱文公祠，奉祀朱熹的神主，并以黄榦、蔡元定、刘爚、真德秀配享祭祀。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巡按御史周鹓清、军御史及佥事肖干元协力檄令县令王和重修葺，辟地百余丈，绕以围垣。前竖牌坊，匾上镌刻“武夷书院”。沿着牌坊稍进有楼五楹，名叫高明楼，正中大堂也有楼五楹，两庑各六间堂斋。全部构筑轩雅宏丽，并曾置田百亩作为祀事及修缮费之用，旁边又建屋数间，择朱子后裔一人世居管理。
  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朱熹的武夷精舍在武夷山五曲隐屏峰下建成后，著名学者袁枢等前来庆贺，曰：
  本是山中人，归来山中友。
  岂同荷蓧老，永结躬耕耦。
  浮云忽出岫，肤寸弥九有。
  此志未可量，见之千载后。
  大诗人陆游也驰书祝贺，并寄贺诗四首，其中两首为：
  其一
  先生结屋缘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
  不用采芝惊世俗，恐人谤道是神仙。
  其二
  山如嵩少三十六，水似邛郲九折途。
  我老正须闲处看，白云一半肯分无。
  武夷精舍落成之后，朱熹怀着喜悦的心情，写了《精舍杂咏十二首》，并撰写诗序，以记其盛况。之后，他即在此广收门徒，著书讲学，长达五年之久。四方学子纷纷前来求学，比如蔡元定、刘爚、黄榦、詹体仁、真德秀、李闳祖等近百人。朱熹的理学思想由此传播开来，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力量、有影响的学派。以后，一批理学名家相继在武夷山中和九曲溪畔择地筑室，读书讲学，有的还以“继志传道”为己任。比如，刘爚的“云庄山房”、蔡沈的“南山书堂”、蔡沆的“咏雪堂”、徐几的“静可书堂”、熊禾的“洪源书堂”等先后出现在武夷山。所以，武夷山在南宋时期已成为东南沿海的一座名山，后人称之为“道南理窟”。
  从淳熙十年（1183年）到绍熙元年（1190年）的8年间，朱熹大部分时间均在武夷精舍讲学授徒或开展学术交流。在此期间，朱熹先后完成了《易学启蒙》《小学》《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等著作。同时，还创作了《武夷精舍杂咏》等诗集。
  黄榦在武夷精舍从学并协助朱熹从事一些学术研究。《文集》卷三五《答刘子澄》书九：“熹一出三月，归已迫岁……却是精神困惫，目力昏暗，全看文字不得，甚觉害事耳。旧书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旧尽觉精密。且令写出净本，未知向后看得又如何也。”
  《勉斋集》录黄榦云：“先师之用意于《集注》一书，愚尝亲睹之，一字未安，一语未顺，覃思静虑，更易不置。一二日而不已，夜坐或至三四更，如此章‘谁毁谁誉章’乃亲见其更改之劳。坐对至四鼓。先师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寝，目未交睫，复见小史持版牌以见示，则是退而犹未寐也，未几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文中记载的是朱熹为修改《论语集注》一书殚精竭虑、彻夜不眠的工作情景。
  作为朱熹学术上的得力助手，黄榦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上文实际上是他在协助朱熹担任部分研究之时记下的亲身经历。故朱熹的另一门人潘柄曾说：“文公退居山谷三十年，专讨论经典训释诸书，以惠后学。时从游者，独直卿日侍左右，纂集考订之功居多。”
  绍熙元年，朱熹知漳州，黄榦相随左右。由于长年跟随朱熹，学问日精。《文集》卷三四《答吕伯恭》书十九云：“熹来此，日间应接衮衮，暮夜稍得闲向书册，则精神已昏，思就枕矣。以此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是黄直卿先为看过，参考同异了，亦为折中。”
  那么，黄榦为何尊崇朱子学说呢？理由很简单，他生平追随朱熹，对朱熹的道德、学问、业绩十分推崇，把朱熹看作是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的人格。
  太极图是以黑白两个鱼形纹组成的圆形图案，俗称阴阳鱼。该词最早出现在《易传·系辞上》中。“太极”是中国哲学史中最古老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也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术语，意为派生万物的本源。太极图形象化地表达了它阴阳轮转、相反相成是万物生成变化根源的哲理。太极图形展现了一种互相转化、相对统一的形式美与和谐美。
  周敦颐（1017—1073）的《太极图说》是一个言简意赅的宇宙发生发展论纲，全文仅200余字，却在后来被奉为“有宋理学之宗祖”，因为它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论述宇宙发生、发展的著作，它对以后儒家学说的更新与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推动作用。
  也可以说，《太极图说》是周敦颐哲学思想的纲领性篇章。它阐释了其宇宙观，“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由此可见，周敦颐的这些哲学思想，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经程颢、程颐继承发展，到朱熹集大成，形成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并成为宋代以后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据《周易》记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从此被后世的学者重视，并不断地被演绎和解读。朱子理气论是其主要思想。
  朱熹对《太极图说》做了重要的发挥。一方面，他给“太极”下了明确的定义：“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只是一个理而已。因其极至，故名曰太极。”简言之，太极就是最高的“理”的总称。另一方面，他把这个所谓“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又说成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把“太极”作为“理”和“道德”的根源。所以说，理学也称道学。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儒学价值体系的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理学而得以复兴。理学能够在宋代以后获得这样的发展，正是因为它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判地吸取了不同思想的营养。
  黄榦对“太极”这一概念也非常重视。他说：
  易有太极，易即阴阳也。太极何尝在阴阳之先？是先两仪，何尝生一而后生二？尝窃谓太极不可名状，因阴阳而后现。一动一静，一昼一夜，以至于一生一死，一呼一吸，无往而非二也。因阴阳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极所以为阴阳者，亦不出乎二也。由此可知：第一，黄榦不同意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他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是有“二”的，也即存在着矛盾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于是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并非先于阴阳，并非产生阴阳之母体，而是太极本身就包含阴阳，只能说“太极分阳分阴”。同样，他也不同意“太极产生两仪”之说。可见，黄榦提出的太极之体是阴阳二者，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大胆创见，是其贯彻朱子“一分为二”和朴素辩证法的结果。这种创见是对朱子学的发展，也是对朱子所论“无极而太极”观的修正。第二，对于“太极”的描述，朱熹在释其“无极而太极”时，谓“方浑论未判，阴阳之气，混合幽暗”，“太极无方所，无形体，无地位可顿放”。黄榦认为“太极”不可名状，不可形容，只有这样，“才能配至高之范畴，才能存万化之机”。从而使“太极”的本体地位不可撼动。
  另外，对于“太极”和“理”的关系，黄榦全面地接受了朱熹的观点，认为“太极只是极至之理，不可形容”。这样就把作为宇宙演化论的重要范畴“太极”改造为本体论的重要范畴。并认为“理”与“太极”又有细微的差别：“理”有许多层次，“太极”则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的统一性问题。他说：“统体太极，各具太极，则兼体用。毕竟统体的又是体，各具的又是用。有统体的太极，则做出各具的太极。”因此，把“太极”与“理”的关系规定为两方面：一，太极是总天地万物之理，它是从全体上言理，是最高层次的理；二，理有多层次性，低层次的理不名为太极。
  黄榦还说：“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归结了“理”与“气”，即“义理”与“性命”或“精神”与“物质”的两大哲学命题。
  黄榦对朱熹理学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说：
  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求诸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参诸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贯彻古今，充塞宇宙，无一息之间断，无一毫之空阙，莫不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
  从以上所述说明，黄榦对太极、阴阳、五行、理气、性命、伦理、纲常、道德诸说之间的关系，作了简洁明确的表述。合而分，分而合，由“理”与“气”二元，进而确立了道德、伦理、纲常的主体性，具有执着地追求人生精神价值的人文主义思想。
  黄榦长期追随朱熹，对朱熹的道德、学问等都十分推崇，他认为朱熹的人格是最为理想的人格。可见他深受朱熹的思想影响。同样，朱熹喜欢“静坐”，黄榦亦极为推崇，还留下了许多关于赞赏静坐的言论。从其论述来看，静坐大致有两个功效。
  其一，可以静心，是求学问道的入门功夫。朱熹对黄榦说：“入学工夫，须是静坐。静坐则本原己定，虽不免逐物，及收归来，也有个安顿处。”后来，黄榦亦干脆对学生明示：“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那么，为什么要将静坐视为入学功夫呢？朱熹的解释非常简单明白，他们认为只有通过静坐，使内心安定，方能探究万物之理，“能存心而后可以穷理，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对此，黄榦也非常赞同。
  其二，静坐对于身心健康有益，是养生的好方法。朱熹自述、黄榦复述：“中年以后，气血精神能有几何？不是记故事时节。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读书。闲中静坐，收敛身心，颇觉有力。”又说：“某今年顿觉衰惫，异于常时，百病交攻，支吾不暇。服药更不见效，只得一两日静坐不读书，则便觉差胜。”可见，朱熹在中年之后，身体状况不太好，容易疲劳，时常患病，特别是视力下降很厉害，他时常通过静坐的方法收敛身心，甚至于胜过服药的效果。
  自然，如朱熹、黄榦所说的“静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佛家的禅定或道家的打坐，不过，从儒家学者的论述来看，儒家所说的静坐与佛道所论还是有所区别的。一般而言，儒家的静坐对于时间、姿势、吐纳等不如佛道严格，没什么特别的要求，重点在于放松身心、清净内心而已，可以说是一种适合知识分子的简便易行的养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