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伊川府前立雪一尺，世告尊程氏高弟称游杨载道南矣；
  紫阳户外候师三月，吾独赞朱子门人号颜曾续统北焉。
  候师三月
  朱熹（1130—1200），这位因父亲在福建做官而出生于尤溪的江西婺源人，字元晦，号晦翁、晦庵，世称朱文公。年未弱冠中进士的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均有研究。他对词创作情有独钟，而且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南宋中期，金、蒙南下入侵，赋税苛重，百姓怨声载道，民族危机深重，加之儒学衰弱。封建统治的腐朽，致使纲常破坏，礼教废弛，官场贪风日盛，道德沦丧，人们精神空虚、理想失落，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稳定国家秩序、加强家庭和社会的凝聚力，拯救社稷，拯救国家，朱熹以弘扬理学为己任，奉行“格物致知、实践居敬”的教育理念，力主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内容的道德修养，力求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
  淳熙二年（1175年），46岁的朱熹，已经广泛研读儒家经典，与各地学者名士交流研究学问，创作了《孟子集注》《论语集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编订《大学》《中庸》新版等极有分量的儒学著作，是闻名天下的理学家。
  朱熹作为宋大儒、理学集大成者，他直接承继孔子到孟子，思想体系也有选择性地吸收扬弃了道家、玄学、道教以及一些佛教的思想。理学由北宋程颢、程颐创立，南宋朱熹集其大成。朱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创立了朱子学，使儒学再放光芒，把中国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一系列思想理论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元明清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对南宋之后的中国与东亚社会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淳熙二年（1175年）冬，黄榦身背书箱，怀揣干粮，从吉安县出发，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不知饥渴、不知劳累地往武夷山赶去。这一日终于来到了武夷山脚下。此时，正好纷纷扬扬地下着大雪，可他怀着一腔求学的热情，不顾旅途劳累接连步行到五夫里。不巧的是，恰逢朱熹外出讲学，不知何时归来。
  黄榦没有因此而退却，为了等到朱熹，他找到附近一家客栈住下，晚上睡觉连衣服都不敢脱，就等着随时被朱熹召见。《宋史》有载，他留住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谁知这一等，竟是三个月。到了第二年春天，百花盛开了，朱熹才归来。望着眼前这位俊朗的青年，得知他居然虔诚地等候了三个月，朱熹在心里暗暗叫好。志向远大的黄榦也十分珍惜此次求学的机会，抓住一切机会读书和做学问。夜里，他不知疲倦，挑灯夜读，实在疲倦极了，就稍微靠着东西坐一会儿，有时就一直到天亮。据《宋史》记载，黄榦“夜不设榻，衣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倚，或至达曙”。
  从此，黄榦与闽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长期从学于朱熹，其拜师和学业有成均在闽北。黄榦后来在武夷山五夫里成家，是朱熹的女婿和高徒。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黄榦也随迁至此。黄榦在走向政界后，还两度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家居期间，曾在建阳考亭讲学，并创建了环峰、潭溪两所书院，在此教书育人，传播朱熹的理学思想。黄榦是朱熹众多弟子中最有成就的理学家和教育家。
  从黄榦“候师三月”反映出中国古代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中国在明清时期的启蒙读物《幼学故事琼林》中，已有“负笈千里，苏章从师之殷；立雪程门，游酢、杨时敬师之至”的内容。说的是汉朝人苏章肩背书箱千里求师，以及北宋游酢、杨时大雪天里，恭候老师午觉醒来的故事。由此可见，古人早已把尊师重教的美德，作为幼儿教育的重要内容编入教材中。
  有趣的是，“程门立雪”的游酢、杨时有载道南归，促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文化重心由北方转向南方的开拓之功，而“候师三月”的黄榦则有促进理学北传的历史功绩。
  两宋时期，理学入闽后，在福建得到迅速发展；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却沉寂了下来。而黄榦在其一生中的后二十年走向政界后，在担任临川知县、汉阳知军、安庆知府等职时，在这些地方修复官学，创建书院，广招门生。由于这些地方地处宋金边境，这就为理学北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此后门生弟子的日渐增多和理学书籍的四处传播，以及此后门生弟子的代代相传，黄榦促使理学北传至宋末元初得以最终完成，为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前有程门立雪的游酢、杨时载道南归的故事，后有黄榦候师三月的传奇，因此有一联赞，云：
  伊川府前立雪一尺，世皆尊程氏高弟称游杨载道南矣；
  紫阳户外候师三月，吾独赞朱子门人号颜曾续统北焉。
  修学储能，经世致用
  黄榦第一次来到武夷山五夫里拜师学习，因他痴迷于深入地钻研学术，朱熹就给他开起了“小灶”。
  “修学储能，经世致用”就是朱熹对黄榦提出的学习目标。
  朱熹对黄榦说：“直卿，一个青年人走进学堂的目的是什么？是学习知识，更是储备能力。子曰‘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就是说一个人，光是能力素质强，而学问修养不够，则必然无法约束自己，本身的能力反而成了一种野性破坏之力。反过来，如果光注重书本学问，而缺乏实际能力的培养，那么知识也就成了死知识，学问也就成了伪学问，其人必死板呆滞，毫无实用。所以，要学习相关的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让知识与能力相辅相成，做到‘经世致用’。那什么又是‘经世致用’呢？就是‘致用’以‘经世’，以今天所修之学、所储之能，来致力于国家民族的复兴、社会向前的发展。我今天送你这八个字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牢牢记住，必须平衡发展。这也是你求学之路上，不可缺少的。”
  黄榦听后觉得大有感触，但还心有疑惑，问道：“那以今日之我，应当以修什么学问、储哪种能力为先呢？”
  朱熹回答说：“什么学问？哪种能力？直卿，你的这种想法首先就是错误的。今时今日之黄直卿是什么人？一个学堂毛头小子而已，你喜欢哲学伦理，也关心社会时事，这是兴趣也是天赋，但我担心，你会走入另外一个误区，那就是知识能力的涉猎面太窄。你的求学之路才刚刚开始，你才掌握了多少知识、拥有多少能力？过早地框死了自己修学储能、经世致用的范围而不广泛学习多方涉猎，于你今后是有百弊而无一利。所以在你修学储能、经世致用的后面还应该再加上‘先博后渊’四个字。”
  黄榦若有所悟：“我明白了，博采众长才能相互印证，固步自封必将粗陋浅薄。对吗？老师。”
  朱熹欣慰地点了点头：“你能这样想，这就对了。”
  黄榦继续道：“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朱熹赞叹道：“对，坚忍。坚者如磐石虽岁月交替而不移，忍者如柔练虽困苦艰辛而不摧。坚忍者刚柔相济百折不回，持之以恒也。”
  从朱熹与黄榦对话之中，我们可知朱熹所说的“修学储能，经世致用”目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己所学化为己用，以己所用探寻己梦，以己之梦实现中国之梦，哪怕微小得不值一提，己愿足矣！每一个人的梦想只是一滴微不足道的水珠，但是十几亿滴水珠将会汇聚成一片汪洋，惊涛拍岸，巨浪拍天。再回首，将是地覆天翻！
  朱熹教学有特色，讲究效果，课堂上他强调三个要点：
  专心听讲。所谓“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指的是心思不端正就像心不在自己身上一样，虽然在看，却像没有看见一样；虽然在听，却像没有听见一样；虽然在吃东西，却一点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所以说，要修养自身的品性必须要先端正自己的心思。
  其实，修身的目的，即是令自己的思维与行为达到不偏不倚的“中正”状态。如果人的精神处在愤怒、恐惧、好乐、忧患之时，皆不能使其精神境界保持在不偏不倚、不亢不卑、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正”位中。
  黄榦进一步认为，真正的修身是要把心漂洗得一干二净，达到圆明中正的境界。心是一身之主，心住在心的位置而不借住于外物，心若滞于忿怒、恐惧、好乐，甚至流连于富贵、功名、利禄，便已是身外之物了，那么心就不会诚、不会善、不会仁，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正了。故修身之道在正心，在纯心，在于将心永远摆放在守正的位置上，不可须臾偏离，不可须臾失正。
  及时复习。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个“新”，主要指的是知识达到了系统化的水平，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首先，知识的系统化，是指对知识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也就是从整体、全局或联系中去掌握具体的概念和原理，使所学的概念和原理回到知识系统中的应有位置上去。其次，知识的系统化能把多而杂的知识变得少而精，从而完成书本知识由“厚”到“薄”的转化过程。系统化的知识，容量大，既好记又好用。最后，系统化的知识有利于记忆。道理很简单，孤立的事物容易忘记，而联系着的事物就不容易忘记。想搞好知识的系统化，一要靠平时把概念和原理学好，为建造“知识大厦”备好料；二要肯坚持艰苦地思考，逃避艰苦思考的人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好知识的；三要学会科学的思维。
  通过课堂讲述，朱熹问黄榦对“温故而知新”的理解。黄榦说：“‘温故而知新’有四解。一为‘温故才知新’，温习已学的知识，并且获得新的领悟；二为‘温故及知新’，一方面要温习典章故事，另一方面又努力撷取新的知识；三为‘温故知新’，随着阅历的丰富和理解能力的提高，回头再看以前看过的知识，总能从中体会到更多的东西；四为正确地解释，是指通过回顾历史，可以预见以及解决未来的问题。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师应该具有的能力。”朱熹听后，微笑地点点头。
  切磋琢磨。《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意思是说，如果学习中缺乏学友之间的交流切磋，就必然会导致知识狭隘、见识短浅。古今中外许多善于读书治学并且成大器者，大多十分重视结交学友，并在讨论与交流中获益匪浅，道理就在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
  一个人学习虽然有所收获，但难免也有一知半解的时候，同学之间通过交流讨论，就能够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丰富自己的知识，开拓自己的视野，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学习过程中，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相互讨论和交流，就能取长补短。
  黄榦屏气凝神地听着老师讲解。他认为，学习时通过交流和讨论，能促进自己对知识的深刻理解。知识是否理解透彻，有时候是难以自我检验的，而在互相质疑、讨论和争辩中，则很容易使自己“于不疑处有疑”，解决了这些疑难，在学业上就会有进步。交流讨论还能促进自己思维能力的提高。在交流讨论过程中，每个人最容易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和困惑所在，从而提醒和激发自己深入钻研、力求弄懂弄通的积极性；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讨论，也会逼迫自己多学一点，理解得全面深入一点，对关键部分和知识要点也必须了如指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自己自觉地去深入思考，使自己的思考能力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除此之外，也能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正是黄榦的努力上进，学识日渐渊博，甚为朱熹所器重。由于二人经常一起深入讨论，师生的角色也慢慢发生了变化，由凌驾于受教育者之上的“灌输者”“管束者”转变为向学习主体发展的良师益友、合作伙伴，师生的关系更加密切。
  一天，天降大雨，黄榦邀朱熹外出。
  朱熹：下这么大的雨，你想上哪里去呢？
  黄榦：爬山啊。
  朱熹：爬山？
  黄榦：对啊！
  朱熹：大风大雨的，你搞这个干嘛？
  黄榦：大风怎么了？大雨又怎么了？今天我要好好地体验一下。
  朱熹：真的？那太好了！
  黄榦：真的。古人云：“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帝王尧打算将王位传给舜，但老放不下心来，为了考验他，便在一个暴风袭来的夜晚，让他进入原始森林，看他能不能顺利地回到自己的身边。那是需要坚强的毅力和惊人的智慧，需要不停地披荆斩棘，需要不断对付猛禽野兽，令尧欣慰的是舜最终成功了。这就是《尚书·尧典》记载于“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典故。可见，黄榦一心只读圣贤书，并从先贤的智慧中获得了一些感悟、一丝体会。
  由于朱熹名声在外，各地学友纷纷前来武夷山，共同切磋学问，砥砺理学，滔滔问辩，侃侃论道。黄榦所接触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饱学之士，这些都是品德高尚讲气节的人物，黄榦由此深受他们道德人格的熏陶。朱熹居住之地，一时成为众贤毕至之处。来往于此的人都是反对朝廷求和，力主收复中原的主战派。比如陆游、辛弃疾，此二人与朱熹私交甚笃，他们在力主抗金、拒斥和议的抱负上肝胆相照。大家谈起国仇家恨，个个咬牙切齿，痛哭流涕。说到主和派卖国求荣的丑行时，更是激愤无比，个个怒发冲冠。
  此情此景，在年轻的黄榦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加坚定了他的爱国信念。他下定决心，只有教化民众，加强爱国思想教育，培养好学子们的道德风尚，社会才能安定、团结和发展，以至于在后来的为官过程中，黄榦一直主张抗金、重视教育。
  朱熹虽然建寓所于五夫里，但经常携友来往武夷山风景荟萃之地。朱熹曾赋诗曰：“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朱熹之友韩元吉也说过：“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后圃，暇则游焉。”在倾心交流的诸友中，朱熹、张栻与吕祖谦三人过从甚密，交谊最笃，被尊为“东南三贤”。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曾任吏部员外郎兼侍讲、江陵知府等职。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理借助于气化生万物，理在事物之先。在人性方面，认为人应寡欲以至于无欲，才能去恶从善，私欲不萌，天理常存。张栻对孟子的性善论、周敦颐的主静说均有所发挥。著有《南轩先生文集》。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浙江省婺州（今金华市）人，世称东莱先生。朱熹与吕祖谦的友谊起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这年年底，即将离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的朱熹来到福州，偶遇吕祖谦，两人一见如故。年仅20岁的吕祖谦谈吐不凡，在朱熹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了进一步开阔黄榦的视界，朱熹还让他多次向吕祖谦和张栻请教，对当时鼎足而立的朱、吕、张三家学术观点进行比较。之后黄榦做出结论，他主张与民交往不能有士人的态度，也绝不能掺杂轻视厌弃之情，有的只能是关爱和尊重。他引用杜甫的诗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所谓“州府”，便是指统治阶级；“旁舍”，指劳动人民；“未曾嗔”，意思说从来没有讨厌过我。由于黄榦对学术观点分析透彻，见解独到，朱熹甚感欣慰。朱熹经常在友人面前夸赞黄榦，说：“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
  此外，黄榦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对朱熹学说以外的学派从不一概排斥，而是兼收并蓄各派的优点，比如，朱熹与陆九渊的思想不同处，曾被概括为“朱熹主道问学，即向外格物来认识心中的理；陆九渊主尊德性，即对内认知来发明本心”。黄榦则兼收并蓄，主张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结合起来，他在《黄勉斋集·复叶味道书》中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表现出宽广的胸怀和理学发展的正确方向，难怪闽学学者都尊黄榦为道统的继承者，并公认他为闽学学派的领袖达二十余年之久。
  黄榦大部分时间均侍于朱熹左右，帮助处理一些学术上的事务，即使是朱熹外出为官也是如此，例如，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江西南康军（军，是小于路、府的行政区域单位），黄榦从行；淳熙八年（1181年）十月，朱熹被召至京，黄榦从行。他协助朱熹编《四书集注》《礼书》等，打理一切有关学术上的疑问，朱熹感到十分满意，认为黄榦学术研究阐述“缜密有条理”。
  朱熹一生无中断地讲学授徒，门生众多，其中在福建有两个名字极易引起混淆的门生，一个为本书传主黄榦，另一个为黄幹。“榦”与“幹”读音相同，字形相近，在今天的简化汉字中又都写作“干”，因此一些古籍和今人的论著里都曾出现过误用的情况。
  话说另一个黄幹，也是朱子学较为重要的传人之一，字尚质，宁德长溪察阳（今宁德福安阳头）人，生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卒年不详。黄幹比黄榦年小18岁，其父黄参，以耕种、打鱼为生。黄幹从小就喜欢看书，经常挑灯夜读。
  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庆元党禁”祸起，朱熹被夺职罢祠后，还遭到奸人的迫害。在此生命“履薄临深”之际，为继续训学艺徒、续其道脉，朱熹遂于庆元三年三月应古田籍门人林用中、余偶、余范等人的邀请，来到古田杉洋的蓝田书院讲学。此时，在长溪龟龄寺讲学授徒的黄幹闻悉朱熹讲学杉洋，立刻前往蓝田书院投师，并留在朱熹身边协理教学。庆元三年十二月，朱熹名列伪学籍后，韩侂胄遣康太保至杉洋谋刺他。康太保深知朱熹为贤儒不忍加害，来到衫洋后当即自刎于蓝田书院右侧聚星台旁。朱熹门人考虑到恩师的安全，再次敦促朱熹避祸他乡。就在此时，黄幹与门人杨楫也力请朱熹游长溪。朱熹自知杉洋不能久留，庆元五年，他来到长溪龟龄寺讲学，黄幹仍从侍左右，勤学好问，孜孜不倦，深受朱熹的器重，并得到他的真传，“名冠朱熹得意门生杨复、林湜、高松、陈骏、郑师孟、龚郯、张泳之首”。之后，朱熹又来到黄幹家讲学，当时的察阳僻处海隅且生源不少，为避难而来的朱熹，也乐于在此授徒讲学，一住就是三四个月。后因得知林湜回到赤岸，就于同年六七月间由罗浮乘船再到赤岸。黄幹自从在蓝田书院拜见朱熹后撰写了不少弘扬朱子学说的著作，可考的专著有《五经讲义》《四书纪闻》《诲鉴衙》等。
  在闽学历史上，“二黄干诱掖饶双峰”曾一度传为佳话，为人津津乐道。
  饶鲁（1193—1264），字伯兴，一字仲乞，号双峰，江西余干人。他先后从柴元裕、黄榦、柴中行、黄幹、李燔学。游学豫章书院、东湖书院，归里，建朋来馆，广聚学者，互相切磋。复筑石洞书院，聚徒讲学。其学以持守涵养为主，学问思辨为先，而笃行终之。远近从学者众。受诸道部使之聘，历主白鹿洞、濂溪、建安、东湖、西涧、临汝诸书院。景定元年（1260年）荐授迪功郎差饶州州学教授。著有《五经讲义》《语孟纪闻》《西铭图》等。《宋元学案》中的《勉斋学案》《尚质门人》和《双峰学案》均记载有饶鲁曾师从“二黄干”的资料。饶鲁早年得到黄榦的指导，后来到长溪龟龄寺（今福安社口），又得黄幹的悉心教导，理学造诣益深，学识超凡。饶鲁学成后回江西余干创办石洞书院，传授理学，学生众多，形成诸子学派的一个重要流派。饶鲁撰写了大量著作，阐明师说，尊朱学为正宗，其中包含许多黄幹的思想。黄幹与饶鲁都著有《五经讲义》《四书纪闻》，同名著作的出现，大概说的也是饶鲁承继老师的缘故。
  “二黄干”里居相近，姓名相同，又皆系朱熹高足，都曾以理学成就震烁后世，故自宋代以后的某些文献在记述他们的行实时屡见混淆，甚而张冠李戴，一度在闽学界造成混乱。为了不使二人的姓名相混，朱熹在作《十八门人录》时，有意用“榦”和“幹”将他们区别开来。
  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逝世，黄幹无意进入仕途，执意于传授程朱理学。直至嘉定二年（1209年），南宋朝廷开始重视理学，并诏赐朱熹遗表恩泽，谥号为“文”，尊称“朱文公”。嘉定五年，朱熹的《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被列入学宫，作为法定教科书。此后，朱熹的门生日益受到朝廷重用。黄幹在此期间始奉召入朝，进文渊阁从事翰墨，官至集贤院直学士。
  清乾隆元年（1736年），巡抚福建筹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御史为黄幹题词立“理学传薪”牌匾。1997年闽学研究会追赠黄幹为“理学先贤”。黄幹虽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但其勤学好问、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受到福安察阳宗祠子弟的推崇，至今福安阳头黄氏人家仍供奉着“孔子、朱熹、黄幹”三人。黄幹和杨复及其他长溪弟子的讲学实践，也为日后福安长盛不衰的文教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由此可见，黄榦与黄幹实在是渊源深厚，共同为朱子学的阐扬与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后世铭记并做出认真分辨。
  良缘天成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
  淳熙九年（1182年），黄榦在朱熹门下已有8年了。在他看来，“学问无穷，不可以轻儇浮浅得也”，朱熹每“语之以道德性命之旨，言下领悟”。朱熹最终被黄榦安贫乐道、清心寡欲的品行以及意纯志坚、刻苦求知的决心打动了，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黄榦。后来，黄榦回忆这时期的学习经历，他满怀深情地写道：
  榦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谆谆，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林坰，或谈笑而春容，或切至而叮咛。始受室于潭溪，复问于星亭……
  文中的“潭溪”指的就是五夫紫阳书堂；“星亭”则指的是建阳考亭书院（因旁有陈氏聚星亭而以此代称）。由此可知，黄榦在建阳莒口建精舍而以“潭溪”命名，是为了纪念他在五夫紫阳书堂拜师从学和成家立业的这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体现了他对恩师朱熹的深切的感激之情。
  而在这时，朱熹完成了《论孟精义》《周易本义》《诗集传》《近思录》《伊洛渊源录》等二十多部著作，使他在政界与学术界声名日盛，许多同僚都想跟朱熹结为儿女亲家。史料记载，“公卿（朱熹）名家莫不攀慕，争欲以子弟求婚”，而朱熹却偏偏看中了这个“家清贫、门户衰冷”的黄榦。正如他在为女儿定亲时撰《回黄氏定书》所言：“直卿宣教励志为儒，久为知己……虽贪同气之求，实重量材之愧。”朱熹看中的是他一心向道、“励志为儒”的决心和才干，最终才欣然将自己的二女儿朱兑嫁给黄榦。
  朱兑比黄榦小四岁，天生丽质，聪颖灵慧，有一种清新洁雅的气质。据《福建通志》载：“朱兑，字淑真，朱子仲女也。适闽县黄榦，守儒风，明妇道，环堵一屋，夫妇相敬如宾，训子有方。”《长乐县志·贤媛》也记载有对朱兑的称赞，诗云：
  徽国壶范，出身贤门。
  坤与毓秀，生其淑媛。
  内习庭训，柔顺温存。
  来归黄氏，学有渊源。
  赞父集注，考订名言。
  助夫论礼，制帛一纯。
  教子明志，吃其菜根。
  大哉懿德，道学同尊。
  如今，黄榦与朱兑喜结良缘，两人誓言白首到老，执手一生，笑看花开花落、赏月圆月缺。
  人生奢求，不过是生死与共、不离不弃。
  朱兑从小生活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父亲朱熹的影响下，朱兑对理学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据《长乐县志》记载说：“熹集注四书章句，兑与论大学格致，传曰‘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身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反复可订倒而言之，以为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而后于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此推以心应物之理’。兑亦自有一说也。及榦编礼时，复与论礼制帛以有余，不足定长短之制。”
  黄榦结婚后，生活寒素贫俭，但朱兑对字画非常感兴趣，经常买来一些古文书籍字画研探。
  生命在面前呈现出了全新的色彩，朱兑喜欢学习。闲暇时，黄榦教她解读经书，她一发不可收拾地沉迷进去，二人琴瑟相和。在他们看来，比翼双飞才是夫妻相处的最高境界，也是朱兑向往的境界，她愿意为此付出一切。
  恰似《诗经·邶风·谷风》中写道：“燕尔新婚，如兄如弟。”黄榦、朱兑二人恩爱有加，在当时传为佳话。
  黄榦夫妻以钻研学识为快事，为此投入全副身心。婚后第二年，家里的支出渐渐变得捉襟见肘，朱兑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陪嫁持家，但日子仍然过得十分俭朴。于是，两人立下了这样的规矩：不吃第二道荤菜，不穿第二件绸衣，更不置办明珠翡翠等装饰品。但凡是购买研究学术需要的古今书画作品，却慷慨解囊，毫不吝啬。
  其实，朱熹将爱女朱兑许配给黄榦，就是在选择学术和事业的接班人。
  那么，朱熹为什么会选择黄榦为其事业上的继承人呢？这在朱熹平时与友人的言谈中已露出端倪。所言“直卿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实际上就是对黄榦为人的总体评价。
  何为“志坚”？是指黄榦“慨然有志于道”，思考深入细致，冥思苦想，豁然贯通。在拜师之日，黄榦已立下了以继承和阐扬朱子学为己任的大志。那时，黄榦刚拜朱熹为师时，已25岁，正是一个人成家立业的时候。在封建社会里，科举功名是人们趋之若鹜的热门，“十载寒窗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这种现象的生动写照。但黄榦却在青年时即“厌科举之业”，不以仕途为意。
  何为“思苦”？是说黄榦在学业上能吃苦钻研，超出凡人，表现出坚强的意志。黄榦从拜师那年开始，便勤奋为学，甚至是“夜不设榻，衣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倚，或至达曙”。后来，黄榦的同乡与同门师友杨复说：“文公（朱熹）心嘉其刚劲坚苦，可与任道，未十年而授之以室，又十年而畀之以官。”
  尽管婚后生活比较拮据，却依然不改黄榦的志向。
  据说有一年盛夏，朱熹前来看望女儿一家，黄榦正好外出讲课，朱兑想好好款待父亲，但因家境贫困，端不出像样的菜，只好在屋后的菜园里摘了几根香葱做成清汤，然后又煮了一锅麦饭。深知女儿家中窘境的朱熹丝毫没有责怪，反而安慰起女儿说：“俭朴度日，是我们家的好家风。这样的饭菜已经很不错了，吃起来不仅喷香可口，而且还能滋补身体。”饭后临别之际，朱熹饱蘸浓墨，挥笔一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补脾。莫道此中滋味少，前村还有未炊时。
  朱熹的这首诗，黄榦恭恭敬敬地贴在墙壁上，当作座右铭以及黄氏家训。黄榦还作诗诵读：
  愚夫饱欲死，志士常苦饥。
  但能守箪瓢，何事不可为。
  诗中尽显黄榦安贫乐道之风。
  朱熹为人坦荡磊落，时刻关心女婿的成长。他对黄榦、朱兑疼爱有加，经常对朋友赞赏二人说：“仲女素性孝顺，我与夫人皆钟爱之。自于归黄氏，亦恪尽妇道。直卿为人循谨，少年俊才，忠孝仁义，可称快婿，日后料其必阔，即不然，亦不失为端人正士。”
  “太极”之解
  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开始在武夷山五曲隐屏峰下平林渡九曲溪畔建造武夷精舍（又称紫阳书院、武夷书院、朱文公祠），目的是为了著书立说、倡道讲学。有仁智堂、隐求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等建筑，时人称之为“武夷之巨观”。武夷精舍是朱熹完成《四书集注》和以它为教材实行完善的教育实践的一所成功的私立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由于黄榦在教育实践中的不懈努力，当元朝统一中国以后，朱子学自南向北传播，被朝廷定为一尊，成了国家的正宗思想，武夷理学文化也就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文化；迨至明清两代，“朱子学”一直是文化的正宗，达七八百年之久。它成为历代理学家讲述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的基本纲领，也是政治家治理国家的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清朝康熙年间，朱子学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鼎盛时期，康熙皇帝亲颁御匾“学达性”，赐予武夷精舍（改为紫阳书院）。书院也改为官办，由朝廷委派山长管理。朱熹牌位也从“从祀”孔庙改为“十哲”之一（其他九哲均为孔子嫡传弟子），康熙还下令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编纂《朱子大全》……这一切，都是朱熹在武夷精舍著书立说、兴教传学打下的基础。
  武夷精舍的作用在于通过创立学院、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培养人才，重新树立起中华民族传统的主体意识——儒家思想的正宗地位。他所创立的学派史称朱子学（闽学），汇集了当时主要的儒学学派（濂学、洛学、关学）之大成。他始创“四书学”，即把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和他的学生曾参、子思的经典论着《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汇成一个系列，加以权威性的阐述、诠释，名之为《四书集注》。朱熹在以《四书》为教材进行的教学实践中，努力促使它成为官方科举取士的标准教科书。
  朱熹逝世之后，武夷精舍备受统治者的重视，历代都曾加以修建。南宋末，经扩建后改为紫阳书院，由官府拨给公田，以供养学者。此后，直到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才改为朱文公祠，奉祀朱熹的神主，并以黄榦、蔡元定、刘爚、真德秀配享祭祀。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巡按御史周鹓清、军御史及佥事肖干元协力檄令县令王和重修葺，辟地百余丈，绕以围垣。前竖牌坊，匾上镌刻“武夷书院”。沿着牌坊稍进有楼五楹，名叫高明楼，正中大堂也有楼五楹，两庑各六间堂斋。全部构筑轩雅宏丽，并曾置田百亩作为祀事及修缮费之用，旁边又建屋数间，择朱子后裔一人世居管理。
  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朱熹的武夷精舍在武夷山五曲隐屏峰下建成后，著名学者袁枢等前来庆贺，曰：
  本是山中人，归来山中友。
  岂同荷蓧老，永结躬耕耦。
  浮云忽出岫，肤寸弥九有。
  此志未可量，见之千载后。
  大诗人陆游也驰书祝贺，并寄贺诗四首，其中两首为：
  其一
  先生结屋缘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
  不用采芝惊世俗，恐人谤道是神仙。
  其二
  山如嵩少三十六，水似邛郲九折途。
  我老正须闲处看，白云一半肯分无。
  武夷精舍落成之后，朱熹怀着喜悦的心情，写了《精舍杂咏十二首》，并撰写诗序，以记其盛况。之后，他即在此广收门徒，著书讲学，长达五年之久。四方学子纷纷前来求学，比如蔡元定、刘爚、黄榦、詹体仁、真德秀、李闳祖等近百人。朱熹的理学思想由此传播开来，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力量、有影响的学派。以后，一批理学名家相继在武夷山中和九曲溪畔择地筑室，读书讲学，有的还以“继志传道”为己任。比如，刘爚的“云庄山房”、蔡沈的“南山书堂”、蔡沆的“咏雪堂”、徐几的“静可书堂”、熊禾的“洪源书堂”等先后出现在武夷山。所以，武夷山在南宋时期已成为东南沿海的一座名山，后人称之为“道南理窟”。
  从淳熙十年（1183年）到绍熙元年（1190年）的8年间，朱熹大部分时间均在武夷精舍讲学授徒或开展学术交流。在此期间，朱熹先后完成了《易学启蒙》《小学》《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等著作。同时，还创作了《武夷精舍杂咏》等诗集。
  黄榦在武夷精舍从学并协助朱熹从事一些学术研究。《文集》卷三五《答刘子澄》书九：“熹一出三月，归已迫岁……却是精神困惫，目力昏暗，全看文字不得，甚觉害事耳。旧书且得直卿在此商量，逐日改得些少，比旧尽觉精密。且令写出净本，未知向后看得又如何也。”
  《勉斋集》录黄榦云：“先师之用意于《集注》一书，愚尝亲睹之，一字未安，一语未顺，覃思静虑，更易不置。一二日而不已，夜坐或至三四更，如此章‘谁毁谁誉章’乃亲见其更改之劳。坐对至四鼓。先师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寝，目未交睫，复见小史持版牌以见示，则是退而犹未寐也，未几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文中记载的是朱熹为修改《论语集注》一书殚精竭虑、彻夜不眠的工作情景。
  作为朱熹学术上的得力助手，黄榦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上文实际上是他在协助朱熹担任部分研究之时记下的亲身经历。故朱熹的另一门人潘柄曾说：“文公退居山谷三十年，专讨论经典训释诸书，以惠后学。时从游者，独直卿日侍左右，纂集考订之功居多。”
  绍熙元年，朱熹知漳州，黄榦相随左右。由于长年跟随朱熹，学问日精。《文集》卷三四《答吕伯恭》书十九云：“熹来此，日间应接衮衮，暮夜稍得闲向书册，则精神已昏，思就枕矣。以此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是黄直卿先为看过，参考同异了，亦为折中。”
  那么，黄榦为何尊崇朱子学说呢？理由很简单，他生平追随朱熹，对朱熹的道德、学问、业绩十分推崇，把朱熹看作是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的人格。
  太极图是以黑白两个鱼形纹组成的圆形图案，俗称阴阳鱼。该词最早出现在《易传·系辞上》中。“太极”是中国哲学史中最古老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也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术语，意为派生万物的本源。太极图形象化地表达了它阴阳轮转、相反相成是万物生成变化根源的哲理。太极图形展现了一种互相转化、相对统一的形式美与和谐美。
  周敦颐（1017—1073）的《太极图说》是一个言简意赅的宇宙发生发展论纲，全文仅200余字，却在后来被奉为“有宋理学之宗祖”，因为它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论述宇宙发生、发展的著作，它对以后儒家学说的更新与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推动作用。
  也可以说，《太极图说》是周敦颐哲学思想的纲领性篇章。它阐释了其宇宙观，“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由此可见，周敦颐的这些哲学思想，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经程颢、程颐继承发展，到朱熹集大成，形成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并成为宋代以后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据《周易》记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从此被后世的学者重视，并不断地被演绎和解读。朱子理气论是其主要思想。
  朱熹对《太极图说》做了重要的发挥。一方面，他给“太极”下了明确的定义：“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只是一个理而已。因其极至，故名曰太极。”简言之，太极就是最高的“理”的总称。另一方面，他把这个所谓“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又说成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把“太极”作为“理”和“道德”的根源。所以说，理学也称道学。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儒学价值体系的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理学而得以复兴。理学能够在宋代以后获得这样的发展，正是因为它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判地吸取了不同思想的营养。
  黄榦对“太极”这一概念也非常重视。他说：
  易有太极，易即阴阳也。太极何尝在阴阳之先？是先两仪，何尝生一而后生二？尝窃谓太极不可名状，因阴阳而后现。一动一静，一昼一夜，以至于一生一死，一呼一吸，无往而非二也。因阴阳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极所以为阴阳者，亦不出乎二也。由此可知：第一，黄榦不同意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他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是有“二”的，也即存在着矛盾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于是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并非先于阴阳，并非产生阴阳之母体，而是太极本身就包含阴阳，只能说“太极分阳分阴”。同样，他也不同意“太极产生两仪”之说。可见，黄榦提出的太极之体是阴阳二者，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大胆创见，是其贯彻朱子“一分为二”和朴素辩证法的结果。这种创见是对朱子学的发展，也是对朱子所论“无极而太极”观的修正。第二，对于“太极”的描述，朱熹在释其“无极而太极”时，谓“方浑论未判，阴阳之气，混合幽暗”，“太极无方所，无形体，无地位可顿放”。黄榦认为“太极”不可名状，不可形容，只有这样，“才能配至高之范畴，才能存万化之机”。从而使“太极”的本体地位不可撼动。
  另外，对于“太极”和“理”的关系，黄榦全面地接受了朱熹的观点，认为“太极只是极至之理，不可形容”。这样就把作为宇宙演化论的重要范畴“太极”改造为本体论的重要范畴。并认为“理”与“太极”又有细微的差别：“理”有许多层次，“太极”则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的统一性问题。他说：“统体太极，各具太极，则兼体用。毕竟统体的又是体，各具的又是用。有统体的太极，则做出各具的太极。”因此，把“太极”与“理”的关系规定为两方面：一，太极是总天地万物之理，它是从全体上言理，是最高层次的理；二，理有多层次性，低层次的理不名为太极。
  黄榦还说：“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归结了“理”与“气”，即“义理”与“性命”或“精神”与“物质”的两大哲学命题。
  黄榦对朱熹理学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说：
  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求诸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参诸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贯彻古今，充塞宇宙，无一息之间断，无一毫之空阙，莫不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
  从以上所述说明，黄榦对太极、阴阳、五行、理气、性命、伦理、纲常、道德诸说之间的关系，作了简洁明确的表述。合而分，分而合，由“理”与“气”二元，进而确立了道德、伦理、纲常的主体性，具有执着地追求人生精神价值的人文主义思想。
  黄榦长期追随朱熹，对朱熹的道德、学问等都十分推崇，他认为朱熹的人格是最为理想的人格。可见他深受朱熹的思想影响。同样，朱熹喜欢“静坐”，黄榦亦极为推崇，还留下了许多关于赞赏静坐的言论。从其论述来看，静坐大致有两个功效。
  其一，可以静心，是求学问道的入门功夫。朱熹对黄榦说：“入学工夫，须是静坐。静坐则本原己定，虽不免逐物，及收归来，也有个安顿处。”后来，黄榦亦干脆对学生明示：“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那么，为什么要将静坐视为入学功夫呢？朱熹的解释非常简单明白，他们认为只有通过静坐，使内心安定，方能探究万物之理，“能存心而后可以穷理，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对此，黄榦也非常赞同。
  其二，静坐对于身心健康有益，是养生的好方法。朱熹自述、黄榦复述：“中年以后，气血精神能有几何？不是记故事时节。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读书。闲中静坐，收敛身心，颇觉有力。”又说：“某今年顿觉衰惫，异于常时，百病交攻，支吾不暇。服药更不见效，只得一两日静坐不读书，则便觉差胜。”可见，朱熹在中年之后，身体状况不太好，容易疲劳，时常患病，特别是视力下降很厉害，他时常通过静坐的方法收敛身心，甚至于胜过服药的效果。
  自然，如朱熹、黄榦所说的“静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佛家的禅定或道家的打坐，不过，从儒家学者的论述来看，儒家所说的静坐与佛道所论还是有所区别的。一般而言，儒家的静坐对于时间、姿势、吐纳等不如佛道严格，没什么特别的要求，重点在于放松身心、清净内心而已，可以说是一种适合知识分子的简便易行的养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