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道统，即传道之统。朱熹的道统论，即朱熹上承孟子、韩愈的道统说，并加以综合创新的一种新儒学“传道正统”的理念。
  孟轲在《孟子·尽心下》中首倡由尧、舜、禹、汤而至孔子的传承系统，并以此传承为己任。唐代韩愈则在《原道》一文中重申了孟子之旨，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是儒家传统。这个传统是尧开其端，后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文王、周公，一直到孔子、孟子，从而确立了孟子的道统地位。韩愈的这个理论，开南宋朱熹道统学说之先河，史称“道统论”。“道”，是从儒学的核心思想——伦理纲常而言；“统”则指的是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这种传承并不一定是师徒之间的直接传授，也可以是跨越时代的密契心传，故又称“道统心传说”。朱熹在成书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的《中庸章句序》中，首次使用了“道统”一词。他说：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即儒家道统学说的十六字心传，出自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据传，这十六个字源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当尧把帝位传给舜时，将“允执厥中”四字传授给舜；舜把帝位传给禹的时候，又在此四字之前加上十二个字，这代代相传的十六个字至此定形。后来禹又传给汤，汤传给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又传给孔子，孔子又下传给颜子、曾子、子思，子思传给孟子。据说，这个传承过程是一个“密契圣心，如相授受”的过程，与后来佛教禅宗的“以心传心”、“自悟自解”的法统相似，故被后儒称为“十六字心传”，被视为是传统儒学，乃至中华文化传统中著名的传心要诀。
  宋代理学家朱熹把这十六字作为解读《中庸》一书的钥匙。他认为子思之所以撰《中庸》，是因为子思担心这种传承时间“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②通过朱熹的章句，《中庸》这一儒家经典就成了阐释“十六字心传”的重要典籍。在十六字心传的代代传承中，很自然地又和儒学的传道之统联系在一起。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①
  按朱熹的解释，舜后补益的“三言”，是为了阐明“尧之一言”的，故此十六字的关键，仍在后四字上。“允”，朱熹解释为“信也，是真个执得”。②“厥”，在此为虚词，故关键为“执中”。朱熹引程颐的话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故执中，就是行“天下之正道”；“允执厥中”，就是坚定不移地行“天下之正道”。为何要行正道？原因就在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何谓“人心”？“人心”何以“惟危”？朱熹认为，人心出之于“形气之私”。“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人心易动而难反，故危而不安。”③
  何谓道心？“道心”何以“惟微”？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④他说：“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⑤
  正因为人心危殆不安，正因为道心精微难辨，故“惟精惟一”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是实现“允执厥中”的前提。故朱熹说：“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执中。”所谓“精”，就是“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就是精微地辨析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的区别而不混杂；所谓“一”，就是“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即坚守本心之正而抵御外界物欲的诱惑和困扰。
  大体来说，道心与人心，在朱子理学中是一对相互对立的范畴。道心出于天理，得性命之正，为圣人所具有，是至善之心，为天命之性；人心大体可视为人欲，出于形气之私，为气质之性。故言“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①从道德修养来说，就是“必使道心常为一心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只有这样，“则危者安，微者著”。危者才能转危为安，精微的儒学道义才能得以彰显。
  “道”，指的就是他的理学核心思想——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封建伦理纲常。他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②“统”则指的是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陈荣捷先生说：“道统之绪，在基本上乃为哲学性之统系而非历史性或经籍上之系列。”③也就是说，“道统”的提出，与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无关。其要点在于“哲学性”，即对“道”的内涵的阐述，思想的继承方面是否有“授受”关系，并以此为标准对道统的谱系人物进行选择。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提出的道统自尧、舜、禹传至孔子，中经颜、曾、思、孟发扬光大，后孟子“没（殁）而遂失其传”，一直到二程兄弟出，才“续夫千载不传之绪”，道统得以重续，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上承孟子，下延至二程兄弟的承传谱系。
  在此必须指出，朱熹的道统论的提出，是与他在各地的书院讲学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在建阳建成云谷晦庵草堂时，曾有过在此书院祭祀孔圣，而以颜子、子思、曾子、孟子配祀的想法，后因故而未果。他后来回忆说：“配享只当论传道，合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尝欲于云谷左立先圣四贤配，右立二程诸先生，后不曾及。”①此后不久，淳熙六年（1179年）他在任南康知军时，在江州立濂溪祠于军学，主祀周敦颐，而以二程配祀。此为全国祭祀学派先贤的创举。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又将此做法引入他所创建的建阳考亭沧洲精舍。这年十二月，竹林精舍经扩建后，改名为沧洲精舍。借此良机，朱熹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祭祀先圣的仪式。他采用了释菜古礼，撰写了具体操作祭祀仪式的《沧洲精舍释菜仪》，以及《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主祀孔圣，而以颜渊、曾参、子思、孟子配祀，此为全国书院祭祀孔圣，而以四位门人配祀的创举。而真正由皇家封赠配祀，曾子和子思均是在宋理宗咸淳三年（1267年），②晚于朱熹考亭崇祀70多年。
  除祭祀孔圣和四配之外，朱熹认为，周、张、二程等继承了孟子的道统，因此在书院中祭祀这些先贤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在《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中说：“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时雨。惟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③
  此文与《中庸章句序》中提出的道统谱系的不同之处有三。一是在孔圣之前，增加了一个“羲轩”；二是在二程之前增入周敦颐，并强调“周程授受”的关系；三是把“学虽殊辙”的邵雍、张载和司马光，也纳入其道统谱系之中。陈荣捷先生在阐释前两个不同时，认为朱熹的“道统之哲学性，不止基于《书》之十六字诀，而亦基于《易》之太极”。“朱子因须厘清理与气之关系，不得不采用太极阴阳之说。又因二程不言太极，不能不取周子之《太极图》而表彰之。”①由此可知，前设“羲轩”，实为在二程之前增入周敦颐张目，强调的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伏羲《易》之间的内在联系。此亦即朱熹所说“不繇师传，默契道体”中的“默契”。在此，陈荣捷先生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朱熹的道统论的建构，是与其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何俊先生认为，二程的格物致知之学入手的“途径不外有三：一是反身而诚，取内倾的路子；二是于日用中求，取外向的路子；三是从历史的经验中求”。②这第三条途径，正是朱熹为何会编纂《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等史学著作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何在沧洲精舍祭祀先贤的名单中，会出现以史学见长的司马光之名的原因。
  大体而言，《中庸章句序》里的道统谱系，乃是朱熹为阐述《中庸》何为而作时顺带提出，并非专门叙述，故其中沿袭前人的成分居多，而《沧洲精舍告先圣文》里的道统谱系则充分展示了朱熹综合创新的新儒学道统观念。从淳熙十六年（1189年）序《中庸章句》到绍熙五年（1194年）撰《沧洲精舍告先圣文》，虽然不过是短短的五年时间，而朱熹的道统学说至此实际上已经走向全面成熟。
  朱熹通过书院的祭祀活动，其目的在于，把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演示给及门弟子，并进而在他们心中扎下根来。
  朱熹道统论的创立，以及他在书院讲学过程中，努力将此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使他的这个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在其逝世以后，逐渐为当权者所认可，从思想界走向政界。这其中，他的学生黄榦作出了重要贡献。黄榦在《朱文公行状》中，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人品道德，并给予朱熹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的高度评价。他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①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朱熹等的道统论，并由此论定了朱熹的儒家道统地位。他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至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继其绝，至熹而始著。”又说：“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圣贤相传，垂正立教，灿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②把道统的产生和发展，都归结为“天理”的必然。黄榦还认为，圣人之间的心传，并非不可捉摸，其要旨有四。曰：“居敬以主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③居敬、穷理、克己、存诚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所极力提倡的修养心性和认识外界事物的重要方法。黄榦认为“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这就是在宣扬道统论的同时，又进一步阐扬了朱熹的理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