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为圣贤画像，以供后人景仰和膜拜，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优良传统。据《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记载，早在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朝廷已下旨“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称：“吾谓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汉书·艺文志》论语家，有《孔子徒人图法》二卷，盖孔子弟子画像，大抵皆其遗法。”①
  宋初，在唐代所建的孔子文宣王庙的基础上，“因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太祖亲撰《先圣、亚圣赞》，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赞之”。②
  南宋宋理宗推崇理学，为此“博求载籍，推迹道统之传，自伏羲迄于孟子，凡达而在上其道行，穷而在下其教明，采其大指，各为之赞”；③绍定三年（1230年），御书《道统十三赞》，并为他们绘像立碑。这十三位道统圣人分别是伏羲、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和孟子。
  淳祐元年（1241年）春正月又下诏：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①此即宋代“五大道统圣人”的由来。这五大道统圣人当时是否绘像，以供后学顶礼膜拜？《宋史》于此无载，但既然是“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想来为他们绘像应在情理之中。
  追溯最早以“圣贤”命名的图册，应该是在元代。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承事郎绍兴府推官莆田周兴隆在《续刊圣贤图序》中说：
  绍兴郡斋旧有《圣贤图》一卷，自伏羲以下，迄于元鲁斋许氏，凡一百有二人，人各图一方，每方左列仪像，右载事迹；其起人景仰式刑之心兼备，而于风教之裨不浅矣。②周兴所言“旧有《圣贤图》一卷”，而未能详言具体年代，但从此《圣贤图》仅下收至元中叶的许衡而未及明初的名儒，故可推断，此书最晚应产生于元末。
  问世于明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是一部大抄本，现存残本卷18222“像”字条下辑录了《圣贤图像赞》和《庙学典礼本末》两书中的17幅圣贤肖像插图。《圣贤图像赞》摹自杭州孔庙石刻，《庙学典礼本末》成书于元末，是孔庙中先儒造像的底本或摹本。《永乐大典》中的朱熹像因为是抄本，画面略感简洁，未必就是原作的原始模样（见图2-1）。
  明嘉靖间，史馆编修孙承恩，撰有《历代圣贤像赞》六卷（《明史·艺文志二》）。孙承恩（1485—1565年）字贞甫，号毅斋，南直隶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其文章深厚古雅，工书善画，尤善绘人物。所撰《历代圣贤像赞》六卷，见于《明史·艺文志》著录。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有《历代君臣图像》，明嘉靖刻本。书中有《朱晦庵像》（图3-1），被收入《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画传》。①上海图书馆存清影明本《集古像赞》一卷，日本内阁文库则存有日本抄本。（图3-2，《集古像赞》中的《朱文公晦庵像》）成书于明崇祯年间的《圣贤像赞》四卷，吕维祺撰。所收人物始于孔子，迄于明吕兆祥，每人皆绘图像，并附小传、历代御制赞及名人题赞。原本刊于明崇祯五年，前有吕维祺序，传及今日，已是极为罕见的善本。吕维祺（1587—1641年），字介孺，号豫石，新安（今属河南）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兖州推官，擢吏部主事，累迁至南京兵部尚书。著有《孝经本义》二卷、《孝经大全》二十八卷、《孝经或问》，编《节孝义忠集》四卷，另有诗文集二十卷。《圣贤像赞》以孔庙位次为序，首孔子，次四配，次先贤，次先儒。始于孔子，终于王守仁。每人皆先绘像，次列历代赞颂之语。对被赞者姓名、生平事迹、历代封赠、崇祀大略均有所考述。图绘精细，文字简洁。
  朱子的画像列在书中先儒部分，为立式全身像。图像正面文字，右为：
  先儒朱子，名熹，字元晦，南直徽州府婺源县人。父松，甫冠擢进士第，为福建延平府尤溪县尉，以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申午时生熹于尉之官舍。年十四，松亡。从父遗言，葬于建宁府崇安县东南寂历山，遂家焉。
  左为元吴澄赞：义理玄微，茧丝牛毛；心胸开豁，海阔天高；豪杰之才，圣贤之学；景星庆云，泰山乔岳。背面文字介绍：
  宋朱熹，受业于刘勉之。勉之因松属以后事，诲之如子，以女妻之。高宗十七年丁卯，熹年十八，举建州乡贡。十八年戊辰，登王佐榜进士第五甲第九十人。二十年春，如婺源展墓。二十一年，授泉州府同安县主簿，迁焕章阁待制侍读，领鸿庆宫祠。宁宗庆元六年庚申三月甲子卒。享年七十一，谥曰文，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二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绍定三年改封徽国公，淳祐元年从祀孔庙。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齐国公。国朝嘉靖九年改称先儒朱子。（图3-3）
  《历代君臣图鉴》与《历代君臣图像》虽仅一字之别，但应属于两个不同的版本系列。此书现存清拓本，是从石刻像上拓印，而后装订成册，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有存本。
  全书共三册，第一册为君，从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至闽王王审知42人；第二册为臣，从后稷至陆宣公（贽）共49人；第三册亦为臣，从柳柳州（宗元）至吴临川公（澄）共44人。此书的特点是有图有文，每位人物的画像列为书的正面，生平介绍的文字则列在背面。从内容看，是从《宋史·朱熹传》节取和归纳而成。其文曰：
  按本传，公姓朱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幼颖悟，中绍兴进士。主泉州同安簿，罢归。闻延平李侗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从之。竭其精力，研穷经义。绍兴末，辅臣屡荐，不起。时使者自金还，言金人问朱先生安在。由是乃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每有所说，编次成帙以进。帝亦开纳。一日，因讲毕奏疏，极言四事，韩侂胄大怒，乃手批斥之，终于秘阁修撰。卒年七十一。
  自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进讲才七，内引奏事者再。急于致君，不容于群小，屡致屏逐。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阳之崇安，后徙之考亭。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时攻伪学日急，无所容其身而日与诸生讲学不倦，及寝疾且革，犹改《大学·诚意章》。所著者，有《易本义》、《启蒙》，四书、各经传集注，《小学》、《通鉴纲目》、《家礼》、《近思录》、《程氏遗书》、《伊洛渊源》、《仪礼通解》等书。理宗朝，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封徽国公，谥曰文。淳祐元年诏从祀。赞曰：
  清明理气，公禀独浩。集诸儒言，正万古道。勤苦平生，□□□□。
  朱熹拓像收入第三册，图名“朱文公”，左下方有“臣八十四”，是说此图排在“臣”的第八十四位。（图3-4）
  刊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由福建长汀画家上官周创作的《晚笑堂画传》，为中国古代120多位历史人物绣像，每幅图像皆附有像赞文字。此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圣贤画册，儒学圣贤人物的画像只占全书很少的一部分，但对后来的圣贤画作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图绘制细致生动，人物表情细腻传神，堪称版画中之精品。尤其是艺术上的成就，曾得到鲁迅和郑振铎先生的高度评价。上官周（1665—？年），字文佐，号竹庄，清代著名画家，终身布衣。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擅长诗文、书法、篆刻，尤精绘画，善画山水和人物，是清朝著名的民间画家。上官周笔下的朱熹，为立式图像，端然拱手，形象生动传神，眉目之间洋溢着一股喜气，一袭深衣线条流畅，与面部表情相互衬托，浑然一体，很好地表现了“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的理学大师形象。（图3-5）此书有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印本。
  与上官周所画朱熹相映成趣的，是清道光十年（1830年）顾沅编纂刊刻的《圣庙祀典图考》卷一中的“先贤朱子熹像”。图像后有一大段关于朱子生平的文字。这幅画像很有意思，乍一看，以为是清人上官周的《朱文公像》，但将两幅图像放在一起作一番比较，才恍然大悟，此图与上官周所画极其相似，但又略有区别。最明显的差别是，上官周的画朱熹的身子朝左倾，而顾沅《圣庙祀典图考》中的朱子像则朝右倾。（图3-6）疑系后者用透明纸将上官的画作反面描摹而又略有走样，从而形成了这种似与不似之间的效果。
  在晚清的朱子画像中，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曾国藩（1811—1872年），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间（1821—1850年）进士。咸丰二年（1853年），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被清廷视为“同治中兴”的功臣，以大学士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死后谥文正。为文推崇姚鼐，与桐城派人物相往来，是朱子学在晚清的代表人物。著有《曾文正公诗文集》，编《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
  他的《圣哲画像记》收录了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和王念孙共33位圣哲的画像。为此33位圣哲作画的，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1839—1890年），字劼刚。为清末外交官，袭父一等毅勇侯爵。同治间，历使英、法、俄诸国，迫俄人交还伊犁及乌众岛山及诸要隘，有功于新疆甚大。官至户部左侍郎。卒，加太子少保，谥号惠敏。故清刻本《圣哲画像记》均题为“惠敏公绘图”。曾纪泽“自幼究心经史，喜读《庄子》、《离骚》，所为诗古文辞，卓然成家。兼通小学，旁涉篆刻、丹青、音律、骑射，靡不通晓”。①著有《佩文韵来古编》、《说文重文本部考》、《群经说》等，今存《曾惠敏公遗集》。
  1936年，《圣哲画像记》由国学整理社据清刻本排印出版，上海世界书局印行，书中的圣哲图像则由当时上海的一批著名书画家分别据清刻本摹画。其中，《朱文公像》题“孔云白敬摹”。孔云白，浙江绍兴人。善篆刻，为西泠印社社友。早年求学于上海美专，为方介堪弟子，有《篆刻入门》一书。此书中的《朱文公像》，是一幅经典的画像。画面中的朱子，和蔼可亲，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亲切感。（图3-7）
  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一文对这部著作有一全面的简介，对此书的来龙去脉作了详尽的介绍。原文较长，节略于次：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摒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①
  曾国藩为了其后嗣子弟能够找到事半功倍的治学途径，特意从古代儒家圣贤中精选33位，一一画像并阐述其入选的理由。他把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论语·先进章》）与33位先贤一一对应，并与桐城派姚鼐“义理、词章、考据”的文学理论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如“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指出“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终身受用且不能穷尽之效。
  文本最后一句“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意思是说，为从周文王到朱熹，下延至姚鼐、王念孙等33位圣哲陈设祭礼，焚香奉祀。好像他们来到我们面前，在一旁给我们以道德的教诲，为全文揭示了主题。
  据今人王子今《毛泽东品题曾国藩》一文，毛泽东早年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曾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的许多著作，对其成功事业深心敬服，对其文章品格也真诚仰慕。在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可以读到他所摘录的有关曾国藩《圣哲画像记》的如下内容：“曾涤生《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