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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郭生挥写最超群——朱熹画像考之一》，其中第一部分“郭拱辰：风神气韵‘麋鹿姿’”，实际上已对朱子本人与朱熹画像的关系作了一番探讨。本篇则试图对宋明时期朱子的同道、后学与朱熹画像的关系作一“连续跟踪”。
  朱熹在世时，其友人陈亮已有《朱晦庵画像赞》。原文为：
  体备阳刚之纯，气合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乐；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钓台捺不住，写之云台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听上帝之正命。①意思是说，朱子身材魁伟，真是一位纯正阳刚的大丈夫，无论喜怒，总流露着一股凛然正气。那种德性表露于外的温润之貌、敦厚之态，我真不知道他乐在何处；闲居在家，终日忧国忧民，我也不知他忧的是什么！赋闲家居，垂钓乡野不是他需要的生活，一旦进入庙堂，只知按自己的一腔正气行事。天下生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来自上天的声音了，那么，就让我们来倾听朱夫子是怎么说的吧！由此可见，陈亮作为一个文学成就高于学术成就的大家，文中所流露出来的是对朱子的一种无比崇敬的真情。
  朱熹逝世后，他的画像成为其同道和门人弟子追思、缅怀的最好纪念之物。
  黄榦（1152—1221年）《徽州朱文公祠堂记》说：“文公，徽人也。其殁也，徽之士相与言曰：‘公之系兹土’吾郡之盛事也。即郡之学绘而祠焉。”①所谓“绘而祠焉”，就是绘制朱子的画像，张挂在祠堂的正殿上，以供祭祀和膜拜。
  与黄榦齐名的朱门四大弟子之一的陈淳，其《晦庵先生赞》云：“德禀纯阳，清明刚健。笃学真知，全体实践。集儒之粹，会圣之精。金声玉振，绍古作程。”②此说为朱子集传统儒学之大成的说法奠定了基础。
  祝穆（？—1255年）是朱熹的表侄，也是他的学生。所撰《朱文公祠上梁文》，是他应朱熹季子朱在之请，为其建于建安（今建瓯）的祠堂而写。其中说：
  先儒讲道，续泗水之正宗；后学建祠，宅富沙之胜概。……辟此数亩高明之址，将奉安于遗像。……抛梁东，编简常存道不穷，孔孟以来千百载，泰山今复仰文公；抛梁西，道统如今说建溪，好似雷霆惊众瞆，又如日月觉群迷；抛梁南，隃望延平古剑潭，弦歌已创新书院，道统宁忘旧晦庵；抛梁北，一苇可航怀旧宅，精神如水行地中，凿井得泉随所得；抛梁上，升堂再拜瞻遗像，云胡必择郡城中，只为邦人知所向。③
  文中的“富沙”，是建安的别称，文中所言“将奉安于遗像”、“升堂再拜瞻遗像”，都说明了朱门后学在各地创建朱子祠堂，悬挂遗像，“非徒崇于香火”。更重要的，一是强调儒学生生不息的道统之传，不能忘记厥功至伟的晦庵先生；二是“为邦人知所向”、“昭示于典型”，为后学树立见贤思齐的榜样。
  四川弟子度正（1166—1235年）记下了一则有关朱熹画像的逸事：
  临川吴子达以揲蓍游成都，访余寺中。见堂上晦翁像，作而曰：“向亦尝得见之。”且见问蜀之易学，子云以来代有其人，近世何如？某叹其用意精切，拳拳如此，因为出数语以勉之：
  千古羲皇一片心，何人此地口微吟。
  凿开未济言无几，说破先几义极深。
  此事旧传师友记，斯文今见火珠林。
  成都自昔多真隐，着眼稠人更访寻。
  伊川于寺廊见治篾者，得“未济男之穷三阳皆失位”之说，晦翁谓“正云此《火珠林》语”。①
  这段文字记载了江西临川吴子达到成都拜访，见到大堂之上晦翁朱子像，因而从其擅长易经占卜之术说到西汉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今绵阳仍有西山子云亭）《太玄》易在四川的传承，又说到朱子对伊川程子有关易学“篾首酱翁”掌故的评论，等等。从吴氏所言“向亦尝得见之”可知，晦翁朱子像在当时门人弟子中流传颇广。
  乾道间丞相陈俊卿之子陈宓（1171—1230年），字师复，号复斋，莆田人。淳熙十年（1183年）十月，朱熹因赴泉州吊友人傅自得之丧，归途曾讲学于陈氏仰止堂，陈宓与其兄守、定在此时同学于朱熹。陈宓在朱熹逝世22年后，应莆田县学教官陈汲的邀请，为县学所建的朱文公祠写了一篇记文。他说：
  莆虽蕞尔邑，昔称士乡。先生初仕于泉，及淳熙间凡三至焉，趋奉承教之士不少；先生没二十二年矣，前辈往往凋谢，晚生益知向慕。校官陈君汲既刊前诸书以惠后学矣，谓诵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于是即学宫而祠之，末学小子赡望其端庄刚毅宽裕温和之容，反复其精微详密深切恳到之诲，可以释师儒不并世之憾矣。苟读其书而不体诸己，敬其像而不师其心，过斯堂宁无愧乎？陈君谓宓尝登先生之门，宜记作祠之岁月云。①由此文可知，在此祠中，“末学小子”可以“赡望”朱子“端庄刚毅宽裕温和之容”，可以“敬其像”并进而“师其心”。由此可见，在朱熹逝世后，各地兴建的朱子祠中，张挂“敬而祀之”的朱文公画像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陈宓还有一首《送刘学录之建阳》的七绝：马蹄千里踏春风，为爱河阳制锦工。首重儒宗新像设，不妨特地拜文公。②宝庆元年（1225年）秋，刘克庄官建阳知县，在考亭建文公祠，次年(1226年）落成。祠中主祀朱熹，而以门人黄榦配祀。陈宓诗中所说的“首重儒宗新像设”，应即指文公祠之建也。
  朱门高弟蔡渊有一篇有关朱子遗像的文章，被收入《永乐大典》卷18222“朱熹像”（图2-1）之后，是为晚宋又一位善画朱子像的闽中画家张才叔题写的两首七绝。诗前小序云：“张才叔屡作文公先生像，如其生焉，亦托名不朽矣。”其诗一曰：
  才叔传神笔更奇，一分为二两无疑。
  心追造物无穷巧，后代能名今可知。
  诗二云：
  ，谁写当年道义怀。
  从此春风百千意，化身皆自笔端来。
  一句“”，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在厅堂壁间张挂朱子遗像，其笔墨之间，凝聚了后学用数百上千的数字也无法计算的浓浓的情意。
  诗后是一段说明文字：
  文公先生教人，有曰：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材（才）叔父子，来往先生之门久矣。熟识先生静坐时气象，故所传像，不特工于形肖之间，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学可以言传者，先生之书尽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学，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于此而求之，毋怠。戊子立秋日，蔡渊书。
  这段文字，透露了才叔父子与朱熹关系密切，“来往先生之门久矣”，故其所画，不仅神似，且能“得其所存之妙”，完美地表现了朱子“静坐时气象”。由此可知，张氏父子是在朱子生前为其作画像的为数不多的画家之一。
  接着蔡渊的话题往下说的，是晚宋理学大家真德秀。他的《跋蔡节斋为题张生所画文公像》，也见载于《永乐大典》卷18222。而且，前面也是两首七绝：
  张生父子称紫阳，于容人物非寻常。
  能传遗像数百本，粹然千载存无忘。
  言学工夫日星皎，无言气象真难晓。
  后学深明未发时，始信张生功不少。
  后面也有一段说明：
  节斋之学，能言文公所未尝言；材（才）叔之笔，能传文公所不可传。道、技虽不同，其皆有得于文公之天者邪？①真德秀之说，阐明了蔡渊之学与张才叔之笔的不同作用，表现了“道”与“技”之间的不同，与二者在表现朱子神、形之间的殊途同归。
  南宋马廷鸾则以记梦的方式记载了一段有关朱子画像的掌故。一天夜里，他梦见亡友康至甫送他一幅墨本《晦翁像图》，上有日月星辰，晦翁盘坐于巨石之上，好像坐，又好像在行走，画面的一侧有一首诗，但记不住其中的诗句。只是整个画面，感觉朱老夫子神采飞扬，“慨然有扫清宇宙之志”。醒来后，马廷鸾以此作了一首题为《纪梦》的七绝：
  白日青天一巨儒，清宵入梦忽蘧蘧。
  觉来猛省戊申疏，曾说中原乱易除。②
  马廷鸾（1222—1289年），字翔仲，饶州乐平人。淳祐七年（1247年）进士，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是一位崇奉理学的官员，对朱子尤为尊崇。他所生活的时代，蒙古军队大举入侵，与朱熹所处的金人盘踞中原，对南宋虎视眈眈，而南宋朝廷君臣上下却苟且偷安的形势，二者颇有相似之处，故他对朱熹上给宋孝宗的万言书《戊申封事》③，从“君心”之天下大本“诚正”，到当今之急务六事（即“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诚修”，则国势必强、中原必复有强烈的共鸣。所有这些，他只是通过一个梦，通过梦中的一幅墨本《晦翁像图》和一首七绝曲折地表现了出来。
  白玉蟾是道教南宗五祖之一，自然谈不上是朱门后学，但他对朱熹特别崇敬。撰有《朱文公像赞》一诗表达其景仰之情：“皇极坠地，公归于天。武夷松竹，落日鸣蝉。”①所谓“像赞”，是指画像上的赞语。中国古代向来有图画圣贤忠孝以示表彰、纪念，并以此教化世人的传统，像赞作为赞体文当中较为重要的门类，因此得以产生。因此，也可以说，既有“像赞”，就一定有“像”，而且“像”产生于“赞”之前。由于文字的出版要比图像相对简单和容易，故在古籍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像赞”，却未必能读到“像”。以故，当年白玉蟾所见到的“朱文公像”是什么模样，已无从知晓了。
  刘黻（1217—1276年），字声伯，号蒙川，温州乐清（今属浙江）人。晚宋大臣，崇奉理学，著有《濂洛论语》十卷。他有《四先生像赞·晦庵朱文公》云：“天振斯文，紫阳木铎。博详反约，是继绝学。日月昭炳，揭之以行。闲居野服，身屈道亨。”②
  晚宋学者黄震（1213—1280年）在《州学奉安朱文公像》一文中记载说，他被命教授某州州学，“进拜祠下，独余空室”，不见先贤朱子之像，不免“为之叹讶”。他认为“孔子教人，以大中至正之极，而世儒溺卑陋，濂洛遂进之以性理精微之奥；濂洛晓人以性理精微之奥，而门人流高虚，（朱文公）先生又约之，为大中至正之归。……圣朝跻之，从祀州县祠之学宫，实世道之所关，而人心之所不能忘者，岂为先生私哉！”为此，他“求之临汝书院，模刻先生爵位以奉之，又求之先生曾孙绍兴府通判模刻先生遗像以揭之，庶先生之神有依，而学者宗仰之心有系属焉”。①由黄震此文可知，晚宋朱子的道统地位得到官方认可后，仍有一些官办学校反而在这方面缺位，没有积极主动地祀奉朱子，乃至要“求之”于私办的书院“模刻先生爵位以奉之”，还要从朱子的后人中“模刻先生遗像以揭之”，说明朱子像作为先贤全面进入各地官办儒学，还有一个推广和普及的过程。
  元代学者程端学（1278—1334年）的《东湖书院记》，记载的是地处浙江鄞县城东的一所义塾，浙江路总管王某将其命名为“东湖书院，堂曰育英，为书大字以榜之”，且“奉紫阳朱子像，以教一乡之子弟”。②说明在元代，朱子像不仅进入了各地的朱文公祠、官学和书院之中，还进入了各地由当地乡绅举办的义学。
  明初著名学者金华宋濂（1310—1381年）的《宋九贤遗像记》，描写了他对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邵康节、张横渠、司马光、朱晦庵、张南轩和吕东莱这九位先贤“遗像”的印象。据其自述，这些遗像，来自“世传家庙像影，参以诸家所载”。他通过对这些遗像的描述，表达了他对朱子“道德冲和之容，俨然于心目之间”的体悟，以及“欲执鞭从之有不可得”的愿望。他对朱熹的描述是——
  晦庵朱子，貌长而丰，色红润，发白者半。目小而秀，末修类鱼尾。望之，若英特而温煦之气可掬，须少而疏，亦强半白。鼻与两颧微齄，齄微红，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状。五大二小，六在眉目傍，一在颧外，一在唇下须侧。耳微耸，毫生窍前，冠缁布冠巾，以纱，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皂縁之，裳则否，束缁带，蹑方履，履如温公，拱手立，舒而能恭。①
  宋濂此文，从头到脚，对朱熹的外貌、服饰和脚下的鞋子都作了一番细致的描述。由此可知，此画像是全身像而非半身像。宋明时期这些曾经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朱熹画像，除了在一些古籍刻本中的版画插图外，今天已经很少有实物保存下来。尤其是朱熹的全身像，所存更少。在现存古籍刻本中，能看到朱子全身像的，有明崇祯刻本吕维祺编《圣贤像赞》中的《先儒朱子》（图2-2）、清乾隆刻本上官周撰《晚笑堂画传》中的《朱文公》。生活在明初的宋濂，所见到的“晦庵朱子”遗像，显然不可能是这些画像。而早于宋濂生活年代的，据我目前所知，仅有刊刻于宋咸淳三年（1267年）的《楚辞集注》和元至顺年间的建阳刻本《事林广记》。《事林广记》后集卷三《先圣类》中有朱熹的全身像。此图与后世所传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朱熹的身子向右倾，以左脸示人，这样，右脸一侧的“七星痣”就全然不见了，从宋濂的描写，如“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状”来看，他所见到的朱子全身像，显然不是《事林广记》中的这一幅（图2-3）。
  宋末元初名儒熊禾有赞云：“周东迁，宋南渡，夫子生，文公出。元气之会，应期而兴。笔削千古，阐明六经。精其知闻，力其践行。玉振金声，集厥大成。”①此赞和他所撰的那篇著名的《考亭书院记》“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运升降之会必拟大圣大贤以当之者，三纲五常之道所寄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朱子书写像赞的朱门后学，宋代还有门人赵汝腾；元代有吴澄、林兴祖；明代则有丘浚、杨四知和万国钦等，此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