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郭生挥写最超群
  ——朱熹画像考之一
  郭拱辰：风神气韵“麋鹿姿”
  关于朱熹的画像，前辈学者陈荣捷先生有《朱子画像》一文，①为学人所熟知。陈先生在此文中提到朱熹的自画像，和他人为朱子所作的画像。其中为朱子画像的有两位。一是朱熹在44岁时，一位来自福唐（今福建福清）名为“元”的画家。朱熹《写照铭》说：“乾道九年（1173年），岁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发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将修身以毕此生而已，无他念也。福唐口口元为予写照，因铭其上。以自戒云。”②陈荣捷先生认为：“是年朱子居家著书，年尚壮，而照之容发凋悴，未必写真也。”③另一位则是南城吴氏。朱熹有以《南城吴氏社仓书楼为余写真如此，因题其上。庆元庚申二月八日沧洲病叟朱熹仲晦父》小序为题的七绝：“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④
  实际上，在乾道间福唐某氏，和绍熙、庆元间南城吴氏二者之间，还有一位为朱熹画像的画家，即淳熙元年为朱熹画像的三山（今福州）郭拱辰
  （叔瞻），在陈先生的大作中没有提到。朱熹有《送郭拱辰序》一文：
  世之传神写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称为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与其精神意趣而尽得之，斯亦奇矣。予顷见友人林择之、游诚之，称其为人而招之，不至。今岁惠然来自昭武，里中士夫数人欲观其能，或一写而肖，或稍稍损益，卒无不似，而风神气韵，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为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计虽相闻而不相识者，亦有以知其为予也。然予方将东游雁荡，窥龙湫，登玉霄，以望蓬莱，西历麻源，经玉笥，据祝融之绝顶，以临洞庭风涛之壮，北出九江，上庐阜入虎溪，访陶翁之遗迹，然后归而思自休焉。彼当有隐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见，而予幸将见之，欲图其形以归，而郭君以岁晚思亲，不能久从予游矣。予于是有遗恨焉，因其告，行书以为赠。淳熙元年九月庚子晦翁书。①
  从朱熹此文的描述来看，郭拱辰的画技非同于一般仅能“稍得其形似”的“良工”，而是能“精神”与“意趣”尽得，既能在画面中表现人物的“神似”，又能传达出某种“意趣”。他为朱熹画了大小两幅画像，“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在似与不似之间流露出一代大儒的“风神气韵”，得到朱熹的认可与高度赞扬，并邀请他一同东游雁荡等名胜，以便“图其形以归”，遗憾的是因郭氏“岁晚思亲”，不能从游。朱熹特书此文以赠。郭拱辰与朱熹的友人楼钥也有交往，楼氏有《赠写照郭拱辰》一文。其中说：
  艺无大小，胸中有书者居然不凡。三山郭君登晦庵之门而游戏丹青，挟写照以示予。若郑公尚书、晦庵数公，展卷对之如欲笑语，陋质不足烦君为貌。武洞清神，物能得其真，有不怒而威之意，勉旃更添数百卷书，则顾陆不足进矣。①
  在明彭大翼编纂的类书《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七中，浓缩了朱熹和楼钥这两篇文字，把朱熹“麋鹿之姿”称为“麋鹿姿”，②为世人所广泛知晓，成为画界与文坛的一段掌故。
  与福唐某氏和南城吴氏所画一样，郭拱辰所画的这两幅得到朱熹本人认可的画像，最终也没有流传下来，成为永远的遗憾。
  二、明郭诩画“文公先生像”小识
  2010年5月15日，一幅由明代画家郭诩创作的“文公先生像”在北京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季拍卖会上，以九百多万元的天价成交。
  一般来说，拍卖方为了促成拍品成交，对其拍品的介绍，大多都言过其实，但对这件极其罕见的明代朱熹画像的描述，应该说，还是比较符合拍品的实情的。其文曰：
  朱文公头戴透明方巾拱手凝视前方，广额厚唇，目光坚定，面带微笑，显得安详慈和。眉目神情极为生动。衣纹遒劲，银钩铁划，显示出画家非凡的功力。郭诩自然没见过朱熹，此图或得之于宋、元旧稿，也可能想象为之，但出于对前辈大学者的仰慕，因此一改平素纵放肆恣的狂习，画得凝练端庄，一丝不苟。不过，他笔底的雄劲力量，傲岸气度，却与我们目前能见到的郭诩其它作品气息一致，不落小家之习。那疏松细劲的胡须头发，画得轻松利落却根根都像从皮肉中长出。两眼的上睑，都有短短的一笔若不经意地画出，把对象的年龄特征在轻松一挥间画得生动传神，刻画入微。画幅右上的隶书写“文公先生像”五字，劲硬生拙，是明代早中期隶书的特征。右下小字落款，为“后学泰和郭诩拜写”，字迹比习见的规正，但仍明显带有山谷体，特别是“泰和”二字，撇、捺舒展，与多幅郭诩落款中这二字的写法完全一致。既然是“拜写”前代大学者，画法与书写规正些是必须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图1-1）①
  郭诩是何方神圣？他的这幅画过去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按：前几年，世界朱氏联合会评选朱子标准像，古代画家创作的朱子像仅有清上官周的“朱文公”，而没有此画。）最重要的是，这幅画是真迹吗？我想，作为关心朱子学的各界人士，特别是朱子后裔来说，这应该是最为关注的了。
  郭诩是明中叶的一位著名画家。记载他生平事迹的文献很多，大多与书画艺术有关，如明朱谋垔《画史会要》、明汪砢玉《珊瑚网》、清康熙《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等，而以朱谋垔《画史会要》的介绍最为详细：
  郭诩字仁弘，号清狂道人。江西泰和人。少为博士弟子，已弃去，而极其能于画。于是南窥九疑，践衡岳，转溯建康，东入吴越，折北经汶泗，吊古齐鲁之墟，极抵帝里，过代汴以归。曰：“画在是矣，何谱也。”其后肆意，手摹即成山水，画已，题诗其上。间作《辟谷》、《抱膝》等图，题云：“仰看青天小于席，茫茫万古如一日。世间无处可逃名，走入龙宫学吹笛。”又云：“流落人间四十年，并无人识是神仙。天涯地角无多地，只借洪厓一夜眠。”《豪吟图》云：“此老吟豪气亦豪，双横碧眼与天高。批风弄月三千首，却笑渔翁读楚骚。”以自寓其逍遥豪迈之意。是时，有江夏吴伟、北海杜堇、姑苏沈周，诩与之齐名。有以百金求其画者，诩或口其人，则不肯一顾，狂跃叫奡而去。中常侍肖敬谄以锦衣世官，诩言平生不任羁束，卒谢却。李空同称其“居业洁良，不愧逸民”。信矣。侄岩亦能其业。①
  （见图1-2书影）
  郭诩不仅是明中叶的一位著名画家，也是一位对宋明理学抱有理解与好感的画家，这可能主要是受王阳明的影响。朱谋垔《画史会要》说他性格豪放，视金钱、富贵如粪土。如上文所引的断然拒绝“以百金求其画者”，拒绝“中常侍肖敬谄以锦衣世官”的诱惑等，都是例证。但对王阳明，郭诩却丝毫没有这些桀骜之气。这里也有两个例证：
  一是正德十五年（1520年）是王阳明岳母的八十大寿，王阳明因在官，不能回去祝贺。当时，这位曾断然拒绝“中常侍肖敬谄以锦衣世官”诱惑的郭诩，却心甘情愿地做起了理学家王阳明的“幕下之士”，并且特地为王阳明画了一幅《王母蟠桃之图》，以示庆贺。①二是郭诩还为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作有一幅《濂溪图》，王阳明为此有《题郭诩濂溪图》一首七绝：郭生挥写最超群，梦想形容恐未真。霁月光风千古在，当时黄九解传神。②
  由于不可能见到周敦颐的真容，只能凭借想象，所以是“梦想形容恐未真”，但以郭诩“超群”的笔力和画功，他把周敦颐那种“霁月光风”的内在气质还是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来了。
  应该说，王阳明的这首诗，用在郭诩所画的“文公先生像”上也是适用的。同样，郭诩也没见过朱熹，也是“梦想形容恐未真”，但在画家笔下的朱文公，头戴方巾，面含微笑，神色安详，端然拱手，右脸颊上方的“北斗七星痣”清晰可辨，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刻画细致入微。
  此图之所以可信，还因为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二十》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著录：明郭诩画朱子像一轴。（本幅）纸本。纵二尺七寸五分。横一尺八寸一分。设色画巾服小传。首题“文公先生像”隶书。款“后学泰和郭诩拜写”。钤印一，太和郭仁宏（弘）印。鉴藏宝玺：五玺全。宝笈三编。（见图1-3书影）①
  所谓“五玺全”，是说此图有五个收藏印，加上“宝笈三编”，应共有六个钤印。五玺即“嘉庆御览之宝”、“嘉庆鉴赏”、“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拍品中，这六个钤印，分别左、右、上环绕排列，十分清晰；在右下角落款“后学泰和郭诩拜写”八个字下方，钤有“泰和郭仁弘印”；而左下角的“显堂真鉴、蒋谷孙”，应是此图大约在清末民初从宫中流出后，民间收藏者后钤之印。
  蒋谷孙是清末民初吴兴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的长子，蒋汝藻的藏书楼名“密韵楼”，藏有不少珍本古籍与名贵书画、碑帖等。蒋谷孙作为继承者，藏有此画也就不足为奇了。此画除了左下角的蒋谷孙钤印之外，再也没有通常大多藏品那种名家题跋扎堆，以求“证实”的现象，干净中透着几分从容与自信。
  最后，还必须指出，现在通行并已获得社会各界所广泛认同的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朱熹像（见图1-4），与郭诩画“文公先生像”，二者之间，应该具有某种传承关系。甚或可以说，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朱子像有脱胎于郭诩画的痕迹。在郭诩画中，朱子头戴方巾，端然拱手，向左微侧，凝视前方的神情，以及服饰的线条，在后一幅画中，都得到了继承。其比较大的区别则在于，郭诩画中的朱熹较为年轻，可视为中年，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朱子，则明显已进入老年了。
  紫阳遗像壁间开
  ——朱熹画像考之二
  上文《郭生挥写最超群——朱熹画像考之一》，其中第一部分“郭拱辰：风神气韵‘麋鹿姿’”，实际上已对朱子本人与朱熹画像的关系作了一番探讨。本篇则试图对宋明时期朱子的同道、后学与朱熹画像的关系作一“连续跟踪”。
  朱熹在世时，其友人陈亮已有《朱晦庵画像赞》。原文为：
  体备阳刚之纯，气合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乐；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钓台捺不住，写之云台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听上帝之正命。①意思是说，朱子身材魁伟，真是一位纯正阳刚的大丈夫，无论喜怒，总流露着一股凛然正气。那种德性表露于外的温润之貌、敦厚之态，我真不知道他乐在何处；闲居在家，终日忧国忧民，我也不知他忧的是什么！赋闲家居，垂钓乡野不是他需要的生活，一旦进入庙堂，只知按自己的一腔正气行事。天下生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来自上天的声音了，那么，就让我们来倾听朱夫子是怎么说的吧！由此可见，陈亮作为一个文学成就高于学术成就的大家，文中所流露出来的是对朱子的一种无比崇敬的真情。
  朱熹逝世后，他的画像成为其同道和门人弟子追思、缅怀的最好纪念之物。
  黄榦（1152—1221年）《徽州朱文公祠堂记》说：“文公，徽人也。其殁也，徽之士相与言曰：‘公之系兹土’吾郡之盛事也。即郡之学绘而祠焉。”①所谓“绘而祠焉”，就是绘制朱子的画像，张挂在祠堂的正殿上，以供祭祀和膜拜。
  与黄榦齐名的朱门四大弟子之一的陈淳，其《晦庵先生赞》云：“德禀纯阳，清明刚健。笃学真知，全体实践。集儒之粹，会圣之精。金声玉振，绍古作程。”②此说为朱子集传统儒学之大成的说法奠定了基础。
  祝穆（？—1255年）是朱熹的表侄，也是他的学生。所撰《朱文公祠上梁文》，是他应朱熹季子朱在之请，为其建于建安（今建瓯）的祠堂而写。其中说：
  先儒讲道，续泗水之正宗；后学建祠，宅富沙之胜概。……辟此数亩高明之址，将奉安于遗像。……抛梁东，编简常存道不穷，孔孟以来千百载，泰山今复仰文公；抛梁西，道统如今说建溪，好似雷霆惊众瞆，又如日月觉群迷；抛梁南，隃望延平古剑潭，弦歌已创新书院，道统宁忘旧晦庵；抛梁北，一苇可航怀旧宅，精神如水行地中，凿井得泉随所得；抛梁上，升堂再拜瞻遗像，云胡必择郡城中，只为邦人知所向。③
  文中的“富沙”，是建安的别称，文中所言“将奉安于遗像”、“升堂再拜瞻遗像”，都说明了朱门后学在各地创建朱子祠堂，悬挂遗像，“非徒崇于香火”。更重要的，一是强调儒学生生不息的道统之传，不能忘记厥功至伟的晦庵先生；二是“为邦人知所向”、“昭示于典型”，为后学树立见贤思齐的榜样。
  四川弟子度正（1166—1235年）记下了一则有关朱熹画像的逸事：
  临川吴子达以揲蓍游成都，访余寺中。见堂上晦翁像，作而曰：“向亦尝得见之。”且见问蜀之易学，子云以来代有其人，近世何如？某叹其用意精切，拳拳如此，因为出数语以勉之：
  千古羲皇一片心，何人此地口微吟。
  凿开未济言无几，说破先几义极深。
  此事旧传师友记，斯文今见火珠林。
  成都自昔多真隐，着眼稠人更访寻。
  伊川于寺廊见治篾者，得“未济男之穷三阳皆失位”之说，晦翁谓“正云此《火珠林》语”。①
  这段文字记载了江西临川吴子达到成都拜访，见到大堂之上晦翁朱子像，因而从其擅长易经占卜之术说到西汉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今绵阳仍有西山子云亭）《太玄》易在四川的传承，又说到朱子对伊川程子有关易学“篾首酱翁”掌故的评论，等等。从吴氏所言“向亦尝得见之”可知，晦翁朱子像在当时门人弟子中流传颇广。
  乾道间丞相陈俊卿之子陈宓（1171—1230年），字师复，号复斋，莆田人。淳熙十年（1183年）十月，朱熹因赴泉州吊友人傅自得之丧，归途曾讲学于陈氏仰止堂，陈宓与其兄守、定在此时同学于朱熹。陈宓在朱熹逝世22年后，应莆田县学教官陈汲的邀请，为县学所建的朱文公祠写了一篇记文。他说：
  莆虽蕞尔邑，昔称士乡。先生初仕于泉，及淳熙间凡三至焉，趋奉承教之士不少；先生没二十二年矣，前辈往往凋谢，晚生益知向慕。校官陈君汲既刊前诸书以惠后学矣，谓诵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于是即学宫而祠之，末学小子赡望其端庄刚毅宽裕温和之容，反复其精微详密深切恳到之诲，可以释师儒不并世之憾矣。苟读其书而不体诸己，敬其像而不师其心，过斯堂宁无愧乎？陈君谓宓尝登先生之门，宜记作祠之岁月云。①由此文可知，在此祠中，“末学小子”可以“赡望”朱子“端庄刚毅宽裕温和之容”，可以“敬其像”并进而“师其心”。由此可见，在朱熹逝世后，各地兴建的朱子祠中，张挂“敬而祀之”的朱文公画像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陈宓还有一首《送刘学录之建阳》的七绝：马蹄千里踏春风，为爱河阳制锦工。首重儒宗新像设，不妨特地拜文公。②宝庆元年（1225年）秋，刘克庄官建阳知县，在考亭建文公祠，次年(1226年）落成。祠中主祀朱熹，而以门人黄榦配祀。陈宓诗中所说的“首重儒宗新像设”，应即指文公祠之建也。
  朱门高弟蔡渊有一篇有关朱子遗像的文章，被收入《永乐大典》卷18222“朱熹像”（图2-1）之后，是为晚宋又一位善画朱子像的闽中画家张才叔题写的两首七绝。诗前小序云：“张才叔屡作文公先生像，如其生焉，亦托名不朽矣。”其诗一曰：
  才叔传神笔更奇，一分为二两无疑。
  心追造物无穷巧，后代能名今可知。
  诗二云：
  紫阳遗像壁间开，谁写当年道义怀。
  从此春风百千意，化身皆自笔端来。
  一句“紫阳遗像壁间开”，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在厅堂壁间张挂朱子遗像，其笔墨之间，凝聚了后学用数百上千的数字也无法计算的浓浓的情意。
  诗后是一段说明文字：
  文公先生教人，有曰：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材（才）叔父子，来往先生之门久矣。熟识先生静坐时气象，故所传像，不特工于形肖之间，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学可以言传者，先生之书尽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学，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于此而求之，毋怠。戊子立秋日，蔡渊书。
  这段文字，透露了才叔父子与朱熹关系密切，“来往先生之门久矣”，故其所画，不仅神似，且能“得其所存之妙”，完美地表现了朱子“静坐时气象”。由此可知，张氏父子是在朱子生前为其作画像的为数不多的画家之一。
  接着蔡渊的话题往下说的，是晚宋理学大家真德秀。他的《跋蔡节斋为题张生所画文公像》，也见载于《永乐大典》卷18222。而且，前面也是两首七绝：
  张生父子称紫阳，于容人物非寻常。
  能传遗像数百本，粹然千载存无忘。
  言学工夫日星皎，无言气象真难晓。
  后学深明未发时，始信张生功不少。
  后面也有一段说明：
  节斋之学，能言文公所未尝言；材（才）叔之笔，能传文公所不可传。道、技虽不同，其皆有得于文公之天者邪？①真德秀之说，阐明了蔡渊之学与张才叔之笔的不同作用，表现了“道”与“技”之间的不同，与二者在表现朱子神、形之间的殊途同归。
  南宋马廷鸾则以记梦的方式记载了一段有关朱子画像的掌故。一天夜里，他梦见亡友康至甫送他一幅墨本《晦翁像图》，上有日月星辰，晦翁盘坐于巨石之上，好像坐，又好像在行走，画面的一侧有一首诗，但记不住其中的诗句。只是整个画面，感觉朱老夫子神采飞扬，“慨然有扫清宇宙之志”。醒来后，马廷鸾以此作了一首题为《纪梦》的七绝：
  白日青天一巨儒，清宵入梦忽蘧蘧。
  觉来猛省戊申疏，曾说中原乱易除。②
  马廷鸾（1222—1289年），字翔仲，饶州乐平人。淳祐七年（1247年）进士，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是一位崇奉理学的官员，对朱子尤为尊崇。他所生活的时代，蒙古军队大举入侵，与朱熹所处的金人盘踞中原，对南宋虎视眈眈，而南宋朝廷君臣上下却苟且偷安的形势，二者颇有相似之处，故他对朱熹上给宋孝宗的万言书《戊申封事》③，从“君心”之天下大本“诚正”，到当今之急务六事（即“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诚修”，则国势必强、中原必复有强烈的共鸣。所有这些，他只是通过一个梦，通过梦中的一幅墨本《晦翁像图》和一首七绝曲折地表现了出来。
  白玉蟾是道教南宗五祖之一，自然谈不上是朱门后学，但他对朱熹特别崇敬。撰有《朱文公像赞》一诗表达其景仰之情：“皇极坠地，公归于天。武夷松竹，落日鸣蝉。”①所谓“像赞”，是指画像上的赞语。中国古代向来有图画圣贤忠孝以示表彰、纪念，并以此教化世人的传统，像赞作为赞体文当中较为重要的门类，因此得以产生。因此，也可以说，既有“像赞”，就一定有“像”，而且“像”产生于“赞”之前。由于文字的出版要比图像相对简单和容易，故在古籍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像赞”，却未必能读到“像”。以故，当年白玉蟾所见到的“朱文公像”是什么模样，已无从知晓了。
  刘黻（1217—1276年），字声伯，号蒙川，温州乐清（今属浙江）人。晚宋大臣，崇奉理学，著有《濂洛论语》十卷。他有《四先生像赞·晦庵朱文公》云：“天振斯文，紫阳木铎。博详反约，是继绝学。日月昭炳，揭之以行。闲居野服，身屈道亨。”②
  晚宋学者黄震（1213—1280年）在《州学奉安朱文公像》一文中记载说，他被命教授某州州学，“进拜祠下，独余空室”，不见先贤朱子之像，不免“为之叹讶”。他认为“孔子教人，以大中至正之极，而世儒溺卑陋，濂洛遂进之以性理精微之奥；濂洛晓人以性理精微之奥，而门人流高虚，（朱文公）先生又约之，为大中至正之归。……圣朝跻之，从祀州县祠之学宫，实世道之所关，而人心之所不能忘者，岂为先生私哉！”为此，他“求之临汝书院，模刻先生爵位以奉之，又求之先生曾孙绍兴府通判模刻先生遗像以揭之，庶先生之神有依，而学者宗仰之心有系属焉”。①由黄震此文可知，晚宋朱子的道统地位得到官方认可后，仍有一些官办学校反而在这方面缺位，没有积极主动地祀奉朱子，乃至要“求之”于私办的书院“模刻先生爵位以奉之”，还要从朱子的后人中“模刻先生遗像以揭之”，说明朱子像作为先贤全面进入各地官办儒学，还有一个推广和普及的过程。
  元代学者程端学（1278—1334年）的《东湖书院记》，记载的是地处浙江鄞县城东的一所义塾，浙江路总管王某将其命名为“东湖书院，堂曰育英，为书大字以榜之”，且“奉紫阳朱子像，以教一乡之子弟”。②说明在元代，朱子像不仅进入了各地的朱文公祠、官学和书院之中，还进入了各地由当地乡绅举办的义学。
  明初著名学者金华宋濂（1310—1381年）的《宋九贤遗像记》，描写了他对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邵康节、张横渠、司马光、朱晦庵、张南轩和吕东莱这九位先贤“遗像”的印象。据其自述，这些遗像，来自“世传家庙像影，参以诸家所载”。他通过对这些遗像的描述，表达了他对朱子“道德冲和之容，俨然于心目之间”的体悟，以及“欲执鞭从之有不可得”的愿望。他对朱熹的描述是——
  晦庵朱子，貌长而丰，色红润，发白者半。目小而秀，末修类鱼尾。望之，若英特而温煦之气可掬，须少而疏，亦强半白。鼻与两颧微齄，齄微红，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状。五大二小，六在眉目傍，一在颧外，一在唇下须侧。耳微耸，毫生窍前，冠缁布冠巾，以纱，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皂縁之，裳则否，束缁带，蹑方履，履如温公，拱手立，舒而能恭。①
  宋濂此文，从头到脚，对朱熹的外貌、服饰和脚下的鞋子都作了一番细致的描述。由此可知，此画像是全身像而非半身像。宋明时期这些曾经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朱熹画像，除了在一些古籍刻本中的版画插图外，今天已经很少有实物保存下来。尤其是朱熹的全身像，所存更少。在现存古籍刻本中，能看到朱子全身像的，有明崇祯刻本吕维祺编《圣贤像赞》中的《先儒朱子》（图2-2）、清乾隆刻本上官周撰《晚笑堂画传》中的《朱文公》。生活在明初的宋濂，所见到的“晦庵朱子”遗像，显然不可能是这些画像。而早于宋濂生活年代的，据我目前所知，仅有刊刻于宋咸淳三年（1267年）的《楚辞集注》和元至顺年间的建阳刻本《事林广记》。《事林广记》后集卷三《先圣类》中有朱熹的全身像。此图与后世所传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朱熹的身子向右倾，以左脸示人，这样，右脸一侧的“七星痣”就全然不见了，从宋濂的描写，如“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状”来看，他所见到的朱子全身像，显然不是《事林广记》中的这一幅（图2-3）。
  宋末元初名儒熊禾有赞云：“周东迁，宋南渡，夫子生，文公出。元气之会，应期而兴。笔削千古，阐明六经。精其知闻，力其践行。玉振金声，集厥大成。”①此赞和他所撰的那篇著名的《考亭书院记》“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运升降之会必拟大圣大贤以当之者，三纲五常之道所寄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朱子书写像赞的朱门后学，宋代还有门人赵汝腾；元代有吴澄、林兴祖；明代则有丘浚、杨四知和万国钦等，此不一一列举。
  圣贤画册写道统
  ——朱熹画像考之三为圣贤画像，以供后人景仰和膜拜，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优良传统。据《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记载，早在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朝廷已下旨“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称：“吾谓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汉书·艺文志》论语家，有《孔子徒人图法》二卷，盖孔子弟子画像，大抵皆其遗法。”①
  宋初，在唐代所建的孔子文宣王庙的基础上，“因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木壁，太祖亲撰《先圣、亚圣赞》，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赞之”。②
  南宋宋理宗推崇理学，为此“博求载籍，推迹道统之传，自伏羲迄于孟子，凡达而在上其道行，穷而在下其教明，采其大指，各为之赞”；③绍定三年（1230年），御书《道统十三赞》，并为他们绘像立碑。这十三位道统圣人分别是伏羲、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和孟子。
  淳祐元年（1241年）春正月又下诏：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①此即宋代“五大道统圣人”的由来。这五大道统圣人当时是否绘像，以供后学顶礼膜拜？《宋史》于此无载，但既然是“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想来为他们绘像应在情理之中。
  追溯最早以“圣贤”命名的图册，应该是在元代。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承事郎绍兴府推官莆田周兴隆在《续刊圣贤图序》中说：
  绍兴郡斋旧有《圣贤图》一卷，自伏羲以下，迄于元鲁斋许氏，凡一百有二人，人各图一方，每方左列仪像，右载事迹；其起人景仰式刑之心兼备，而于风教之裨不浅矣。②周兴所言“旧有《圣贤图》一卷”，而未能详言具体年代，但从此《圣贤图》仅下收至元中叶的许衡而未及明初的名儒，故可推断，此书最晚应产生于元末。
  问世于明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是一部大抄本，现存残本卷18222“像”字条下辑录了《圣贤图像赞》和《庙学典礼本末》两书中的17幅圣贤肖像插图。《圣贤图像赞》摹自杭州孔庙石刻，《庙学典礼本末》成书于元末，是孔庙中先儒造像的底本或摹本。《永乐大典》中的朱熹像因为是抄本，画面略感简洁，未必就是原作的原始模样（见图2-1）。
  明嘉靖间，史馆编修孙承恩，撰有《历代圣贤像赞》六卷（《明史·艺文志二》）。孙承恩（1485—1565年）字贞甫，号毅斋，南直隶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其文章深厚古雅，工书善画，尤善绘人物。所撰《历代圣贤像赞》六卷，见于《明史·艺文志》著录。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有《历代君臣图像》，明嘉靖刻本。书中有《朱晦庵像》（图3-1），被收入《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画传》。①上海图书馆存清影明本《集古像赞》一卷，日本内阁文库则存有日本抄本。（图3-2，《集古像赞》中的《朱文公晦庵像》）成书于明崇祯年间的《圣贤像赞》四卷，吕维祺撰。所收人物始于孔子，迄于明吕兆祥，每人皆绘图像，并附小传、历代御制赞及名人题赞。原本刊于明崇祯五年，前有吕维祺序，传及今日，已是极为罕见的善本。吕维祺（1587—1641年），字介孺，号豫石，新安（今属河南）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兖州推官，擢吏部主事，累迁至南京兵部尚书。著有《孝经本义》二卷、《孝经大全》二十八卷、《孝经或问》，编《节孝义忠集》四卷，另有诗文集二十卷。《圣贤像赞》以孔庙位次为序，首孔子，次四配，次先贤，次先儒。始于孔子，终于王守仁。每人皆先绘像，次列历代赞颂之语。对被赞者姓名、生平事迹、历代封赠、崇祀大略均有所考述。图绘精细，文字简洁。
  朱子的画像列在书中先儒部分，为立式全身像。图像正面文字，右为：
  先儒朱子，名熹，字元晦，南直徽州府婺源县人。父松，甫冠擢进士第，为福建延平府尤溪县尉，以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申午时生熹于尉之官舍。年十四，松亡。从父遗言，葬于建宁府崇安县东南寂历山，遂家焉。
  左为元吴澄赞：义理玄微，茧丝牛毛；心胸开豁，海阔天高；豪杰之才，圣贤之学；景星庆云，泰山乔岳。背面文字介绍：
  宋朱熹，受业于刘勉之。勉之因松属以后事，诲之如子，以女妻之。高宗十七年丁卯，熹年十八，举建州乡贡。十八年戊辰，登王佐榜进士第五甲第九十人。二十年春，如婺源展墓。二十一年，授泉州府同安县主簿，迁焕章阁待制侍读，领鸿庆宫祠。宁宗庆元六年庚申三月甲子卒。享年七十一，谥曰文，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二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绍定三年改封徽国公，淳祐元年从祀孔庙。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齐国公。国朝嘉靖九年改称先儒朱子。（图3-3）
  《历代君臣图鉴》与《历代君臣图像》虽仅一字之别，但应属于两个不同的版本系列。此书现存清拓本，是从石刻像上拓印，而后装订成册，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有存本。
  全书共三册，第一册为君，从炎帝神农氏、黄帝有熊氏至闽王王审知42人；第二册为臣，从后稷至陆宣公（贽）共49人；第三册亦为臣，从柳柳州（宗元）至吴临川公（澄）共44人。此书的特点是有图有文，每位人物的画像列为书的正面，生平介绍的文字则列在背面。从内容看，是从《宋史·朱熹传》节取和归纳而成。其文曰：
  按本传，公姓朱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幼颖悟，中绍兴进士。主泉州同安簿，罢归。闻延平李侗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从之。竭其精力，研穷经义。绍兴末，辅臣屡荐，不起。时使者自金还，言金人问朱先生安在。由是乃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每有所说，编次成帙以进。帝亦开纳。一日，因讲毕奏疏，极言四事，韩侂胄大怒，乃手批斥之，终于秘阁修撰。卒年七十一。
  自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进讲才七，内引奏事者再。急于致君，不容于群小，屡致屏逐。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阳之崇安，后徙之考亭。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时攻伪学日急，无所容其身而日与诸生讲学不倦，及寝疾且革，犹改《大学·诚意章》。所著者，有《易本义》、《启蒙》，四书、各经传集注，《小学》、《通鉴纲目》、《家礼》、《近思录》、《程氏遗书》、《伊洛渊源》、《仪礼通解》等书。理宗朝，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封徽国公，谥曰文。淳祐元年诏从祀。赞曰：
  清明理气，公禀独浩。集诸儒言，正万古道。勤苦平生，□□□□。
  朱熹拓像收入第三册，图名“朱文公”，左下方有“臣八十四”，是说此图排在“臣”的第八十四位。（图3-4）
  刊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由福建长汀画家上官周创作的《晚笑堂画传》，为中国古代120多位历史人物绣像，每幅图像皆附有像赞文字。此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圣贤画册，儒学圣贤人物的画像只占全书很少的一部分，但对后来的圣贤画作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图绘制细致生动，人物表情细腻传神，堪称版画中之精品。尤其是艺术上的成就，曾得到鲁迅和郑振铎先生的高度评价。上官周（1665—？年），字文佐，号竹庄，清代著名画家，终身布衣。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擅长诗文、书法、篆刻，尤精绘画，善画山水和人物，是清朝著名的民间画家。上官周笔下的朱熹，为立式图像，端然拱手，形象生动传神，眉目之间洋溢着一股喜气，一袭深衣线条流畅，与面部表情相互衬托，浑然一体，很好地表现了“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的理学大师形象。（图3-5）此书有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印本。
  与上官周所画朱熹相映成趣的，是清道光十年（1830年）顾沅编纂刊刻的《圣庙祀典图考》卷一中的“先贤朱子熹像”。图像后有一大段关于朱子生平的文字。这幅画像很有意思，乍一看，以为是清人上官周的《朱文公像》，但将两幅图像放在一起作一番比较，才恍然大悟，此图与上官周所画极其相似，但又略有区别。最明显的差别是，上官周的画朱熹的身子朝左倾，而顾沅《圣庙祀典图考》中的朱子像则朝右倾。（图3-6）疑系后者用透明纸将上官的画作反面描摹而又略有走样，从而形成了这种似与不似之间的效果。
  在晚清的朱子画像中，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曾国藩（1811—1872年），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间（1821—1850年）进士。咸丰二年（1853年），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被清廷视为“同治中兴”的功臣，以大学士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死后谥文正。为文推崇姚鼐，与桐城派人物相往来，是朱子学在晚清的代表人物。著有《曾文正公诗文集》，编《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
  他的《圣哲画像记》收录了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和王念孙共33位圣哲的画像。为此33位圣哲作画的，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1839—1890年），字劼刚。为清末外交官，袭父一等毅勇侯爵。同治间，历使英、法、俄诸国，迫俄人交还伊犁及乌众岛山及诸要隘，有功于新疆甚大。官至户部左侍郎。卒，加太子少保，谥号惠敏。故清刻本《圣哲画像记》均题为“惠敏公绘图”。曾纪泽“自幼究心经史，喜读《庄子》、《离骚》，所为诗古文辞，卓然成家。兼通小学，旁涉篆刻、丹青、音律、骑射，靡不通晓”。①著有《佩文韵来古编》、《说文重文本部考》、《群经说》等，今存《曾惠敏公遗集》。
  1936年，《圣哲画像记》由国学整理社据清刻本排印出版，上海世界书局印行，书中的圣哲图像则由当时上海的一批著名书画家分别据清刻本摹画。其中，《朱文公像》题“孔云白敬摹”。孔云白，浙江绍兴人。善篆刻，为西泠印社社友。早年求学于上海美专，为方介堪弟子，有《篆刻入门》一书。此书中的《朱文公像》，是一幅经典的画像。画面中的朱子，和蔼可亲，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亲切感。（图3-7）
  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一文对这部著作有一全面的简介，对此书的来龙去脉作了详尽的介绍。原文较长，节略于次：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摒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①
  曾国藩为了其后嗣子弟能够找到事半功倍的治学途径，特意从古代儒家圣贤中精选33位，一一画像并阐述其入选的理由。他把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论语·先进章》）与33位先贤一一对应，并与桐城派姚鼐“义理、词章、考据”的文学理论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如“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指出“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终身受用且不能穷尽之效。
  文本最后一句“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意思是说，为从周文王到朱熹，下延至姚鼐、王念孙等33位圣哲陈设祭礼，焚香奉祀。好像他们来到我们面前，在一旁给我们以道德的教诲，为全文揭示了主题。
  据今人王子今《毛泽东品题曾国藩》一文，毛泽东早年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曾认真研读过曾国藩的许多著作，对其成功事业深心敬服，对其文章品格也真诚仰慕。在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可以读到他所摘录的有关曾国藩《圣哲画像记》的如下内容：“曾涤生《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②
  恨予生不及晦翁
  ——朱熹画像考之四
  恨予生不及晦翁，
  撰杖鹅湖观异同。①
  以上两句诗，是宋末元初徽州诗人方回所作。通过对不能与朱晦翁生活在同一时代，不能亲历鹅湖之会以观朱陆异同的遗憾，来表达对一代大儒朱熹的尊崇。方回（1227—1305年），字万里，别号虚谷，徽州歙县人。他在宋理宗时举进士，曾历官严州（今属浙江）知府。入元后，也曾在元朝为官，但时间不长。后人对他的评价，其“学问议论，一尊朱子，崇正辟邪，不遗余力，居然醇儒之言”。②
  这种“恨予生不及晦翁”的感受，在正史中还有记载的，就是历史上第一位对理学最为尊崇的封建帝王——宋理宗。《宋史》卷四十一《理宗纪》记载说，宋宝庆三年（1227年）“三月庚戌朔，……工部侍郎朱在进对，奏人主学问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联读之不释手，恨不与同时。’”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为了弥补这种不能与之同时的遗憾，欣赏其遗墨，读其遗书，瞻仰其遗像，就成了晚宋的文化时尚。
  先说遗墨。
  清人孙承泽的《庚子销夏记》，是一部著录书画艺术的专著。此书卷八《朱文公墨迹》载：
  文公墨迹一卷，前画文公小像。后书《独游宝应寺》诗。又《与程允夫帖》，又《或问诚意章》手稿，小行书极精工。后有元人朱公迁诸人跋。此卷原在予家，今在章邱张氏。①同书卷一《朱元晦城南二十咏墨迹》条下记曰：
  朱夫子和敬夫先生城南二十咏，字法俊逸，大有晋人风致，而诗之清远亦非宋人所能及。……余旧有先生《或问》手稿一卷，前画先生小像，惜为有力者攫去，见此益为惘然。②
  “城南二十咏”即《城南唱和诗》，此诗朱子遗墨手迹今仍珍藏在北京故宫。孙承泽文中提到的朱熹《（大学）或问》手稿，特别是卷前有无名氏所画的朱熹小像，后来被“有力者”即“章邱张氏”强行“攫去”，此帖则现存辽宁博物馆。
  这种在遗墨中配上遗像的书画翰墨文稿，据史料记载，还有《朱熹尺牍》册前所附朱熹半身像，以及朱熹《论语集注草稿》前的全身像。
  再说遗书和遗像。与为朱熹手稿遗墨配上单一的画像不同，为朱熹的遗书（著作）配上遗像，锓版印行，也就是在出版物中广为传播，从晚宋时期起，在朱子的故乡——建州（今建瓯）就已经开始了。
  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一代大儒朱熹在建阳考亭逝世。若干年后，随着“伪学”之禁的松弛，朱熹的许多著作在各地纷纷刊行问世，其中就在一些刻本中配有朱子的画像。从文献来考察，已知最早而且有可能也是现存最早的印本朱子画像，是南宋问世于建州［即建宁府，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以前称建州，绍兴三十二年升为府，治所为今建瓯市］的《朱文公文集》中的版刻插图。
  此书全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百卷本最早为嘉熙三年（1239年）建宁知府王埜（潜斋）刊于建安书院；此后，《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陆续增补问世，均为建宁府建安书院刻本。正、续、别三集，南宋淳祐五年（1245年）开始合印，咸淳元年（1265年）又加以增补，是现存最早的朱子文集的完整刻本。此书行格为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被称为闽刻大字本，卷前有朱子像。遗憾的是，此闽版《朱文公文集》，今国内图书馆虽藏有宋刊本、宋刊元修本、宋刊元明递修本十几部，但都不是完整的全帙，每部书卷前原本都应有的这一“朱子小像”迄今是否幸存，不得而知。以图书的收存而言，第一册卷首的前几页往往是最容易损坏，也是最容易丢失的。故学者通常多认为“早期刊行的朱氏文集，如朱氏季子的刻本、王潜斋刻本和浙本等，皆未附入朱氏的画像，明成化、嘉靖年间根据浙本重镂之版，也无画像附入”。①
  尹波、郭齐先生对宋闽本、浙本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得出了二本的主要差异：一是书名不同，闽本名《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浙本名《晦庵先生文集》；二是行款不同，闽本每半页十行十八字，浙本十行十九字；三是闽本多《续》、《别》二集，浙本无《续》、《别》二集；四是闽本此后成为历代通行本，而浙本则仅见于宋刊。①其实，闽本与浙本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应是闽本有朱子画像，而浙本则无，在文中却没有提及。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子著述宋刻集成》，其中《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是以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宋浙刻本为底本影印出版，②书中不见此小像，就是明证。由上所述可知，郭、尹两位先生所能见到的闽本，也都是没有画像的。由此可进一步推论出，此画像，在国内图书馆所珍藏的宋闽版《朱文公文集》中，现存的可能性极小。
  清代湖州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八十五著录：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别集》十一卷，宋刊大字本，张杨园旧藏。前有小像自题。③陆心源的另一部藏书志《仪顾堂续跋》卷十二《宋淳祐建州椠朱文公集跋》又录：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前有朱子小像，及庆元庚申自题，……咸淳元年建安书院山长黄镛序而刊之。①（书影4-1）
  众所周知，陆氏藏本于晚清全部被日本人购走，现存日本静嘉堂，据严绍璗先生在日本所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别集》十一卷，宋朱熹撰。宋大字刊本，静嘉堂文库藏，共五十一册，原张杨园旧藏。
  按：每半页十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字数及刻工姓名。
  是书为南宋闽版，明初复印，略有补修。前有朱子小像和庆元庚申（1200年）《自题》。《续集》前有淳祐五年（1245年）王遂序，后有淳祐庚戌（1250年）徐几《跋》。《别集》前有（1265年）黄镛《序文》。
  卷中有“张履祥印”白文方印。②
  这幅到目前为止，有可能是现存最早的以雕版印刷技术制作的朱子画像，由于很少有人经眼，而有幸见到者，如从本书最早的收藏者张杨园（履祥）、陆心源，到经眼者如严绍璗等，对此均没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以致此图究竟是什么模样，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南宋建安书院本《朱子文集》问世两年之后，刊行于宋咸淳三年（1267年）的朱熹《楚辞集注》八卷，卷前则出现了屈原和朱熹两幅画像。《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三著录说：
  宋朱子集注，目录后载朱子序，前有宋罗荷、向文龙二序、汩罗山水图、屈平、朱子二像。①
  按，此刻本由湘阴县令向文龙刊于潭州湘阴县斋，后于朱鉴端平二年（1235年）刊本32年，而传世甚罕。在《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鉴藏旧版书籍联句”中有“绘画须眉兴欲狂”之句，小字注称“《汉书》前有赵孟頫、王世贞像；《楚辞》前有屈平、朱子像”，②其中《楚辞》，指的就是宋咸淳湘阴县斋本。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仲春某日，乾隆帝在兴致勃勃地鉴赏完这部先后递增，经明文征明、秀水项氏（笃寿）万卷堂、清季振宜（沧苇）等著名藏书家收藏的珍贵的宋刻后，诗兴大发，命笔墨侍候，写下七律一首：
  信是身清志犹烈，允宜朱注向为刊。
  害公有疾托萧艾，正道无妨拟蕙兰。
  论古恒明论今暗，责人则易责躬难。
  睪然惕若披芸处，敢作寻芳漱润观。③
  通常认为，朱熹的《楚辞集注》是“以灵均放逐，寓宗臣之贬；以宋玉招魂，抒故旧之悲”，①特别是在“庆元伪学之禁”中受到极其不公正的迫害之时，从中寄托的是一种“盖有感而托者也”，“明屈子微意于千载之下”，②视屈原为异代知己的情怀。此亦是乾隆诗中所说“信是身清志犹烈”、“正道无妨拟蕙兰”的用意之所在。
  遗憾的是，这个较早印有朱子画像的宋刊本，自清代中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内府善本特藏书库——天禄琳琅亮相之后，不知在何时，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就这样悄悄地消失了，再也没有哪一位藏家重新提起过。
  此书此图被人重新提起，已是清末，但已不是原来的宋刊本，而是明代人的仿宋刻本。晚清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莫友芝（1781—1871年）在其所撰《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二中说：
  《楚词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宋朱子撰。明仿宋刻本。……明蒋之奇山水图屈平、朱子二像，刻于度宗咸淳三年丁卯（1267年）。潭州湘阴县令施南向文龙序，称学制湘阴，汨罗隶焉，欲索《楚辞集注》善本，与邑贤士大夫共读之，则未之有，乃辍俸刻梓于县斋。庐陵罗荷时为文学掾，故亦为序。是刻欲求为善本，宜其雕椠精良也。《汨罗图》中有清烈公庙及墓。考《宋史》，秘书监何志同言：“诸州祠庙，封爵未正，如屈平庙在归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忠洁侯之类，宜加考定。”此亦云“清烈”，则已经更正也。这一仿宋刻本，在郑振铎先生《宋本楚辞集注后跋》、饶宗颐《楚辞书录》、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都有提到。饶宗颐《楚辞书录》说：“咸淳三年丁卯（湘阴令）施南向文龙刻本，天禄琳琅目著录。明蒋之奇重刻之。”①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也说：“宋咸淳三年丁卯施南向文龙刊本，明蒋之奇重刻之。”②然而，遍查明清以来的藏书目录，以及当代的公藏目录，包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均绝无此所谓“蒋之奇重刻本”的著录。以故，我一度曾怀疑此所谓“蒋之奇重刻本”，可能是明“蒋之翘重刻本”之误。
  蒋之翘，字楚穉，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明天启六年（1626年）刻印宋朱熹撰《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八卷，后附蒋之翘补辑并评校《附览》二卷《总评》一卷，今北大、清华、北师大和华东师大等多家图书馆有收藏。著录作“明天启六年（1626年）蒋之翘忠雅堂刻本”。蒋立甫、徐德明《〈楚辞集注〉与〈楚辞〉研究》说：
  （《楚辞集注》明刻本第13种）天启六年（1626年）蒋之翘忠雅堂刻本，据宋咸淳三年向文龙本翻刻，明蒋之翘评校，藏国图。九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白口，无鱼尾，四周单栏，馆阁体。有“蒋之翘印”等印。天头刻有批语。南图、北大、国会图书馆、华师、浙图（残）均有藏。③
  实际上，蒋之翘刻本并非重刻“宋咸淳三年丁卯施南向文龙刊本”。一是此本没有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所说的“山水图屈平、朱子二像”；二是没有潭州湘阴县令施南向文龙的原序；三是此本每卷之下均题“宋新安朱熹集注，明携李蒋之翘评校”，也就是说，除朱熹所“集”的前人所注之外，此本已不时地掺入蒋之翘的评论。所以，蒋氏刻本并不是完全照朱熹原作重刊的仿刻本，而是以朱熹的集注本为主要底本，重新编辑而后刊刻，且有别于朱子原著的一部“新书”。除了朱熹所著的《集注》、《后语》和《辩证》外，还包括被朱熹删去的谏怀叹思四篇，蒋之翘取名为《楚辞附览》（两卷）。蒋之翘将这部新书命名为“蒋石林先生鉴定七十二家批评楚辞集注”。
  有朱熹图像作为插图的《朱子文集》刻本，闽北朱子故里在清代，由建安（今建瓯）朱子后裔出版的两部值得一提。
  第一部是问世于清初雍正二年（1724年），由朱熹裔孙朱玉（约1654—1725年）编纂并刊行的《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此书卷首有《朱文公遗像》，是最为经典的圆月形朱子自画像（图4-2）。页左的文字云：
  右像乃文公六十岁时写真也。家庙遗碑数罹兵火，后之重镌，皆失其旧。此家藏墨刻，祀奉年久。威仪整肃，体备中和。与各祠院塑像毫厘千里。兹谨依元本，钩摹镌梓于卷端。俾海内名宿景仰尊崇，俨然见文公当年之气象云。十六代裔孙玉百拜识。此图另有石刻版，也由朱玉刻石，从而流传至今。
  朱玉之后，建瓯的朱子后裔又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在紫霞洲祠堂刻印宋朱熹撰《朱子全集》一百O四卷，今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有存本。紫霞洲是朱熹后裔在建安所建的祠堂。明何乔远《闽书》卷十三《方域志》载：“紫霞洲，在城中和坊。宋守韩元吉辟北园以增府治，浚地导泉，作亭临之，号‘紫霞洲’。盖取‘幔亭紫霞褥’之意。”宝庆三年（1227年），朱熹三子朱在及其侄朱鉴，在紫霞洲建祠堂，号“徽国文公祠”。朱莹《重修朱文公祠记》曰：“徽国文公先生祠，在建宁郡城东之紫霞洲，盖宋宝庆三年正月所建，以奉先生之祀者也。”（明万历《紫阳朱氏建安谱》）由明至清，该祠堂曾多次修建。
  此书卷首的“朱子遗像”（图4-3），也颇为经典，显示了朱子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儒者风范。
  在清代出版的有关朱子学的著作中，刊刻有朱子画像的，还有清黄中编《朱子年谱》一卷附一卷，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舒城黄氏泳古堂刻本，《朱子实纪序》后有《太师徽国文公真像》（图4-4）。图左文字云：
  右像乃家庙所藏文公六十一岁时所写真也。威仪俨肃，与尝泛观者大相径庭。因拜手谨依原像摹写锓梓于卷端，使观者亦可想见先生平生之气象云。括苍叶公回谨识。
  清舒敬亭辑《朱子文公传道经世言行录》八卷，乾隆四年（1739年）刊本，目录之后，正文卷首之前则有《文公四十年遗像》（图4-5）。在许多题为朱子的写真像中，大多都说是“文公六十一岁时所写真”，此处之所以会有“四十年遗像”，是因为在《朱文公文集》中有《自题画像》一文，而在舒敬亭编辑的《朱子文公传道经世言行录》中，此文被置于《文公四十年遗像》之后。①所谓“四十年”，即文中所说“乾道九年癸巳，时予四十四岁”的简称。也就是说，按照这样的理解，此《文公四十年遗像》的底本，即来源于乾道间福唐某氏“元”为朱熹的“写照”。只是此图由于经过雕版印刷的复写上版、镌刻、印制等工序，抑或并非初印本，或木版漶漫等原因，眼前的这一幅朱子像，面目显得有点模糊。朱老夫子的风神气韵麋鹿之姿，可能要调动一点读者的想象，才能在您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闽徽两地说写真
  ——朱熹画像考之五
  在古籍刻本中配上插图，称为版画。除了笔者在上几篇文章中已提到的历代诸多圣贤画册之外，还有一些有关朱子的著作，如文集、专著、语录；或是记载朱子生平的史书，如年谱、家谱和书院志等，有一部分刻本中也配有朱熹的画像。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和他生长终老之乡闽西北尤溪、瓯宁（今建瓯）、建阳和武夷山等地，是与朱熹生平关系最为密切的几个地方，也是刊印出版朱子著作最多的地方，故本文仅对闽北朱子故里和祖籍徽州出版的相关古籍刻本中的朱子像作一番探讨。
  一、来自福建故里的朱子像
  在古籍刻本中，现存最早有朱子像的，应属建阳刻本《事林广记》。此书全称《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共四十二卷。宋崇安人陈元靓编。陈元靓，号广寒仙裔，著有《博闻录》、《岁时广记》及此书。他与建阳当地的理学人物刘纯、朱熹之孙朱鉴有密切的关系，所撰《岁时广记》就是由朱鉴为其写序。他所编纂的《事林广记》约成书于宋理宗端平间，是现存最早的百科全书式的民间日用类书，开建阳书坊刻印日用类书之先河。此书现存最早的是元至顺建安椿庄书院刻本。
  此书中后集卷三《先圣类》有朱熹的全身像（图见上文《紫阳遗像壁间开——朱熹画像考之二》）。其底本，即来自朱熹在建阳考亭的自画像，说明此书所画之先贤像均有所本，而非凭空想象。通常认为，朱熹自画像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原立于考亭书院集成殿内的朱熹自画像明代石碑（此石碑现存建阳市博物馆），但与此元代建本版画相比，时间上又晚了数百年。此建本类书虽非专门的圣贤画传，且《先贤图》只是该书的一小部分，但对开启后来出现的诸如明佚名氏《孔门儒教列传》、明吕维祺《圣贤像赞》，以及清代著名画家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中的圣贤图像，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到了明初，建阳书坊出版了《孔门儒教列传》；明后期约万历前后，又出现了一批题为丘濬、翁正春和武夷彭滨所撰的有关《朱子家礼》的刻本。在这些刻本中，或多或少都有朱子的形象。因其中内容较多，我们将另文详述。
  刊行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由武夷徐表然撰、孙世昌刻印的《武夷志略》四卷，是现存较早的武夷山志。此书首开《武夷山志》人物插图的先河。在《寓贤志》中，作者精心创作了十几幅与此山有关的理学先贤的版画，如杨时、游酢、胡安国、胡宏、刘子翚、朱熹、蔡元定、蔡沈和真德秀等人物形象。
  此书插图有两个特点，一是与传统的单纯描绘人物肖像的写真不同，此志书中的插图更讲究描绘人物的动作和行为；二是与传统的建本图书上图下文不同，此书的插图是全页大图，左边是图画，右边是文字，正符合所谓“左图右史”的传统说法。如朱熹的画像，表现的是他在武夷精舍门前迎接友人的情景。为什么说是友人，而不是弟子？因为画面中的朱子，态度颇为谦恭，迎接弟子显然不必如此；且作为导师，也没有到门前来迎接弟子之必要。为什么说是迎接，而不是送行？因为中国画的传统，送别通常都有特定的场合或场景，如长亭外，如古道边，如挥手辞别等，而此图无此场景。与肖像写真不同，此画的特点是不求形似，只求神似，故此图中，只是隐约可以辨认出一点朱子的风采；而且为适应山志这一特定体裁的需要，画家裁剪了武夷精舍的一角，以局部表现全局，管中窥豹，从而适应了特定体裁的需要。
  其右面的文字为：
  朱熹，字元晦，又仲晦，号晦庵，学者称为晦庵先生。其先徽之婺源人。年十四以父命迁崇安，依刘致中从学而居之焉。扁其所曰“紫阳书堂”，志不忘乡闾也。绍兴间第进士，累官至徽猷阁待制。因阻和议，遂以阁撰奉祠。筑精舍于武夷五曲大隐屏之下，与诸门人及婿黄幹（榦）讲读其中，注释六经，继往开来，为万世道统计。续有召命，坚辞不赴……（图5-1）
  徐表然之后，有朱子画像的志书，还有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问世的董天工《武夷山志》。此书中的朱子，场景从徐表然志所表现的屋外移到了室内，表现的是朱子在武夷精舍中对弟子讲学时的情景（图5-2）。此图中的朱子，显然参考了历史上流行的“朱子自画像”，画面中的朱子，可谓形神兼备。人物的左上方还可辨认出武夷山特有丹霞地貌的山石风韵，意在提醒读者，此朱子，是在武夷山的朱子，不是在其他地方的朱子！图左的文字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生平简介：
  朱文公，讳熹，字元晦，又仲晦，号晦庵，又遯翁，又沧洲病叟。祖婺源，十四岁迁居崇安。宋绍兴进士。
  二是朱子门人赵汝腾撰写的像赞：
  理明义精，德盛仁熟。折衷群言，如射中鹄。绝学梯航，斯文菽粟。在庆元初，中行独复。
  三是元代吴澄撰写的像赞：
  理义密微，茧丝牛毛。心胸恢廓，海阔天高。豪杰之才，圣贤之学。景星庆云，泰山乔岳。首句的“理义密微”应为“理义玄微”。最后的“尤吴澄”应为“元吴澄”，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元代的大儒吴澄竟然成了姓“尤”的吴澄。
  古往今来，朱子的年谱数量众多，不下百数十种。其中，现存最早的有朱门弟子李方子《紫阳年谱》三卷、蔡沈《朱文公年谱事实》一卷。而最早有朱子画像的，应属下文将提到的明戴铣刊行于正德八年（1513年）的《朱子实纪》。此后，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刻本，由宋李方子原编、明李默重编的《紫阳文公先生年谱》卷首所冠之“文公先生年六十一像”。（图5-3）很明显，此图源自戴铣《朱子实纪》的图像。《朱子年谱》往往被朱子后人收入家谱之中，修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紫阳朱氏建安谱》也是这样。该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朱熹出生地尤溪被发现，内容分为会元、尚像、世系、褒典、实录、象贤、上陇、祠院、渊源、留题，共十个部分。此外，还有《文公年谱》、《文公行状》。《紫阳朱氏建安谱》系朱熹十五世孙朱莹主纂，尚像记从始祖朱古僚至朱莹共26幅尚像及像赞，并有朱熹后裔十篇传记。
  其中，朱熹像题为“九世祖文公真像赞”。（图5-4）画像上方为明景泰皇帝钦颁的像赞：
  德盛仁熟，理明义精；布诸方策，启我后人。
  右侧两行竖排文字介绍生平：
  公讳熹，字元晦，号晦庵。松公子，登进士。累官至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初赠太师信国公，齐国公，改封徽国公。与以往出现的朱子画像不同，此朱子是身着朝服，手捧朝笏，头戴王侯之冠，俨然一幅民间素王的气派。
  清李元禄编纂的《朱子年谱纲目》，嘉庆二年（1797年）敬修斋闽汀刊本，现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卷首有《宋徽国公真像》，是一幅全身像，画面中的朱子，端然拱手而立（图5-5）。此书出版单位“敬修斋”，地点在“闽汀”，即福建长汀，故画面中的朱子，受清中叶长汀著名画家上官周笔下的《朱文公》的影响显而易见。（见图3-5）甚或可以说，此图实际上即脱胎于上官周的作品，而略有走样。
  二、来自徽州祖籍的朱子像
  徽州是朱子的祖籍。历史上，徽州的行政管辖区域有婺源、歙县、休宁等县。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诏赐婺源朱氏故祠名“文公阙里”，与孔子阙里并立。元惠宗至元元年（1335年），诏创立朱熹文庙于婺源，此为独创朱熹文庙之始。①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诏建安朱熹后裔九世孙梃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建博士府；嘉靖二年（1523年），又下诏婺源朱熹后裔十一世孙墅，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①两地世袭一直延续至清末。同时推行祭朱制度，每年春秋二祭。故徽州出版的朱子文献古籍刻本颇具规模，其中有许多朱子画像。
  在介绍这些刻本的画像之前，先得说一说一幅被视为是“目前保存最早的朱熹画像”，此画像现存于安徽省档案馆。2012年4月，这幅画像曾与该馆所藏200多件档案精品免费向社会各界开放观赏。②
  此画系朱熹半身像，据画像上方的题跋，此图作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是“晦庵夫子六十岁像”。（图5-6）人物形象的上方，有三段文字。其中居中的第二段文字系抄录元儒吴澄的像赞而不署吴澄之名，对此图的考索用处不大，此忽略不论。
  第一段文字为：
  先生讳熹，字仲晦，世居徽之婺源县。父松仕建，遂家建阳县之考亭。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时生。自少厉志圣贤之学。八岁通孝经，十八岁，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官至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享年七十一，谥赠太师，追封徽国公，从祀夫子庙庭。此盖先生年谱之略，其印本，达得之于东鲁夫子之裔升太学者时，予忘其名。而先生印本之行，始于山东大参文安邢公。达既得之，益兴景慕，用表成轴，悬于堂壁间，以寓朝夕观感之勤。凡往来士夫见之，靡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辄有觅此本于达者。猝无以应之，乃者切摹先生之真，锓诸坚珉，衍以道学派系，附诸先贤赞辞与先生自赞，并年谱世家之大略，署诸学宫先贤祠堂之东，以永其传。庶几往来士夫，与夫凡有血气者莫不具尔瞻，肃尔容，端拜秋阳之皜皜，景仰泰山之岩岩，睹其貌而求其心，得其心而味其道，格物以致知，正心以诚意，不徒付之于诵说向慕想像之间而已也。时成化二十三年夏五月吉。
  由第一段文字可知，此画作是一位名“达”的画者所为，而其所据底本，则来源于“东鲁夫子之裔”所提供的“先生年谱”即《朱子年谱》，以及这本年谱的“印本”。而他“用表成轴，悬于堂壁间，以寓朝夕观感之勤”的，显然不可能是整本的年谱，而是来自年谱中的“晦庵夫子六十岁像”的临摹之作，也就是现存于安徽省档案馆的这幅朱熹半身像。
  据陈荣捷先生《朱子画像》一文，“叶公回所校订之《朱子年谱》，刊于明宣德六年辛亥（1431年）亦有《太师徽国公真像》”，①画者“达”所说来源于“东鲁夫子之裔”所提供的《朱子年谱》，应即此宣德刊本。
  第三段文字为：
  晦庵夫子六十岁像也，其上题语乃当年手笔，久者裂矣。口至建恭谒家庙，因访得之于其曾孙副口讳陞者，口瞻之余曷胜欣幸，望德容而起敬仰，至化而真思人心，固乎顾恋。有小像视此弗类，谨命工依本刻之，以广其传，副末世景仰之意云。
  由上文中可知，画者曾到过建安（今建瓯）朱氏家庙，也见到家庙中“望德容而起敬仰”的朱子像。此后，再见到“视此弗类”，即与这幅画像不太相像的朱子“小像”，感到有推广此先贤画像的必要，故“命工依本刻之”。也许，正是这位名“达”的有心人的推广，才有了此后各地“年谱”刻本中与这幅朱子画像极为相似的朱子形象插图。
  如戴铣编纂的《朱子实纪》十二卷，正德八年（1513年）歙县鲍雄刻本，是一部以朱熹的《年谱》为主，而旁及朱熹生平事迹的其他相关方面的著作。戴铣（？—1508年），字宝之，号翀峰，婺源人。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调南京户科给事中。因上疏请逐刘瑾，被迫害身亡。嘉靖初，被追赠光禄少卿。传载《明史》卷一八八。
  戴铣编纂此书的目的是希望“使读之者有以睹朱子德业之全而兴起焉，得有所据以为希圣希贤之阶”，在于为后学树立一个成圣成贤的榜样，故此书卷首就有“太师徽国文公像”。（图5-7）左侧的文字介绍说：
  右像乃朱氏家庙所藏，文公六十一岁时所写真也，兹谨模置卷端，使学者得以想见大贤道德之气象云。
  这幅来自“文公家庙所藏文公六十一岁时所写真”，刊印于正德八年（1513年）的画像，与上文所说的现存于安徽省档案馆的“晦庵夫子六十岁像”相比，正好晚了26年。虽然《实纪》中的画像，主要是选自朱熹头部的一个特写，但在感觉上，与安徽省档案馆所藏画像其实是具有某种前后传承的关系。只是作为年谱的编者，在计年上，戴铣计算出应是“文公六十一岁时所写真”，而非“六十岁”。其计算依据，陈荣捷先生认为，“相传此《赞》乃其六十一岁对镜自像而自警之语。此亦无据，恐只是因前诗‘苍颜已是十年前’之句，由庆元庚申朱子七十一岁上溯十年为六十一岁，而又因前诗‘把镜回看’，故附会为六十一岁对镜自像耳”。①
  此图在后来问世的《朱子年谱》其他版本中，还多次出现，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刻本，由建安李默重编的《紫阳文公先生年谱》卷首所冠之“文公先生年六十一像”。此图甚至还流传到国外，在韩国大儒宋时烈（1607—1689年）编纂的《文公先生纪谱通编》中的“太师徽国文公真像”，所采用的也是与戴铣、李默所编年谱完全相同的图像。日本宽文六年（1666年）细谷次兵卫刊本影印《朱子年谱》所采用的也是这一幅图像（图5-8）。
  古徽州也是二程的祖籍地，故被后人视为“程朱阙里”。明儒赵滂曾编辑《程朱阙里志》八卷首一卷汇增一卷，成书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高攀龙序称：
  程夫子生洛，朱夫子居闽，人知三夫子洛闽相去之遥，不知两姓之祖同出歙，又出于黄墩之撮土也。天地之气，山川之灵，钟为圣贤，或发于一时一地，或培其先世而发于异时异地，盖上下千古不能几见。然则黄墩者，固千古灵异所钟而歙之最胜事也。
  此书现存清雍正三年（1725年）徽州紫阳书院重刊本。卷二有朱松、朱熹父子像，有二程像。其中，在题为“晦庵文公像”（图5-9）的朱子脸上布满沧桑，是典型的朱子晚年的形象。
  《朱子年谱》中，为数众多的朱子像，主要出现在有清一代。
  现存较早的是康熙二年（1663年）由朱子后裔婺源朱烈订梓的《紫阳朱夫子年谱》，卷首题“明巡按江宁等处监察御史清苑何可化、江南等处提刑按察史蓝润、提学王同春、徽州知府蔺一元、徽州府推官闽县林云铭、婺源知县李脱凡重编，婺源县儒学司训周砥同校，徽国文公十五世孙恩生朱烈订梓”。
  参与此谱“重编”的徽州府推官闽县林云铭曾为此写一篇序，对朱烈所编的年谱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读兹谱者，能以夫子之学为学，再从事于所著述之书，则百节迎刃而解。真儒善治，或可得而再睹，此世道之幸也。”①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谱中没有收入这篇序文，而是见载于林云铭的《挹奎楼选稿》中。
  此谱所载的朱子像名“紫阳朱夫子遗真圣像”，（图5-10）从画面的比较可知，此画像来源于明万历《紫阳朱氏建安谱》。
  建本《家礼》文公图
  ——朱熹画像考之六
  与宋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楚辞集注》等将朱子像置于卷首不同，元明古籍刻本中的朱子画像，更多的是出现在卷中。诸如产生于元末的《圣贤图像赞》、《庙学典礼本末》，明孙承恩的《历代圣贤像赞》、吕维祺的《圣贤像赞》、王圻的《三才图会》等等，都是这样。
  王圻（1530—1615年）编纂的《三才图会》，是一部专书性质的类书，书中汇辑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诸家图谱中有关天、地、人（即所谓三才）三个部分的图像，内容分为14门，共106卷。在《人物门》卷七中，有蔡元定、蔡沈、黄榦、朱松、杨时、张载、邵雍、程颢、程颐、周敦颐和朱晦庵像。人物的排列不能以生活年代先后为序，由此可知此书编者对历史并不熟悉，故有此错乱的随意排列。《晦庵图像》后有文字介绍说：“朱晦庵名熹，字元晦。除焕章待制，赠太师徽国公，卒谥文。其自曰‘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①画面中的朱子，仅露出上半身，虽然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形象，但却笑容可掬，显得可亲可近。
  王圻，字元翰，号洪洲，上海人。《三才图会》是他和他的儿子王思义撰写的百科式图录类书。成书于明万历年间，该书内容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物，分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等十四门。前三门为王圻所撰。此书有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刻本存世。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此影印出版。
  在明代以前，不管是置于卷首，还是置于卷中，朱熹的画像通常都是一幅，从明代开始，在一些古籍刻本中，已开始出现有关朱子生平的连续性的插图，开此风气之先的，而且在时间上，远远早于《三才图会》一书的，是问世于明初的《孔门儒教列传》。
  《孔门儒教列传》四卷，佚名撰，明刻本。全书图文相辅，每页皆上图下文，表现儒学人物事迹、典故。卷一至三载孔子及其弟子，下延到孟子，共35人；卷四载陶潜至朱熹，共9人。全书有图150多幅。各图均以六字或八字分刻于左右两侧，如孔子“在陈绝粮，讲诵弦歌”、“杏坛设教三千”；颜渊“颜回陋巷乐道”等等。图像刻工朴拙，且大量使用简体字，钱伯城先生推断撰者为元人或元人入明者，书刻于明初书坊。①从版式风格来看，应为明初建阳坊刻本。
  此书有关朱熹事迹的共十三幅，图题大多为六字，以先后为序，分别为“朱松迂（遗）嘱教子”、“朱文公上封事”、“文公募米赈饥”、“文公置立社仓”、“文公提点江西”、“文公表奏仲友”、“孝宗秉烛读疏”、“优人象儒戏帝”、“朱文公焚奏稿”、“蔡元定贬通州”、“文公绝笔”、“著书手授黄榦”和“朝廷追赠元定”。作者的本意，是要通过这些文字，来表现朱熹的一生。而这十三幅图，则是其生平中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的选择。
  朱熹生平介绍的文字部分，大体据《宋史·朱熹传》而有所增损。如第一幅图下的文字云：
  朱文公名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饶州，病亟，属曰：“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人，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就学焉，及举进士，为同安主簿。归，闻延平李侗学于罗从彦，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从之。故其学，以穷理致知，反躬实践，而主于居敬。孝宗初即位，熹上对（封）事，言：“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不可和。”隆兴初，复召入对，言：“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与汤思退议论不合而归。陈俊卿、刘珙荐之，屡召不至。帝曰：“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加（嘉）。”乃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观。
  “孝宗秉烛读疏”图下的文字是：
  及王淮罢，周必大荐熹为提点江西刑狱公事，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对，首言陛下居虚明应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除恶不能去其根，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耶，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遏（阏）；果人欲耶，则坚以遏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帝加（嘉）纳之，乃以熹为崇政殿说书。熹辞不至。投投匦进封事，词甚切，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宫及崇政殿说书。
  由于前无类似的刻本作为参考，本书的图与文二者之间的关系显得比较松散，作者似乎是随意从文字中抽取一个片段作为图题，因此，从整体上来说，“上图”与“下文”二者之间，联系并不紧密。
  与《孔门儒教列传》类似的刻本，有明万历年间问世的建阳刻本《朱子家礼》。
  《朱子家礼》最早的刻本是没有插图的，今存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宋刻本《家礼》仅卷首有“木主全式”和“分式”两幅简单的示意图，而与后来的版画插图判然有别，就是证明。故《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五《家礼仪节》条录明丘濬所说：
  文公《家礼》五卷，不闻有图。今刻本载于卷首，而不言作者，多不合于本书。
  说明在明代已出现了将插图“载于卷首”的“刻本”。
  在文中，丘氏还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些插图非朱熹原书所有，诸如——
  《通礼》曰立祠堂，而图以为家庙，一也。深衣缁冠，冠梁包武而屈其末，图则安梁于武之上，二也。本文黑缕而图下注用白，三也。《丧礼》陈袭衣有深衣等物，而不用《仪礼》质杀二冒，图乃陈之，四也。本文大敛无布绞之数，而图有之，五也。大敛无棺中结绞之文，而图下注则结于棺中，六也。《尺式图》下载天台潘时举说，末识岁月曰嘉定癸酉。是时距文公没时庆元庚申，十有三年矣，岂可谓为文公作哉！①
  在此基础上，四库馆臣还以南雝旧本为例，认为“图散于各章之中，庞杂错落，殊无伦叙。其《香案图》前以二丫髻童子执幡前导，如释家之状，决非旧图所有，亦决非濬之所为，盖又坊刻所窜乱者也”。②其实，朱子当年编纂《家礼》，没有插图，并不是什么值得称许的优点。其主要原因在于，《家礼》一书，因文稿遗失，朱熹在世时并没有刊行，文字尚且不保，怎么可能制作插图？故后人在刊行，或撰注、改编刊行之时，适当地增加一些插图，使读者能结合文本，方便阅读和理解，实在不应横加指责。关键在于，要让读者明白，哪些是朱熹的本文，哪些是后人所增，后人所增只是作为理解朱熹原文的参考，则所谓“窜乱”之说也就不成立了。
  笔者在此本无意于对《家礼》的插图作出全面的评价，只是对产生于明后期的建阳书坊刻本、明丘濬撰《重刻丘阁老校正朱文公家礼宗》一书中的版画插图向读者作一介绍。
  明后期，约万历前后，建阳书坊出现了一批题为丘濬、翁正春、彭滨所撰的有关《朱子家礼》的刻本。诸如有明万历间书林午山熊氏刻本和书林淑明熊氏两个刻本的《重刻丘阁老校正朱文公家礼宗》四卷；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余明吾（良相）刻本，题彭滨校补的《重刻申阁老校正朱文公家礼正衡》八卷；以及有明建邑书林詹张景和建邑书林刘雅夫两个刻本的明翁正春撰《重刻徽郡官板翁太史补选文公家礼》八卷。在这些刻本中，或多或少都有插图。其中，淑明熊氏和午山熊氏刻本在卷首序后都有有关朱熹生平的系列性插图。这是历史上在朱熹著作有古籍刻本中从未有过的现象，故值得大书一笔。以下仅以建阳书林午山熊氏刻本为例，将此刻本中有关朱熹生平的版画插图作一简介。
  此本书名《重刻丘阁老校正朱文公家礼宗》，共四卷，每卷首页第一、二行题“阁老琼山丘氏校正、书林午山熊氏梓行”。款式半页十行，每行大字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同。每卷除了与内容密切相关的众多示意图，如卷一有《祠堂三栋图》、《祠堂时祭陈设之图》、《家众叙立之图》、《神主分式》、《深衣前式》、《深衣后式》；卷二有《新妇入门》、《礼妇图》；卷三有《本宗五服制之图》、《方相图》、《香案图》；卷四有《立春祭先祖图》、《墓祭陈馔图》
  等数十幅示意图之外，卷首有专门介绍朱熹生平事迹的版画十一幅。图的版式为每半页一图，图上方有一小横格楷书四字，为图题；右上方一小竖格，为纪年。
  第一幅图为《朱文公像》，右竖格为“宋高宗十年”（绍兴十年，1140年）。画的是时年十一岁的朱熹，地面上有一幅八卦图，一旁站着一对中年男女，应是朱子的父母朱松和祝夫人。关于朱熹少年画八卦的故事，有五岁在尤溪、八岁在建瓯二说，此又冒出一个十一岁的说法。其根据大概是，嘉靖《建宁府志》卷十一载“宋韦斋先生祠，即环溪精舍，在城南紫芝上坊，……即熹幼年戏于沙上画卦之地”。而朱松移居建瓯，建环溪精舍的时间，正是在绍兴十年（1140年）。①
  第二、三幅图分别为题为“宋高宗十七年”的《建州乡贡》，和题为“宋高宗十八年”的《敕赐进士》。表现的是朱熹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八月举建州乡贡，十八年（1148年）四月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后，衣锦还乡的情景。两幅画中的朱熹，都骑着高头大马，护卫前呼后拥。在朱熹的头顶上，居然还出现了伞状的“华盖”，显然，这是作画之人想当然的产物。
  第四幅图是署明年号为“宋高宗二十一年”的《授同安主簿》。历史事实则是，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三月，朱熹赴临安铨试中等，得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但并未立即赴任，而是在家待次，两年后才赴任。
  第五幅图是《受学李延平》，署明年号为“宋高宗二十三年”。
  历史事实则是，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五月，朱熹赴泉州同安主簿任。途经南剑州，首次问学于延平李侗，其禅学所得被李侗所否定。
  第六幅图是《入对便殿》，署明年号为“宋孝宗元年”。
  历史事实是，隆兴元年（1163年）九月十八日，赴行在奏事。十一月六日入对垂拱殿，连上三札，论诚、正、格、致之学，抗金复仇之策和内修政事之道。
  第七幅图是《白鹿洞讲学》，署明年号为“宋孝宗二年”。
  历史事实是，淳熙六年（1179年）四月，朱熹抵南康军。十月，发布《白鹿洞牒》，上状申修白鹿洞书院。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建成。行释菜之礼，自任洞主讲学。作《白鹿洞赋》，定《白鹿洞书院学规》等。
  第八幅图是《武夷精舍成》，署明年号为“宋孝宗四年”。
  史实是，淳熙十年（1183年）正月，朱熹开始营建武夷精舍。三月，作《行视武夷精舍》诗。四月，武夷精舍成，四方学者云集。自作《武夷精舍杂咏》，韩元吉为作《武夷精舍记》等。
  第九幅图是《始野服见客》，署明年号为“宋孝宗五年”。
  据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庆元五年（1199年）夏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致仕，拜命谢表，始用野服见客。”
  第十幅图是《葬祝孺人》，署明年号为“宋孝宗六年”，下特别加小注“是年家礼成”。
  按，乾道六年（1170年）春正月，朱熹葬母于建阳崇泰里后山寒泉坞。在墓侧建庐，名寒泉精舍。在此守丧、讲学和著述。《家礼》成书时间，李方子《年谱》有“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忧，居丧尽礼，参酌古今，因成丧、葬、祭礼，又推之于冠、昏，共为一编。命曰《家礼》”。方大琮《家礼附注后序》也认为“文公先生《家礼》，今士大夫家有之。初，乾道己丑（五年，1169年），成于寒泉精舍”。束景南《朱熹〈家礼〉真伪考辨》①认为，李方子乾道五年九月之说可信，而洪去芜、李默《年谱》据此推断出的乾道六年（1170年）则有误。
  第十一幅图是《朱文公像》，右侧为“从容乎礼法之场”，左侧为“沉潜乎仁义之府”，状若一幅联语。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这些版画插图的作者，对南宋的纪年缺乏基本的了解，以致出现许多不应有的错误。如宋高宗有建炎、绍兴两个年号，孝宗有隆兴、乾道、淳熙三个年号，孝宗之后还有光宗绍熙、庆元等年号，均茫然不知；以致出现以“宋高宗十年”、“宋孝宗元年”这种以帝号代替年号的低级错误。在此错误的基础上，又进而出现淳熙七年（1180年）在白鹿洞讲学错为“宋孝宗二年”；淳熙十年（1183年）建成武夷精舍，错为“宋孝宗四年”；庆元五年（1199年）夏四月始用野服见客，错为“宋孝宗五年”；乾道六年（1170年）春正月，朱熹葬母于寒泉坞，错为“宋孝宗六年”，这种系列性的年号错误。
  由于对朱熹生平的事迹均缺乏基本的了解，在这些画作中也出现了不少不当之处。如画卦的地点不应在平地上，而是在“沙洲”；现场的“观众”不应是其父母，而是一群同龄人；“宋高宗二十一年”授同安主簿，只是在家待次，不应出现衙门大堂高坐的场景；从学李延平的确切时间不是“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诸如此类。
  尽管有以上这些不足之处，作为描绘朱熹生平的版画插图，此刻本仍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首先，此书是我国出版史上最早出现的有关朱熹生平事迹的系列性版画插图。而在此刻本之前，很少有出现有关朱熹生平的图片，即便偶尔有这类图片出现，数量也只是一到两幅而已。如现存最早的民间日用百科全书，元至顺间（1330—1333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书中后集卷五《先贤类》有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等人的全身像。其中有关朱熹的，不过仅仅一幅。①成书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刊行于正德八年（1513年）的《朱子实纪》，是明代学者戴铣编纂的一部有关朱熹生平事迹的专书，此书有关朱熹的图片，也只是在卷首有一幅朱熹的半身像。
  而这部产生于建阳书坊的坊刻本，却一反此前的刻书传统，一口气从朱熹的生平事迹中选取了十一个片段，创作了这一系列性的，与单个画面相比，堪称“鸿篇巨制”的画作！
  从作者选取的朱熹生平的十一个生活场景来看，有童年聪颖向学，从学李侗，入对便殿向帝王讲说正心诚意之学，重建白鹿洞书院并讲学，创建武夷精舍广招弟子，晚年野服见客，以及对镜写真自书“从容乎礼法之场”，等等。作者似乎有意通过这些系列性画面，来反映朱熹的一生。由于作者对朱熹的生平并不是十分了解，对他的历史功绩也缺乏正确的把握，所选取的画面也未必到位，画面虽然“系列”却未必“连续”，但对普通读者而言，已约略可知朱熹的事迹。如果按此逻辑地发展，应该在此后的古籍刻本中，有关于朱熹事迹的连续性插图本，或可称为介绍朱熹生平的“连环画”出现，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未能发现。即便如此，与此前的刻本仅偶尔有孤零零的一两幅朱熹像相比，此书之插图，已堪称蔚为壮观！这便是此书在出版史上最重要的贡献。而这一贡献，并不是由更具实力的官府刻书和私家刻书机构作出的，而是由来自民间的，一向不入正统的藏书家和文人学士法眼的书坊、书商所为，这便是我要向今天的读者推荐此书的理由。
  两岸宝笈话馆藏
  ——朱熹画像考之七
  珍藏在各地博物院的朱子画像虽然数量不多，但大多为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精品。其中，藏品最为集中，且所存画像历史最为悠久的，是在明清时期可视为“皇家博物院”的故宫南熏殿。
  故宫南熏殿始建于明，位于武英殿的南面。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高宗弘历巡阅内府所藏，发现库存历代帝王后妃、圣贤名臣肖像有斑驳脱蚀、逐渐坏损之虞，乃命工部将内府所藏画像重新装裱，并将这些图像改贮于南熏殿中，因此这批图像也被称作“南熏殿图像”。嘉庆二十年（1815年），清仁宗下令将南熏殿图像收入《石渠宝笈三编》。受命编纂的胡敬又另编《南熏殿图像考》二卷，对这批画像的流传、收存和画中人物一一进行了考证记述。南熏殿图像历经宋、元、明三代累积而成，凡卷、册、轴100多件，图像580多帧。这些珍贵的画像，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人所共知的原因，其中有一部分，包括朱熹画像在内的“宝笈”，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从北平故宫被转徙到台湾，现珍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这就形成了这些珍贵的历史画像被分储于两岸博物院的格局。
  据《石渠宝笈三编·南熏殿藏一》所载，南熏殿图像分别有《圣君贤臣像》、《历代圣贤名人像》、《历代圣贤像》和《至圣先贤像》等画册，而在《历代圣贤像》和《至圣先贤像》这两部画册中分别各有一幅朱熹像。
  其中，“《历代圣贤像》一册。本幅，纸本三十一对幅，皆纵一尺三寸五分，横一尺二分。设色画历代圣贤半身像六十有一（按，据胡敬《南熏殿画像考》，应为六十二），各像标题”。①此册收上起仓颉，下迄许衡共62位名贤。其中，两宋理学名贤有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杨时、张栻、吕祖谦、蔡元定、蔡沈和真德秀等，朱熹名列第56位。②此像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即台湾曾于上个世纪发行的“朱熹”邮票的图像底本。（图7—1）据著录，此图42.6厘米×34.6厘米，被收入台北《故宫书画录》卷七，第64—66页（图7-2）。③这也是陈荣捷先生《朱子画像》一文中所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更有一幅。纵四十二点六厘米，横三十六点四厘米（按，应为三十四点六厘米）。一面为像，一面为说明题款七八行，字甚劣，云‘朱晦庵名熹……’最后录其《书画像自警赞》。”④
  另一册名《至圣先贤像》，《石渠宝笈三编·南熏殿藏一》著录说：“本幅，纸本六十对幅，皆纵一尺一分，横七寸六分，设色画至圣先贤半身像百有二十，各像签题。”此册收上起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下迄元代魏国公许衡鲁斋，共120位名贤。其中，两宋理学名贤有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吕祖谦等，朱熹名列第117位，第118位是张栻。①
  这幅画像即陈荣捷《朱子画像》一文中所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又藏一幅两面全身像。一面为‘徽国公朱熹’，右颊有七黑子，一面为‘华阳伯张械’。两面均纵三十三点三厘米，横二十四点三厘米。”这幅“至圣先贤半身像”见载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书画录》卷七第四册，第59页。（图7-3）
  以数量而言，台北故宫博物院可能是当代珍藏朱熹画像最多的博物院。除了《南熏殿图像考》中著录的两幅画像之外，还有一幅是该书未曾著录的。陈荣捷《朱子画像》一文描述此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朱子半身像。右上角隶书题“宋徽国朱文公遗像”。纸本纵二十八点三厘米，横二十二点四厘米。无款印，纸色已黄，闻来自清宫。朱子右颊有七黑点。额皮有皱，比前像约长二十岁，而庄严温厚，则且过之。《故宫图像选粹》、《朱熹牍册》、《宋朱熹吴说墨迹》均印此像，可云朱像中之精粹。拙译朱子《近思录》与一九八二年国际朱熹会议之秩序表与布告，均采用之。拙著《朱学论集》与《朱子门人》两书封面亦用之，惟影片反底为面，黑痣由右颊移至左颊矣！（图7-4）①此画像经过陈荣捷先生在国际会议的推广，和他在台湾出版的几部朱子学研究专著封面上的使用，逐渐被世人所认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世界朱氏联合会在评定朱熹的标准像时，此画像被评为三幅标准画像之一。近年来，在两岸朱子学的交流活动中，此画像多次成为会议的会标，特别是台湾朱子学研究会、台湾朱氏宗亲文教基金会的成员将此画像或印入名片中，或与《朱子家训》制作成小型印张分发给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从而使此画像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所知晓和认同。
  对此图的来源，陈先生仅用“闻来自清宫”一语带过，语焉不详，以下略作考证。
  此图清代原存南熏殿延春阁，民国时期存北平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十三”著录《宋朱子尺牍一册》云：
  本幅，纸本，接幅。纵一尺三分，通横二尺九寸五分。草书。“八月七日熹顿首启，比两承书。”（按，以下即《秋深帖》全文，此略）
  前幅，墨画朱子像。题“宋徽国朱文公遗像”。隶书，无款印。
  后幅，题跋。《题晦庵翰墨卷后》：“右晦庵翰墨文卷，乃有宋沈著舜卿出杂色倭纸，奉邀徽国朱文公走书晋彭泽令陶渊明《归去来辞》。（下略）正统八年辰在癸亥秋菊月节日，潮州府海阳县儒学教谕三山晏宁书。……”①
  由上录可知，此“宋徽国朱文公遗像”在前清收藏于延春阁时，并不是一个“单件”，也没有收入圣贤画册中，而是“朱子尺牍”书册的重要组成部分——“前幅”。馆臣对其仅有“墨画”、“题‘宋徽国朱文公遗像’，隶书，无款印”等简要描述，与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朱子半身像全部相同。据《宝笈三编》的编者按，此后幅晏宁的跋，与本幅以及朱子像关系不大，内容是朱子书陶潜《归去来辞》，并非跋本幅，“当由收藏家以跋语亦为朱子书而作，故附装册后耳”。②
  除台北故宫博物院所珍藏外，在台北“国家”图书馆也藏有“历代名人图像”画稿若干，如张横渠、张宣公、宋文公、王文公等。其中，张横渠是张载，张宣公是张栻，宋文公之“宋”应系“朱”之笔误，王文公则应是“王文成公”之笔误。毫无疑问，这四幅画像全部出自上官周《晚笑堂画传》，是一位未知其名的画者的临摹之作。这些画像与上官周原作不同之处有二。一是上官周的原作，我们现在见到的，都是黑白作品，而临摹之作则全部是彩色的。二是原作中的文字部分，在临摹的作品中全部被删除，为了填补因此造成的空白，画者在原来的文字部分或是增一个花盆，或是添一束花朵。只是画者对历史太陌生了，大名鼎鼎的朱文公竟错成了“宋文公”（图7-5），也由此可知，这些画像的问世时间不会太早，甚至有可能是对历史有隔膜感的现代人所为。
  在祖国首都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院，现存一幅朱熹像，是彩色图像。朱子的目光深邃，炯炯有神，显得坚定而刚毅。与传统的朱子像最大的不同，是此画中的朱子面部较胖，且所戴学士帽无翼，可视为历史上流传的朱子像中的另类。（图7-6）
  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朱子像，是朱熹与另一位不知名者的两人立式全身像（图7-7）。
  陈荣捷《朱子画像》一文载：“一九六一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印行之《宋朱熹书翰文稿》，有两人全身合像。卷末杨仁恺附记于辽宁省博物馆云：‘画像为两人，右立的清瘦白须老人，面上有痣者便是朱熹。’此《附记》并未明言左立者为谁。衣冠两人相同，年岁亦相若。左立者身材比较肥大。两人略斜对面，而画中左立者稍后，或以示其长幼有序之意。《附记》亦未说明原画现藏何处。然《书翰文稿》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则原画亦想必为所藏。朱子右颊有七黑子，并有长须。右上下角与左下角有收藏家四印。朱子相又放大印于下页。左立者疑是张栻南轩（1133—1180年），年岁似五十余。然张栻卒年四十七，其时朱子五十一岁。倘若此像果是二贤，则必后人绘之以纪念二贤之道终同一耳。”①
  这幅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朱子像，又被收入2008年黄山书社出版的《历代法书真迹萃编·宋朱熹法书选——行书信札及文稿》一书中。此书的主体部分，实由朱熹的两幅法书所组成，最早的历史著录，见载于《石渠宝笈续编》“养心殿藏二”，题为《朱熹二帖一卷》：
  本幅，宋笺本三幅。
  第一幅，纵一尺六分，横一尺八分。白描二人小照，儒者衣冠，无名款。
  第二幅，纵一尺五分，横一尺四寸五分。草书。“七月六日，熹顿首。（按，以下内容即《致表弟程洵帖》，下略）”
  第三幅，纵九寸二分，横三尺六寸。草书。“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诚，乃物格知至以后之事。（按，以下内容为朱熹《大学或问诚意章》，下略）”①
  如上所述，《朱熹书翰文稿》的主体部分即“本幅”，由三幅书画作品构成。第一幅是朱子画像；第二幅是朱子手书《七月六日帖》，是他寄给表弟程洵（字允夫）的回函，故又被后人称为《致表弟程洵帖》；第三幅是朱熹《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朱熹书翰文稿》的“后幅”即元明时期书家、藏家的题跋、题识，由元鄱阳朱公迁、德兴傅贵全、著名学者虞集、李祁、汪泽氏、赵汸，和明代的文征明等11位元明书家题识组成。
  著名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认为：
  册中的朱氏画像“活脱圆融”，确得写真的妙谛。从传神的特点说，能抓住对方的精神实质，尽管朱氏去我们已经七八百年，仍能体会到这位理学家宁静的表情，具有很深的素养，虽然是须眉皆白，而阿堵中却显现出充沛的活力，使你觉得他依然还有生命似的。这一点，不能不归功于画家传神技法的高超。……站在朱氏身旁的一位中年人，面对朱氏似有所语，或者是质疑问道，从朱氏深思的神态中也多少可以看出一些。至于他究竟是谁，元时人的题识没有提及，也不可能提及。今天，我们更不好有所附会，只能存疑而已。①
  2007年9月至11月，在苏州博物馆新馆展出的，以“石渠宝笈·唐风宋韵”为主题的《辽宁博物馆清宫散佚唐宋国宝书画苏州特展》中，朱熹的这幅书翰文稿也在展品之列。据主办方辽宁博物馆的文字介绍：
  前段纵33.5厘米，横34厘米，后段纵28.2厘米，横113.6厘米。……此翰札书体，不拘一家，信手而出，不事雕琢，独见自然之美。运笔迅急，势如破竹，前呼后应，加强了整体感。尽管无意求工，而转折自如，点划波磔，无一不合书家法度。行笔中稍敛笔锋，且带有几分方劲的隶意，又隐约看出受苏轼笔法的熏陶，有筋有骨，姿态韶秀，气格坚凝，深沉古雅。
  与陈荣捷先生认为“左立者疑是张栻南轩”，杨仁恺先生只作“存疑”而“不好有所附会”不同，主办方认为“此卷《朱熹书翰文稿》，引首绘有朱熹本人与程洵画像”。之所以得出是程洵的画像，是因为书翰的主体部分是朱熹“致程洵（允夫）书札”、“和《中庸或问诚意章》注释书稿。”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主办方还对朱熹的书翰文稿的历史流传作了简要介绍：
  此卷《朱熹书翰文稿》，引首绘有朱熹本人与程洵画像，另一段为朱氏致程洵（允夫）书札及《中庸·或问诚意章》注释书稿等三部分。据清初鉴藏家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所著录，可知此卷未进入清宫之前，卷中尚有朱氏所书《独游宝应寺》一首，但现不知所在。卷拖尾题跋颇盛，多为元代学者，朱公迁、傅贵全、虞集、李祁、汪泽氏、赵汸等诸家翰墨，世间罕有。
  卷中鉴藏印记58方，最早为元“程氏敬轩家藏书画”白文长方印，最晚为“东北博物馆珍藏之印”朱文方印。此卷在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石渠宝笈》续编、清阮元《石渠随笔》等均有著录。
  此卷《朱熹书翰文稿》元代由程洵六世孙程敏中从金氏书斋重金购得。明嘉靖后，经滁阳孙存（字性甫）、张笃行、孙承泽、卞永誉先后收藏。后入清内府。末代皇帝溥仪逊位之后，以赏赐其弟溥杰的名义将其携出清宫，经天津运往长春伪皇宫。其后辗转入藏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①
  在此，还要对文稿中的第三幅草书“我者是亦似矣”究竟是《大学或问诚意章》，还是《中庸或问诚意章》作一辨正。此文稿在清人孙承泽的《庚子销夏记》卷八中，只称为“《或问诚意章》手稿”，清阮元《石渠随笔》卷三中则将其称为《中庸或问诚意章》。其文曰：
  朱子二帖，卷前画白描二儒者小像。次幅寄程允夫（洵，号克庵）札，次幅《中庸或问诚意章草稿》。据《庚子销夏记》，小像后尚有《独游宝应寺》诗，今佚。①
  阮元此书名为《石渠随笔》，应是读《石渠宝笈》的笔记或短札，但阮元显然并没有认真地阅读原书，何出此言？在《宝笈三编》“朱熹二帖”后幅《前人题跋》中，首条朱公迁跋即言“赵君彦达得晦庵朱子遗墨凡三幅，余友俞君仲谦揭其一，以示余，则《大学》传之五章《或问》也。心画之妙，著书之苦，皆于此见之。……”跋中已明言此乃《大学或问》；最后一条明嘉靖二十四年文征明跋说得更是明白：“右晦庵先生《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较今刊本一字不异，盖定本也。……”其实，就是不读跋文，以阮元清代汉学大师的学识，即便阅读朱子墨迹原文，也能辨出此文应是《大学·诚意章》的内容。之所以会有如此低级的错误，盖缘于朱熹所说的读书不认真，“看得不精，其他文字便亦都草草看了”。②
  最后，还要介绍一幅收藏在安徽歙县博物馆的朱熹像，题为“文公先生真像”，是一幅比较罕见的坐式画像。原图未见，但却两次见到此图的照片和复制件。一见于汪银辉先生著《朱子学与徽州》（2007年铅印本）一书卷首插图（图7-8）。图像上方有大段文字，仅识得“文公先生真像”几个大字，而大字之下的小字，因图像模糊，无法辨认。且在全书正文中，对此图没有文字说明，故对此图的来龙去脉，暂时无从知晓。二见于署名为“徽州寻根馆”以歙县博物馆馆藏为底本制作的“新安朱夫子自画真容”（图7-9），两侧的联语“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原为清康熙之语，与上方的图题均非原图所有，系复制者另加。
  笔者见到此图的地点是台北，是在2011年10月8日“两岸四地朱子学论坛”的会场上。傍晚时分，会议散场，我正和与会的几位教授步出会场，两位来自安徽的朱氏宗亲携带着他们的先祖朱文公的画像，热情地向与会者介绍他们的情况，并送给我一枚精心制作的，以此图为本的朱文公纪念章（图7-10）。说实话，当时，我对这幅画像虽然感觉很陌生，但却很好奇，有要搞清楚此像出处的冲动，于是，按下了快门。这幅来自中国大陆朱子祖籍徽州的画像，在不经意之间，在台北的“两岸四地朱子学论坛”上得以“拜识”，为珍藏在两岸的朱文公“宝笈”增添了新的话题。
  黉宫敬祀一代宗
  ——朱熹画像考之八
  南宋书院的崇祀，在朱熹的倡导下，有两大开先河的创举。一是配祀孔门四大弟子，即所谓“四配”，二是从祀本学派的先贤。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任南康知军。四月，在南康军学立濂溪周先生祠，主祀周敦颐，而以二程配祀，此为全国祭祀学派先贤的创举。张栻《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说：朱熹在南康，“首以兴教善俗为务，乃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学宫，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贻书其友人张某曰：‘濂溪先生尝领是邦，祠像之立，视他州尤不可以缓，子盍为我记其意？’”①朱熹本人亦作有《奉安濂溪先生祠文》②。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又将此做法引入他所创建的建阳考亭沧洲精舍。他采用了释菜古礼，撰写了《沧洲精舍释菜仪》，以及《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主祀孔圣，而以颜渊、曾参、子思、孟子配祀。此为最早的祭孔而以四大弟子配祀。朱熹之后，书院崇祀孔圣和四配几乎成为定例。
  与此同时，朱熹认为周、张、二程、邵雍、司马光和李侗等继承了孟子的道统，因此在书院中祭祀这些先贤是理所当然的。他在《沧洲精舍告先圣文》中叙述道统自尧舜传至孔子，中经颜、曾、思、孟发扬光大，此后道统失传，一直到北宋周、张、二程和司马光才继绝续断，道统得以重续。朱熹通过书院的祭祀活动，把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通过庄重的祭祀仪式演示给及门弟子，并进而在他们心中扎下根来。
  绍熙五年（1194年）十二月，建阳考亭沧洲精舍初成，朱熹在此首次举行释菜之礼，祭祀先圣先贤。因条件所限，这些接受顶礼膜拜的先贤，据朱子门人叶贺孙所记，只是“纸牌子”上的一个名讳而已。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纸牌子”被换成了画像。在《朱文公文集》卷八五中，我们可以读到濂溪、明道、伊川、康节、横渠和涑水的《六先生画像赞》，以及《张敬夫画像赞》、《吕伯恭画像赞》等。这里的“赞”，应是有了“像”之后的产物。
  很自然的，朱熹逝世后，在与他有关的书院中，悬挂他的画像祀奉，应是天经地义之事。门人陈宓在《黄勉斋先生云谷堂记》一文中说：
  某少时侍先公正献，每令诵文公朱先生书。淳熙间，先生来访先公，于敝庐今仰止堂即其寓馆。某时与弟宿立侍，未有知也。厥后思见先生而不可得，闻勉斋黄先生尽得其道，宦游江浙又不可得见。嘉定丙子岁，某自外府丞丐外，得垒南康道，出建阳，拜朱先生像于考亭精舍，遂获拜黄先生师焉。②嘉定丙子岁系公元1216年，时距朱熹逝世的庆元六年（1200年）已16年，陈宓于这年赴南康知军任，途次建阳时，“拜朱先生像于考亭精舍”。
  这可能是明确有文字记载的，在朱熹所亲手创建的书院中出现较早的有朱熹本人画像的历史资料。
  之所以说是“较早”，是因为位于泉州石井镇（今安海）的石井书院，张挂朱子像供学人瞻仰可能更早于考亭。石井书院始建于建炎四年（1130年），原名鳌头精舍。这年八月，朱松任本镇监税，绅士黄护为之建此书院，作为课业讲学之所。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官同安主簿，曾数往来于石井，访求其父遗迹，并与士绅讲论义理于精舍之中。嘉定四年（1211年），镇官建安游绛上书给知府，以求修复。时任泉州知府的泰宁邹应龙准其所请，拨公帑40万以倡修，并在原基础上加以扩建，更名为“石井书院”。当时朱熹三子朱在正官泉州通判，因此负责扩建工程。书院规模如州县学之制，建有大成殿、尊德堂，富文、敏行、移忠、立信四斋，绘朱松、朱熹父子二人画像于尊德堂，分室而祀之。①此后书院建筑物代有兴废，今存清光绪年间重修的门台、大殿及两庑等遗迹。
  文学大家刘克庄在为泉山书院写的记文中，描述了晚宋朱子理学被推向崇高的历史地位之后，在朱文公的始生之乡，侨居之里，宦游之郡，“与乾淳诸老讲贯切磋之处，往往肖其像，庋其书，聚成学之士，敬事而传习焉”的盛况，具体地点“如徽、如建、如南康、如清漳、如潭衡，曰精舍、曰书院，皆奎画扁，或郡文学兼领，或别置师弟子员，规式略如白鹿”。②按，泉山书院在泉州。咸淳二年（1266年），知州赵希悰（号见泰）始建，乃利用泉州城东的一座废寺之基而创。书院颇具规模。除了朱文公的“肖像”之外，据载：
  前为燕居堂，夫子危坐，颜曾思孟跪侍，两堵则图濂溪、二程、邵、张、涑水六君子，沧洲之制也。堂下则图先贤芸阁吕氏、龟山杨氏、河东侯氏、文定胡氏、籍溪古氏、草堂刘氏、豫章罗氏于右庑；上蔡谢氏、广平游氏、和靖尹氏、韦斋朱氏、致堂胡氏、屏山刘氏、延平李氏、南轩张氏、东莱吕氏于左庑，几之制也。为文公祠，以勉斋黄氏、远庵赵氏、西山真氏、复斋陈氏配。①所谓“沧洲之制”，指的是遵循朱熹考亭沧洲精舍祭祀先圣先贤的书院制度。除了孔子和四配之外，还有北宋六子，以及与程朱理学关系密切的两宋先贤，下及朱子的四位门人，且每人均有肖像，即文中所说的“图先贤”，为先贤绘制图像，张挂在书院，或堂前，或堂下，或左右两庑。
  元富珠哩翀在《知许州刘侯民爱铭》一文中，记元初刘民之在任许州路总管时，重视教育，推行朱子理学。称其“先贤貌影，自濓溪及紫阳朱子像，而祠于学”。②
  除以上的历史记载之外，在同安的大同书院，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了据说是现存最早的“朱熹画像”。高令印教授在《朱熹事迹考》③、陈荣捷先生在《朱子新探索》④中先后有介绍。此朱熹像，虽被称为“画像”，实应为石刻，故我们将在下文探讨朱熹石刻像时专门讨论，此暂时略过。
  同安大同书院，原名文公书院，始建于元至正十年（1350年），后经朝廷赐额，改名为“大同书院”。地点原在同安城隍庙左。数年之后，此书院不幸毁于兵火。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曾另择地重建，后又遭倾圮。明赵瑶《大同书院记》说：“大同书院旧在学宫之东，元至正间邑令孔公俊建之，以祠紫阳朱先生，……一经兵燹废而莫举，寥寥几二百年于兹矣。”①同安著名学者林希元《重建文公书院记》记同一所书院，于至正甲午（1354年）与官办儒学“悉毁于寇。成化壬辰（1472年）邑令无锡张侯逊又择地于东门，重建文公书院。前为讲堂，刻公神像于退轩，匾曰‘畏垒庵’”。嘉靖间，林希元曾对有关当局多次呼吁要重建文公书院。为了寻找一块适合建造书院的风水宝地，他曾多次陪同有关官员上大轮山实地考察，最后选择了此山重建书院。对此书院的地点和优美风光，林希元有一段很好的描述：
  登堂四望，背若负扆，前若凭栏。一水环腰如带，两峰齐出如车轮。同山东峙，西山夕照，同之山川惟是专其美焉。文笔三峰秀出于其北，天马、金鞍、宝盖三山森列于西南；鸿渐东翔而倚天表，莲花西吐而插云端。大海前襟，岛屿出没如画图。凡同有名之山，咸于是献其美焉。天地之化，相禅于无穷，山川景物因时而变，无尽状。经营之始，不图其胜之至于斯也。予闻君子之学，有藏修，有游息，咸取助于山川杏坛之教，舞雩之游，沂水之浴，武夷九曲之歌，皆其著者。……其于学者之藏修游息所助为不少，宁不继美考亭，上望洙泗也欤？②
  从书院的历史来看，这座经元末兵燹，且几经迁址重建的书院中，能有如高教授所说的南宋嘉定，或元至正年间的朱熹石刻像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大同书院的朱子石刻像，能如林希元记文所说的成化壬辰（1472年）所“刻公神像”，就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从各地书院刊印的书院志这一角度来考察，现存于《南溪书院志》卷首的《文公先生真像》，则可能是流传于明代的各地书院中，而存世于当今为数不多的朱子画像之一。
  此志书现存最早的是明万历刻天启重修本，卷前有朱熹的父亲朱松《韦斋像图》（图8-1）和《文公先生真像》（图8-2）两幅。《韦斋像图》由尤溪县教谕纪廷誉书写《刻韦斋先生像引》，《文公先生真像》则由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大梁杨四知书写《刻文公先生像跋》。图上方书写“文公先生真像”，右侧由杨四知书赞“道衍濂洛，统承洙泗。集诸儒之大成，阐六经之精华。遗像清高，报祀弗匮”。以此图来对照明初著名学者金华宋濂（1310—1381年）的《宋九贤遗像记》中对朱熹的描述（参拙文《紫阳遗像壁间开——朱子画像考之二》），其最大的区别就是宋濂笔下的朱文公是全身像，而《南溪书院志》则是半身像。由此可知，宋明时期，朱子的画像，曾经是有过各种不同的版本。
  明万历刻本张柔等纂《虞山书院志》卷三《宗像志》中有题为“朱子”的半身像，（图8-3）右上角文字：“朱子名熹，字仲晦，宋新安人。为焕章阁待制，年七十一岁。”其赞云：“万简千编，君子独劳。仰古人之删述而继续之，以开示来世，劳于无穷也。君子哉，古人之道仰之弥高。明学人耿橘顿首书于友朱精舍。”①虞山书院，在江苏常熟，原名文学书院。元至顺二年（1331年）始建。至正末毁。明宣德九年（1434年），知县郭世南在县学西侧重建，改名学道书院。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经选址改建，恢复文学书院旧名。万历初被毁，三十四年（1606年），知县耿橘重修，更名为虞山书院，堂中镌先贤像，两庑镌贤哲像。有《虞山书院志》刊行于世。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长沙府同知赵宁编纂《长沙府岳麓志》八卷。卷一有朱文公半身像（图8-4），像后有山阴后学赵宁题写的识语：“孔孟之道，宋儒是萃。肇自濂溪，紫阳明备。著述久垂，斯文不坠。维此潭州，过化之地。书院重新，遗容爰贲。仰止高山，羹墙寤寐。山阴后学赵宁敬识。”①赵宁字管亭，一字又裔，山阴（今绍兴）人，康熙中官长沙府同知。
  清董桂敷撰《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嘉庆十一年（1806年）刻本。卷二有《子朱子像》（图8-5），为朱子半身像，圆月状，画像上方图题为“紫阳夫子遗像”，一见便知取自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后为“明英宗像赞”。董桂敷，字小槎，婺源人，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充国史方略馆纂修官，著有《自知室文集》四卷。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杨毓健撰《重修南溪书院志》卷二《文公像》（图8-6），也是身着朝服，手捧朝笏，头戴王侯之冠，俨然一幅民间素王的气派。此图显系从《紫阳朱氏建安谱》中的“九世祖文公真像”所复制。
  杨毓健，字力人，号荆斋，湖广长阳人，贡生。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任延平府通判。五十六年（1717年）于尤溪县署重修并刻印《南溪书院志》四卷首一卷。民国《尤溪县志·政绩志》载：“杨毓健，字荆斋，……笃志正学，有德于民，而尤毅然于先贤遗迹。重修南溪书院，葺毓秀亭，纂《南溪志》。又详请御笔亲书‘文山毓哲’四大字匾额，颁赐书院悬挂。煌煌巨典，乃出于代庖者之请题，其见识过人远矣。”
  晚清戴凤仪（1850—1918年），号敬斋，一号希朱，福建南安县人。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所编纂的《诗山书院志》，可能是福建书院中编纂最晚的一部书院志。与其他书院志不同，此志书竟然收入了两幅朱子像。这两幅朱子画像的质量都不算高，但其创意则颇值得玩味。
  第一幅名《朱子遗像》（图8-7），左半页录有朱子四十四岁时所作《写照铭》和《对镜写真铭》。
  第二幅名《朱子后像》（图8-8）。后加按语说：
  遗像乃朱子六十一岁时对镜写真也，威仪整肃，备体中和，瞻之如见当年气象。后像则国朝升配十哲之次，所塑祀于正殿者也。敬依二像，摹于简端，俾都人士，展书瞻仰，恍然于先贤道范，久而弥尊云。①
  所谓“遗像”与“后像”的区别在于，“遗像”乃朱熹对镜写真自画，穿的是“野服”；“后像”乃后人所绘，表现的是“民间素王”的形象。其背景是，从南宋后期，宋理宗下诏朱熹从祀孔庙，并将其尊为与周、张、二程并列的五大道统圣人地位，此后，一直下延至清，历朝均有褒崇。到清康熙间，又“升配十哲之次”，由此获得“先贤道范，久而弥尊”的地位。无意之中，作者似乎通过这两幅图，表现了朱熹生前屡受贬抑，和身后屡受褒扬，荣辱不一的命运。
  威仪整肃石刻像
  ——朱熹画像考之九
  朱熹的石刻像，现存最早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同安大同书院发现的“朱熹画像”。（图9-1）高令印教授说：“像高二米，宽零点八米。原嵌在同安大同书院的墙壁里，外塑朱熹泥像。历来世人很少知之。‘文化大革命’中书院倒塌，泥像毁圮，石像现出。这幅画除朱熹半身形象外，无说明、落款等任何字样。据初步研究，他可能刻于南宋嘉定（1208—1224年）或元至正（1341—1367年）年间，是现存最早的朱熹画像。……这幅朱熹画像与现存朱熹各种画像的形象都有很大的不同，有待进一步研究。”①
  在后来出版的《朱熹事迹考》一书中，高教授对此又作了进一步说明，并坚持认为“在所发现的朱熹画像石刻中，有一幅可能刻于宋嘉定或元至正年间，是现存最早的朱熹画像石刻，最为珍贵”。①
  1983年8月，陈荣捷先生到同安，曾对同安的两幅石刻像作了考察。他在《朱子画像》一文中，把建瓯和建阳博物馆收藏的朱熹石刻列为一、二、三，同安则为四和五。他说：
  福建第四块乃在同安发现。据高教授云：“像高二米，宽零点八米。原嵌在同安大同书院的墙壁里，外塑朱熹泥像。历来世人很少知之。文化大革命中书院倒塌，泥像毁圮，石像现出。这幅画除朱熹半身形象外，无说明、落款等任何字样。据初步研究，他可能刻于南宋嘉定（1208—1224年）或元至正（1341—1367年）年间，是现存最早的朱熹画像。”……这幅朱熹画像与现存朱熹各种画像的形象都有很大的不同。有待进一步研究云。
  福建之第五石刻亦在同安。予同年（1983年）八月先访同安。游市外大轮山。上登为梵天寺。禅堂在其旁。禅室左旁为佛祖堂。堂后地甚荒芜，已无路径。禅堂大师带领攀登。数十米许到一废墙，坛上有石刻朱子正面半身像，高约一米二，宽约六公寸，右耳比左耳长。无七黑子，亦无款识。大师谓：“此是朱子六十一岁对镜自写之像。此址原为讲经堂，朱子曾讲经于此。文化革命破毁”云。无七黑子，又无对镜自画像之说明，岂是此等传说未兴以前之作品耶？抑所以纪念朱子之在同安（1153—1157年）时尚年青耶？②（图9-2：陈荣捷在同安考察朱子石刻像）大同书院，元至正十年（1350年）县尹孔公俊创建。至正十四年(1354年）毁于兵火。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重建。不久，书院又被征用为官舍，被迫易地重建。明嘉靖间，同安著名学者林希元在《重建文公书院记》中说：
  成化壬辰邑令无锡张侯逊又择地于东门，重建文公书院。前为讲堂，刻公神像于退轩，匾曰“畏垒庵”。①
  林希元在此所说的“刻公神像于退轩”，应即同安当地的文史专家颜立水先生所认为的，此石刻系“明代成化年间镌刻的朱熹自画像”②的根据。据颜先生的描述，此“石刻像碑高2米，宽0.89米，周边镶刻缠枝S形连续花纹。像为半身，据传是朱熹生前对镜写真自画，身穿儒服，头戴纶巾，拱手正襟，神态自如”。③此石刻即高令印教授所描述的“原嵌在同安大同书院的墙壁里”，陈荣捷所描述的“福建第四块”，而他所说的“福建之第五石刻”，不知是何原因，未见其他人提起。
  除了福建之外，明代在朱熹的祖籍徽州，也有石刻像问世，时在明万历年间。清初，曾官徽州推官的闽县林云铭，应朱子在徽州的十五世孙朱烈之请，撰写像赞，其中有云：
  夫子原有石刻旧像，传自有明万历年间，岁远漫灭。裔孙烈重开生而付锓，以垂永久。属余为赞。余思夫子以徽籍而始终于闽，余生于闽而理徽最久。两地相遭，信非偶然，乌敢墨然而已。第读夫子之全书，辄生向若之叹，又不能置一词，惟述其向往之诚以见愿学之志云尔。
  绍先开后，绝学在闽。从容沉潜，实践于身。哲人虽远，羹墙可新。读书论世，如见其人，大小二像，何资拱辰。千百年来，服教畏神。道与之貌，万禝勿湮。郭拱辰为夫子写大小二像逼肖，夫子有序送之。①
  在文中，林氏追溯了朱子裔孙朱烈欲重刻朱子石刻的缘由，是因为“传自有明万历年间”的朱熹“石刻旧像”，因“岁远漫灭”，目的在于“述其向往之诚以见愿学之志”，表达了他对朱子的尊崇之意。文中的郭拱辰，是与朱熹同时代的一位福州籍的善画人物的画家，曾为朱熹作大、小两幅肖像，朱熹作序赞为“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为此作《送郭拱辰序》，载《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其详情，可参阅上文《郭生挥写最超群——朱子画像考之一》。林氏此文的意义在于，徽籍朱子后裔刻石的朱子像，几乎不为世人所知，林云铭此像赞，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难得的文献史料。
  朱子的明代石刻像，现存的除了有上文所述同安大同书院石刻外，建阳考亭书院也存有一块珍贵的朱熹自画像明代石碑。此石刻自画像原立于考亭书院集成殿内。石质为墨石，题首刻“徽国文公遗像”，下刻小楷：
  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遗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绍熙五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画面下半部为朱熹全身像。身着儒服，头戴纶巾，端然拱手。其刻工精细，线条流畅，很好地表现了朱熹晚年的风采。石刻现存建阳市博物馆，上半部左右二角和下半部右角有残缺。（图9-3）
  陈荣捷先生对此石刻的描述是：
  予一九八三年九月探访建阳朱子遗迹。文化馆徐贯行先生与建阳县人民政府外事处庄泓女士同游。以文化馆正在修葺，不便参观，乃以车载此石刻来招待所，俾得从容观察（参看页二〇六“朱子遗迹访问记”）。像高一米一十五厘米，宽四十九厘米，厚六点二厘米。像斜向右，与上述三像不同，惟右颊亦有七黑痣。上额刻楷书《书画像自警》全文，题“绍兴五年（一一九四）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再上为“徽国朱文公遗像”。此外无落款或其他字样。此石藏建阳文化馆。从其误写“绍兴五年”观之，疑是后起，然并未因此而有减其历史之价值也。①实际上，此石刻“绍熙五年”中的“熙”字正确，并未如陈先生所说，有“绍兴五年”之误写。
  从现存史料推断，这方来自建阳考亭书院的明代石刻像，有可能是明万历年间的物品。万历间官福建巡抚的杨四知，字元述，号廉峰，大梁（今河南开封）人。他在《朱文公像赞》中说：
  余自七岁时读先生《小学》，睹卷端小像，即知尊礼，遂模写一轴，昕夕瞻拜。一日，问先君，考亭远近，先君曰，去中州数千里。余勃然冀一谒之。然自度他日即寸进北地，人何由能至耶？万历甲申余奉命巡闽，窃自喜曰：可诣夙愿矣。抵建州，谒祠下，重加修葺，瞻遗像，苍颜古貌，乃庆元时旧轴，手题其上者。始知世传，尽失其真。而是轴岁久字迹又磨灭过半矣。呜呼，先生既往，遗像犹存，若更磨灭，后将何睹？乃命有司，刻石祠中，用垂悠远。刻成，谨赞其上。①从上文可知，由杨四知下令刻石的朱文公像，时在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年），地点就在考亭书院。而此前的画像，在杨氏所在的明万历间，已有“磨灭”之忧，流传到现代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而在杨氏之后，又未见有考亭书院刻石的记载，故由此推断，现存于建阳博物馆的这一方朱子明代石刻像，有可能就是明万历年间的产物。
  高令印先生《朱熹事迹考》②、陈荣捷先生《朱子画像》均称“（建阳）文化馆又藏一对镜写真。块最小，损坏不能辨认”。说明在建阳，历史上曾有不止一帧石刻像流传。
  福建省博物院珍藏的朱子像，是一个石刻断碑。馆藏文物介绍说，这是从建阳征集的朱熹自画像碑。像的正上方也刻着：“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余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绍熙五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文字八行。像的下方刻：
  碑旧藏考亭书院道原堂，咸丰戊午（1858年）秋，粤匪毁书院，得此于灰烬中，虽非全璧，窃幸硕果仅存，愈足珍矣。急召匠整理如今式，俾后之景仰先贤者藉以瞻当年气象，且使世世子孙谨守勿失，不忘先人之手泽云尔。时同治甲子（1864年）考亭二十世孙人骥谨识并书。
  朱人骥（1821—1878年），字驺平，号德甫。朱文公第二子朱埜二十世孙。清道光己酉二十九年（1849年）拔贡。曾先后担任考亭书院、政和星溪书院、景贤书院的掌教。掌教即掌管书院教学的人，其职责与山长相同。
  《考亭紫阳朱氏总谱》载其生平曰：
  咸丰癸丑年（1853年）监雍入京陪祭，御赐补官考亭书院掌教。咸丰七年（1857年）督办团练，后钦用直隶州州判，钦加五品衔。道光丙午（1846年）与堂叔枫元、族弟绳祖等督建嘉禾文公享堂，重建文公墓道，置买崇雒谷庄等，重整考亭书院，刊刻《征信录》，又于云谷旧址创立“朱子集注处”碑。咸丰戊午（1858年）考亭书院遭焚毁，又与堂叔枫元、族弟绳祖等迭行禀请重建考亭书院及两庑、仪门、碑亭等处。①
  由此可知，福建省博物院所存的朱子像，是一个晚清的重刻本。
  现存朱熹石刻像最经典的是建瓯市博物馆所藏的朱熹对镜写真石刻像，为清雍正间朱熹裔孙朱玉所模刻。此石刻系1974年建瓯一中师生在作社会调查时，在建瓯朱子后裔家中发现的。①
  据朱玉的说明和落款，此石刻系朱熹61岁时对镜写真，朱玉“依元本钩摹重镌”，所署时间与《文集》卷八十五《书画像自警》相比，多出“绍熙元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之落款。与朱玉自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卷首《题词》相比，此行落款成了小标题，文字略有改动，为“绍熙元年孟春时六十一岁对镜写真题以自警”。此石刻高120厘米，宽80厘米，厚3.5厘米，材质为黑色页石。图像上方亦为朱熹手书《书画像自警》：“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遗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绍熙元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自警词开头“从容乎”之右有椭圆形印章，内刻“紫阳书堂”四字；文末“题以自警”之左有小方印两方，上一方内刻“熹印”，下一方刻“晦翁”。写真圆像之右是关于朱熹生平的小楷直书四行：
  文公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午时，卒于宁宗庆元年庚申三月初九日午时，享年七十有一。历仕四朝，官于外者九考，立朝仅四十六日，自少即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孜孜不知老之将至，发圣人未发之精蕴，集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修身，安贫乐道，乐则行之，忧则达之，诚一代之大贤，享千秋之俎豆欤！碑的左下角刻有识文云：
  家庙遗碑，数罹兵火。后出重镌，皆失其旧。此文公六十一岁绍熙元年庚戌对镜自写真也。威仪整肃，体备中和。谨依元本钩摹重镌，俾海内名宿景仰尊崇，俨然见先贤当年之气象云。十六代孙玉百拜镌石。识文之左有两方款识。上方刻“十六代孙玉”，下方刻“石中”，皆为篆书。碑的右下角刻有篆体方款“南闽阙里”。（图9-4）
  自警文之下方，即石板正中有个大圆圈，圈内为朱熹半身像。神情栩栩如生，是迄今为止学界和海内外朱子后裔、朱氏宗亲公认的“未失其真”的朱熹自画像。此石刻椭圆印章中“紫阳书堂”四字，已透露出此石刻像原版来自五夫紫阳书堂，清朱玉刻只是后来的复制品而已，但由于原版久佚，此清雍正重镌本实际上已成当今海内外朱子后裔制作朱熹像的统一标准。在现存所有的朱子石刻自画像中，在朱子学界和朱子后裔中认同度最高，被世界朱氏联合会认定为是朱子遗像中三幅标准像之一，建瓯所存的朱玉刻石，今海内外仅存，弥足珍贵。此石刻像的拓本，现已不多见，承蒙魏定榔先生的推介，福建省文史馆馆员、画家梁桂元先生收藏的一幅，清晰度颇高，与石刻像的照片能起到互补的作用。（图9-5）
  与建阳博物馆所存相比，此石刻文字与建阳藏本有一重要区别，即绍熙五年为绍熙“元”年。故颇疑前引陈荣捷先生所说误写“绍兴五年”，指的是“元年”误为“五年”，而不是“绍熙”误为“绍兴”，而绍兴的“兴”字之误，盖缘于再版之时排印之误，而非陈先生原文所固有也。
  据有关史料记载，建瓯历史上应不只有这一方朱子石刻像。叶林先生据其堂兄叶积新的回忆，整理了《追忆朱文公诞辰八百周年纪念盛况》一文。其中说：
  1930年9月15日在建州（今建瓯）博士府曾隆重举行过朱熹八百寿辰的纪念活动。……府内正厅中间立着朱熹对镜自描容的大理石真像（像碑高九十三公分、宽五十公分，厚三点八公分）。石像左侧刻着朱熹自警词：“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遗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石像背面有后人对朱熹的七星痣写的五言与七绝：
  一代大儒宗，紫阳天子容。
  七星横右额，秀气见眉峰。
  北斗星横显令容，巍巍硕德大儒宗。
  长垂百世紫阳笔，仰谒遗容凛肃雍。①叶林在文中所记，与建瓯现存的石刻像规格大小，内容画面均有所不同，由此可见是另一个不同版本的朱熹石刻。但除了叶林此文之外，未见第二人再提起过，这方石刻今不知尚在天壤之间否？
  清代，现存的还有福州鼓山水云亭的朱熹石刻像。其横额为“宋徽国文公朱晦庵先生遗像”篆书，右镌刻“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馀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左刻“绍熙五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落款为“大清道光十四年仲冬吉旦三山魏杰敬刊”。（图9-6）该石刻与建阳博物馆所存的石刻可能有某种渊源关系。一是该碑刻也是朱熹全身像，头戴儒士冠，身着宋代士人服。蓄须，端然拱手。且服饰的条纹几乎全然相似。二是书画像自警之文亦作“绍熙五年”而非建瓯版的“元年”。
  陈荣捷先生描述此石刻说：
  吾等八九月两登鼓山。沿山道到涌泉寺水云亭。亭甚小，仅藏十人。传为此是朱子读书处。内有石刻朱子全身像，右颊有七黑痣。上端横款为“宋徽国文公朱晦庵先生遗像”，两旁为正楷“书画像自警”。下款为“大清道光十四年（1834）仲冬吉旦三山魏杰敬刊，宋钟鸣镌石”。高约一米二，宽约七十厘米。①
  此石刻是朱玉之后，又一方署明制作人的石像作品。
  魏杰（1796—1876年），字从岩，号拙夫，又号松筠，晚年别号鹤山樵者，闽县人。著有《逸园诗钞》、《鼓山吟草》、《九峰志》等，其后人将其著作合编为《魏杰诗文集》。①魏杰是晚清闽中诗坛一位重要的诗人，尊崇朱子理学，诗作中颇多这一方面的内容。在《魏杰诗文集》卷首由官桂铨、魏子嘉等撰《魏杰事略》中有专列《崇仰宋代闽学派之祖朱熹》一节。其中说：“公受宋代理学家朱熹思想影响颇深。《逸园吟草》中，有《隐屏精舍用朱文公韵》与《读朱文公纲目》二诗，芳心存史策，千古仰精神，深寄其崇仰之忱。并特在鼓山建一座水云亭，亭内刻朱熹遗像一尊。此亭及朱熹画像均保存至今，可供研究朱子学之参考。”
  庐山白鹿洞书院是朱熹修复的书院，在书院的礼圣殿中，有孔子行教立像，上有康熙手书“万世师表”匾额。后壁左右有朱熹书写的忠、孝、廉、节四大字。殿中有四配像，左右两侧壁有十二贤线雕小像。朱熹像为全身立式，题为“宋徽国文公朱晦庵先生遗像”篆书。像右为朱熹自题“从容乎礼法之场”全文，像左为“绍熙五年孟春良日对镜写真题目以自警。大清光绪十五年仲秋吉旦新安余庭训敬摹”楷书。（图9-7）将此石刻与建阳博物馆藏版相比，可以明显感觉到，此石刻像与鼓山水云亭版相同，亦出于建阳版的“绍熙五年”这一系列。
  “狩野”健笔写圣贤
  ——朱熹画像考之十
  呜呼！文公生于宋之南渡，犹仲尼出于周之东迁，道不行于当时，而垂教于千万年。若微仲尼，则斯文将丧；自非文公，则遗不传。兖郕沂邹，可以同功；周程张邵，亦是比肩。响云之灿，景星之鲜，鹿洞院深，庐峰路悬。闽水之流，阿谁游泳？武夷之山，何人攀缘？世远域殊，幸拜遗容之宛然。
  学到圣处，仰称大贤。在官九考，遗教千年；洙泗之水，伊洛之渊；天地悠久，斯道永传。尊信孔孟，淑艾周程。洙水源远，建溪流清。扁庵曰晦，讲道而明；野服致仕，太师赠荣。
  四书六艺，金玉扬声；捧仲尼日，庚戌同生；传元公道，太极发明。《通鉴》折衷，《纲目》择精；《小学》编辑，《近思》录成；洙泗源远，伊洛流清；奎运不废，麟祥再呈。
  以上四则文字，题目均为《朱文公赞》，移录自日本江户初期的儒家学者林春斋的《鹅峰林学士文集》。①
  朱子学在12世纪末传入日本，朱子的画像也随着朱子的著作传入。此后，在尊崇朱子的学者和画家笔下，纷纷出现了描绘朱子的画像，在传播日本朱子学的和刻本中也经常出现朱子的形象。林春斋（1618—1680年），初名三郎春胜，字子和，后改名恕，字之道，号鹅峰、向阳轩，是著名朱子学者、大儒林罗山的第三子。他年少仕幕府，宽文三年（1663年），授予弘文院学士。在其所著的《鹅峰林学士文集》中，他应各界人士之请而撰写的《朱子像赞》、《朱文公赞》竟达13首之多，朱子学这一时期在日本的热播由此可见一斑。
  从现存的朱子画像来看，创作朱子画像最多的是被称为“狩野派”的日本画家。狩野派是日本的一个宗族画派，起源于室町时代（1338—1573年），称雄日本画坛约两三百年，狩野正信是该画派的开山鼻祖。这个画派借鉴中国宋明时期各种绘画技艺，结合日本传统的大和绘手法，形成了和汉融合的画风。重要画家有：狩野永德、狩野山乐、狩野山雪等。狩野画派既继承了日本本国的绘画艺术传统，又借鉴了中国水墨画的技法，现存的许多表现中国圣贤的画像，就出自这个画派的笔下。
  狩野山雪（1589—1651年），自号蛇足轩，又号桃源子、松柏山人。他是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活跃在京都地区的狩野画派的代表性画家，善辨古画真伪。他本姓秦，千贺氏，幼名彦三，是狩野山乐之婿。因山乐之子光教先于其父而卒，故山乐以其婿为嗣。宽永七年（1630年），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赐大儒林罗山江户忍冈（今江户城上野忍冈，现上野公园）土地5353坪（17665平方米）和黄金200两，命其建造学校。林罗山建了讲堂、书舍和书库，并想仿朱子白鹿洞书院建孔子庙，但钱不够。尾张藩主德川义直（1600—1650年）听说后，捐钱助其建成了孔子庙。①孔庙建成，林罗山“欲图历圣大儒像以纳于圣堂文库”，名僧昭乘善画，但“以身老不能自笔，故推举山雪”为之。狩野山雪于宽永九年（1632年）奉命创作了孔子、帝尧、帝舜、孟子、周公、伏羲、神农、黄帝、大禹、成汤、武王、文王、颜子、子思子、曾子、周子、张子、程伯子（颢）、程叔子（颐）、朱子和邵子，共21幅中国儒学圣贤的画像，总其名曰《历圣大儒像》。这些作品，是狩野山雪人物画的代表作。《历圣大儒像》最早均收存于忍冈文库，“每有释菜，陈设于圣堂之两庑”。①现珍藏于日本筑波大学图书馆的，有周子（敦颐）、程伯子（颢）、程叔子（颐）、张子（载）、邵子（雍）和朱子六幅。据馆藏介绍，各画面纵130厘米，横44.5厘米，纸本着色，花鸟文锦表装，牙轴。②
  与其他大儒像相同，朱子像也是立式画像，右上方有元儒吴澄的像赞：“义理精微，茧丝牛毛；心胸恢廓，海阔天高；豪杰之才，圣贤之学；景星庆云，泰山乔岳。”（图10-1）在现存的日本古代画家笔下的朱子像，这可能是最早的一幅，也可以说是艺术水平最高的一幅。狩野山雪绘画的特点，据说是“擅长在作品中融入垂直水平这样几何性较强的绘画技巧进行描绘”。这个特点，在这幅作品中同样也得到很好的表现。画面中的朱子，目光坚定而深邃，脸颊右上方七星痣隐隐可辨。端然拱手的姿态，使其略带夸张的宽大衣袖直线下垂，从而与下身的裳直线相衔。其衣袖内和下裳的落地曲线则流畅而细致，使朱子怡然恬淡，“从容乎礼法之场”的表情得到极好的衬托。
  为狩野山雪创作的《历圣大儒像》21幅画像书写像赞的“后学金世濂”（1593—1646年），号东溟，是一位朝鲜儒学者，著作有《东溟集》、《海槎录》。宽永十三年（1636年），他作为通信副使出访日本，为狩野山雪的画作书写像赞即在本次出使日本之时。由此可见，包括朱子像在内的这21幅描绘中国历代大儒的画像，是日本和朝鲜两国儒者和书画家通力合作的结晶。
  大儒林罗山为此作有记文，专记此盛事。文曰：
  圣贤像轴，宽永十三年作
  宽永丙子季冬，朝鲜信使通政大夫白麓任絖、通训大夫东溟金世濂，通训大夫青丘黄扆来聘，叩之，则佥云：东溟者，儒者也。故以吾家所藏《圣贤图像》二十一幅，请书于图上，于是表出古语及旧赞，幅其轴以遣之。金世濂遂书而返之，足以为家珍。聊记焉，为他后之证矣。①
  狩野元俊（1588—1672年）是另一位作有朱子画像的日本画家。陈荣捷先生《朱子画像》说：
  一九八三年九州大学教授日本理学权威冈田武彦博士赐赠影片两张。上片为朱子半身像。右颊有七黑子。上六点两行相对，一点在下，与七斗异。年岁约五十，而威仪气象，别觉英明。像为狩野元俊所绘。狩野通称隼人，乃江户画家。下片为大儒林罗山（1583—1657年）赞。诗云：“圣学继开朱遁翁，成功养正启童蒙。千年理义一方寸，收集诸儒为折中。”下款为“夕颜巷穸谨书”。夕颜巷穸乃林罗山之别号。诗所赞朱子之《易学启蒙》。《启蒙》成于淳熙十三年丙午（一一八六）。是年朱子五十七岁，岂此像乃朱子五十七岁之照耶？然冈田教授指出，诗中有遁翁之名。朱子庆元元年乙卯（一一九五），方更号遁翁。是时已六十六岁。则罗山之诗，可以广义解之，盖赞朱子之集大成以开后学也。冈田教授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五得此帧于京都。实为一幅，上半为像，下半为赞。以帧太长，故分影两片赐寄耳。①
  陈先生文中所说的这幅由狩野元俊所绘朱子画像，笔者迄今无缘得见，故将陈先生原文录上，以减遗珠之憾。
  狩野安信（1614—1685年）是江户前期的画家，日本绘画世家狩野家族狩野孝信第三子，狩野探幽、狩野尚信的弟弟，号永真，牧心斋。曾任宽永年间（1624—1644年）幕府画师，所作《朱子像》也是立轴，图像上方文字为大儒林罗山写赞，是一首七律：
  天下一人承二程，文章道德有谁争？
  发踪先圣悟微旨，隐括诸儒集大成。
  衮銊执权纲目手，图书满袖卦爻情。
  千年秋月照寒水，写出武夷欸乃声。原诗载《罗山林先生诗集》①卷六七。画像原件现存日本德川纪念财团。（图10-2）
  狩野常信（1636—1713年），狩野尚信之子，号养朴、古川叟、潜屋等。初从父学，后得伯父狩野探幽教益。善临摹，精鉴定，山水、人物、花鸟、禽兽等，无不精妙。现存于日本东京博物馆的《贤哲肖像》分为东卷和西卷两卷，收孔门弟子和汉唐儒者，下及宋明理学家共95人。其中，宋明理学家有杨时、胡安国、吕祖谦、张栻、陆九渊、蔡沈、真德秀、许衡、胡居仁、陈献章、王守仁等，却唯独不见朱子画像，再加上孔门的主要弟子颜、孟、思、曾四配，和十二哲等均不见踪影，故颇疑狩野常信此圣贤系列图应作于其晚年，时间可能在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诏升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列之后。包括朱熹在内的十二哲和孔圣画像，或来不及创作？或已不存？情况不明，录此以俟知情者。
  田中讷言（1767？—1823年）是日本江户后期著名画家。他所画的《朱文公像》同样也是全身立式画像，绢本淡彩挂轴，长98.7厘米，宽31.8厘米。人物上方的像赞，采用的也是元代吴澄的像赞。（图10-3）
  此画原件现存日本玉川大学教育博物馆。该馆有一段文字介绍这幅作品的源流，我专程邀请日本学者福满正博教授翻译成中文，在此谨向他表示感谢。译文如下：
  朱文公是中国宋代的儒学者朱熹的尊称。他的思想成为朱子学，成了后来儒学的主流。在日本的江户幕府（政府）导入朱子学，教育普及朱子学，所以在日本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图像的作者是田中讷言（1767？—1823年）。他出生在名古屋，年轻时在京都学土佐派（大和绘画派的一个流派）的画法，后来回复到大和绘（日本平安时代以来古老的传统画法），在京都、名古屋活跃在第一线了。图像的上部有画赞，这是江户幕府时代的昌平坂学问所（当时的大学）的老师柴野栗山（1736—1807年）写的。这个图像没有记载什么时候制作的。所以我们推测这个画是柴野栗山逝世的文化四年（1807年）以前画的。这个画的裱褙不是崇拜上帝或者释迦的样式，可是这是某一个学者或者学校让田中讷言画六百年前的大学者（朱子）的肖像画。他们肯定像神像一样崇拜这个肖像画。
  田中之后，日本画家创作的朱子像，还有著名画家狩野友信创作的《朱子像》。狩野友信（1843—1912年）是日本明治时期的画家，是江户时代著名的狩野画派的传人。这是一幅立轴朱子全身像。画面中的朱子，头戴学士帽，身着深衣，端然拱手。与此前的朱子画像最大的不同，是朱子的下颏蓄有长长的胡须，俨然一位美髯公！（图10-4）此图原载朱茂男、杨儒宾主编《东亚朱子学者暨朱氏前贤墨迹》一书。①人物上方，是日本朱子学者木下顺庵的题赞。其文曰：
  遗经千载决群疑，义理精微抽茧丝。
  仰止鹅湖论旧学，确乎鹿洞定新规。
  百王耆鉴编纲目，四子阶梯录近思。
  顿悟金溪何足道，泗源嫡派舍君谁？
  顺庵木贞幹拜赞。
  木下顺庵（1621—1698年），名贞幹，字直夫，京都人，日本江户中期著名的朱子学者，从学藤原惺窝门下高弟松永尺五。但他与惺窝所主张朱陆二家“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孔孟，同排释老，同天理为公，同人欲为私”，极力调和二家的思想不同，故在诗中强调“顿悟金溪何足道，泗源嫡派舍君谁？”认为主张可以不读书而直达本根之顿悟的金溪陆氏（九渊）本不足道，只有朱子才是“泗源嫡派”孔孟正宗。
  狩野友信与木下顺庵生活年代前后相差约两个世纪，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把木下顺庵的诗作置于画作上方，表明他对木下顺庵对朱子评价的认同。
  陈荣捷先生《朱子画像》还记载了一幅日本佚名氏所画的朱子像。略云：
  一九八二年冈田教授寄赠朱子全身像纸裱一帧之彩色影片一张。此是长帧，纵四倍于横。纸色稍黄，然并无损坏。朱子像居十分之六。上为行书，九行，左起。首两行为：“绍熙元年（一一九〇）孟春，时六十一岁，对镜写真，题以自警。”次六行为《书画像自警》赞。最后一行为落款“后学月田强敬书”。月田蒙斋名强（一八〇七—一八六六），乃楠本端山、楠本硕水兄弟之师，传崎门学派之正宗，主静坐以穷理。楠本端山为楠本正继之祖，而楠本正继则冈田教授之师也。下款细字篆书六字，首为“鹅湖木雅”，余两字不详。鹅湖指铃木鹅湖（一八七六—一九二八），乃一画家。彼与月田强不同时。冈田教授云，未审朱子像为何人所画。朱子侧面，不露右颊。左颊无痣。年岁约五六十。气象较近狩野元俊所像，亦可见中日传统之不同。虽是七痣与对镜自像之传说相同，而日本所像比我国所像为年幼，此点有无特殊意义？方家窃疑考究。①
  陈先生文中所说的这幅由日本佚名画家所绘朱子画像，笔者迄今亦无缘得见，录此以俟日后书画之缘。
  说完日本画家的朱子画像，再说日本和刻本中的朱子像。
  和刻本即日本刻本，它是中国古籍刻本和雕版印刷术传播至日本的产物。大约在南宋中叶，以宗教文化为核心的日本五山僧侣们，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代新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派往中国的学僧，回国时都带回了大量的中国典籍。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雕版印刷术也从中国传入日本。为满足日本社会各阶层对中华典籍的需求，日本开始对中国文化典籍进行大量的翻刻。其数量，以江户时代（1603—1867年）最多。这一时期的和刻本中，有不少包括朱子在内的儒学先贤的图像。
  林春斋有《圣贤像贴跋》，文称“松本大和守直矩欲刊《圣贤像贴》”，收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孔子十一圣，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张载、邵雍、杨时、罗从彦、李侗和朱熹十三贤。林跋云：
  羲农黄帝，继天立极；尧舜禹王，执中授受；汤王应天革命，文王开基，武王继述；周公制礼乐，孔子不得其位，而道不行于时，折衷六经，为万世之师。颜亚圣而乐，曾子传道而思孟得其统；周子寻不传之绪，二程发明表章，张为同志之友，邵特有自得。濂洛道南，历杨罗李，至朱文公集诸儒大成，斯道永存。他强调说：
  呜呼，十一圣十三贤，模于一贴之中，仰于千载之下，可畏之，可敬之，庶几莫作寻常丹青之看，而景慕之端，尊崇之意，自是而推之也。①此为见于著录的圣贤像贴。
  现存的和刻本则有，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存的《历代君臣图像》，上下二卷，明高宗哲编，日本庆安四年（1651年）京都安井宗左卫问尉刊本。此书上卷为历代帝王，即所谓“君”，上起伏羲，下迄闽王，共40位；下卷所收为历代名臣，上起仓颉，下至元代许衡，共68位。卷前有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绍兴府推官莆田周兴隆《续刊圣贤图序》云：
  绍兴郡斋旧有《圣贤图》一卷，自伏羲以下，迄于元鲁斋许氏，凡一百有二人，人各图一方，每方左列仪像，右载事迹；其起人景仰式刑之心兼备，而于风教之裨不浅矣。第以经历岁深，摹本剥落，不甚明白。予于成化丙午夏膺命来司理郡狱，暇间取而观之，慨然有感，乃以重用镌石，谋于同寅华亭陶君质夫。质夫敛衽肃然曰：“诚盛事也，宜当举行。”遂协心命工，聿新刻本，其规模仍诸旧而明白过之。今其仪像俨然，有以动人心之景仰；事迹昭然，有以来后学之式刑。而风教之裨，托斯图以无穷，圣贤之名，籍斯图以不朽。呜呼，此则刻图之意也。图阮成，书此以记，刻之岁月云。成化二十三年岁舍丁未夏四月吉旦赐进士承事郎绍兴府推官莆田周兴隆识。
  次为翰林院修撰东吴张洪力的《题圣贤像》：
  洪尝于巩昌府学见诸圣贤画像，彼皆施之绘事，目彩照耀，至今使人了了不忘。今见高宗哲集圣贤像镌诸琬琰，可谓极备。……正统三年（1438年）夏六月致行在翰林院修撰同修国史事承务郎东吴张洪力疾书。
  最后是嘉靖四年（1525年）崇政大夫世子贰师李荇《历代君臣图像序》：
  一日内出孔圣画真一轴，历代君臣图像一帙，命拣弘文馆员制《赞》以进，仍命臣荇序之。臣伏念……因图以观像，因像以求心，则可法可戒者开卷瞭然，而如亲见之也。……嘉靖四年（1525年）闰十二月日崇政大夫议政府左赞成兼判议禁府事知经筵事弘文馆大提学知春秋馆成均馆事世子贰师李荇奉教谨序。
  以上三序，正统三年（1438年）翰林院修撰张洪力所书应在最前，序中提到“高宗哲集圣贤像镌诸琬琰”，为此书系由高氏所编的依据。其次为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绍兴府推官莆田周兴隆序，由此文可知，成化二十三年周氏据“绍兴郡斋旧有《圣贤图》一卷”本，“重用镌石”，又“聿新刻本”，即同时有石刻像与雕版印本书行世。
  应引起特别关注的是嘉靖四年（1525年）“弘文馆大提学知春秋馆成均馆事世子贰师李荇”的序，李荇是朝鲜李朝的高官，故此和刻本《历代君臣图像》有可能并非直接从明绍兴刻本翻刻，而是从朝鲜本间接翻刻的。
  此和刻本朱子像题为“朱晦庵”，（图10-5）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存《历代君臣图像》中的朱子像完全相同，故二者之间，应源自同一版本（参阅上文《圣贤画册写道统—朱子画像考之三》）。传与赞文曰：
  朱晦庵名熹，字元晦，居紫阳山下。从学于屏山、籍溪，以诚致之学，得文献之传。一心穷造化之原，尽性情之妙，达圣贤之蕴。以一身体天地之运备事物之理，任纲常之责。……赞曰：周氏东迁，孔子以出；宋室南渡，朱子是作。六籍重修，千圣同归；竭诚事君，人以为非。中遭伪禁，自信愈笃，焕乎文章，巍然道德。（图10-6）
  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还藏有《儒仙》、《武仙》各一册，为菊池晚香旧藏。作者与出版年代均无考。其中《儒仙》为历代儒学先圣先贤的画像。收上至伏羲、神农、黄帝、帝尧、帝舜、文、武、周公和孔子，下迄宋明理学诸儒，最末一位是王阳明，共36位“儒仙”的画像。一人一图，图上有《赞》和生平简介。人物左右对举。朱熹在右十六，称“朱文公”，（图10-7）左十六为陆九渊，称“陆象山”。朱文公图《赞》曰：
  河增山高，令人仰赞；多艺多材，宛如公旦。造圣贤城，游礼法场；潜心于易，遁襄世纲。
  生平简介如下：
  朱文公名熹，字元晦，徽州人。登王佐榜进士第五甲第九十人。宁宗谥曰文，理宗赠太师，追封信国公。
  受佛教的影响，作者将儒学先贤均视为“仙”，且所有的人物均为盘腿打坐状，无一例外。画面中的朱熹，盘腿席地而坐，双目圆睁，正专心致志地阅读一篇文稿，略显惊奇的神态。他头戴方帽，帽檐漏出几丝白发，脸左侧七星痣夸张醒目，颏下则是银须飘飘。
  该馆还藏有《儒仙》、《武仙》抄本各一册。版式与刻本相同，人物形象与刻本也基本相同，但人物的排序，以及文字则略有不同；且抄本仅有图像和赞，而无人物生平简介，像赞的字体为草书（图10-8），如无刻本相对照，内容几乎令人难以辨识。从人物图像来看，则可看出，抄本与刻本之间应有某种先后的传承关系。从其排序较乱，且文字较略这两点来判断，此抄本应先于刻本，有可能是此书的原始稿本之一。将儒者称为“仙”，这已经将儒学先贤崇拜为神了，从而具备了宗教的色彩。作为正统的儒家学者，对此一般很难认同，然而作为传播海外的民间信仰，以及曾经有过的历史现象，不妨备此一格，由此对中日文化传播史多一份了解。
  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还藏有山崎柯编《朱子社仓法》一书，为藤井五郎右卫门刊本，此书卷首有朱熹写真像一幅。
  山崎柯即山崎闇斋（1618—1682年），日本德川时代初期的儒家学者。他名嘉，字敬义，号闇斋，信奉朱子学。在京都、江户（今东京）讲学。晚年研究日本神道，把朱子学和神道结合起来，创立垂加神道，并且形成一个学派。故上文介绍的《儒仙》，将“儒”与“仙”结合起来，可能就是受他的“神道”影响而产生的。
  《朱子社仓法》从《朱文公文集》中辑出《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婺州金华县社仓记》、《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社仓记》、《建宁府建阳县大阐社仓记》、《邵武军光泽县社仓记》、《常州宜兴县社仓记》、《建昌军南城县吴氏社仓记》、《浦城县永利仓记》和《江西运司养济院记》，共九篇记文，前加山崎柯撰《朱子社仓法序》，以及《宋元通鉴》所载“宋孝宗淳熙八年秋”将朱子社仓法颁发全国推行的史实一条，类辑成书。又将《朱文公文集》中《南城吴氏社仓书楼为余写真……》一诗置于《宋元通鉴》所载之后。诗曰：“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怆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南城吴氏社仓书楼为余写真因题其上。庆元庚申二月八日沧洲病叟朱熹仲晦父。”诗文之下即朱熹的“写真像”。（图10-9）
  日本明治十三年（1880年）刻本《唐宋二十一家像赞》，题芝浦河原英吉述，永尾银次郎刊，香书阁藏版。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名《唐人像传》，收房玄龄、杜如晦、颜真卿、白居易、虞世南、杜甫、李白、褚遂良、柳公权、韩愈、柳宗元，共11位唐代文化名人；下册名《宋人像传》，收周敦颐、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程颢、程颐、朱熹、米芾、陆九渊、文天祥，共10位两宋文化名人。
  其体例先为人物传记，每人一篇日文细字写刻传记；中为像赞，每人一幅汉字书法题词；每人的题词书法，风格各异。次为人物版画，版画中的人物与点景搭配，恰到好处。简笔线描，粗细有致，须发眉毛，丝丝毕现。作画者，为伊藤兰溪。卷前有序云：
  史家之记前言往行，要在以益世诱人，然书不尽言，至如古人之气象神韵，眉目被服尽有文字间不可详悉者。故初学之士于言行事迹盖亦不亲切矣。是史家所以难为文也乎！一日，芝浦河原氏携所著《唐宋二十一家像传》来请余序，……明治乙卯五月杉山鸡儿识，浙东秦堃书。秦堃，字慎之，清末浙东知名书家。书中风格各异的像赞书法，均出自其笔下。画面中的朱子，与前述《儒仙》相似，亦为盘腿打坐式。但对人物的处理则比《儒仙》细腻。朱子的像赞曰：
  天才绝出，豪迈盖世；驱驾风霆，历骋无滞；妙泄玄秘，理抽幽深；独立诗坛，傲睨古今；万丈光焰，惊矅人目；风神仿佛，意气如昨。浙东秦慎之书。（图10-10）
  此书编者河原英吉，是日本明治时期学者。此书之外，还著有《唐宋先哲丛谈》、《幼学诗韵》；并曾译解明建阳陈怀轩刻本《杜骗新书》二卷，扉页刻“清浙江张应俞著，日本河原英吉译解”，“明治十二年五月东京二书房发兑”。月霁千秋朱子川
  ——朱熹画像考十一
  朱子学在13世纪传入朝鲜。其中，有民间与官方两个渠道。从民间而言，有朱熹曾孙朱潜，于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弃官率“七学士浮海而东”，在高丽全罗道锦城建书院讲学。从官方来说，则有随同高丽忠烈王出使元朝的知名学者安珦（1243—1306年），在元大都寻购理学书籍《朱子全书》、《四书集注》，临摹朱熹画像，回国后在朝鲜传播理学。在韩国的儒学史上，安珦因此被视为东国道学源流第一人。他十分推崇朱熹，对诸生说：“吾尝于中国得见朱晦庵著述，发明圣人之道，攘斥禅佛之学，功足以配仲尼。欲学仲尼之道，莫如先学晦庵。诸生行读新书，当勉学无忽。”据高丽史书记载，他“晚年常挂晦庵先生真（像），以致景慕，遂号晦轩”。（图11-1，书影）①地处庆尚北道荣州市绍修书院是韩国最早的书院。1542年，郡守周世鹏（1495—1554年）为纪念安珦而修建了坟墓并建造了白云洞书院，更名为绍修书院。
  2009年8月，我应韩国国民大学之邀，参加在该校举办的“东亚儒教圈内的书院”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参观了绍修、陶山和屏山这三所韩国著名的书院。绍修书院中，有一幅《东国道学源流图》，以图示的方式，列出了理学由安珦首开其端从中国传入朝鲜之后，在该国的发展脉络。在书院中，还有朱子、安珦、李退溪、李栗谷等中韩两国大儒的画像。朱熹的画像是一幅全身像，头戴黑色学士帽，与服饰中的黑色腰结相呼应。（图11-2）印象之中，此图似曾相识，在哪儿见过呢？一时又说不上来。
  第二年5月4日，我跟随两岸三地（上海、闽北、台北）的朱子文化参访团一行14人，抵达韩国光州，参加了5月5日在光州南部的绫州朱子庙举行的祭祀大典。
  说到这儿，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朱子后裔入朝的历史。公元1224年，朱熹曾孙朱潜因不满朝廷腐败，而又推行卖国投降的政策，愤然怀揣家谱，带着儿子朱余（后改名为朱余庆）、朱许和女儿，“与门人叶公济、赵昶、陈祖舜、周世显、刘应奎、杜行香、陶成河七学士浮海而东”。他们乘船至高丽全罗道之锦城，以此为家，先后居住地有锦城、绫城、龙潭等处。此为朱熹后裔定居韩国的开端，来自考亭的朱潜由此成为韩国新安朱氏始祖。这支入籍朝鲜半岛高丽的朱子后裔世代繁衍，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其宗亲后裔分布在韩国绫州、熊州和全州，几遍朝鲜半岛，历代簪缨不绝。至今在韩国的朱氏宗亲有18万之多。为不忘朱子故里，在朱潜曾居住过的绫州等地，有许多地名均与朱熹有关，如有被命名为“朱子川”的，有命名为“考亭”的，还有命名“武夷”的山，命名为“九曲”的溪，等等。
  距绫州朱子庙之右约数十米远，是道统祠，是陈列入韩始祖有关“浮海而东”的历史文物，和史实介绍的纪念性建筑物。站在道统祠前，我忽然想起在绍修书院见到的那幅朱子画像，应该是在韩国朱子后裔赠送给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的某一份资料中有这幅像！回来以后，我迫不及待地在中心资料室中翻箱倒柜地寻找那本资料。果不其然，从韩国朱极中先生赠送的一份题为《道统祠简历史传》的小册子中，我找到了这一幅题为“文公朱夫子尊影”的朱子画像，与绍修书院张挂的果然是同一幅朱子像！（图11-3）只是这幅朱子像出自韩国古代哪一位画家之手，暂时还不得而知。
  在韩国国立公州博物馆近年展出的韩国“公州名门之家所藏文化遗产”（2009年11月14日—2010年2月28日）中，曾展出一幅朱子画像，题为《晦庵先生朱文公遗像》。由公州利川徐氏提供，为忠清道公州忠贤书院所存。忠贤书院创建于16世纪，是一所祀奉朱子和韩国宋时烈等名儒的书院。此图将朱熹《写照铭》题为《先生自铭》，分写于画像左右上方。内容为“端尔躬，肃尔容。检于外，一其中。力于始，遂其终。操有要，保无穷”。末署“崇祯甲申后己丑始成三口口”。（图11-4）崇祯甲申本为明王朝最后一年（1644年），这里指的是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按：朝鲜用明年号纪年，明亡后仍沿用此习，以崇祯年号纪年，直至大韩隆熙四年庚戌，公元1910年）。据展出主办方的文字说明，此图原为1709年公州当地居民所画，此图则“估计”是1845年模拟1709年画的遗像而重新绘制。①
  画面中的朱子为半身像，面部表情端严，正符合《写照铭》中所谓“端尔躬，肃尔容”的要求。与传统的朱子画像有所不同，此图中的朱子，腰间系着一条黑色的腰带，十分显眼，感觉有点像是朝鲜的服饰。
  韩国朱川书院有一幅朱子的坐式像。朱川书院在韩国全罗北道镇安郡西北部的朱川面，原本是韩国新安朱氏的祠堂。每年农历在此祭祀朱熹、朱潜、李滉、李珥等。
  韩国学者成在镐所撰《朱川书院记》曰：
  述夫龙潭之阳，有一名区焉，曰朱川也。山秀明道峰之高，川流朱子川之长。峨峨洋洋，道德气象，天怪而也秘，俗厚而民淳。檀祖旧疆，箕圣遗黎，贤良才智，代不乏人。典章文物，世皆取法。灿然史编，无至半万年矣。暨我龙潭之儒林诸贤建祠于此，朱夫子之主辟，蓝田吕先生、清溪朱先生、退栗两先生并享，梅谷肯、构堂金先生二位追配焉，即朱川祠也。故每岁春秋士林齐会虔奉祠享，而霜星屡变，岁月悠久，祠祀奉享，何忍默视。于是佥议攸同，据金孟诚以祠复院，即朱川书院。……
  后有诗云：
  虔奉祠事几星天，书院悬名在是年。
  风光今日卧龙岗，月霁千秋朱子川。
  尊影降如献俎豆，灵神临若告香烟。
  洙泗渊源从此尽，应知伊后讲斯筵。
  该书院所存的朱子画像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新安朱氏宗亲会拍摄照片送给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这是一幅坐式半身像。图上方有“晦庵先生朱文公真像”（图11-5）和吴澄的像赞。其形象，与日本和刻本《儒仙》中的《朱文公》一图，在韵味上略有几分相似。
  在韩国学者刘承相先生著《朱子早年思想的历程》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封面中，有一幅朱子的半身像（图11-6），据本书作者的说明此图问世于朝鲜后期，作者不明。现为韩国坡州市HEYRI93MUSEUM（邱森斋）所藏。我查看了刘先生惠寄的原图，与此书封面的图像一般无二，只是多了“朱晦翁”三字的图题。（图11-7）此图应是朝鲜后期一位无名的画家根据流传到朝鲜的《历代君臣图像》中的《朱晦庵》（图11-8）一图临摹而略有走样。我在《“狩野”健笔写圣贤——朱子画像考之十》一文中曾指出，“应引起特别关注的是嘉靖四年（1525年）‘弘文馆大提学知春秋馆成均馆事世子贰师李荇’的序，李荇是朝鲜李朝的高官，故此和刻本《历代君臣图像》有可能并非直接从明绍兴刻本翻刻，而是从朝鲜本间接翻刻的”。这个我
  们目前还不知底细的朝鲜翻刻本，应该就是这位临摹者所使用的底本。
  韩国朱子后裔朱积中先生曾寄给闽北朱子后裔联谊会一幅图，题目为《晦庵朱夫子考亭书院门徒讲论观景》（图11-9），后被收入《考亭紫阳朱氏总谱》卷首之中。图中的朱夫子坐在书案之后，夫子的左面侍立着一位弟子，四周数十位门徒席地而坐，正在聆听朱夫子讲学。夫子的身后近景是考亭书院的屋脊，远景是云雾缭绕的山川。此图的特点是一幅创作画，画面中除朱夫子的形象有几分神似之外，其余的场景基本上出于画家的想象。诸如众多及门弟子席地而坐，这在中国古代的书院中不太可能出现；画面中的群山也不像考亭的玉枕山或翠屏峰，倒是与韩国新安朱氏中央宗亲会所在的光州绫州连珠山有点相似。
  说到这儿，不得不提到地处绫州连珠山的韩国朱子庙。我到这座韩国唯一的朱子庙之时，正是2010年5月5日，这里正在举行纪念朱熹诞辰880周年的祭祀大典。
  庙外左面露天之处的草坪上，一尊朱文公坐式塑像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塑像左手捧着一本打开的书，右手比划着，似乎正在向学生上课，神情庄重而慈祥。他的身后，正好有一棵小树，树叶全是红色，有点像中国的红枫树，从镜头中看过去，正好比坐像大出一圈，两个画面交相叠映，就像朱文公坐式塑像发出的红光闪闪的耀眼光芒！塑像的脚下，是一个方台，写着“朱文公像”四个字，用的是中文，而不是韩文……（图11-10）
  在朝鲜高丽刻本中，也有一些朱子画像的插图。如，韩国大儒宋时烈（1607—1689年）编纂的《文公先生纪谱通编》①卷一中，有“太师徽国文公真像”（图11-11），采用的是与中国明朝戴铣、李默所编年谱完全相同的图像。
  此外，还有的刻本与福建建阳刻本有渊源关系，源于明代建阳书坊出版的朱子学著作东传朝鲜后，有不少被朝鲜翻刻，其中就有朱子的画像。
  清末藏书家、文学家萧穆（1835—1904年），字敬甫，一字敬孚，是桐城派后期作家。他曾随黎庶昌出使日本，在“日本东京钦使馆”中读到贵阳陈榘在日所购高丽仿刻建阳刻本朱子的《四书集注》插图本，其中就有朱熹在白鹿洞的画像。他在《记高丽本朱子〈四书集注〉》一文中说：
  贵阳陈衡山榘在日本书肆得大字本四书朱子集注，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字画即仿中国国初时刊本。初不知其刊于何时何地，惟《孟子》首有长方木记“相国李先生校正，鳌峰堂熊正吾梓”十四字两行。《大学》首有朱文公白鹿洞赞四字十二句四行。后署主与山人赞。前有画像，似朱子在白鹿洞风景。《论语》首有圣像及门弟子像八人，后有宣尼立教赞四字十二句四行。后署主与山人。《孟子》首有神像四人。《中庸》首有神像四人，并有颜子、曾子、子思赞四字十二句。末署主与山人书法。均仿天发神谶碑。
  盖国初高丽翻刻中华旧本……①
  文中所说的“李相国”，应为明万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位居首辅的李廷机（1542—1616年），明后期的建阳书坊刊刻署其名的图籍不在少数。如余绍崖自新斋，万历十八年（1590年）刻印题明焦竑辑、李廷机注、李光缙汇评《史记萃宝评林》三卷；余明吾，万历十九年（1591）刻印明焦竑辑、李廷机注、李光缙汇评《两汉萃宝评林》三卷。此外，还有余象斗刻印明李廷机撰《刻九我李太史十三经纂注》十六卷；熊龙峰忠正堂在万历间刊《新刻皇明草对》一卷，题明李廷机撰、刘国猷辑。熊氏种德堂则刻有明李廷机撰《附新锲尊朱易经讲意举业便读》四卷。而熊氏的鳌峰堂，在明后期也刻有《重增释义大明律》七卷。①由此可以推断，鳌峰堂熊正吾应是明代建阳著名刻书世家熊氏书坊中的一员。只是熊正吾《四书集注》原刻本可能已不存，幸有清末藏书家萧穆以上对此的著录，使我们得知，天壤之间，在明建阳刊刻，以及高丽仿刻本的《四书集注》卷首中，曾有这么一幅“朱子在白鹿洞风景”的“画像”。
  民间藏宝识真伪
  ——朱熹画像考十二
  近年来，随着电视台“鉴宝”、“收藏”之类节目的火爆，民间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收藏热。一些珍藏在民间的朱熹画像和书帖等，也陆续在这些电视屏幕或网上出现，并在拍卖场上频频露面。比如，上文《郭生挥写最超群——朱熹画像考之一》中提到的，由明代画家郭诩创作的“文公先生像”，就是在2010年5月15日在北京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季拍卖会上，以900多万元的天价成交。而在此之前，这幅颇为经典的由明代著名画家创作的朱子画像，因为流落于民间，几乎不为世人所知。
  我最早知道民间有人收藏朱子画像，是在上个世纪末。
  那是在1998年，一位自称是朱文公的后裔，来自江苏丹阳的朱晓初先生，在闽北朱子后裔联谊会会长朱银汉先生的引领下，来到福建建阳，来到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最早的办公地点——建阳黄花山18号旧行署大院内。在此，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的内容主要就是围绕着他家祖传的一幅朱子画像进行的。晓初先生回去后，给我寄来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祖传朱熹画像》，其中所写，已基本包括晓初与我交谈时所涉及的内容：
  笔者珍藏祖传历数百年（明万历十七年前）宣纸本着色先祖朱熹画像一幅，是像免遭历代兵火战乱及“文革”浩劫，秘而不宣流传至今，乃前人功德无量。
  “藏像”现存画面是朱熹的半身像（形象与建瓯朱熹半身石像及建阳、福州、婺源全身石像上半身基本一致）……其像或侧上方有朱熹题辞即：“南城吴氏……”和七绝一首即：“苍颜已是十年前……”其像正上方有“文和殿御笔”题辞曰：“气质刚方，文理密察；造诣精深，体用毕达；任道之重，卫道之严。孟氏似之，泰山岩岩。”其像正下方有与画像同宽的另一张宣纸合裱的跋文有0.4米高。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婺源县令万国钦跋文曰：“余从髫年已知有文公先生……”①
  记得在交谈中，我曾提出，请晓初先生回去后拍一张照片来，以便在《朱子研究》上刊用。这是最基本的，否则，写朱熹画像的文章，却没有画像，这是很难想象的。然而不久，不知是何原因，晓初先生只寄来了《祖传朱熹画像》一文，而无图像照片。因为没有图片，总感觉有点不太对劲，所以后来，此文仅刊载在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与闽北朱子后裔联谊会合编的《考亭紫阳朱氏总谱》上，而在《朱子研究》或后来的《朱子文化》均暂时没有刊用，我的本意是，待其有画像补来后再刊用不迟。
  岁月无情，如此匆匆十几年又过去了，2011年7月，一则来自网上的拍卖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本月24日，在北京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举办的“北京泰和嘉成2011年古籍·赏石常规拍卖会”上，推出了一幅朱子像的旧拓本（编号919），最终以六千多元成交。②此拓本长134厘米，宽58厘米，图正上方为图题“文公先生真像”，题下为朱熹的七绝与跋文：“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南城吴氏社仓书楼为余写真如此因题其上，庆元庚申二月八日沧洲病叟朱熹仲晦父”，字体为行书，竖排十行，约占画面的四分之一。
  图像下方则是万国钦所作题跋，大约也占画面的四分之一：
  余从髫年已知有文公先生，心切向之，既而习句读，诵其遗书，益想见其人，奈今古异也。及对公车，授婺令，益欣欣喜谓，生虽不及与公同时，犹获拜公之庙，瞻公之像，愀然如见公也。每礼成，低回不能去。至岁己丑，余管邑六年所矣，适建安嗣孙文学持文公像示余，乃庆元庚申前十年所写者，载公亲题，望之俨然，有道气象也，而况亲炙之者乎？余最不类，独一念孳孳愿我师焉？因命工刻石庙中，以传不朽。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季夏望日，后学豫章万国钦和甫书。（图12-1）
  朱子的半身像居中，约占画面的二分之一。画中的朱子，头戴儒士冠，身着宋代士人服，蓄须，端然拱手，且服饰的条纹几乎全然相同。图中最明显的一处，是右脸颊上的七星痣居然多点一颗星，成了八星，可见此图虽称来自“建安”（今建瓯），其实模仿得局部已经开始走样。
  
  我从网上看到这一消息和图像，首先第一反应就是：此图好像就是朱晓初告诉我的那幅图。继之而来在脑海中闪过的就是，他怎么能把“祖传之宝”拿来拍卖？但是，当我找来晓初的文章，与拍品对照后，发现二者虽然大部分相同，有些地方也略有区别。也就是说，网上的拍品并非朱晓初祖传的朱熹画像。二者的差别，一是尺寸不同，晓初文称“是像有1.0米高，0.7米宽”，而拍品拓本高1.34米，宽0.58米；二是晓初祖传，据其自述，朱熹题辞及七绝独少一“楼”字，作“南城吴氏社仓书，为余写真如此，因题其上。……”而拍品“楼”字不缺。
  本来，朱晓初“祖传画像的故事”至此就应该结束了，但由其族人朱康、朱海蛟撰写的《朱熹后裔在练湖》的文章，在其发表的若干年后才引起了我的注意。此文有三点值得重视：
  一是说明丹阳朱子后裔的历史渊源。文章说，地处江苏丹阳西郊的练湖农场，有一支朱熹的后裔世居于此。其始祖乃朱文公九世孙朱思宗，字念祖，号云亭，于元致和元年（1328年）官翰林编修，迁侍读学士，辞官归里，途经于此，为此地优美的自然风光所吸引，遂定居于此。每年的正月初一，把朱文公自画像悬挂在朱氏祠堂“神龛案几的中央，族人按辈分行三跪九叩礼”。①
  二是交代了朱熹画像的来龙去脉。文章说：
  作为国家级珍贵文物的朱熹自画像，系文公九世孙也即东冈朱姓的始祖思宗，从元大都（北京）辞官南归时，随家宝藏于东冈。历朝子孙代代相传，重于珍宝，引为族人的骄傲。画像之画心高132厘米，宽63.5厘米②。据画像题署得知，系宋孝宗绍熙元年(1190年）正月，朱熹对镜而作的自画像。上有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二月八日朱熹病中自题诗：“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此外有文和殿御笔：“气质刚方，文理密察”等64字和宫廷玉玺印留一枚。画像下端，还有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万国钦的题署，说明这幅画像流传的经过。
  1959年由朱菊生（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门市部主任）将此画带到上海重裱，装裱费由朱氏子孙兑米分摊，经木盒由朱菊生捐献，此后，一直由宗祠族长保存。①（图12-2）
  三是揭露了朱晓初欺骗族人的不良行为。文章说：
  1988年11月，朱守智（朱晓初的叔父）病故，朱菊生的孙子，时在丹阳市供电局工作的朱晓初，系朱守智堂侄，乘其叔父去世，婶娘杨小青又是文盲之隙，将画像诓取走。……朱熹画像事件从发生到今天，已是漫漫十年了。
  其间，朱氏后裔曾多次集会，上门索画，皆因多种原因未果。……
  这篇文章总体来说，没什么大问题，但在对此画的来源上判断似乎不够准确。文中既然说“画像下端，还有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万国钦的题署，说明这幅画像流传的经过”，那此画像就应该是题署中提到的，来源于万国钦以“建安嗣孙文学”所“持文公像”为底本，“命工刻石庙中”的石刻拓本，而不是什么“东冈朱姓的始祖思宗，从元大都（北京）辞官南归时，随家宝藏于东冈”的元代之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万国钦“命工刻石庙中”的朱熹石刻像，在史上曾衍生出一批拓本或摹本，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到的拍品，和江苏丹阳练湖农场朱氏祠堂中悬挂朱子自画像。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拓印、描摹、装裱的不同，从而出现了略有差异的不同版本。
  万国钦，字和甫，号二愚，南昌新建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授婺源知县，征拜御史。史称其“言事慷慨，不避权贵”，①他在离任婺源知县之际，撰《入都记事》一文。其中说：“万历十七年六月念四日，行取报至。余七月初一日解邑事，辞上官北行。”（图12-3，书影）②以此时间与朱熹画像题跋文末所署“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季夏望日”对照，正好能衔接上，表明此石刻的制造，是在万氏即将离任婺源知县之前。
  本来，丹阳所传的明万历十七年万国钦石刻拓印朱熹像到此应该收尾了，但写到这里的时候，适逢笔者应邀出席2012年10月23日在岳麓书院召开的“传承与开拓：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我参观了不久前建成于书院内的，被称为是全国第一家的“中国书院博物馆”。在陈列的橱窗中，我见到了一幅酷似明万国钦石刻拓印的朱子像。此图片也是题为“文公先生真像”，（图12-4）图题下方也是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二月八日朱熹病中自题诗：“苍颜已是十年前……”，以及“南城吴氏社仓书楼为余写真如此……”，落款、字体和文字排列全同。总之，其相似度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其不同之处，最主要有两点，一是图下方的万国钦题跋换成了玄孙（朱）应台赞。其文曰“翳维先生，集儒大成。道继往圣，义阐六经。世泽弘贲，家学祗承。对越巍像，仰止陶甄”。赞语之左有“万历丁酉（1597年）岁仲春吉旦镌”小字；之右落款为“玄孙应台赞”，旁有印章两枚，上圆下方，文字均不能辨认。第二处不同，是图像。仅以画面而论，感觉此图中的朱子，与传统的、心理中的朱子画像（如建瓯所存“朱子对镜写真自画像”）更为接近。
  五年（1597年）“玄孙应台”拓本似与不似之间的对比，从中我们可以推出：除了历史上曾有过各“画”各的朱文公之外，还曾有过各“拓”各的朱文公的历史现象。这种各画各、各拓各的现象，就产生了另外一种历史现象，也就是使朱文公像从写真到逐渐走样，甚至可以说是失“真”。虽然，我们不能据此来认定朱熹画像的“真”与“伪”，但却可以据传统的、心理的，或曰大众心理中的朱子画像（如建瓯所存“朱子对镜写真自画像”）来判定其“真”与“不真”。
  实际上，除了“真”与“不真”之外，在拍卖市场上，也会出现一些并非朱熹画像的“伪作”。如“中华古玩网”上曾出现过一幅“明代绢本朱熹画像”，其文字介绍说：
  画工细腻老辣，人物朱熹像，栩栩如生，上面书法为满清第十四位状元韩菼所写。韩菼（1637—1704年），字元少，别号慕庐，长洲（今苏州）人。性嗜酒，顺天乡试时，尚书徐干学取之遗卷中。康熙十一年（1672年）入国子监做监生。康熙十二年（1673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修《考经衍义》百卷，历官日讲起居注官、右赞善、侍讲、侍读，礼部侍郎、吏部右侍郎。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①
  韩菼所写的像赞为“薇老先生像赞。猗欤朱翁，系出考亭。情如泉石，性喜泳吟。唱酬登眺，月夕花晨。溥簪缨之人爵，敦孝友之天伦。……”（图12-5）
  其实，只要对这一段文字和韩菼的像赞认真地审视一番，我们就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绝对不是朱熹的画像，而是“系出考亭”的朱子后裔薇垣朱公”即朱薇垣的遗像。理由非常简单：朱熹是考亭朱氏的开山始祖，怎么能把他本人也说成“系出考亭”？再说，在朱熹的所有字号中，绝无“薇垣”之称，怎么能把“薇老先生”、“薇垣朱公”说成是朱熹？弄清了这一点，还能说“人物朱熹像，栩栩如生”吗？所以，这是一幅把系出考亭”即朱熹后人的图片，有意或无意地误为是朱熹本人的图片，其用意，当然是为了抬高此画像的身价。原因是，说“薇垣朱公”可以说几乎不为人所知，而朱熹，则绝对是名满天下！
  在拍卖市场上，还不时地出现过一些由清代画家创作的朱子画像。如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曾于2004年12月，在2004年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中国书画精品第二场上，拍出由晚清画家吴儁创作的：朱文公像》（立轴，设色纸本）。介绍文字说：
  《朱文公画像》，玉峰朱氏藏本，壬寅（1842年）二月吴儁敬摹。钤印：吴俊印1．吴儁以善写肖像名世，此图绘理学家宋人朱熹夫子像，温文端穆，气度冲和，得形取神，令人对之如沐夫子清馨。2．朱夫子面带七星，尝见明人郭诩本亦有之，此图亦然。质地：设色纸本。此图尺寸为171×83cm，此图以30800元成交。（图12-6）①
  吴儁，一作隽。字子重，号冠英，江苏江阴人。《墨林今话续编》载其事迹云：“江阴吴冠英儁，品醇性敏，以三绝擅长，写真尤得古法。尝游京华，名动王公，自西园主人以下，如戴醇士（熙，1810—1860年）、何子贞（绍基，1799—1873年）、张石州（穆，1808—1849年）诸先生深相器重。倦游抵里，不名一钱。赆行诗画满箧笥，其高致如此。与人游，恂恂若无能而和厚可亲，使人心醉。”②其生平，载《广印人传》、《虞山画志续编》等书中。
  晚清著名书画家项文彦，字蔚如，号味愚，一号幼平（图12-7，项文彦书画章），别号钵池生，山阳（今江苏淮安）人。书法方面，“行书学圣教序，得其神所，诣在杨宾之上。隶书古茂，篆书精整，均有乾嘉老辈风韵。为山东闸官数十年，庚子后卒”。③在绘画上，善山水，笔致苍劲，墨气淹润，近承二王，远参倪黄，俱得神似。间作墨梅，亦饶冷逸之趣。工人物，尤善作仕女图。清光绪六年（1880年）黄河决口，沿岸民众受灾甚众，项文彦将所积卖画所得二千余金助赈，救活了许多灾民。项文彦因此被誉为是一位“用画笔救人，黄水中打捞生灵”的慈善家。
  项文彦笔下的《朱文公图像》是一幅全新的创作画。此图仅见于华夏收藏网中，画心尺寸为60厘米×35.5厘米。①画面中的朱文公，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其两手相握，手心向上，而非拱手的姿势，以及光脚不着鞋的形象，与历史上所有的朱熹画像均全然不同（图12-8）。观赏之余，令人不禁心生疑窦和感慨——这是朱文公吗？

①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95页。 ③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朱子全书》第20册，第541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48—3649页。 ①［宋］楼钥《攻媿集》卷七十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53册，第263页。 ②［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77册，第386页。 ①卓克艺术网http：//artist.zhuokearts.com/nojmartist/artsview.aspx?id=1273859。 ①［明］朱谋垔《画史会要》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6册，第538页。 ①［明］王阳明《题寿外母蟠桃图庚辰》，《王文成全书》卷二十四，四部丛刊本。 ②［明］王阳明《王文成全书》卷二十九《续编四》，四部丛刊本。 ①《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二十》，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077册，第529页。 ①［宋］陈亮《陈亮集》卷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0页。 ①［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集》卷十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1998年影印元刊本，第90册，第492页。 ②［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8册，第534页。 ③［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135页。 ①［宋］度正《性善堂稿》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0册，第168—169页。 ①［宋］陈宓《朱文公祠记》，《福建通志》卷七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30册，第531—532页。 ②［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十七，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9册，第484页。 ①《永乐大典》卷18222，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7册，第7133页。 ②［宋］马廷鸾《纪梦》，《碧梧玩芳集》卷二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7册，第175页。 ③［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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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尹波、郭齐《朱熹文集版本源流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3期。 ②书中卷首说明误为据“宋闽本”影印。 ③［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八十五，续修四库全书本，第929册，第276页。 ①［清］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本，第930册，第327页。 ②严绍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书影4-1 ①［清］于敏中等撰《天禄琳琅书目》卷三，中华书局1995年《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第45页。 ②［清］于敏中等撰《天禄琳琅书目》卷首，中华书局1995年《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第5页。 ③［清］于敏中等撰《天禄琳琅书目》卷三，中华书局1995年《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第45页。 ①［清］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68页。 ②［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下册，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3页。 ①饶宗颐《楚辞书录》，香港苏记书庄1956年版。 ②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4页。 ③徐德明等《朱熹著作版本源流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 ①［清］舒敬亭辑《朱子文公传道经世言行录》卷八，乾隆四年（1739年）刊本。 ①［明］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历代褒典》，《朱子全书》第27册，第166页。 ①［清］张廷玉纂《明史》卷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8页。 ②王国健、赵乾坤《这些答案，省档案馆告诉你》，《新安晚报》2012年4月14日。 ①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①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①［清］林云铭《朱子年谱序》，《挹奎楼选稿》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0册，第19—20页。 ①［明］王圻、王思义编《三才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671页。 ①钱伯城《孔门儒教列传跋》，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二编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①［清］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五《家礼仪节》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6页。 ②［清］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五《家礼仪节》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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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怀荫布、黄任等修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三《学校志·书院》，中国地方志集成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影印，第310—311页。 ②［宋］刘克庄《泉山书院记》，《后村先生大全集》第23册，卷九十三，四部丛刊本，第15页。 ①［宋］刘克庄《泉山书院记》，《后村先生大全集》第23册，卷九十三，四部丛刊本，第15—16页。 ②［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367册，第214页。 ③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①［清］怀荫布、黄任等修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五《学校志·书院》，中国地方志集成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影印，第373—374页。 ②［明］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第75册，第630页。 ①［明］張鼐《虞山书院志》卷三《宗像志》，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①［清］赵宁编纂《长沙府岳麓志》卷一，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①［清］戴凤仪编《诗山书院志》卷首，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①高令印《对朱熹事迹资料考察的新收获》，《哲学研究》1984年第3期。 ①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②陈荣捷《朱子画像》，《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①［明］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75册，第630页。 ②颜立水《同安文公书院的历史沿革》，《朱熹首仕同安》，2010年铅印本，第87页。 ③颜立水《同安文公书院的历史沿革》，《朱熹首仕同安》，2010年铅印本，第87页。 ①［明］林云铭《重刻朱文公像赞有引》，《挹奎楼选稿》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230册，第77页。 ①陈荣捷《朱子画像》，《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①［清］朱玉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卷首《像赞》，清雍正八年朱玉刻本。 ②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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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http：//pmgs.kongfz.com/detail/16_219466／。 ①朱康、朱海蛟《朱熹后裔在练湖》，《档案与建设》2000年第4期。 ②此尺寸与朱晓初所说不同，但却是同一物件，应是朱晓初所说有误。 ①原载《朱熹后裔在练湖》，《档案与建设》2000年第4期。载于文中的图片效果不佳，图像模糊，图中文字全部不能辨认。 ①［清］张廷玉等纂《明史》卷二百三十，列传一百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011页。 ②采自《万二愚先生遗集》卷二，四库禁毁丛书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集部第78册，第23页。 从以上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万国钦石刻拓本，与万历丁酉二十 ①http：//www.gucn.com/service_curiostall-show.asp?id=1286705。 ①http：//artist.zhuokearts.com/nojmartist/artsview.aspx?id=415186。 ②［清］蒋茝生《墨林今话续编》，清代传记丛刊艺林类9，台湾明文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545页。 ③［清］李放《皇清书史》卷二十三，金毓绂主编《辽海丛书》本，1933—1936年刊本。 ①http：//www.mycollect.net/trade/show-250193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