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关于卓吾，要想了解他，应该论述的问题，［诸如］不可思议地未能发现“万物一体说”，或者著名的男女平等说等，还很多，但现在想全部省略不论。最后想提出一个疑问，那就是对于他的佛教的作用问题。
  他之出生的家庭是回族（伊斯兰），这已经叙述了。从他的这个出身来解释他后来对儒教之权威的果敢地挑战，的确是诱惑性的尝试，但迄今，似乎谁也不敢着手［研究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他自己在那些为数很多的著作中，没有留下予这一点以暗示的一言半句。自己是回族出身，不必说。那么，何时何故放弃回族［信仰］呢？或者对一般回族，他的见解如何？等等，全然没有言及，这确实只能说不可思议。
  他的学问系统，最重要的，首先是阳明学，特别是阳明学左派，这有他自己再三所说的话为证，难以动摇，在研究者之间，亦没有异论。而且，儒、佛、道三者一致是他的主张，他受与其说道教倒不如说道家思想、老庄思想的影响的事,也不能否定（例如，一三。页里引用了的那样的话，也可能视为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的影响）。尤其是，他一边明确地遵从老子一边极力主张“以民为愚”的政治，［又］赞美武断的政治家、张居正、辩护商人（前期商人）、肯定侯外庐评论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臭味的强者，富者等,［这两方面］关联⑵］起来看，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然而现在不论。总之，关于卓吾的老庄之影响的问题，产生出所谓若不遵从老庄（它不是往往容易被认为的“邪说”，也是在私的领域里耽溺于那件事的自由）就不能出现那样的成果，是不可能那样想的。问题毋宁在这方面：理论上公开接受异端［28］，企图统一的把握异端和圣人之学的主动态度，是在阳明心学之内屈身生长下去的。这个三教合一的问题，或者作为思想的节操的问题，或者仅仅作为宽容的问题，也许能理解，然而大概不恰当。他们企图确认：由于将“学”的原理向内的“良知”这一点集中，又由于从“良知”这样的穷极境回顾整个中国史，所以一切的学说，各自都是真学的契机①。打算超越区区“儒学”而积极地确立“学”那个东西、即“中国之学”的立场，至少是开辟了那个机运的端绪。不用说，其原理是宋学的形而上学的原理，而且，就像明代的各种各样的新机运全都是那般一样，在结局、结果上，没有达到什么结晶就彻底结束。异端和儒学的统一，虽然仍必须期待清末的“诸子学”复兴、“国学”的创立，但是，每当我打开明之遗民方以智的《东西均》（一六五二年之际）（这个如同难解之象征似的哲学随感集）之类［著作］,不幸的是未发现仿佛能够确认的“新机运的端绪”。在《东西均》里，哪儿没有像三浦梅园《玄语》那样的感想呢？
  但是，我最难理解的是关于卓吾的佛教的作用。卓吾笃信佛教，他自己也明说；即便根据其著述，也是清楚的。其佛教，仿效当时的风气，即禅净一致的风气。他特别喜好弄禅机的事为很多人所传，而像附录于《续焚书》的《永庆答问》那样的［言谈］,对我们门外汉来说，是稍微滑稽生疏的机锋纵横的禅师式的记录。“我的肉体，外面的山河，扩展的土地，所见之虚空，都只不过是我的妙明真心之中的一点物相”。（《焚书》四，《解经文》）——这件事，同像以往叙述那样的他的过激的评论活动，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我想谨仰识者的指教。在现在的中国，这些全都当作主观唯心论、神秘主义、时代之悲剧的矛盾的表现。总而言之，作为他的消极方面，且只作为那样的东西被评价，但果真可以那样评价吗？现今，中国近代革命思想史习惯将清朝的龚自珍置于开卷第一，而这个龚氏另一面还是热心的佛教信徒。戊戌政变的思想指导者，否，在清末的改革、革命运动中直接起到点火作用的康有为；与其说是改革派莫如说是革命思想家，主
  ①译者注：“契机”的原文亦有“要素”意。
  动就义于刑场的谭嗣同；辛亥革命的“三尊”之一、彻底的民族革命主义者章炳麟，这些人，以天台、华严、唯识等为宗，尽管各不一样，但简言之都佛学深厚。佛教和激进的思想之关系，没有必要不仅从其消极的方面,而进一步作为积极的方面来把握吗？佛教另一面使这些人汪洋放恣直到难以收拾诸氏之思想地步，［但他们］究竟打算说什么呢？是肯定呢，还是否定？［其］道理一点也不明白。直到这样的地步，每每使做着却是事实。但是，例如像谭嗣同的《仁学》，没有佛教，果真能写成吗？又，卓吾的场合，无论是好还是坏，像佛教（禅）之持有的现实主义（它与思辨之极度的浪漫性，的确相表里）、舍身这样意图的实存主义的“心力”那样的思想，与［其］性格和阳明学一同作为积极要素起着作用，这不是必须承认的吗？假如果真那样，则那个作用之详细的道理，在理论上应该如何被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