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作为《焚书》的代表性的一篇，我在上面解说了《童心说》。下面，想介绍《藏书》（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里所说的“古今未曾有的过激思想之史论”）中的总论性的两篇。不同于《焚书》是收集书简、杂多的随笔、诗等所谓的文集，《藏书》方面，由始至终的著述，都是世纪和列传，即被用纪传体写的中国史（从战国到元代）。在人物的分类方法上，又，在到处添加的评论上，“绝《纲目》（朱子的《通鉴纲目》）谱系的道学头巾习气，快捷轻俊，充满谋反气”［25］5。姑且不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说：“李贽之书，皆狂悖乖谬，以圣为非无法，尤其此书攻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莫不颠倒而易位，其罪不容诛”，在中国的史部之书中，它一定是最独特的一部书。
  首先介绍第一篇《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简言之，是《藏书》全书的序文。
  李氏曰，人之是非，原无定质，人之对于人的是非，亦无定论。因为无定质，故此是与彼非，并育不相害；因为无定论，故以此为是与以彼为非，并行而不相悖。这样看来，今日之是非，谓余李卓吾一人的（私的）是非可也，谓千万世之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再非是余所以为的非是，亦可也。余之是非，唯有任其可矣。这的确是典型的分类排列（raisonnement）的立场（黑格尔）。
  前三代（夏、殷、周），现在不论。所谓后三代，是汉、唐、宋，其间千百余年，而全然无是非。是其人的确无是非吗？因为皆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所以只不过是一点儿是非也没有。假如像这样去看，我是非人者，此又有不能已（止）者。这是非之争，如同四季［循环］似的、昼夜更迭，而无一致。昨日为是，今日为非；今日为非，而后日又是，即便使孔子复生于今日，不知究竟作如何的是非也。而能率然以定本（一定不变的基准）行赏罚（批判、毁誉褒贬）吗？
  ……此书，只能自怡，但不能示人，故名之曰《藏书》［26］，无奈一二好事朋友非要阅读，我即便断绝关系也不停止。只有戒曰：“览则一任诸君览观，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则善矣”。诚然，卓吾的立场，也许是既可那么说也可这么说的立场。但是，同样不应该忽视附加这样一条：唯有不干以孔子的准则为准则、并且［照着］做的事。他的立场始终是战斗的，否，挑战的。——名教者流派迫害他，把他下狱，逼到死的地步，但假如接受其挑战而奋起相互光明磊落的论战，则儒教思想、中国思想，也许可能开创意想不到的生面！利玛窦已经来中国活动，卓吾同他也几次会见，对其人不惜赞辞（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的刊行，是在卓吾死于狱中的翌年）；另一方面，佛教界，此时［出现］以卓吾的知己——紫柏真可为首而龙象辈出之生气勃勃的结尾——这进入清朝就极度地沉滞。对中国思想史来说，这确实不是千载难逢吗？我想在这里再次引用旧稿（参照注十三）中的话语：《易》有云：“物穷则变，变则通”，虽穷大概欲变，但终于不能变，这不是从思想史上看的明代的情况吗？被冠于本章开头的卓吾一文，的确应该作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的一个战斗的思想家的感慨来读。
  那么，接着［介绍］《世纪总论》，也就是各论的总序。
  李生曰，“一治一乱”（孟子语，有历史价值的意思）如同循环的环。战国以来，大概不知几治几乱也。正当其乱，仅保住首领（脑袋），已是幸福。一旦有幸逢“治”，若能饱食则足，不介意是否粗粝；能睡眠则满足，不介意是否大厦。这是极“质”极“野”而无文之时。不是喜好“野”，是势不得不“野”。虽然达到了质、野之极，然而是不自觉的。
  一旦成为子孙一代，则不同，耳不闻金鼓之声、足不履行阵之险，只知安眠饱食之快。于是其势若不极“文”则不能止，所谓其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即便怎样的神圣（的天子）在上，也不能将它返回到质和野。但是，如果“文”极的话，天下之“乱”复起，英雄并生，逐鹿不止，虽圣人也只能顺（其时势）。儒者并提忠、质、文，究竟是怎样的意思呢，不了解。又，讲解以“忠”易“质”啦、以“质”救“文”啦，荒唐也太甚。这人世间，只是质与文两者。两者之生，来源于治、乱。所谓质，乱之终，治之始。就是说，中心（内心）希望不能不为质，非矫（作为）。如果积渐而至于文，则治之极、乱之兆也。这也因为中心希望不能不为文，所以都是忠（真心）。
  秦的时期，文极也，于是天下大乱而汉兴。汉之初，天子不能备齐钧驷（卤簿用的马），虽欲不质，不可能也。（太仓的米）陈陈相因，以至于贯朽粟腐（这是说财政充实），自然导致武帝的大有为之业。所以，汉高祖的神圣，是尧以后的第一人，文帝的柔和，是被囚于羑里的（周的）文王以后的第一人，西楚霸王项羽是继承蚩尤而再兴霸业者，武帝是继承黄帝而扩大［疆域］规模者，全部是千古大圣人，不应该轻率地批判。群雄尚未死，则祸乱不止；离乱尚未甚，则神圣不生。一文一质、一治一乱，（其原理），于是（据本书）应该知矣。世纪·列传里的一个个人物论、时代批评，现在不提示。把项羽和武帝的功业叫作“千古大圣”（他还把秦之秦始皇称赞为“千古一帝”），这是他之崇拜不已的王阳明没有想到的事吧！即便在这里，“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样的宋学的反功利主义，也完全［造成了］正相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