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公元960年建国）以后的中国是士大夫的中国，士大夫的哲学、思想、意识形态，是广义的宋学［13]13。宋学，根据现代中国的哲学史家的分类，包括三个流派。第一是张载（张橫渠）所创立的唯物论，即“气”的哲学。第二是开始于程颐（程伊川）而由朱熹完成的客观唯心论，即“性即理”的哲学。这个所谓的朱子学，不久，永久地占据国教的地位，因为其过分的整齐性、完结性，终于没能期待值得一提的独创的后学［14]14。第三是陆九渊（陆象山）主张的主观唯心论，即“心即理”的哲学。作为其先驱，举程颢（伊川之兄程明道），最适当；作为其后劲，举明代的王守仁（王阳明），是定说。
  这三派之中，唯物论的系统在现今的中国最被强调，从这个新的着眼做的思想史的发掘、改写，接连不断地取得成果［15]15。即便没等新中国成立，继承张横渠的大哲学家·清初的王夫之（王船山）的存在，也已经众所周知。但是，切合思想史的纠葛而平心地思索时，这样的看法——这个系统并没有起到另外二系统［那样］程度的作用，被认为毕竟还是妥当的。张横渠的“气”的哲学，事实上被完全吸收于朱子的“理气”说之中。即便王船山，生前不必说，直到死后一百五十年、清朝的末期再发现，其著述和思想也完全沉睡在湖南省的偏僻的乡村里，这说得不夸张。尽管不用说思想的确在那里存在着，应该珍视；而且，正因为那个缘故，死后一百五十至二百年之后，在［民国］民族主义风潮中，它起到了伟大的作用，这是不可怀疑的事实。
  宋以后的思想史之最重要的局面，仍然在于客观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的纠葛；朱子学的“性即理”和陆王学的“心即理”的对立、抗争。不用说，这并不是说一方是体制方面的思想，另一方是反体制方面的思想。体制的维持、名教的拥护，这是两者一致高唱的大理想。两者都是一样把“理”的存在作为前提、把“理”的死守作为使命的理想主义。要说那个抗争，简言之，不过是站在同一立场的霸权的争夺战。这样的说法，充分有道理。否，岂止那样，连立这样的说法（非官学的陆王学的方面，是更彻底的体制拥护性的，是对体制更彻底的奴隶性的）也是可能的。若借用张横渠—朱子的定义，不外乎“心是性与情的统一体”，但“性即理”仅是这个“心＝性＋情”的一部分，即相对于只不过把性作为理，“心即理”说是举心全体（其具体的内容就是五伦五常）作为理，能看作“为封建伦理提供一个更直接的根据的东西”。朱子的格物说，这样解释：事事物物里有“理”，通过穷之格之，可以检证、把握自己内在的“理”。对此，阳明抨击说：总而言之，这无非“求理于外”的观点，假如以为孝之理在为“外”的双亲，双亲如果死了，那么孝之理就消失了吗？自古以来，作为孝之最大的节目的丧、祭就是无意义的事吗？理完全在“内”，完全在“我心”，以此一事就可知（《传习录》，岩波文库本一二七页）。
  诚然，目标也许相同，但对于那个相同的目标，所谓“性即理”“心即理”，其各自的原理，或者方法，都是整合性的吗？
  我认为，“性即理”方面是整合性的，但“心即理”方面不是那样。其详细［内容］不具有解释的余裕，现在想暂时指出以下诸点，即“心即理”说由于把没区别性、情（情具有一直流到本性上的“欲”的倾向）的原封不动的“心”设为理，所以导致出这些倾向：情—欲望（所谓人欲）的肯定；“人之自然”的主张；对朱子学那般重视的“敬”的轻视；对宛如“六经是我心之注脚”这样的权威的轻视；对异端的包容的态度等［16]1［16］。而朱子学派却不停地严厉警告这几点。
  虽然从客观唯心论方面不断地攻击其原理、方法的危险性，但主观唯心论的流派，程明道到陆象山直到王阳明，不管怎样，可能没有很大的破绽。王阳明的“良知”说（所谓良知，是根据孟子的语言，把像心即理那样的心标准化者）可以说是其顶峰。而且，在阳明那里达到顶点的主观唯心论，不久，假如就其目标而言，可以说不能不立于诡辩的境地，达到不使我那原本包藏着的祸心被发现［的地步］吧（阳明学左派）。作为其契机的是，良知的人的平等性，由于阳明，被热情地主张（满街都是圣人）；人由于只有把“内”“良知”作为问题，反倒开辟了对于“外”的知识、技能等的积极评价之道，开放了自由主义的风气［17]17，等等。与此一同必须特别注意的是，主观唯心论的系列从最初就伏流的“万物一体之仁”“生生不能止”之说是同良知结合的。良知已经不是个人的平静的修养项目，而成为应该实现万物一体的觉醒运动、精神的救世运动。
  孔子汲汲遑遑，宛如寻找丢失的自己儿子，而无暇于席之暖的原因……就是因为那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是疾痛迫切，虽欲已而不容已者。所以孔子说“我不与斯人之徒（成为这个人的人们）而谁与”“洁其身（隐遁）而乱大伦（社会的存在这样的人正当应有的状态），果（敢）哉。（然而这样的事实际）不难矣”［18]18[18］。啊，非真以天地万物为
  一体，谁知夫子之心矣。（《传习录》，同上二一八页）良知是作为万物一体虽欲已而不能已者，生生不能止者。“与其为数顷无源的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的井水之生意无穷”（《传习录》，同上六七页）。——假如省于吾心而［以为］非，则虽孔子之言亦不以为是（《传习录》，同上二〇五页）这样的良知，是主张万物一体、民是胞，物是与。但是，为动辄企图超越被派定的界限、本分的“生生不容已”的流动主义所保证的时候，就“抛弃五伦中的四伦”，仅以“朋友”一伦为“生命”，产生“只诚心诚意达性真，在恶名里埋没一世亦不顾及”这样的“阳明学左派”的“狂”［19］。最后的结局，勃发了应该说是思想之暴动的思潮。其时期，与正当那时开始的社会暴动、所谓“民变”的时期，正好一致［20]201。
  思想的暴徒，那就是李卓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