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但是，将“义不合则去”的“去”解为：只意味着从可以说是公式性的君臣关系，否，直截了当地说，从官僚体系脱离；可即便离去后待在家里，所谓“一饭思君恩”（杜甫）似的忠诚仍被赋予规范［作用］。这样解法也不是未被考虑，但它大概只不过是从日本式的君臣道德类推的吧。不仅是朱子学，思考旧中国君臣关系时，臣这个单词，不用说最容易明白的场合常常是这样解：被置于最高的长官（国家元首）的关系下评价的官僚。所谓臣，就是由于禄仕而成为那样［处境］、由于致仕而从那样［处境］脱离的身份。只是那时，其与君的关系被极端地理解为道义性的关系。其道义的这样的［说法］里，屡屡有相互矛盾的这样两个意思：一，指（作为下级者的）上下道德即服从的道德，此外，二，指“义合”，即“道”的实践。见于朱子的《四书集注》的有关君臣关系的注释，作为理论，几乎无例外的以“义合”之线来贯穿。服部宇之吉博士在《孔子及孔子教》（二一九页）里说：
  后世的中国学者，［认为］君子之出仕是为了实行自己的道，故道不行则断其君臣之关系——宋之学者，竭力论述大义名分，然在君臣之义上尚有误解孔子之旨的地方。大概在中华民族的思想里，孔子所说明的君臣之义并不充分彻底，在这一点上，我邦的君臣之道，确实发现与孔子之说相一致。我认为这不用说是正确的理解。这些事情，同已经指出的士大夫的二重原理（二十二页）这样的思想也有关系，不应该从日本的朱子学直线的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