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不用说，维持无过、无不及的中的状态，绝不是容易的事。道德主义这个东西，是以紧张状态紧紧抓住人，但一旦以紧张状态掌握人，则“只有所向，便是欲”，意念只要志向什么就已经被视为欲（《近思录》五、程伊川之说）。人或人心变为“天理、人欲交战”的战场。恶不是相对于任何“善”的原理性的对立者，只不过是“过、不及”罢了。这样的观点，一点也不妨碍把这样的善恶之对立变为天理人欲二者择一的对立。前面叙述过的克服“气质之性”而复归“本然之性”即“变化气质”这样思想，简言之，无非是灭人欲复天理（即成为圣人）。在这里，将一念之动亦作为人欲而企图压抑之的严肃主义就产生了。特别重要的是，一切儒教的习俗道德，所谓礼，被视为理之表现的可能性来展开。
  礼作为五常之一，构成理（性）的内容。但是，它不仅仅是原理，亦是现实的习俗。自古就有“礼，理也”这样著名的训诂。朱子的理之学说，包含了同这样的既成道德调和的可能性。在那里，那个严肃主义就变成了严酷无比的东西。程伊川所谓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就是那样的。本来，理作为始终与物的东西不同次元的“原理”，应该成为不久当实现的行为的指针，当然，即便对于既成的道德，也应该成为对它的批判原理。而且，不应该忽视的是，即便在那个方向也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在朱子学里，士大夫真正具有自己的伦理学。但实际上也不能否定只是作用于既成的东西之合理化这一方向。不然的话，就变成了原则的东西的实体化固执。在这里，所谓“道学先生”这样的称法就产生了。“道学先生”这样的称法，包含二类内容。一是说残酷。这方面的例子恐怕没有特别提起之必要。再就是迂愚。这是稍后的传说：宋王朝将要灭亡之时，拥护八岁的小天子而被追到广东省海上的宰相陆秀夫，天天向小天子讲《大学》，说治国平天下之事，始于修身，以鼓舞天子，如这般就属迂愚。
  一九一一年，数千年的王朝体制崩溃，重新成立“中华民国”，在思想上、文学上、道德上，全举起革命的火把时，朱子的名教被作为“吃人的礼教”而被诅咒。（鲁迅《狂人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