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周濂溪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功绩的第三点是强调“静”。本来，所谓“动·静”，与“本·末”“内·外”一样，是中国哲学里独特的范畴。作为其原型而应该注意的是《礼记·乐记篇》的下面的文章：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于物。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总之，若扼要地表达《乐记》之说，就成为：
  内·静·性·知·天理
  外·动·欲·物·人欲有个说法以为《乐记》这一思想本来不是儒家的思想，无非道家的思想的混入，这姑且作为别的问题。不管怎样，儒家经典《礼记》所说的人是把“静”作为本来状态的存在，感于物，就是说被外来的物作用之后才有“动”的这一说法，已经是可谓宋学先驱之唐代李翱的《复性书》的中心主题，现在于周濂溪那里它以“无欲故静”（对《太极图说》的周濂溪的自注）这样的决定性的表达表现了出来。以后，宋学的主流是“静”，从其衍变之中，产生出“敬”，产生出“未发之中”。而且，此“静”绝不是排除“动”的“静”，而是作为最大限度地把“动”包含于内的“静”（所谓“至静”），不久，如在朱子那里所能看到的那样，［它］就被组织成优美的理论之花样。那些方面，因为众所周知，故这里用不着再解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