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第二，必须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是说道德和政治的一致，或者哲学同政治的一致。我想，因为已经详细地讲述了《原道》的内容，关于这一点无重新论说之必要。但［要说］：不久，进入宋代，《礼记》的大学篇特别地被抽出，变成了所谓“四书”之一而受重视，总而言之，无非是这一新理想主义的归结。佛教“出家”主义的反人伦主义，道家“无为自然”的反文明主义，一起在这里被克服。这一场合，应该注意的是：假如把治国平天下全然当作纯粹的道德性的事情，即一个个士大夫成为有德行的君子，那个事（“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见《中庸》），当然不会出问题。但是，若认为包含着士大夫实际上担当天下国家的政务之意，那时，它就成为士大夫基于某二重原理而行动。孟子的语言里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样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此外，“若天下有道……若天下无道……”这样的表达，在儒教的古典里，不断出现，譬如“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它的反面恐怕是伊尹的“治亦进，乱亦进”（《孟子公·孙丑上》）吧。
  儒教自古就有与“父子天合”对比的“君臣义合”这样的主题。《礼记》曲礼篇里有如下记载：若父亲行为有错误的场合，作为子者，“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但是，对于君，“（若）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儒教的世界（天下），可以说是具有国家和家族（个人）二个中心的椭圆。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总而言之，是企图使这个椭圆维持自己椭圆到底的理想主义，而不是把它向哪一方之中心收敛而成圆。应该了解，这一点，有从过去日本的“忠孝一致”的原理不可能轻易类推之处。
  宋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显地把道德主义的、连续性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本质，而且它结晶成为应称为旧日儒教“礼”之意识的新版的“名教”概念。宋以后，道学官僚的上奏文，往往讲由于天子端正自身的心性、激励名节，天下的难事就没有不可解决之类的话。出现如此被
  人们笑谈的事，就根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