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作为如此思辨之范畴的体用概念，唐以前，即便在儒教的或者儒教以外的中国固有的文献里，到目前为止，几乎未能发现。但是，根据我的思考，我认为，体用概念是非常容易同中国式的思辨融合的东西，中国思想可以说是本来的或潜在的体用思想。作为绝对他者的神从无创造了世界，这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因果说（神是因，世界是果），与此相反，对不具有这样的创造神或者创造者的中国式思辨（佛教也没有这样的创造神）来说，其逻辑的根本形式，我认为在体用逻辑之外是不会有的。三世纪末的思想家郭象的《庄子注》在《庄子》注释书之中是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中有如下一节，即《知北游》篇对“未有天地可知邪”这一冉求的提问，孔子回答：“可，古犹今”那一节；该节还提出了“物物者非物”（使什么物成为什么物的物，不能是与那什么物相同维度的物）这一命题。对这二处，郭象这样注：
  孔子曰：天地常存，无有不存之时。非惟无不能化为有，有亦不能化为无，自古无未有之时。究竟先于物者是什么？试将先于物者为阴阳，但阴阳不外乎是所谓物；以自然作为先于物者，但所谓自然，无非是（指）物之自然而然（物之自尔）；试将至道作为先于（物者），所谓至道，总之是至无，既然是无，则先于物的理当是无（没有）。那么先于物者是什么呢？物却依旧继续有而不已，明矣，（物之有）是物之自然而然的那样（物之自然），非有使之然者的有。
  这里所说的（至）道是（至）无，在魏晋时的思想界可以说是常识。——并且，在几乎同时的其他学者的论文里也有：
  说起来，虽然尝试仔细研究过天地之运行、万物之运动，但未能发现使之那样运动者，一切在太虚里因自己的原因而产生（独化），忽然地制造出自身（自造），无有制造出它的主体者这样的东西（造之者非我）。理是自然而然的玄应（超越地呼应）。生出它的主体这样的东西不存在（化之无主），数是自然而然地冥运（默默不语之中凑巧发生）。（韩康伯关于《周易·系辞传》“阴阳不测谓之神”的注）这里所说，应该说是把中国式的世界观之一端精彩地定型化的说法。但是，像这样的观点，若把它上升为抽象的逻辑形式，则当然应该采用体用这样的形式。因而应当认为，体用逻辑被儒教所吸收，与其说是作为异种逻辑全然地被消化，倒不如说它起到了恰如放入豆腐里的卤水那样的作用。不管怎样，那个逻辑在佛教家之间被精炼这一点是明显的。其完成的形态，在天台（宗）和华严（宗）里，清楚（有时都看得腻烦）可见。隋唐时代，在大多数的佛教哲学里的“体用”范畴的运用，是机械的、频繁的，全然达到了只可以说是厌烦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