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佛教方面，首先想举“体用逻辑”这一点。所谓体用的逻辑是什么？所谓体用，总之是相对“因果”而言的概念。假如借用《大乘起信论》的比喻，相对于因果关系是风同波的关系，而所谓体用关系则可以说是水同波的关系。作为定义，像“所谓体是根本的，第一性的东西，所谓用是派
  生的，第二性的东西”［1］这样的看法，虽极含混不明确，也可以考虑。即便认为它是指实体和作用、本体和现象，假如对这些概念规定不是过于神经质的话，也无妨。在因果概念里说的是所谓因果别体，因同果是互相分开的，可是在体用概念里经常有所谓“体用一致”“体即用，用即体”，这一点是它的特征。例如，佛教所说的般若和方便，就被视为立于体用关系的范畴。清朝的末期，亦出现了倡导所谓“中体西用”论的事，即喊出这样的口号，把作为道义之学的“中学”（中国固有的学问）叫作“体”，将作为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的西学叫作“用”。
  这个体用概念，果真源于佛教吗？还是儒教里本来有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早在清朝的初期，就已经在中国的学者之间产生了论争。但就我所看到的范围而言，我认为将体用概念纯粹地视为起源于中国的概念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那些主张起源于中国的学者所举的例子，几乎全是“体”一字，或“用”一字的例子，但体用概念最重要的、体和用成对用的例子，可以说一个也没有，而像这样的例子，且被视为系统的东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限于佛教经典。例如，关于六朝时代的梁武帝（五〇二至五四九年在位）的论文《立神明成佛义记》中“无明体上，有生有灭，生灭是其异用，无明心义不改”这一段的臣下的注释里就有：“既有其体，便有其用；语用非体，论体非用，用有兴废，体无生灭……体之与用，不离不即”（《弘明集》九），就是其［体用成对用］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