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这本书刊行，已经有二十年了。其间我对宋明理学的基本观点，一直没有改变。当然，在这二十年中，在不少的地方，我的理解有了进步。可那都是细节上的事情，不关乎大纲。这次由于蒋国保先生的翻译，使它能够和中国读者见面，我很高兴。我衷心感谢蒋先生的厚意，衷心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借这个机会，我想把脑中浮现出来的事情，随便写下几个，以代序文。
一、关于我对佛教的态度。我并不否认佛教对于宋学的影响。可是我怎么也不能够赞成一种说法，说宋学的根本精神，宋学理论的一一细节，都是佛教的翻版。我以为这个现象只意味着属于同一类型的思想（譬如儒教的性善说和佛教的如来藏说）往往从同一发展类型而发展。还有，过度强调“影响”时，能不招致这样的情况么：就是很容易忘掉中国一般人民的生活意识才是中国哲学思索的盘基这一回事。譬如说，“理”这个话作为百姓日用的话，什么样的场合使用它、什么样的场合不使用它，它究竟有什么意思，这样的问题仿佛是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的。我是平生怀着这样的不满的。
二、已故的安田二郎先生，在四十年以前的论文里指出过朱子的“理”有三层意思：（1）最广义的意思是“意味”（说存在和意味的时候的意味）；（2）限定一些，它是法则性；（3）最狭义的意思是个别性（马之理、牛之理之类）（安田《中国近世思想研究》，一九四八年，新版一九七六年）。我好久之间没有了解他所说的意思，尤其是第一和第二之间的关联。可是数年前忽然想到这个问题是应该这么了解的：就是朱子所说的理之两个性质“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之间，前者是关于意味的，是基本性的。要不然，我们根本不能理解《朱子语类》第一卷十三条所说的话。在这个最广义的场合，朱子的哲学是理气二元论（存在论）。虽然如此，却不能否认朱子哲学的根本动机是伦理性的，道德主义的。要是这个动机很强烈，那么理的法则性方面则明显起来。在这个场合，朱子的哲学是理一元论（或者说无限接近于理一元论的理气二元论）。一般说来，安田先生学说中最有名的大概是“朱子学是从下向上的理论，阳明学是从上向下的理论”，这个命题（意思是：依照由现实实践工夫向上到究极理想的过程所建立的理论，和依照由究极理想向下到现实实践的过程所建立的理论）本书没有说及。可是理有三层这个分析也是很重要的。现在想，我在本书中没有涉及，可谓是遗憾的事。
三、前几年，我看到了汤浅泰雄《东洋的良心论之特质——比较伦理学的尝试》（收入《东洋文化之深层》，一九八一年）和井筒俊彦《意识与本质》（一九八三年）。这两本书对于朱子的“豁然贯通”之说，不期而然地下了个同样的解释，就是说深层心理学上的、深层意识论上的解释。汤浅先生说，这个“豁然贯通”，明明白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知的认识，它像禅宗所说的“见性”那样，表达出一种独特的经验，就是深层心理的能量之醒悟、喷出之经验。井筒先生也这样看，但他从相反的方向来说：“（豁然贯通是）意识之从其表层到最深层的飞跃、冲入”“意识的度之转换”。原来对于“豁然贯通”会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像刚才提到的两位先生说过的那样，把意识分作表层深层两个部分，而下个垂直性的解释。另外一个是像伦理学所讲的“归纳法的飞跃”那样，下个水平性的解释。从来大家采用的方法，我觉得是后者为最多。而且依照程子、朱子有关文章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解释也是很有理由的。那么，到底哪一个看法是对的？——宋明理学的哲学者们一般有一种倾向，忌讳言及关于深层意识的事情，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在儒教哲学，最贫乏的是关于深层意识的研究。我以为，近代熊十力的哲学之所以为难能可贵者在此。他毫无忌惮地采取了佛教唯识哲学的深层意识论，而把阳明学（及王船山）到达过的儒教哲学的阶段更推前了一步。还有，熊先生坚持了儒教传统哲学的“有”之立场。今天论述东洋哲学的几乎没有例外地说东洋哲学立足于“无”之立场，它是“无”之哲学（这是以我所知道的日本的情况而说的，他们提到的差不多都是佛教、禅宗的哲学）。相形之下，熊先生的儒教哲学愈加值得注意。“有”之哲学到底有没有和“无”之哲学比美之价值，我想，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既是物质，同样也是一种能量，“气”是这样的一种东西。这好像是最近最有力的看法。老实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看法。我并不是反对这个看法。但是，我最近在中国的杂志上看到过像“气是能量流”这样的表达，我不得不为之怀疑。把那个定义的前一半截掉，只用下一半，我想还是不够十分准确的、有时候简直是错误的。
五、侯外庐先生曾说：“在十六世纪，特别是十六世纪后半期至十七世纪初的中国，哲学思想呈现出了创造性研究的活跃气氛，可以和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比美。”（《历史研究》，一九五七年十期）。王阳明——阳明学左派在活动的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我以为侯先生此说是颠扑不破的。
最后，对于蒋先生不顾麻烦敢于翻译我的粗糙的日文，再一次表示深厚的感谢，对于读者诸先生再一次恳请不吝赐教。
岛田虔次
一九八六年四月于日本京都
借这个机会，我想把脑中浮现出来的事情，随便写下几个，以代序文。
一、关于我对佛教的态度。我并不否认佛教对于宋学的影响。可是我怎么也不能够赞成一种说法，说宋学的根本精神，宋学理论的一一细节，都是佛教的翻版。我以为这个现象只意味着属于同一类型的思想（譬如儒教的性善说和佛教的如来藏说）往往从同一发展类型而发展。还有，过度强调“影响”时，能不招致这样的情况么：就是很容易忘掉中国一般人民的生活意识才是中国哲学思索的盘基这一回事。譬如说，“理”这个话作为百姓日用的话，什么样的场合使用它、什么样的场合不使用它，它究竟有什么意思，这样的问题仿佛是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的。我是平生怀着这样的不满的。
二、已故的安田二郎先生，在四十年以前的论文里指出过朱子的“理”有三层意思：（1）最广义的意思是“意味”（说存在和意味的时候的意味）；（2）限定一些，它是法则性；（3）最狭义的意思是个别性（马之理、牛之理之类）（安田《中国近世思想研究》，一九四八年，新版一九七六年）。我好久之间没有了解他所说的意思，尤其是第一和第二之间的关联。可是数年前忽然想到这个问题是应该这么了解的：就是朱子所说的理之两个性质“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之间，前者是关于意味的，是基本性的。要不然，我们根本不能理解《朱子语类》第一卷十三条所说的话。在这个最广义的场合，朱子的哲学是理气二元论（存在论）。虽然如此，却不能否认朱子哲学的根本动机是伦理性的，道德主义的。要是这个动机很强烈，那么理的法则性方面则明显起来。在这个场合，朱子的哲学是理一元论（或者说无限接近于理一元论的理气二元论）。一般说来，安田先生学说中最有名的大概是“朱子学是从下向上的理论，阳明学是从上向下的理论”，这个命题（意思是：依照由现实实践工夫向上到究极理想的过程所建立的理论，和依照由究极理想向下到现实实践的过程所建立的理论）本书没有说及。可是理有三层这个分析也是很重要的。现在想，我在本书中没有涉及，可谓是遗憾的事。
三、前几年，我看到了汤浅泰雄《东洋的良心论之特质——比较伦理学的尝试》（收入《东洋文化之深层》，一九八一年）和井筒俊彦《意识与本质》（一九八三年）。这两本书对于朱子的“豁然贯通”之说，不期而然地下了个同样的解释，就是说深层心理学上的、深层意识论上的解释。汤浅先生说，这个“豁然贯通”，明明白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知的认识，它像禅宗所说的“见性”那样，表达出一种独特的经验，就是深层心理的能量之醒悟、喷出之经验。井筒先生也这样看，但他从相反的方向来说：“（豁然贯通是）意识之从其表层到最深层的飞跃、冲入”“意识的度之转换”。原来对于“豁然贯通”会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像刚才提到的两位先生说过的那样，把意识分作表层深层两个部分，而下个垂直性的解释。另外一个是像伦理学所讲的“归纳法的飞跃”那样，下个水平性的解释。从来大家采用的方法，我觉得是后者为最多。而且依照程子、朱子有关文章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解释也是很有理由的。那么，到底哪一个看法是对的？——宋明理学的哲学者们一般有一种倾向，忌讳言及关于深层意识的事情，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在儒教哲学，最贫乏的是关于深层意识的研究。我以为，近代熊十力的哲学之所以为难能可贵者在此。他毫无忌惮地采取了佛教唯识哲学的深层意识论，而把阳明学（及王船山）到达过的儒教哲学的阶段更推前了一步。还有，熊先生坚持了儒教传统哲学的“有”之立场。今天论述东洋哲学的几乎没有例外地说东洋哲学立足于“无”之立场，它是“无”之哲学（这是以我所知道的日本的情况而说的，他们提到的差不多都是佛教、禅宗的哲学）。相形之下，熊先生的儒教哲学愈加值得注意。“有”之哲学到底有没有和“无”之哲学比美之价值，我想，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既是物质，同样也是一种能量，“气”是这样的一种东西。这好像是最近最有力的看法。老实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看法。我并不是反对这个看法。但是，我最近在中国的杂志上看到过像“气是能量流”这样的表达，我不得不为之怀疑。把那个定义的前一半截掉，只用下一半，我想还是不够十分准确的、有时候简直是错误的。
五、侯外庐先生曾说：“在十六世纪，特别是十六世纪后半期至十七世纪初的中国，哲学思想呈现出了创造性研究的活跃气氛，可以和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比美。”（《历史研究》，一九五七年十期）。王阳明——阳明学左派在活动的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我以为侯先生此说是颠扑不破的。
最后，对于蒋先生不顾麻烦敢于翻译我的粗糙的日文，再一次表示深厚的感谢，对于读者诸先生再一次恳请不吝赐教。
岛田虔次
一九八六年四月于日本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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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田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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