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哲学上，朱熹关于理与气的学说奥妙无穷，但是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这些深奥的哲学道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和通俗化，上自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希望从社会的最基础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通过编著《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等，把儒学的道德性思想贯穿到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中去。有学者认为，宋代的文化特点是向平民社会发展，禅宗、古文运动和新儒家所代表的宗教的改革、古文的复兴、古典思想的重构，表示这确实是一个与新的时代相符合的文化运动，北京大学陈来教授称之为“近世化”：“在这个意义下面，理学不应被视为封建社会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或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观念体现，而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表现。”①这种“近世化”十分具体地体现在了闽学的形成与发展上。
  朱子文化在南宋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与思想领域起着十分巨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清代康乾二世，基本上确立了朱熹闽学的指导思想地位，这一点只要看康乾两代修了多少部理学著作就可以略知一二了，而且康熙还特意组织编纂了《理学经义》和《朱子全书》等。我们知道，历史的康乾之治从发展的总体规模上要远超于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其中朱子思想在政治上主导地位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比如自宋代开始封建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权，重视宣扬孝悌敬祖、宗亲和睦的家族观念。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家在倡导“敬宗收族”和重家族制度上尤为专注，他们在分析传统家族形式基础上提出重建一套与前世有所不同的新模式，即每个人都必须隶属于某个血缘关系的家族之中，每个家族要建造一座祠堂，作为供奉同族祖先的祭祀场所；同时要设置公共田产“族田”，以保障春秋祭典费用和赈济穷困宗亲之需；还要订族规、设族长等，把家族建设成社会基层最小的管理组织，使它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有效稳压器。从福建区域来看，宋明时已有些大姓巨家致力家族制度的建设，到清代福建各地家族兴建祠堂，广置族田，兴修谱牒，设立族长等，蔚然成风，反映了清代福建家族制度的普遍确立与完善。通过层层祠堂将不同地点、不同辈分的家族成员串联起来，构成一个血亲分明、繁而不乱的家族体系。
  朱熹思想是传统儒学的新发展，是儒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福建社会人文相适应，并将儒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结果。“每一次儒家经典解释的新思潮出现，差不多都是一种新的系统工程的建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1）时代主题的切换；（2）解释者身份与视角的微妙变化；（3）一种根源性解释——精神的归属的改变；（4）对某些经典的偏爱和特别重视；（5）解释方法的改变。”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更应该把朱子文化看成是一种“构成性”的，而不仅仅是“解释性”的。朱子文化往往被不同时代融入该传统的重要作品或被根据事实需要而提出的发展要求所改变，也就是说朱子文化本身并不提供对于所有问题的最终解释，他提供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原理性”思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朱熹强调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正心诚意、舍生取义自强不息见利思义、推己及人、与人为善、诚信待人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仍然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整合社会力量、协调利益矛盾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闽学在理想人格追求方面，提出了许多内在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和方式。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孔子倡导“仁者爱人”，要待人以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主张凡事要“推己及人”；而到了闽学朱熹这里，在继承的过程中对经典儒学文献义理的特别关注，可以说是极其自然的事，并因此通过朱熹个人及闽学其他学者的直接体验和理性的道德思辨，把儒学的这些思想推向一个更精微广大的境地。从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文化继承的意义同样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上，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断地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在工业文明和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条件下，金钱名利的追求和人际关系的疏离会不会反而使人更多地丧失了自己的本性而成为“物化”的存在？面对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失落、意义的迷失、道德的滑坡、人际关系的疏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朱子文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更加完备的思想体系，而且是在对人本身、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及其自我完善问题的启示性思维。建设和谐文化肯定包含着对意义的追求、形上的探索和超越层面的体验，因此，对朱子文化的思考和护持就必然地成为我们对最有益和最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的选择了。

①陈来：《宋明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②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