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叙述闽学对现代社会有怎样的意义是一个值得学界深入思考和普遍关注的问题。闽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思想系统，尤其是朱熹思想在中国历史过程中的每一个大开大阖的思想激荡中，都有其不断的义理开新。在下面的内容里，可能在许多地方更多地以朱子文化来指代闽学思想。这是因为闽学中的许多精粹思想内涵基本上都融合进朱熹的著述之中，而且朱熹之后闽学的发展也基本上都是朱熹主体思想的发展，闽学的发展最终也归结于朱子文化的发展。反之，这里所说的朱子文化，也并不只是指朱熹个人的学术思想而已，而是包括了闽学流派或其本源在内的广义朱子文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想要使朱子文化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社会，以狭义的朱子学说是怎么也无法办到的。这不是要违背朱熹的基本精神，反而可以说是真正尊重和学习朱子文化的态度，因为朱熹本身就是以这种方式学习、传承孔孟之学的。
  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闽学的现代转化问题是与整个儒学思想的现代发展紧密相连的，在诸如儒家思想究竟是中国现代化之阻力还是助力？它能否在经过转化之后继续维持其生命力？我们应当如何评估当代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在儒学重建中的积极成就？这些问题客观上也包括闽学现代发展之问。
  一 作为构成中国文化“坚硬内核”的重要部分，朱子文化不是一种僵化的道德说教体系
  在哲学上，朱熹关于理与气的学说奥妙无穷，但是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这些深奥的哲学道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和通俗化，上自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希望从社会的最基础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通过编著《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等，把儒学的道德性思想贯穿到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中去。有学者认为，宋代的文化特点是向平民社会发展，禅宗、古文运动和新儒家所代表的宗教的改革、古文的复兴、古典思想的重构，表示这确实是一个与新的时代相符合的文化运动，北京大学陈来教授称之为“近世化”：“在这个意义下面，理学不应被视为封建社会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或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观念体现，而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表现。”①这种“近世化”十分具体地体现在了闽学的形成与发展上。
  朱子文化在南宋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与思想领域起着十分巨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清代康乾二世，基本上确立了朱熹闽学的指导思想地位，这一点只要看康乾两代修了多少部理学著作就可以略知一二了，而且康熙还特意组织编纂了《理学经义》和《朱子全书》等。我们知道，历史的康乾之治从发展的总体规模上要远超于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其中朱子思想在政治上主导地位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比如自宋代开始封建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权，重视宣扬孝悌敬祖、宗亲和睦的家族观念。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家在倡导“敬宗收族”和重家族制度上尤为专注，他们在分析传统家族形式基础上提出重建一套与前世有所不同的新模式，即每个人都必须隶属于某个血缘关系的家族之中，每个家族要建造一座祠堂，作为供奉同族祖先的祭祀场所；同时要设置公共田产“族田”，以保障春秋祭典费用和赈济穷困宗亲之需；还要订族规、设族长等，把家族建设成社会基层最小的管理组织，使它成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有效稳压器。从福建区域来看，宋明时已有些大姓巨家致力家族制度的建设，到清代福建各地家族兴建祠堂，广置族田，兴修谱牒，设立族长等，蔚然成风，反映了清代福建家族制度的普遍确立与完善。通过层层祠堂将不同地点、不同辈分的家族成员串联起来，构成一个血亲分明、繁而不乱的家族体系。
  朱熹思想是传统儒学的新发展，是儒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福建社会人文相适应，并将儒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结果。“每一次儒家经典解释的新思潮出现，差不多都是一种新的系统工程的建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1）时代主题的切换；（2）解释者身份与视角的微妙变化；（3）一种根源性解释——精神的归属的改变；（4）对某些经典的偏爱和特别重视；（5）解释方法的改变。”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更应该把朱子文化看成是一种“构成性”的，而不仅仅是“解释性”的。朱子文化往往被不同时代融入该传统的重要作品或被根据事实需要而提出的发展要求所改变，也就是说朱子文化本身并不提供对于所有问题的最终解释，他提供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原理性”思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朱熹强调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正心诚意、舍生取义自强不息见利思义、推己及人、与人为善、诚信待人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仍然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整合社会力量、协调利益矛盾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闽学在理想人格追求方面，提出了许多内在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和方式。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孔子倡导“仁者爱人”，要待人以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主张凡事要“推己及人”；而到了闽学朱熹这里，在继承的过程中对经典儒学文献义理的特别关注，可以说是极其自然的事，并因此通过朱熹个人及闽学其他学者的直接体验和理性的道德思辨，把儒学的这些思想推向一个更精微广大的境地。从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文化继承的意义同样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上，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不断地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在工业文明和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条件下，金钱名利的追求和人际关系的疏离会不会反而使人更多地丧失了自己的本性而成为“物化”的存在？面对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失落、意义的迷失、道德的滑坡、人际关系的疏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朱子文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更加完备的思想体系，而且是在对人本身、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及其自我完善问题的启示性思维。建设和谐文化肯定包含着对意义的追求、形上的探索和超越层面的体验，因此，对朱子文化的思考和护持就必然地成为我们对最有益和最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的选择了。
  二 朱子文化可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文化资源
  1．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客观上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
  朱子文化作为宋代以来儒学思想发展的集大成者，势将成为我们发掘儒家体系中现代因素的最基本对象之一，在这一点上，陈来教授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华民族是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发展而来的，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成就也是以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而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以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传承，不仅具有民族文化延续的意见，更具有满足当今社会价值重建需要的意义。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就此而言，对朱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深刻而辩证的思考，无疑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
  2．朱子文化中的道德理想与当代社会的道德秩序。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经典，朱熹思想中的一个本质目的是为社会秩序提供合法性和制度背景，所以如何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角度对朱子文化进行解读，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价值体系建设工作。我们知道，儒家不是宗教，没有僧侣制度，也没有权威性的教义，但是儒家在推行道德教化方面的最纯净圆熟形式却不比其他宗教逊色，而其中至为典型的莫过于朱熹在文教上的影响力，朱子在文教上的影响，本质上就是儒家成德之教的真切体现。在朱子的著作中，向来强调把道德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并要求以道德理性制约人们的感性欲望，以求人的本性在现实中得到符合道德目的的实现，从而真正形成有序和谐的社会道德秩序。由此朱子坚持把道德与人的欲望相分离，强调存天理、去人欲，便是突出强调了理与欲的对立。这一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实际借鉴意义。
  3．朱子主敬穷理在当代社会提升人格修养方面的重要性。
  朱子学的学问宗旨，常常被概括为“主敬穷理”，从这个意义上，朱子所讲的天理可以归结到对康德所说的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主敬所包含的敬畏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心灵境界和道德境界。当前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不能停留于一般的道德观念之上，更多的还应当致力思想境界或心灵世界的提升，朱子文化在这一领域无疑具有借鉴意义。朱子十分强调“涵养”（存养）与“心”的关系，其实，孟子和程明道也讲存养工夫，但在孟子那里主要是指存养本心性体；在明道则主要是指识仁之后，存养本心仁体。而朱子所说的涵养却不是涵养本心性体，而是以肃整庄敬之心，汰滤私意杂念，使心气之心达到如镜之明，如水之止，然后“心静”则“理明”。当今社会，科学文明总是不断向前发展，人们所感受到的外界刺激也总是与日俱增，如果我们只适应外界的刺激而怠慢了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坚持与努力，那么，所谓人的主体性就无法坚持，其结果将是人为外界所支配而无法支配外界，而成为“役于物而不能役物”。朱子强调“主敬穷理”，主张以敬代静，敬是贯穿动静的功夫，其目的可以引申为现代人的真正主体性坚持。它要求随着科学文明的进步，人们就要收敛身心，提升自我的人格修养以深固主体性。朱子文化中有关这方面的思考比比皆是，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尤其是朱子思想中有益于我们把现代科学文明与人伦中的情意、境界、修养视为一体论述，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挖掘。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尤其需要强调这种向内做工夫以求获得人格提升的精神。
  4．朱子关于学习和践行思想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需要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解、多元视界与宽阔胸怀。
  朱子学最为强调的是格物穷理，而这方面的方法多种多样，朱子特别突出的是学习精神，他的格物论可以说是对儒家自古以来的“学习”思想的一种哲学的论证和展开，它在许多方面适用于今天社会的几乎所有人，有益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朱子的“即物穷理”，虽然在道德实践这一主题下并不具备积极的探究事物和掌握知识的意义，但我们还是可以由朱子的理气之分思想中，“引出科学知识”的思想依据。事实上，朱子对于有关外在事物的知识也是很感兴趣的，如像《朱子语类》第二卷、第三卷中论天地鬼神，都就“存在之然”而作讨论。这种由气的运行变化来说明自然界的情形，虽然还没有达到科学的阶段，但它基本上可以划入物理的范畴，因此在基本原则上说也是属于科学的，隐含着“纯知识”的可能性。而且，朱子所讲的“心”，也正是知性层面上的认知心。这种由哲学层面开拓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自本自根的科学知识，无疑具有更加深厚的人文精神和多元视界，也成为了朱子心性思想的时代意义之所在。尤其是由这一思想所导引出的关于朱子“通识教育”理念，它所包含的对人的综合素质的诸多论述更是可以成为与当代价值理想教育相通的文化资源。
  5．朱子文化中的化民成俗思想与当前推行文明礼俗。
  朱子十分重视社会民俗的改善，他强调大学之教不仅与“学者修己治人”有关，也与“国家化民成俗”有关。每个人都在其社会职位上尽其力，国家自然就可得化民成俗之效。朱子尤其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希望从社会的最基础着手，改变家族和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人从幼童而少年，而青年，而壮盛之年，而中晚之年，在这么一个漫长的人生过程中，无论为士、为农、为商，也无论是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你奉持的规矩，践行的道理是从何而来？朱子认为这一切都必须从家教来，从师教来，从礼教来，从经典中来。《朱子家礼》便是极其重要的经典之一。尤其是它并非朝廷功令，在实际生活中《朱子家礼》完全靠民间自然依循，因此才成为数百年来儒家文化地区（包括中、韩、日、越等）在婚丧嫁娶与人伦日用上所共同采行的生活宝典。在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秩序同样需要一套新的礼仪规范，朱子在这些方面的许多论述有益于我们思考如何更加有效地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工作。
  三 重视朱子文化与当代社会文化价值的矛盾关系
  深刻把握朱子文化在当代社会文化价值建设方向上的积极意义，护持住朱子文化在福建社会发展上的积极影响作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同样面临着一些困难。
  1．继承朱子文化与发展现代文明的冲突。
  把握朱子文化在构建福建当代文化上的积极意义的首要困难是面临继承传统文化与发展现代文明的冲突。朱子文化相当强调家国意识和宗族观念，重德轻利，以道德人格为本，关注人的道德的纯洁性，其实质上是一种伦理道德型的社会价值观。闽北曾经一度是整个传统儒学文化的中心，但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文化上的保守，明清以后其教育事业和人文事业反而出现了明显的衰退，再也没能重现宋代时的辉煌。虽然闽北乃至整个福建很早就开始有了农业之外的商业贸易方面的发展，使其人文性格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局限，但从总体看，追求传统教化，重农纯朴仍然是山区地区基本的价值观念。
  这种文化特点和价值观念与现代文明中的关注人的全面完整发展的人本价值观，崇尚科技理性，强调人权、自由和个人价值，以法律和道德并重制约社会秩序的一系列思想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异。在福建文化的现代发展过程中，这两种文明自觉不自觉地相遇和碰撞。朱子文化中强调的平均主义和现代文明的按劳分配原则，朱子文化中突出的中和思想与现代文明的优胜劣汰观，传统人文中的安贫乐道与现代文明的提倡竞争，构成了两种文化理念和人文特点的差异与对峙。从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并使其成为构建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资源来看，这种差异和对峙有可能引发福建省文化发展的目标模式、价值判断标准及行为准则取舍的困惑。而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之优势，常常会使传统文化包括其中的优秀文化在现实面前受到否定性、中断性的冲击；另一方面出于文化认同的危机感和区域文化独立性的警觉，传统文化亦会表现出排斥外来文化和固守自身特质的韧劲。这种矛盾的解决是我们当前思考文化建设问题的基本前提之一。
  2．汲取朱子文化资源，进一步提升整体文化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随着对文化和文化生产力认识的提高，人们也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在整体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特定的心理积淀、学术传统、价值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一系列文化因素构成了经济活动的文化背景，它们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精神状态、思维习惯、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我们是站在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理解、把握和发掘朱子文化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它们的再认识和它们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比如朱子文化作为福建省传统学术中的优秀资源，却在它的原创地越来越起不到应有的影响作用，那里的人文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与沿海地区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而且，文化消费也是个体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之一，在推动社会和谐前进和个人全面发展中，需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闽北、闽西及闽东部分山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民众的文化水平不高，获取和利用科技文化的能力较低，生存和发展观念落后，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认识程度较低，缺乏现代经济社会意识，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福建整体经济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因此，提高山区民众文化素质，提高文化消费水平，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的提升和文化普及的程度又往往取决于经济基础的状况。
  3．朱子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的继承发展与文化生态保护难以协调。
  资源性文化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既要保护继承又要开发，继承在于发展，开发需要保护。相对于现代流行文化，传统文化是弱势文化，比如朱子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欠缺足以支撑闽学的制度或组织（如传统中国历史上所见的科举考试制度，或过去闽北地区林立的书院、私塾等组织），已经完全不可能通过具体的学术或教育活动对社会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了。我们对朱子文化的继承和研究也并不是为了夸大朱熹思想中所包含的某些不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所限定的恒常价值在解决人类文化发展中所遭遇的普遍性问题方面可能发生的影响和作用，而是更多地通过对朱熹所阐发的义理命题的学术探讨，通过对他所提出的“家国天下”意识和接续“斯文”、承担“道统”的文化使命的透悟，在文化的方向上为当今的和谐文化建设提供历史资源性的思想架构。钱穆先生曾说：“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①但是，在朱子文化的学术研究及其闽学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对社会教化和文化教育方面实践措施的史料发掘和整理开发，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还不是非常充分。
  另一方面关于朱子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之关系的辩证认识，还难以落到实践，尤其是闽北部山区经济较为薄弱、资金短缺，要么开发不足，要么又急于利用文化资源创造经济效益，必然影响着文化资源保护和后续利用。一些有关朱子文化的开发是伴随着旅游文化资源的拓展而进行的，有的地方出现了盲目迎合旅游者的趣味和标准，缺乏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结果极其容易导致旅游地朱子文化真髓的丧失；大规模的旅游活动带来了朱子文化的某种商业化，流于表面的快餐化，等等。此外，目前在文化资源开发方面更多的是侧重于有形物质文化而非朱子文化这种维护开发时间比较长、经济效益小或表现不明显的以非物质文化为主的文化类型，再加之文化现代化、一体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常常造成了这一类型文化资源继承与发展、保护与开发协调性的难以实现。
  4．朱子文化面对文化市场发展的趋向所必然产生的迷茫。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朱熹思想相对于其他传统儒学派别，不仅在于对儒家内圣心性之学所包含的普遍性价值的确认上，而且还表现在对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思想进路之客观有效性的确认上。这使得这一学说不甘于要求人们只做某种只专注于探求形上义理的哲学家或只关注自我生命之解脱、安顿的人。这一学说主张的是实现儒家的“圣王”理想，要使自己的理论发挥某种影响社会人生的实际功效。朱子学说中的许多关于道德理想和人格修养方面的思想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和道德水准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面对目前在文化市场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和非理性倾向，以及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道德价值观的混乱和偏差，都与朱子文化构成了无法消解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这就提出了一个朱子文化的现代社会适应性问题，即在其内部存在着文化的传承性和由于传承性而产生的分歧性也愈来愈大，甚至愈是强调传承性的时候分歧性愈大。虽然朱子文化写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纲要，受到政府的重视，然而一方面由于缺乏创造性的诠释；另一方面也由于其中的价值思想与现代化的步调和市场化的现代生活脱节，而显得创造力不足，其理想性和可行性在某种程度上有显得逐渐模糊的趋向。
  再加上文化产品商品化的冲击，朱子文化中的人文性和品味性受到了忽视，由于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人群中贫富差距的显性化，文化均富问题被突显了出来，太贫者无力于享受文化成果，太富者则无心重视文化，而中产阶级者又往往受市场化、商品化等大众品味流行的影响。在这样的冲突情况下，朱子文化作为传统文化无力对现实文化问题进行纠错，也必然带来其对现实社会影响力的萎缩。

①陈来：《宋明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②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①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