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代以义理解经成为一种文化风潮，“理学家们普遍先择《周易》《中庸》《大学》《孟子》《论语》等儒经作为研究的重点，通过对它们的阐发来建立以儒学为主体、并建构‘性与天道’的理学思想体系。理学成为经学中的义理学派的典型形成”①。闽学作为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十分注重在儒学经典文献的框架内，通过解读经学中之义理，进而论述自己的闽学思想。作为独特的研究路径，闽学的历代代表人物更多注重的儒学经典是《六经》中的《周易》《春秋》《尚书》，以及后来经由朱熹的注述而合称为《四书》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比如杨时就十分重视《六经》：“因言秦汉以下事曰：亦须是一一识别得过，欲识别得过，须用着意《六经》，《六经》不可容易看了。”②
  在闽学史上，一向认为《六经》蕴含着先圣的天人之道，是认识世间一切事理的根本依据。杨时重《六经》，重在以义理之学探析其真义之所在，并以此批判了汉唐只以追逐文字为目的的辞章之学；罗从彦一生关注政治伦理，其在《六经》更多地评议的是《春秋》。他认为：“《春秋》一书，独谨严。”③“此书乃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也。”④李侗对《六经》的态度可从他与朱熹师徒之间相关问学内容而略知一二，其对《春秋》《论语》《孟子》的思考与阐析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朱熹则在强调《六经》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又对儒学的经典学说进行了一番新的评述与整理。他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地位，且将《四书》居于《六经》之上，从而实现了儒学发展中的某种转向，这种转向虽然不是自朱熹而始，但朱熹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自《四书》推出以后，儒学史上才有了孔孟并称。《四书》将孔子置于儒学最重要的位置并将《孟子》升为经，将《大学》中之“明德”提升到本源心性的层面来思考，从而以孔孟取代了宋代之前的周孔。自此以后，虽然道统论仍然是自三代讲起，但实际上孔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已实现了大大的超越。可以这样说，以《四书》代替《六经》为经学研究的中心是成熟于闽学的主导倾向，而且在对儒学经典进行义理研究的基础上，闽学还非常重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四部经书中的义理并抬高其地位。比如杨时就认为：“《大学》一篇，圣学之门户，其取道至径。”①“《中庸》之收，盖圣学之渊源，人德之大方也。”②“圣学所传，具在此书。”③由此可见，闽学在以理学思想重新诠释儒学经典的过程中并不抱残守缺，尤其是朱熹不仅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只重注疏不重经义的汉代治学之缺陷，同时也不断地要求避免另一种只强调个人的解经意图而脱离经典本义的极端，而主张将严肃对待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读经文相结合，最终达到在遵循经文本义基础上的深入阐发义理之目的。

①朱汉民：《宋明理学通论——一种文化学的诠释》，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②杨时：《余杭所闻》，《龟山集》卷十一，第218页。 ③罗从彦：《遵尧录别录》，《罗豫章集》卷八，第89页。 ④罗从彦：《遵尧录四·仁宗》，《罗豫章集》卷四，第44—45页。 ①杨时：《余杭所闻》，《龟山集》卷十一，第216页。 ②杨时：《中庸义》序，《龟山集》卷二十五，第348页。 ③杨时：《题中庸后示陈知默》，《龟山集》卷二十六，第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