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闽学代表人物由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乃至之后的朱熹门生弟子，无论其投身仕途或退避山野，其忧国之诚、推行道德教化之勤，始终不衰。因此，闽学之思想决不是一套抽象的哲学理论而已，它代表的是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比如，朱熹所谈的理究竟是怎样的理？它决不是形式逻辑之理，因为它所指向的是实质的内容，不是推论的形式。表面上它似乎更为主要的是涉及自然科学所研究之理如物理之类，因为朱熹讲格物穷理，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但是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表象，朱熹思想的中心与兴趣显然是在人伦。在他的认识理论里，日常的闻见之知是不可穷尽的，他所谓的豁然开朗并不是指找到某种实验科学上的解释世界的理论方法，而是通过认识上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的质的飞跃，进而实现观念上的超越形而上的目的。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把朱熹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做一比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的纯粹形式也就是上帝，是完全超乎时间流淌过程之上的，它本身没有质料、没有运动而永恒存在，是万物对它的向往才产生了整个宇宙的历程。但是，朱熹所讲的理首先规定其必须通过气而具体现实化为万物，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万物之内在归本穷源只是一理。朱熹的宇宙论、人性论正是以这种超越的形而上的思想为依据的。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这无疑也是传统儒学思想的本质。在朱熹看来，由理之内涵规定生生不已，在具体现实化的过程之中虽有过恶的出现，但生生不已的变化本身便是一种价值实现的过程。这一关于理的思想不仅与西方哲学中有关世界原初的理论不同，而且也与佛家的空理、道家的玄理不同。这种由理出发而深入探析宇宙论并最终折返于道德人性的理论，即从宇宙论走向人性论，使宇宙论服从于人性论，使理气问题最终归结为心性问题，从而建构起道德的形上学。如此之道德思维，其目的在于突显出了把传统儒学思想中内在与超越的关系直接表述为道德与形上学的关系，内在地统一了宇宙万物与人的内在道德性。这也反映出朱熹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道德生活本身并不存在某种超然独存的道德本心，道德本心只有在于感性情欲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发挥其主宰功能和显示其自身的存在。正是在这样一种哲学前提下，朱熹对现实政治的道德关怀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实践特征。他以内圣之学本，怀抱强烈的政治意识，随时准备投入为朝廷、百姓服务。由于这种超越的道德理想与恶浊的现实政治总是格格不入，朱熹及其他闽学人物每每自觉地在野形成一股清流的舆论力量，与当朝的权臣集团势力相对立。这让人们看到了儒者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另一面，即不仅致力仕途，而且当政治与道德理想无法通过这一途径得以实现的时候，还可以在学术教育文化的层面形成一个不与现实力量相妥协的压力集团。这在孔孟时期已开其端，到了宋代理学时则形成了儒者面对政权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态度，尤其是朱熹，在其屡屡受召而屡屡固辞时，表现出来的不只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自觉选择——在现实政治之外建立一种理想阵地，以维护自己的哲学理想。①因此在闽学传统中，宇宙论的玄妙推演其最终必然指向现实社会与政治，指向天理人欲界限的分野。在朱熹看来，闽学所坚持的道德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是肯定要起冲突的，在理论上君主是政治及道德的化身，但事实上道德则另有标准，而一种思想流派在这方面承受过多则必然引起政治层面的反激。朱熹本人就曾因为这样的反激而在晚年被诬为伪学。

①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347—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