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学术传统的变化因素来看，经过儒佛之间数世纪的思想紧张与文化冲突，到了宋代新的思想综合体呼之欲出。而宋代理学的产生正是在一个相对自由活跃的学术环境下吸收佛道两家的某些理念与实践，逐步建立起了更为宽松同时也更为精密的哲学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个由各种主题构成的、极为复杂的传统体系，包括濂、洛、关、闽等在内的各种流派，这些体系在许多方面紧密联系，而在另一些方面却互不相关。有时它们的联系跨越了地域的界限，有时则在特定的环境下独立发展。闽学正是在这样的既联系又独立的状况下得以崛起。从杨时开始一直到朱熹及其弟子，在闽学的体系里几乎包容了所有能够证明自己合理性的儒学传统思想，同时它又努力不受过去思想的限制而直接思考宇宙、时间、存在、思想的实质、正确的伦理规则和逻辑规则等。而福建区域的文化环境则是进行这种哲学活动所必须具备的最一般条件。
  当时的福建文化发展水平已达到了相当水准，钱穆说：“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这一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①而到了宋代，南方文化尤其是福建的文化发展更是达到了盛况空前的程度，这就为理学传播中心的南移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再加上北宋末期统治者出于巩固中央集权而救“内重”之弊的需要大开言路、鼓励直谏，这种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与福建北部山区本来就长期存在的相当突出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批判意识和参与意识十分契合，因此造就了闽学的转生和形成。这也是为什么闽学在其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对各种思想流派并非采取完全接受姿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它全面而不是有所取舍地传承了二程洛学的思想精髓，并在后来发展中有目的的不断吸取佛道两家之思想，这一点在朱熹的思想体系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闽学在传承以及吸取各种思想流派之内涵过程中，其目标和实质内容都要受到高度的选择。比如，朱熹在其致中和学说中，先是从程颐的“涵养在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思想中撷出“仁性爱情”一语作为指导原则，并把仁当作“性之德、爱之本”，或“心之德、爱之理”，同时朱熹亦对张载的“心统性情”之说甚为同意。他认为：“后来看横渠心统性情之说，乃知此话大有功，始寻得个情字着落，与孟子说一般。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恻隐、情也，此是情上见得心。又曰：仁义礼智根于心，此是性上见得心。盖心便是包得住那性情。性是体，情是用。心字只一个字母。故性情字皆从心。”①在这里，朱熹明确地把心性情分成三层内容：恻隐是情，仁是性，恻隐之心是仁之端，而不能是仁本身。这样就有了情是形而下，性是形而上，心则兼摄形上、形下两个方面。
  仅从心性情的分层内容来看，朱熹在理论上的发展早已形成自己的主旨而表现出对儒学基本概念的进一步研究和认真的思考，并不完全囿于孟子和程颐原有的限定。尤其是论及心与理的关系时，朱熹的观点也是充满辩证的，他认为心与理并不是本来就具有直接的导致关系。只有通过后天的修养工夫才可以使心与理相统一，但此心又可以随时流放出去，听任情欲翻腾而可能导致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由此，朱熹铺成相关一系列的教化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探讨很多宋明理学及其之后的思想流派的时候，哪怕是其中一些基本思想是与朱熹相对立的，但在讨论几乎所有的主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对朱熹关于这一主题的概念不加以明确的思考，那么，这种讨论就会被认为是不完善的。

①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04页。 ①《朱子语类》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