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我们知道，闽学的创生，一方面是二程洛学思想传承的结果，靠的是杨时等思想家在熏承师训的同时，又承担起了在讲学、著述活动中对构成洛学思想内涵的基本要素做出突破性发现的责任，这种责任使得南传的洛学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只能被看作是出发点。而在另一方面，闽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并非是偶然的，它同时也是当时学术思想发展的特点和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一种学术思想流派的伟大之处无疑在于这一思想观点的持久性，接受这一思想的区域范围，以及这一思想提出的问题和提供的解决方式的普及性和渗透性，而这一切取决于这一思想流派的理论特点。作为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派，闽学由于传承的因素、地域性及思想的集大成特点等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理论特色。
  一 既联系又独立，既接受又突破的学术风格从学术传统的变化因素来看，经过儒佛之间数世纪的思想紧张与文化冲突，到了宋代新的思想综合体呼之欲出。而宋代理学的产生正是在一个相对自由活跃的学术环境下吸收佛道两家的某些理念与实践，逐步建立起了更为宽松同时也更为精密的哲学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个由各种主题构成的、极为复杂的传统体系，包括濂、洛、关、闽等在内的各种流派，这些体系在许多方面紧密联系，而在另一些方面却互不相关。有时它们的联系跨越了地域的界限，有时则在特定的环境下独立发展。闽学正是在这样的既联系又独立的状况下得以崛起。从杨时开始一直到朱熹及其弟子，在闽学的体系里几乎包容了所有能够证明自己合理性的儒学传统思想，同时它又努力不受过去思想的限制而直接思考宇宙、时间、存在、思想的实质、正确的伦理规则和逻辑规则等。而福建区域的文化环境则是进行这种哲学活动所必须具备的最一般条件。
  当时的福建文化发展水平已达到了相当水准，钱穆说：“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这一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①而到了宋代，南方文化尤其是福建的文化发展更是达到了盛况空前的程度，这就为理学传播中心的南移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再加上北宋末期统治者出于巩固中央集权而救“内重”之弊的需要大开言路、鼓励直谏，这种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与福建北部山区本来就长期存在的相当突出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批判意识和参与意识十分契合，因此造就了闽学的转生和形成。这也是为什么闽学在其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对各种思想流派并非采取完全接受姿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它全面而不是有所取舍地传承了二程洛学的思想精髓，并在后来发展中有目的的不断吸取佛道两家之思想，这一点在朱熹的思想体系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闽学在传承以及吸取各种思想流派之内涵过程中，其目标和实质内容都要受到高度的选择。比如，朱熹在其致中和学说中，先是从程颐的“涵养在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思想中撷出“仁性爱情”一语作为指导原则，并把仁当作“性之德、爱之本”，或“心之德、爱之理”，同时朱熹亦对张载的“心统性情”之说甚为同意。他认为：“后来看横渠心统性情之说，乃知此话大有功，始寻得个情字着落，与孟子说一般。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恻隐、情也，此是情上见得心。又曰：仁义礼智根于心，此是性上见得心。盖心便是包得住那性情。性是体，情是用。心字只一个字母。故性情字皆从心。”①在这里，朱熹明确地把心性情分成三层内容：恻隐是情，仁是性，恻隐之心是仁之端，而不能是仁本身。这样就有了情是形而下，性是形而上，心则兼摄形上、形下两个方面。
  仅从心性情的分层内容来看，朱熹在理论上的发展早已形成自己的主旨而表现出对儒学基本概念的进一步研究和认真的思考，并不完全囿于孟子和程颐原有的限定。尤其是论及心与理的关系时，朱熹的观点也是充满辩证的，他认为心与理并不是本来就具有直接的导致关系。只有通过后天的修养工夫才可以使心与理相统一，但此心又可以随时流放出去，听任情欲翻腾而可能导致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由此，朱熹铺成相关一系列的教化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探讨很多宋明理学及其之后的思想流派的时候，哪怕是其中一些基本思想是与朱熹相对立的，但在讨论几乎所有的主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对朱熹关于这一主题的概念不加以明确的思考，那么，这种讨论就会被认为是不完善的。
  二 道德理想与现实政治关怀相一致的学术志向
  闽学代表人物由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乃至之后的朱熹门生弟子，无论其投身仕途或退避山野，其忧国之诚、推行道德教化之勤，始终不衰。因此，闽学之思想决不是一套抽象的哲学理论而已，它代表的是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比如，朱熹所谈的理究竟是怎样的理？它决不是形式逻辑之理，因为它所指向的是实质的内容，不是推论的形式。表面上它似乎更为主要的是涉及自然科学所研究之理如物理之类，因为朱熹讲格物穷理，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但是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表象，朱熹思想的中心与兴趣显然是在人伦。在他的认识理论里，日常的闻见之知是不可穷尽的，他所谓的豁然开朗并不是指找到某种实验科学上的解释世界的理论方法，而是通过认识上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的质的飞跃，进而实现观念上的超越形而上的目的。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把朱熹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做一比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的纯粹形式也就是上帝，是完全超乎时间流淌过程之上的，它本身没有质料、没有运动而永恒存在，是万物对它的向往才产生了整个宇宙的历程。但是，朱熹所讲的理首先规定其必须通过气而具体现实化为万物，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万物之内在归本穷源只是一理。朱熹的宇宙论、人性论正是以这种超越的形而上的思想为依据的。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这无疑也是传统儒学思想的本质。在朱熹看来，由理之内涵规定生生不已，在具体现实化的过程之中虽有过恶的出现，但生生不已的变化本身便是一种价值实现的过程。这一关于理的思想不仅与西方哲学中有关世界原初的理论不同，而且也与佛家的空理、道家的玄理不同。这种由理出发而深入探析宇宙论并最终折返于道德人性的理论，即从宇宙论走向人性论，使宇宙论服从于人性论，使理气问题最终归结为心性问题，从而建构起道德的形上学。如此之道德思维，其目的在于突显出了把传统儒学思想中内在与超越的关系直接表述为道德与形上学的关系，内在地统一了宇宙万物与人的内在道德性。这也反映出朱熹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道德生活本身并不存在某种超然独存的道德本心，道德本心只有在于感性情欲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发挥其主宰功能和显示其自身的存在。正是在这样一种哲学前提下，朱熹对现实政治的道德关怀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实践特征。他以内圣之学本，怀抱强烈的政治意识，随时准备投入为朝廷、百姓服务。由于这种超越的道德理想与恶浊的现实政治总是格格不入，朱熹及其他闽学人物每每自觉地在野形成一股清流的舆论力量，与当朝的权臣集团势力相对立。这让人们看到了儒者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另一面，即不仅致力仕途，而且当政治与道德理想无法通过这一途径得以实现的时候，还可以在学术教育文化的层面形成一个不与现实力量相妥协的压力集团。这在孔孟时期已开其端，到了宋代理学时则形成了儒者面对政权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态度，尤其是朱熹，在其屡屡受召而屡屡固辞时，表现出来的不只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自觉选择——在现实政治之外建立一种理想阵地，以维护自己的哲学理想。①因此在闽学传统中，宇宙论的玄妙推演其最终必然指向现实社会与政治，指向天理人欲界限的分野。在朱熹看来，闽学所坚持的道德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是肯定要起冲突的，在理论上君主是政治及道德的化身，但事实上道德则另有标准，而一种思想流派在这方面承受过多则必然引起政治层面的反激。朱熹本人就曾因为这样的反激而在晚年被诬为伪学。
  三 重视儒经义理：以理学解释经书，以阐明经书来发展理学的学术路径
  宋代以义理解经成为一种文化风潮，“理学家们普遍先择《周易》《中庸》《大学》《孟子》《论语》等儒经作为研究的重点，通过对它们的阐发来建立以儒学为主体、并建构‘性与天道’的理学思想体系。理学成为经学中的义理学派的典型形成”①。闽学作为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十分注重在儒学经典文献的框架内，通过解读经学中之义理，进而论述自己的闽学思想。作为独特的研究路径，闽学的历代代表人物更多注重的儒学经典是《六经》中的《周易》《春秋》《尚书》，以及后来经由朱熹的注述而合称为《四书》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比如杨时就十分重视《六经》：“因言秦汉以下事曰：亦须是一一识别得过，欲识别得过，须用着意《六经》，《六经》不可容易看了。”②
  在闽学史上，一向认为《六经》蕴含着先圣的天人之道，是认识世间一切事理的根本依据。杨时重《六经》，重在以义理之学探析其真义之所在，并以此批判了汉唐只以追逐文字为目的的辞章之学；罗从彦一生关注政治伦理，其在《六经》更多地评议的是《春秋》。他认为：“《春秋》一书，独谨严。”③“此书乃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也。”④李侗对《六经》的态度可从他与朱熹师徒之间相关问学内容而略知一二，其对《春秋》《论语》《孟子》的思考与阐析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朱熹则在强调《六经》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又对儒学的经典学说进行了一番新的评述与整理。他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地位，且将《四书》居于《六经》之上，从而实现了儒学发展中的某种转向，这种转向虽然不是自朱熹而始，但朱熹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自《四书》推出以后，儒学史上才有了孔孟并称。《四书》将孔子置于儒学最重要的位置并将《孟子》升为经，将《大学》中之“明德”提升到本源心性的层面来思考，从而以孔孟取代了宋代之前的周孔。自此以后，虽然道统论仍然是自三代讲起，但实际上孔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已实现了大大的超越。可以这样说，以《四书》代替《六经》为经学研究的中心是成熟于闽学的主导倾向，而且在对儒学经典进行义理研究的基础上，闽学还非常重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四部经书中的义理并抬高其地位。比如杨时就认为：“《大学》一篇，圣学之门户，其取道至径。”①“《中庸》之收，盖圣学之渊源，人德之大方也。”②“圣学所传，具在此书。”③由此可见，闽学在以理学思想重新诠释儒学经典的过程中并不抱残守缺，尤其是朱熹不仅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只重注疏不重经义的汉代治学之缺陷，同时也不断地要求避免另一种只强调个人的解经意图而脱离经典本义的极端，而主张将严肃对待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读经文相结合，最终达到在遵循经文本义基础上的深入阐发义理之目的。
  四 严辨儒与佛、道之别，又会通佛、道之精要的文化趋向
  儒学在受到魏晋玄学及隋唐佛学的冲击之后，宋代理学家多对佛、道持批判态度，但同时也改变了看待问题的视野，不得不客观地承认佛、道两家哲学理论的可借鉴之处，尤其是许多地方用儒学之内容而借佛、道之形式，不仅丰富了自身而且以此区别于原始儒学的方向。闽学有不少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在治学初期出入佛、道，如杨时就曾与禅师交好，常借佛、道理论阐释儒学义理。罗从彦虽然从倡明儒学的必然性上坚决地批评了佛、道思想，但在不同方面同时也承认佛氏之学“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窥”。佛学有一条修养功夫的途径，又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架构，许多儒者不得不为其所吸引，闽学所提出的静坐观就烙有佛学理论的印迹。而在朱熹那里，综其大概，思想渊源中有众多源头活水，他的理学核心中不仅是吸取了圣贤的思想精华，而且也是折中融合了佛、道思想，他曾经回忆说过：“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有两册。”①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道”“理”“太极”是作为同等序列的范畴。在儒学的一贯思想中，道德根源于理性，道德境界同时也就是天地境界，二者不能有高下的区别，因为如果达不到对宇宙全体的认识，就谈不到真正的道德。因此必须借助道家思想于无形，把儒学传统的纲常伦理通过“理”这一最高范畴的普遍形式上升为宇宙本体的高度，实现儒学思辨性的提高。另一方面，朱熹也折中融合佛释之学，他对“理一分殊”的解析便吸取了佛家中的“一多相容”思想精华，从而使得“理一分殊”成为其理学思想体系至为重要的命题。钱穆《朱子学提纲》中指出：“朱子于老庄两家颇多发挥，亦不全加废弃。其于释氏，尤其于禅宗，则特有精辨，于理学家朱子辟禅之语最多。后代理学家所辨儒释疆界，其说几全本于朱子。”②可以说，朱熹的本体论、人性论、修养论等思想都不同程度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但是朱熹纳佛、道入儒并不是简单拼凑，他对儒与佛、道的思想接轨下了很大的工夫。应该说，闽学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佛、道两家理论采取既吸收又批判的两重姿态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体系逐渐成熟的必然选择。虽然这种必然选择也引来后人的各种非议，但是这种以闽学为主，吸收、融合佛、道的文化趋向，不仅没有减损闽学的影响，反而促进了闽学在各种思想流派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五 以思想体系的开放性和流转性奠定闽学极强的传播特性和影响力的治学方向
  闽学乃洛学南传之结果，由判定为伪学到确立为官学，再到定于一尊，历经几代人的传衍、笃力推行，除了理论创新上的巨大贡献之外，闽学发展的一大突出特色是教育复兴，通过兴学育人、传道讲学充分发扬重教、兴学、育才的儒学文化传统。也正是透过这一文化传统，闽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开放性思想体系，尤其是书院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聚人才、激荡思想和传播新观念的重要平台。所有的理学家几乎都是从事终身教学的，也多半曾在书院进行过讲学活动，而闽学中的思想家则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典型。杨时一生讲学不辍，仅在东林讲舍前后讲学有十八年之久，明代著名的东林书院就建于东林讲舍旧址之上。到了晚年更是从游的学者不断，南宋度宗敕建龟山书院；游酢在武夷山的五曲筑讲学之所“水云寮”，理宗时敕建豸山书院；罗从彦作为上承二程、杨时，下启李侗、朱熹的闽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倡道东南，先后在洞天岩、南斋书院等处论道；李侗更是致力讲学论道接引后学，乃至后人感念其诚而建有延平书院祭祀之。到了朱熹，闽学之书院文化更是蔚为大观，中国历史上四大书院中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都是经朱熹复建或修建而成的。由于朱熹树书院讲学之新风范，在他身后数百年来留下的书院书堂遍及各地，而闽北闽中更是比比皆是。书院不仅成为了闽学的思想学术基地，同时也是闽学人才诞生的摇篮，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区域文化发展，呈现出“中原文献，十九在闽”的繁荣之势。可见，通过书院体现出来的朱熹人格之感召、教泽之广被、学脉之传承、讲学之流风，处处可以看出朱熹及其闽学各个阶段代表人物所建立之思想体系的开放与交流特性。同时，闽学思想的形成与传播还体现在书院这种形式包容之下的寓政治、伦理思想于学术之中的活动过程，把义理之是非与生民之忧乐、政治之明暗、信仰之存灭等内容相交集，熔铸成极富思辨性的集大成之理学思想体系，大大提高了传统儒学的思维水平。
  可以说，自杨时、游酢将理学引进福建，通过讲学论道、研磨心得，培养了一大批闽学学者，实现了福建文化在思想学术层面的一次重大提升，从而刺激、催化、加速了东南地区特别是闽文化的进一步开发。因此，闽学的形成既是中国文化的一大转机，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文化昌盛基础，同时也是闽文化的一次飞跃式发展。这一飞跃式发展实现了北方中原文化与南方学术文化的相融合，突显了几代闽学思想家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兼容并蓄的思维模式，最终实现以定儒学于一尊的方向来整合诸家、吸收异质文化以重建儒家，并进而推动儒学思想成为正统学术的理想目标。

①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04页。 ①《朱子语类》卷五。 ①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347—368页。 ①朱汉民：《宋明理学通论——一种文化学的诠释》，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②杨时：《余杭所闻》，《龟山集》卷十一，第218页。 ③罗从彦：《遵尧录别录》，《罗豫章集》卷八，第89页。 ④罗从彦：《遵尧录四·仁宗》，《罗豫章集》卷四，第44—45页。 ①杨时：《余杭所闻》，《龟山集》卷十一，第216页。 ②杨时：《中庸义》序，《龟山集》卷二十五，第348页。 ③杨时：《题中庸后示陈知默》，《龟山集》卷二十六，第357页。 ①《朱子语类》卷一百〇四。 ②钱穆：《朱子学提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