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历史上，福建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有着突出影响和贡献的有两个历史阶段。一个是朱子闽学的形成对宋以后的中国文化的影响，朱子闽学的出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性与思辨性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闽学取得了中国儒家文化正统的继承者的地位，并上升为南宋以后历代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从而影响了自南宋以后直至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的大格局。另一个则是自清初直至20世纪初的历史阶段，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乃至文化方面的强烈冲击之下，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福建的文人志士却开风气之先，率先大胆地接触、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反对保守顽固的旧制度、旧文化。尤其在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关头，在中国近代史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里，都有福建文人志士的影子在，而且他们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发生着深远的历史影响，书写了闽文化历史上最重要、最为浓烈华彩的篇章。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那一部分社会精英，他们不仅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同时也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就福建文化历史而言，这是最为值得骄傲的一部分。
  福建之所以能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中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当然有着许多复杂的因素在，但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闽学思想的存在。
  清初，朝廷再次尊崇朱子学，闽学因此得以再兴。在朝廷的支持下，书院教育再次得到重视，福建地方对于兴办、恢复书院教育则更积极。康熙年间，张伯行任福建巡抚，将书院的兴办当作复兴闽学的一件大事，创办了后来几为东南第一书院的鳌峰书院。鳌峰书院在政府支持下，不断持续地斥巨资购买大量经典书籍，扩建校舍，选择全闽各地学习优秀的学生前来学习。同时总是聘请最好的学者出任书院山长，聘任有名的学者讲课。因此，鳌峰书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成为八闽文化教育的中心。清初理学大师、福建籍的朝廷重臣李光地也十分关心鳌峰书院的建设发展，他亲自物色管理书院的山长，力荐首任山长蔡壁之子蔡世远继任山长。李光地还借省亲返乡之机，亲自到鳌峰书院讲学，其讲学内容后被编为《鳌峰讲义》。在《鳌峰讲义》中，李光地提出了自己的办院主张，其基本要旨就是要重振朱子理学，要求学生要“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认为一切学术的归宿最终要落实在一个“实”字，力戒空疏空谈。并且主张学生不仅要学经典的儒学著作，举凡天文、地理、形胜、农桑、医药、河渠、兵法、政事、算学都应列入学习的范围。总之，学习内容的核心是朱子理学，而范围则涉及一切经世致用的部分。李光地的这一办学思想，在鳌峰书院得到了长期的贯彻，书院因此成了学术研究的场所，学术气氛相当浓厚，并以学风创新闻名于东南沿海。有清一代，鳌峰书院培养出众多著名的学者官吏，如蔡世远、雷鋐、孟超然、郑光策、叶观国、萨玉衡、陈寿祺、梁章钜、赵在田、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李彦章等。他们大多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敢为天下先。其典型代表就是林则徐。林则徐不仅以其强烈的爱国心和无欲则刚的精神，毅然挑起禁烟重担，点燃了虎门销烟的大火，更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率先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成《四洲志》一书。后来，魏源正是遵照林则徐的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撰出版了规模巨大的《海国图志》。
  闽学本来就具有创新与包容的精神。闽学之所以能成理学之集大成者，并影响中华民族七八百年，就因其本身就有创新的要素，因其新而成闽学，因其常新而能影响久远。闽学本身就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结果。朱子当年虽然极力排佛抑道，但也十分注意吸收佛、道二教中的合理思想，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闽学这种敢于创新且又海纳百川的精神也影响着近代福建文化。鸦片战争以前，虽然已有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中国，但总的来说对中国影响甚小。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在闭关锁国政策的支撑下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对外部世界一向暗昧无知，然而却又妄自尊大。直至在鸦片战争中招致了惨败，国人乃至朝廷才不得不面对西方列强存在的现实。但福建地区却有与外部世界长期交流的历史传统，这种交流主要通过海外贸易实现。在长期的海外贸易交流中，福建地区不断吸收来自海外的生产技术、农作品种、宗教文化、建筑风格，等等。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成为福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近代，福建可以说是最早开眼界，最早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地区。福建船政局的兴办可以说是典型例子。左宗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即开始筹建福建船政局。其目的就是想要通过设厂造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贯彻实践林则徐、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福建船政局从一开始就雇请西方技师监造船只，同时要求他们教会中国员匠，保证中国员匠能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实践之后，不仅能自行造船，同时还能自行驾驶。船政局在兴建船厂的同时，也开始创办学堂招收学生。学堂开设的课程，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一方面要学习传统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外语及近代自然科学的课程，这里的学员因此同时受到了中西方文化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熏陶。与此同时，学堂还选派学习优秀的学生出国深造。这些出国深造的学生，更是直接接受了近代西方文化的浸染，回国后大都成为国内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在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福建船政学堂更成为近代中国海军将领的摇篮。曾有学者做过统计，当时清朝水师的海军将领约三分之二都出自福建船政学堂。在中法马江战役和中日甲午战争中，船政学堂的许多毕业生面对外敌侵略，奋起抵抗，英勇作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首首爱国主义的悲壮诗篇。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空前的亡国危机。在此危机之下，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寻找一条救国图存之路。于是在洋务运动失败以后，又有了维新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福建的知识分子有着突出的表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严复。严复为侯官人，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赴英国留学。回国后，先执教于福建船政学堂，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之突出的功绩在于他率先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学术名著，其中就有著名的《天演论》。严复大力宣传和介绍西方进步社会学说和进化论哲学思想，深刻教育和启发了整整一代热血青年。严复不仅是“中国西学第一者”（康有为语），更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第一人。在译介西方思想学术名著的同时，严复还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并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对传播西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严复本身并不排斥闽学。相反，传统的闽学教育对严复一生始终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不仅具有坚实的国学根底，且终老都不曾中断对国学的钻研，晚年还回归传统。在日常生活中，严复也一直恪守儒家行为规范，表现出一个标准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形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福建以及全国的维新思想的传播影响较大的还有林旭、陈衍、陈宝琛、沈瑜庆、陈壁、林纾、陈季同等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接受了传统的儒学教育且功底甚深，多为进士、举人出身；第二，他们都是福州人（闽县或侯官县均属福州）；第三，他们都主动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思想，成为维新一派，对于清末新学及维新思潮的兴起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以至于有学者把以严复为代表的这样一批福建人的维新思想称作“侯官新学”，可见其影响。而在戊戌维新变法中，林旭则与谭嗣同、刘光第等人一起进入军机处参与新政，成为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1906年在日俄战争后发生的全国性立宪运动中，闽侯人郑孝胥参与筹组预备立宪公会，并被推为会长，成为全国立宪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福建人受其影响而参加预备立宪公会的则大有人在。而在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及后来的辛亥革命中，福建人更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当时的黄乃裳、郑权、林森、陈楚楠等一大批革命党人积极组织社团、开设学堂、创办书刊，积极宣传鼓吹革命思想。除此之外，还运动新军、联络会党、筹划起义。1911年，在同盟会总部筹划的著名的广州起义中，同盟会福建支部便组织了大批革命志士前往参加。起义失败后，福建以林觉民为代表的革命志士大多壮烈牺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竟有超过三分之一者为闽人，“是役，福建中坚分子多死难，精华殆尽”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年纪轻轻的知识分子。
  总之，自宋以后，尤其是闽学兴起之后，闽学思想就深刻影响了八闽大地几达800年之久，使福建历代都有杰出人士产生，并在文化方面成为国内的重要省份之一。闽学使福建享有“海滨邹鲁”“武夷中原”之美誉，从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乃至创新都有积极的历史贡献。

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4），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第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