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对福建文化性格的变化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福建在历史上由于所处自然环境的原因，在社会经济方面都属国内开发较晚的地方。与之相适应的是“信巫鬼，重淫祀”的巫觋文化直至闽越国时代仍是福建文化的主要特征。秦汉之际，虽然福建地区已开始较多地受到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但是信巫好鬼的文化传统却未有大的变化。到了隋唐五代时期，大量中原人南移闽地，带来了中原文化，土著文化渐受移民文化之影响，二者相结合而使福建文化开始发生变化。但是，由于民间巫鬼信仰的传统力量十分强大，加上统治者的有意利用，使得中原儒家文化虽然在闽地的影响日增，但与此同时，却又有道教、佛教对福建文化的深远影响。王审知称王治闽之后，一方面对儒学的传播有相当的功绩；另一方面对道教在闽地的流行也有相当有力的推动。王审知一直对道教十分优礼，其后的各代闽王也同样笃信巫鬼，推崇道教，以致在闽国时期道士地位特殊，甚至能影响闽国政治。迄至北宋时期，福建道教已然成为全国的重镇之一。与此同时，以王审知为代表的闽国统治阶层同样对佛教也十分迷恋，对佛教在福建的兴盛与发展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五代时期，佛教在福建的发展，甚至大大超过了道教的发展。可以说迄至隋唐五代，中原的儒家文化的南移虽然已对闽地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当时的福建文化主流还是以巫觋文化、道教、佛教为特征的。推其历史原因，一方面是福建信鬼好神的文化传统极易与道教、佛教之宗教信仰相结合，也契合当年战乱不断的境遇下大量北方移民求安宁安定的社会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统治者深知道教、佛教之对于巩固政治统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故大力加以推广。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唐末五代，福建文化实际上形成的是以佛、道信仰为主，同时儒家文化又有相当发展的格局。这种文化格局其实也契合了隋唐时期全国倾朝崇佛，而唐李氏王朝又以老子后人自居而推崇道教，从而成为儒学衰落的历史背景。
  入宋以后，理学兴起。理学的主要宗旨之一，就是要一改佛、道二教兴盛的局面，并努力吸收佛、道二教的合理思想，恢复儒学在中国思想格局中的主流地位。理学的这一宗旨，在朱子闽学那里得到了实现。朱子在吸收佛、道二教的合理思想的同时也极力排佛抑道，并用“四书”取代“五经”，从而形成新儒学体系，并使之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朱子闽学的影响下，福建民间对佛、道二教的信仰态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南宋以后，虽然佛、道二教在福建的影响还很大，但从格局上而言，却是以闽学为代表的儒学居于主流地位，佛、道二教实际已是陪衬的地位。到了明清以后，佛、道二教则逐渐走上了衰落之路。唐末五代之际，福建人对于佛、道二教的信仰是极为狂热的。而南宋以后，闽人从此再无十分浓厚的宗教热情，这与闽学在福建的深入人心是分不开的。清代时，来自西方的天主教又一次叩响了中国的大门，福建也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比较起来，北方中原地区对于天主教的热情显得高得多，而福建地区对于这一宗教的热情显然就低很多。在福建，儒学居于主流地位的格局可以说直到近代以后才发生了改变。
  福建地区在朱子之后可说是捍卫朱子学（也即闽学）最为坚决而持久的地方。“庆元党禁”之际，朱子的门人大都临危不惧，置大祸临头而不顾，泰然处之，仍以坚持和发展朱子学说为己任。如蔡元定虽因“庆元党禁”祸及自身，遭流放到湖南道州。临行前，他仍与朱熹终夜相互探讨《周易参同契》的考辨，后来死于流放地。黄榦则在朱熹去世后，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继续传讲朱子学说，以致诸生云集。同时又撰写《朱子行状》，讲述朱子一生的事迹，全面论述了朱子思想，极力推崇朱子的道德人品，认为朱熹一生的坎坷及学术思想都表明他足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①。刘爚与黄榦、蔡元定、真德秀并称朱熹四大弟子。他除了在朱熹去世之后继续传播朱子学说以外，还极力推动对“庆元党禁”中遭受迫害的朱熹及其门人的平反。在《宋史》卷四〇一《刘爚传》中说他：“与弟韬受学于朱熹、吕祖谦。……伪学禁兴，爚从熹于武夷山，讲学读书怡然自适。……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乞罢伪学之诏，息邪说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他的“乞罢伪学之诏”以及“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的请求都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从而为朱熹及其门人恢复了名誉，为闽学从此开始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朱熹一生为官的时间不多，主要的时间都在从事学术的研究与讲学，而年寿又在乾道诸儒中最高，所以门人之多，实为孔子之后所罕见。而朱熹的门人中，又有近半为福建人。他们大多都在福建进行讲学活动，所以闽学在福建的影响最为深远。入元以后，福建的儒者一方面大多坚持民族气节，不肯仕宦于朝廷；另一方面则以坚持和发挥朱子学说为己任，主要从事教育与学术活动，潜心于“五经”“四书”的注疏。据不完全统计，元代闽学学者有关经书的注疏达100多种，他们从不同方面，各个角度阐发了朱子学说。明代中叶以后，王阳明的心学兴起。阳明心学极力攻击朱子学说，尤其是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刻刊后，引起强烈反应，一时攻朱护王者大有人在。朱子学说在全国急趋下坡之势，而阳明心学则洛阳纸贵。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的学者仍然以朱子为宗，积极捍卫朱子思想，阳明心学在福建一地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清代闽学大师李光地曾评论道：“时则姚江（按：指王阳明）之学大盛于东南，而闽士莫之尊，其挂阳明弟子之录者闽无一人焉。此以知吾闽学者守师说，践规矩，而非虚声浮焰之所能夺。”①清人陈科捷也认为：“吾闽人仍守朱子家法，终明世无为王氏学者。”②由此可见，作为朱子学（闽学）的故乡，福建学者始终有着一种捍卫与阐扬朱子学的传统。他们只认朱子学为正统，其他诸如汉学、阳明心学之类则非正统，并以卫道者自居。到了清代，由于朝廷认朱子学为最正统的儒学，闽学因此衰而复盛。在此背景下，福建儒生对朱子思想愈加尊崇。朱子学学者辈出，如李光地、蔡世远、蓝鼎元、童能灵（皆为福建人），等等。他们都以朱子学为正宗，大力讲学著书，宣传朱子学说。由此，自朱子死后（1200年）的七百余年间，福建一地的思想学术始终是朱子学说居于主导地位，对福建文化学术的衍变打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闽学在福建的悠久历史，使得福建地区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虽有着相同的一面，也有着不同的、特殊的一面。福建传统文化中特别注重礼与礼节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有着繁琐复杂的礼仪规定，这与朱子重视关于“礼”的问题是分不开的。种种详尽的礼仪规定在经过岁月浸染之后，早已化成了特殊的福建民俗风情，形成了自己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礼仪习俗、岁时节庆习俗以及祭祖尊祠习俗，等等。福建的种种民俗语中，虽然也有相当的迷信宜忌的成分在，但其中也有许多闽学思想浸染的成分在。比如：福建各地对于婚嫁礼仪虽略有不同，但大旨却一，大抵都依“六礼”而行，且规矩繁多。其中当然主要反映了祈求新婚吉利、新人幸福的良好愿望，但也突出了敬畏天地、孝敬双方父母以及夫妻和睦相伴的内容。这是因为儒学一向认为“治家”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因素，家和万事兴，故在婚嫁礼仪中特别突出了学会“治家”的成分。福建各地的丧葬习俗同样礼仪繁缛，程序复杂。如福州地区就有送终、搬铺、初丧、报丧、戴孝、守灵、哭丧、入棺、做七、吊唁、出殡、下葬、回龙、探墓等程序，每一程序中又有许多礼仪的规定。这些礼仪习俗都反映了人们对死者的尊重，突出了子孙辈对于长辈的孝敬以及慎终追远的精神，这些都与儒家精神相契合。孝道是儒学十分看重的一个民族传统，百事孝为先。所以福建文化习俗中，凡逢重要的节日，都少不了尽孝的内容。而在福州地区更有“拗九节”为孝顺节，此节定于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此日家家必备“拗九粥”，于是日清晨先献荐祖先，再孝敬父母，然后合家早餐。凡出嫁女子还必于此日送自己亲手做的“拗九粥”回娘家以示孝顺。除了重孝，还要尊师。自宋以后，福建文化就极重“尊师重教”，拜师学习的礼仪很复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遵守一整套的尊师礼仪。同样的，老师在接受学生拜师及教授学生过程中，也有一套重教之礼，可谓事师之礼既繁，教人之礼也不略。每年春节之际，各地还定有专门的日子让学生弟子拜见老师，一来说明新学年已开始，二来表示对老师的尊敬畏服。
  朱子闽学对闽地文化心理的影响，还可从福建祠堂兴建之盛的角度来加以体会。中国古代礼制，族有谱，家有祠。只不过在唐代以前，能建祠堂的大多是官宦或贵族世家。两宋理学兴起，相伴而兴的是把同族内的各家先人集中起来祭祀的宗族祠堂。就儒家思想而言，本就一向重视血缘宗法关系，主张依血缘宗法为基础建立伦理纲常，两宋理学很自然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到了朱熹这里，则把坚持这一传统的必要性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并对祠堂及祭祖的规制做了详细的规定。朱子闽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对各地祠堂的兴建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朱子学说诞生地的福建，兴建祠堂的热情不亚于其他各省。据不完全统计，仅泉州一地，有史可查的祠堂、家庙、宗祠以及公妈厅就不下万座；长汀一地虽据万山之中，但一座小小的长汀城也是祠堂密布，凡有街巷必有祠堂数座。至今在长汀的河田还保留着宗祠一条街，在一条仅千余米长，古老、狭长的小街里，留有二十余座宗祠；作为闽学诞生地的武夷山，不仅有大量的家祠宗庙，更留下了许多纪念理学先贤的祠堂，此类祠堂约有四十余座。祠堂的大量兴建对于一个地区的社会伦理及心理的建设起着重大的作用。就民间祠堂而言，它具有如下几个主要功能：首先是祭祖敬宗，溯源报本。祠堂是一个家族的中心，它以血缘为基石，亲情为纽带，联结着祖先之间的心灵。祠堂的存在，使家族后代知道自己血脉源流，明了先祖功德，使自己的心灵有所凭依，并感念先祖，从而构成家族乃至民族的和谐稳定的基础。其次，祠堂是一个道德教化的场所。祭祀祖先的过程，本就是一个追思先祖，传承先贤功德的过程。而且几乎所有的祠堂都有堂号、楹联、匾额、壁画，还有自己的族训、家规，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起着激励后代子孙敬贤向善、励志奋发、传承家族美德的教育功能。最后，替代宗教信仰的功能。朱熹一生排佛抑道，仅靠理论宣传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给处于底层的社会百姓的信仰提供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就是重建稳定的血脉家族制度，形成家族的精神凝聚力。而这凝聚力的始发处就是祖先崇拜，而祖先崇拜其实又与鬼神观念分不开。因此朱熹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反而是把鬼神的存在与祭祖敬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祠堂的存在，使得人们感受到祖先并未远离后世子孙，它始终存在着并成为后世子孙的根，所有的后世子孙都是先辈生命的延续。只要血脉在，生命就不会断，就会以血脉相承的方式延续着。这种观念对于人的心灵慰藉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因此可以削弱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需求。明清以后，佛教、道教在中华大地的衰弱，实与朱熹所主张的重建家族制度，树立祖先信仰分不开。当然，祠堂还具有一些其他功能，比如议事、调解诉讼、执法、办私学等社会功能，但主要的功能则是上述三点。
  闽学对福建社会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福建地域的人比较注重世俗生活中的礼仪礼节，待人处事温文尔雅，这是“重礼”的一面。福建地域的人还比较重“理”，做事要明理循理，要讲“天理良心”。同时又比较重读书，认为只有知书才能达理。所以家族往往以“耕读传家”为荣，一方面表示自己的家族是靠着辛勤劳作，踏踏实实地过日子的；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的家族有重视读书与教育的传统。另外，又比较重视维护家庭、家族在社会上的声誉，维护家族利益，注意家庭和谐，并由此而推及到注意乡邻的和谐相处、互帮互助，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有闽学思想对福建世俗文化的影响存在。

①黄榦：《勉斋集》卷七。 ①李光地：《重修文庄蔡先生祠》序。 ②陈科捷：《紫峰文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