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北宋时期，福建社会、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为闽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而当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产生以后，则反过来对福建文化的发展进一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建地域文化从此深深地打上了朱子思想的烙印。以朱子思想为代表的闽学对福建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朱熹对福建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的影响
  朱熹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朱熹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教育与人才的培养。为此朱熹自年轻时起就积极从事学校、书院教育活动。当时年仅25岁的朱熹在同安县主簿的任上就大力整顿教育，改革教育制度以及教学内容，试图通过教育培养人才，进而振兴儒学以挽救南宋衰世。
  后来朱熹及其门人更极力推行书院制度和民间自由讲学。所谓“书院”的称呼最早见之于唐开元年间，不过那时的书院主要是进行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图书的地方，并不具有教育的职能。书院之成为私人教育机构，成为治学与教授生徒的地方，主要是宋代以后的事。宋代是书院教育的黄金时代。就福建而言，最早的书院是闽北建阳创建于唐乾符年间（874—879）的鳌峰书院，由建阳熊秘所立。五代梁开平年间（907—910），又有黄峭在邵武建立和平书院。北宋时期，游酢、杨时等一干名儒讲学于闽北地区。从此，福建书院与理学传播发生了紧密联系。而到了南宋，在朱子及其门人的积极推动下，福建书院进入了发展最快、最繁荣的时期。
  朱熹在书院教育与推广中所起的作用，陈荣捷曾在其《朱熹与书院》一文中有如下的介绍：“朱子个人与二十四所书院有关，其中包括三所精舍。若干种类是相跨的。例如，朱子在这些书院中讲学，他也为这些书院题匾额。还有许多其他书院的关系，未记载或者隐没在地方志里，许多庙宇都建立起来祭祀他，还有许多祠堂的建立是为纪念他的来访。后来这些大多数的祠堂，都变成书院。戴铣在1506年所写的《朱子实纪》，他列举书院达二十八所。王先谦这位湖南大儒在1888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仅湖南一处，他举书院十所。除了一所以外，所有书院都在一种或他种方式与朱子有关。至少朱子有八位门人建立书院，其中尚有门人之父与门人之孙先后承建者。又至少有七人充任堂长。还有至少有六七人在书院中讲授，其中尚有一位门人有随游者数百人。还有至少三人很有名的在推行白鹿洞学规。朱子及门人，在推行书院制度上，在宋代较之其他社团，更为积极与活跃，那是毫无疑问的。”①曾有学者统计，朱熹在各地创建、修复和读书讲学的书院多达60多所。其中最重要的，在省外有经他修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和长沙岳鹿书院。在福建本地，则有由他亲手创建的四所书院，即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和考亭书院，以及武夷山隐屏峰下的武夷精舍。在福建，朱熹亲自倡建创办、题匾、讲学过的书院还有会心书院（仙游）、蓝田书院（古田）、溪山书院（古田）、螺峰书院（古田）、龙峰书院（长乐）、同文书院（建阳）、温陵书院（泉州）、小山丛竹书院（泉州）、石井书院（泉州）、潭溪精舍（建阳）等。而朱熹的门人弟子在福建所建的书院则更多。福州一地，朱熹在《福州学经史阁记》中说：“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十人。”②朱熹高弟黄榦不仅在建阳修建了潭溪精舍、环峰精舍，同时也在福州附近的闽县办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札著书，日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斖斖不倦”③。据史料上的不完全统计，宋代福州一带有书院54所。因此迨及南宋，福州已经成为“理学之邦”。吕祖谦的《冶城》一诗就形容道：“路逢十客九青矜，半是同袍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淳熙《三山志》中也记载：“凡乡里各有书社。龙昌期咏福州诗云：‘是处人家爱读书。’程守师孟诗云：‘城里人家半读书。’又云：‘学校未尝虚里卷。’”④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福州的学风之盛，学生之多。而在闽北一带，建宁府、延平府、邵武等三地的书院也有三四十所之多。除朱熹亲自创建的书院外，多为朱熹弟子及二、三传门人所建，如西山精舍、庐峰书院、台溪精舍、文定书堂、南山书堂、云庄书院、紫之书院、溪山书院、梦笔山房、建安书院、凤岗书院、横渠书院、龟山书院、樵溪书院、云谷书院，等等。由此，在福州及武夷山两地形成了两大传播朱子理学思想的中心，并由这两地而影响闽南漳泉一带，波及莆田、仙游等地，福建全境遍布书院、精舍。
  福建书院教育的内容，在朱熹时，就是以孔孟思想及北宋时形成的二程、周（敦颐）、张（载）的理学思想为主。传统的儒学教育，都把“六经”作为主要的经典教材。朱熹认为，“六经”、《语》、《孟》，皆圣贤遗书，皆当读，但同时也更强调《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即《四书》）在教学中的重要性，主张《四书》的学习是更为基础的。朱熹的思想（包括教学的主张）在宋理宗时得到了充分肯定。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下诏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①理宗并亲自书写朱熹所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颁布于全国。从此朱熹的教育思想遂以官方的形式肯定下来，成为书院教育与科举考试的程式。
  朱熹对教育之内容的选定，与其对书院教育之目的、宗旨的主张是一致的。自唐朝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几乎所有的官学都以应试教育作为教育的目的。因而陷入程式化的学习，却对人的素质与伦理道德的养化有极大忽略，这自然不合朱熹的理学思想。朱熹曾对此种教育作了尖锐的批评，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②由此可见，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立学教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明人伦之本：“其教民之目，则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③朱熹及其门人弟子之所以大力主张并身体力行地倡办私学（书院），就是要以此避开官学的应试教育之弊，使儒生能真正认真学习圣贤之道，在学习中修养身心、诚意正心，进行道德修养的培炼。朱熹及其门人弟子在福建所长期坚持的这种教育实践，对于福建的人文教化发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讲到福建文化事业在南宋以后的发展，还必须提到刻书业。宋代刻书业的发展远超于此前的历朝百代，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宋代印刷术出现了重大的技术进步，毕昇的活字印刷出现使得印刷出版变得简便容易；二是北宋末年朝廷开放了印书之禁，民间与官方都可以印书，于是印书之风大盛。而作为南宋时期全国文化中心的福建，刻书业自然也十分兴盛。宋人叶梦得记载评价当时的雕版印刷业时说：“其精杭为最，其多闽为最，蜀皆次之。”①认为当时全国三大刻版印刷中心中，杭州出版的书质量最为精良，闽地出版的书的数量最多，而四川在两方面都居于次之地位。历来的学者都认为叶梦得的评价大体是允当的。因为杭州出版业是由官府经营，杭州又是南宋的首都，故出书虽不多，然而质量最好。而福建的出版业则是民营的，故在质量上有参差不齐的现象在所难免。但这并不意味着闽地出版的书都是质量较差的，实际上，福建当时出版的书中有相当的部分是质量上乘的。
  福建刻书业之所以兴盛，有学者认为与朱熹有着密切关系。高令印先生就主张：“福建历史上刻版印刷业兴盛于宋代，是与朱熹及其后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②此说有相当的历史根据。当时福建的出版印刷中心在建宁府，此地正处武夷山腹地。而南宋时武夷山已然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尤其是理学（闽学）的研究中心。闽北地区书院甚多，不仅招收了大量的理学弟子，更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或求学，或求交流研讨的学生、学者甚多。如此众多的儒生集聚，本就为出版印刷业打下了一个相当雄厚的市场基础。再加上朱熹及其门人不断地搜集整理理学书籍以及先儒遗著，也为出版印刷业提供了刊刻印行的材料。建宁府的印书中心为建安县的麻沙镇与崇化书坊。两地印书的数量与版本之多，使得宋代祝穆在其《方舆胜览》中把麻沙、崇化两地合称之为“图书之府”。③朱熹也曾在《嘉禾县学藏书记》中说：“建阳版书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④朱熹的三传弟子熊禾（生活于宋末元初）更描述道：“目卷我考亭之阙里，实为崇化之书林，渊源又渐，文献足征，二帝三王以来之道，至此大明，四书六籍而下之文，靡所不备……光天薄海，无地不有其书。”①熊禾的这番话，一方面点明了朱熹与福建刻书版业之兴盛有着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建宁府当时的刻版印刷业的盛况。
  福建刻书业不仅在南宋时已成为全国三大中心之一，而且至明朝时期更在全国独占鳌头。明代时，四川、杭州的刻书业已走下坡路，唯有福建的刻书业仍维持不衰。顾炎武曾说：“当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②实际上，福建已成为全国唯一的具有市场经营性质的刻书业中心（因官府印书是非经营性的）。到了清代，则有汀州四堡刻书业的兴起。后来四堡，北京、汉口及江西浒湾被并称为清代四大刻书中心。福州地区自宋以后的刻书业也有很大发展，这与福州是福建的政治中心是分不开的。福建刻书业的兴盛首先惠及的是福建文化教育事业，不论是人才的培育，还是学术的研究，都能提供相应的学习与研究的材料；其次，它极大地助推了朱熹及其闽学思想向全国的传播和发展，从而进一步奠定了宋代以后福建文化的历史地位，可谓功不可没。
  二 闽学思想对福建社会文化性格生成的影响
  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对福建文化性格的变化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福建在历史上由于所处自然环境的原因，在社会经济方面都属国内开发较晚的地方。与之相适应的是“信巫鬼，重淫祀”的巫觋文化直至闽越国时代仍是福建文化的主要特征。秦汉之际，虽然福建地区已开始较多地受到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但是信巫好鬼的文化传统却未有大的变化。到了隋唐五代时期，大量中原人南移闽地，带来了中原文化，土著文化渐受移民文化之影响，二者相结合而使福建文化开始发生变化。但是，由于民间巫鬼信仰的传统力量十分强大，加上统治者的有意利用，使得中原儒家文化虽然在闽地的影响日增，但与此同时，却又有道教、佛教对福建文化的深远影响。王审知称王治闽之后，一方面对儒学的传播有相当的功绩；另一方面对道教在闽地的流行也有相当有力的推动。王审知一直对道教十分优礼，其后的各代闽王也同样笃信巫鬼，推崇道教，以致在闽国时期道士地位特殊，甚至能影响闽国政治。迄至北宋时期，福建道教已然成为全国的重镇之一。与此同时，以王审知为代表的闽国统治阶层同样对佛教也十分迷恋，对佛教在福建的兴盛与发展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五代时期，佛教在福建的发展，甚至大大超过了道教的发展。可以说迄至隋唐五代，中原的儒家文化的南移虽然已对闽地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当时的福建文化主流还是以巫觋文化、道教、佛教为特征的。推其历史原因，一方面是福建信鬼好神的文化传统极易与道教、佛教之宗教信仰相结合，也契合当年战乱不断的境遇下大量北方移民求安宁安定的社会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统治者深知道教、佛教之对于巩固政治统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故大力加以推广。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唐末五代，福建文化实际上形成的是以佛、道信仰为主，同时儒家文化又有相当发展的格局。这种文化格局其实也契合了隋唐时期全国倾朝崇佛，而唐李氏王朝又以老子后人自居而推崇道教，从而成为儒学衰落的历史背景。
  入宋以后，理学兴起。理学的主要宗旨之一，就是要一改佛、道二教兴盛的局面，并努力吸收佛、道二教的合理思想，恢复儒学在中国思想格局中的主流地位。理学的这一宗旨，在朱子闽学那里得到了实现。朱子在吸收佛、道二教的合理思想的同时也极力排佛抑道，并用“四书”取代“五经”，从而形成新儒学体系，并使之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朱子闽学的影响下，福建民间对佛、道二教的信仰态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南宋以后，虽然佛、道二教在福建的影响还很大，但从格局上而言，却是以闽学为代表的儒学居于主流地位，佛、道二教实际已是陪衬的地位。到了明清以后，佛、道二教则逐渐走上了衰落之路。唐末五代之际，福建人对于佛、道二教的信仰是极为狂热的。而南宋以后，闽人从此再无十分浓厚的宗教热情，这与闽学在福建的深入人心是分不开的。清代时，来自西方的天主教又一次叩响了中国的大门，福建也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比较起来，北方中原地区对于天主教的热情显得高得多，而福建地区对于这一宗教的热情显然就低很多。在福建，儒学居于主流地位的格局可以说直到近代以后才发生了改变。
  福建地区在朱子之后可说是捍卫朱子学（也即闽学）最为坚决而持久的地方。“庆元党禁”之际，朱子的门人大都临危不惧，置大祸临头而不顾，泰然处之，仍以坚持和发展朱子学说为己任。如蔡元定虽因“庆元党禁”祸及自身，遭流放到湖南道州。临行前，他仍与朱熹终夜相互探讨《周易参同契》的考辨，后来死于流放地。黄榦则在朱熹去世后，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继续传讲朱子学说，以致诸生云集。同时又撰写《朱子行状》，讲述朱子一生的事迹，全面论述了朱子思想，极力推崇朱子的道德人品，认为朱熹一生的坎坷及学术思想都表明他足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①。刘爚与黄榦、蔡元定、真德秀并称朱熹四大弟子。他除了在朱熹去世之后继续传播朱子学说以外，还极力推动对“庆元党禁”中遭受迫害的朱熹及其门人的平反。在《宋史》卷四〇一《刘爚传》中说他：“与弟韬受学于朱熹、吕祖谦。……伪学禁兴，爚从熹于武夷山，讲学读书怡然自适。……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乞罢伪学之诏，息邪说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他的“乞罢伪学之诏”以及“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的请求都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从而为朱熹及其门人恢复了名誉，为闽学从此开始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朱熹一生为官的时间不多，主要的时间都在从事学术的研究与讲学，而年寿又在乾道诸儒中最高，所以门人之多，实为孔子之后所罕见。而朱熹的门人中，又有近半为福建人。他们大多都在福建进行讲学活动，所以闽学在福建的影响最为深远。入元以后，福建的儒者一方面大多坚持民族气节，不肯仕宦于朝廷；另一方面则以坚持和发挥朱子学说为己任，主要从事教育与学术活动，潜心于“五经”“四书”的注疏。据不完全统计，元代闽学学者有关经书的注疏达100多种，他们从不同方面，各个角度阐发了朱子学说。明代中叶以后，王阳明的心学兴起。阳明心学极力攻击朱子学说，尤其是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刻刊后，引起强烈反应，一时攻朱护王者大有人在。朱子学说在全国急趋下坡之势，而阳明心学则洛阳纸贵。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的学者仍然以朱子为宗，积极捍卫朱子思想，阳明心学在福建一地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清代闽学大师李光地曾评论道：“时则姚江（按：指王阳明）之学大盛于东南，而闽士莫之尊，其挂阳明弟子之录者闽无一人焉。此以知吾闽学者守师说，践规矩，而非虚声浮焰之所能夺。”①清人陈科捷也认为：“吾闽人仍守朱子家法，终明世无为王氏学者。”②由此可见，作为朱子学（闽学）的故乡，福建学者始终有着一种捍卫与阐扬朱子学的传统。他们只认朱子学为正统，其他诸如汉学、阳明心学之类则非正统，并以卫道者自居。到了清代，由于朝廷认朱子学为最正统的儒学，闽学因此衰而复盛。在此背景下，福建儒生对朱子思想愈加尊崇。朱子学学者辈出，如李光地、蔡世远、蓝鼎元、童能灵（皆为福建人），等等。他们都以朱子学为正宗，大力讲学著书，宣传朱子学说。由此，自朱子死后（1200年）的七百余年间，福建一地的思想学术始终是朱子学说居于主导地位，对福建文化学术的衍变打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闽学在福建的悠久历史，使得福建地区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虽有着相同的一面，也有着不同的、特殊的一面。福建传统文化中特别注重礼与礼节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有着繁琐复杂的礼仪规定，这与朱子重视关于“礼”的问题是分不开的。种种详尽的礼仪规定在经过岁月浸染之后，早已化成了特殊的福建民俗风情，形成了自己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礼仪习俗、岁时节庆习俗以及祭祖尊祠习俗，等等。福建的种种民俗语中，虽然也有相当的迷信宜忌的成分在，但其中也有许多闽学思想浸染的成分在。比如：福建各地对于婚嫁礼仪虽略有不同，但大旨却一，大抵都依“六礼”而行，且规矩繁多。其中当然主要反映了祈求新婚吉利、新人幸福的良好愿望，但也突出了敬畏天地、孝敬双方父母以及夫妻和睦相伴的内容。这是因为儒学一向认为“治家”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因素，家和万事兴，故在婚嫁礼仪中特别突出了学会“治家”的成分。福建各地的丧葬习俗同样礼仪繁缛，程序复杂。如福州地区就有送终、搬铺、初丧、报丧、戴孝、守灵、哭丧、入棺、做七、吊唁、出殡、下葬、回龙、探墓等程序，每一程序中又有许多礼仪的规定。这些礼仪习俗都反映了人们对死者的尊重，突出了子孙辈对于长辈的孝敬以及慎终追远的精神，这些都与儒家精神相契合。孝道是儒学十分看重的一个民族传统，百事孝为先。所以福建文化习俗中，凡逢重要的节日，都少不了尽孝的内容。而在福州地区更有“拗九节”为孝顺节，此节定于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此日家家必备“拗九粥”，于是日清晨先献荐祖先，再孝敬父母，然后合家早餐。凡出嫁女子还必于此日送自己亲手做的“拗九粥”回娘家以示孝顺。除了重孝，还要尊师。自宋以后，福建文化就极重“尊师重教”，拜师学习的礼仪很复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遵守一整套的尊师礼仪。同样的，老师在接受学生拜师及教授学生过程中，也有一套重教之礼，可谓事师之礼既繁，教人之礼也不略。每年春节之际，各地还定有专门的日子让学生弟子拜见老师，一来说明新学年已开始，二来表示对老师的尊敬畏服。
  朱子闽学对闽地文化心理的影响，还可从福建祠堂兴建之盛的角度来加以体会。中国古代礼制，族有谱，家有祠。只不过在唐代以前，能建祠堂的大多是官宦或贵族世家。两宋理学兴起，相伴而兴的是把同族内的各家先人集中起来祭祀的宗族祠堂。就儒家思想而言，本就一向重视血缘宗法关系，主张依血缘宗法为基础建立伦理纲常，两宋理学很自然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到了朱熹这里，则把坚持这一传统的必要性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并对祠堂及祭祖的规制做了详细的规定。朱子闽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对各地祠堂的兴建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朱子学说诞生地的福建，兴建祠堂的热情不亚于其他各省。据不完全统计，仅泉州一地，有史可查的祠堂、家庙、宗祠以及公妈厅就不下万座；长汀一地虽据万山之中，但一座小小的长汀城也是祠堂密布，凡有街巷必有祠堂数座。至今在长汀的河田还保留着宗祠一条街，在一条仅千余米长，古老、狭长的小街里，留有二十余座宗祠；作为闽学诞生地的武夷山，不仅有大量的家祠宗庙，更留下了许多纪念理学先贤的祠堂，此类祠堂约有四十余座。祠堂的大量兴建对于一个地区的社会伦理及心理的建设起着重大的作用。就民间祠堂而言，它具有如下几个主要功能：首先是祭祖敬宗，溯源报本。祠堂是一个家族的中心，它以血缘为基石，亲情为纽带，联结着祖先之间的心灵。祠堂的存在，使家族后代知道自己血脉源流，明了先祖功德，使自己的心灵有所凭依，并感念先祖，从而构成家族乃至民族的和谐稳定的基础。其次，祠堂是一个道德教化的场所。祭祀祖先的过程，本就是一个追思先祖，传承先贤功德的过程。而且几乎所有的祠堂都有堂号、楹联、匾额、壁画，还有自己的族训、家规，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起着激励后代子孙敬贤向善、励志奋发、传承家族美德的教育功能。最后，替代宗教信仰的功能。朱熹一生排佛抑道，仅靠理论宣传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给处于底层的社会百姓的信仰提供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就是重建稳定的血脉家族制度，形成家族的精神凝聚力。而这凝聚力的始发处就是祖先崇拜，而祖先崇拜其实又与鬼神观念分不开。因此朱熹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反而是把鬼神的存在与祭祖敬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祠堂的存在，使得人们感受到祖先并未远离后世子孙，它始终存在着并成为后世子孙的根，所有的后世子孙都是先辈生命的延续。只要血脉在，生命就不会断，就会以血脉相承的方式延续着。这种观念对于人的心灵慰藉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因此可以削弱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需求。明清以后，佛教、道教在中华大地的衰弱，实与朱熹所主张的重建家族制度，树立祖先信仰分不开。当然，祠堂还具有一些其他功能，比如议事、调解诉讼、执法、办私学等社会功能，但主要的功能则是上述三点。
  闽学对福建社会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福建地域的人比较注重世俗生活中的礼仪礼节，待人处事温文尔雅，这是“重礼”的一面。福建地域的人还比较重“理”，做事要明理循理，要讲“天理良心”。同时又比较重读书，认为只有知书才能达理。所以家族往往以“耕读传家”为荣，一方面表示自己的家族是靠着辛勤劳作，踏踏实实地过日子的；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的家族有重视读书与教育的传统。另外，又比较重视维护家庭、家族在社会上的声誉，维护家族利益，注意家庭和谐，并由此而推及到注意乡邻的和谐相处、互帮互助，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有闽学思想对福建世俗文化的影响存在。
  三 闽学对近代福建文化的影响
  在历史上，福建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有着突出影响和贡献的有两个历史阶段。一个是朱子闽学的形成对宋以后的中国文化的影响，朱子闽学的出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性与思辨性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闽学取得了中国儒家文化正统的继承者的地位，并上升为南宋以后历代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从而影响了自南宋以后直至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的大格局。另一个则是自清初直至20世纪初的历史阶段，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乃至文化方面的强烈冲击之下，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福建的文人志士却开风气之先，率先大胆地接触、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反对保守顽固的旧制度、旧文化。尤其在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关头，在中国近代史的每一个重大事件里，都有福建文人志士的影子在，而且他们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发生着深远的历史影响，书写了闽文化历史上最重要、最为浓烈华彩的篇章。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那一部分社会精英，他们不仅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同时也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就福建文化历史而言，这是最为值得骄傲的一部分。
  福建之所以能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中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当然有着许多复杂的因素在，但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闽学思想的存在。
  清初，朝廷再次尊崇朱子学，闽学因此得以再兴。在朝廷的支持下，书院教育再次得到重视，福建地方对于兴办、恢复书院教育则更积极。康熙年间，张伯行任福建巡抚，将书院的兴办当作复兴闽学的一件大事，创办了后来几为东南第一书院的鳌峰书院。鳌峰书院在政府支持下，不断持续地斥巨资购买大量经典书籍，扩建校舍，选择全闽各地学习优秀的学生前来学习。同时总是聘请最好的学者出任书院山长，聘任有名的学者讲课。因此，鳌峰书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成为八闽文化教育的中心。清初理学大师、福建籍的朝廷重臣李光地也十分关心鳌峰书院的建设发展，他亲自物色管理书院的山长，力荐首任山长蔡壁之子蔡世远继任山长。李光地还借省亲返乡之机，亲自到鳌峰书院讲学，其讲学内容后被编为《鳌峰讲义》。在《鳌峰讲义》中，李光地提出了自己的办院主张，其基本要旨就是要重振朱子理学，要求学生要“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认为一切学术的归宿最终要落实在一个“实”字，力戒空疏空谈。并且主张学生不仅要学经典的儒学著作，举凡天文、地理、形胜、农桑、医药、河渠、兵法、政事、算学都应列入学习的范围。总之，学习内容的核心是朱子理学，而范围则涉及一切经世致用的部分。李光地的这一办学思想，在鳌峰书院得到了长期的贯彻，书院因此成了学术研究的场所，学术气氛相当浓厚，并以学风创新闻名于东南沿海。有清一代，鳌峰书院培养出众多著名的学者官吏，如蔡世远、雷鋐、孟超然、郑光策、叶观国、萨玉衡、陈寿祺、梁章钜、赵在田、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李彦章等。他们大多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敢为天下先。其典型代表就是林则徐。林则徐不仅以其强烈的爱国心和无欲则刚的精神，毅然挑起禁烟重担，点燃了虎门销烟的大火，更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率先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成《四洲志》一书。后来，魏源正是遵照林则徐的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撰出版了规模巨大的《海国图志》。
  闽学本来就具有创新与包容的精神。闽学之所以能成理学之集大成者，并影响中华民族七八百年，就因其本身就有创新的要素，因其新而成闽学，因其常新而能影响久远。闽学本身就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结果。朱子当年虽然极力排佛抑道，但也十分注意吸收佛、道二教中的合理思想，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闽学这种敢于创新且又海纳百川的精神也影响着近代福建文化。鸦片战争以前，虽然已有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中国，但总的来说对中国影响甚小。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在闭关锁国政策的支撑下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对外部世界一向暗昧无知，然而却又妄自尊大。直至在鸦片战争中招致了惨败，国人乃至朝廷才不得不面对西方列强存在的现实。但福建地区却有与外部世界长期交流的历史传统，这种交流主要通过海外贸易实现。在长期的海外贸易交流中，福建地区不断吸收来自海外的生产技术、农作品种、宗教文化、建筑风格，等等。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成为福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近代，福建可以说是最早开眼界，最早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地区。福建船政局的兴办可以说是典型例子。左宗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即开始筹建福建船政局。其目的就是想要通过设厂造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贯彻实践林则徐、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福建船政局从一开始就雇请西方技师监造船只，同时要求他们教会中国员匠，保证中国员匠能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实践之后，不仅能自行造船，同时还能自行驾驶。船政局在兴建船厂的同时，也开始创办学堂招收学生。学堂开设的课程，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一方面要学习传统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外语及近代自然科学的课程，这里的学员因此同时受到了中西方文化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熏陶。与此同时，学堂还选派学习优秀的学生出国深造。这些出国深造的学生，更是直接接受了近代西方文化的浸染，回国后大都成为国内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在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福建船政学堂更成为近代中国海军将领的摇篮。曾有学者做过统计，当时清朝水师的海军将领约三分之二都出自福建船政学堂。在中法马江战役和中日甲午战争中，船政学堂的许多毕业生面对外敌侵略，奋起抵抗，英勇作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首首爱国主义的悲壮诗篇。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空前的亡国危机。在此危机之下，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寻找一条救国图存之路。于是在洋务运动失败以后，又有了维新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福建的知识分子有着突出的表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严复。严复为侯官人，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赴英国留学。回国后，先执教于福建船政学堂，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之突出的功绩在于他率先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学术名著，其中就有著名的《天演论》。严复大力宣传和介绍西方进步社会学说和进化论哲学思想，深刻教育和启发了整整一代热血青年。严复不仅是“中国西学第一者”（康有为语），更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第一人。在译介西方思想学术名著的同时，严复还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并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对传播西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严复本身并不排斥闽学。相反，传统的闽学教育对严复一生始终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不仅具有坚实的国学根底，且终老都不曾中断对国学的钻研，晚年还回归传统。在日常生活中，严复也一直恪守儒家行为规范，表现出一个标准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形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福建以及全国的维新思想的传播影响较大的还有林旭、陈衍、陈宝琛、沈瑜庆、陈壁、林纾、陈季同等人。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接受了传统的儒学教育且功底甚深，多为进士、举人出身；第二，他们都是福州人（闽县或侯官县均属福州）；第三，他们都主动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思想，成为维新一派，对于清末新学及维新思潮的兴起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以至于有学者把以严复为代表的这样一批福建人的维新思想称作“侯官新学”，可见其影响。而在戊戌维新变法中，林旭则与谭嗣同、刘光第等人一起进入军机处参与新政，成为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1906年在日俄战争后发生的全国性立宪运动中，闽侯人郑孝胥参与筹组预备立宪公会，并被推为会长，成为全国立宪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福建人受其影响而参加预备立宪公会的则大有人在。而在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及后来的辛亥革命中，福建人更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当时的黄乃裳、郑权、林森、陈楚楠等一大批革命党人积极组织社团、开设学堂、创办书刊，积极宣传鼓吹革命思想。除此之外，还运动新军、联络会党、筹划起义。1911年，在同盟会总部筹划的著名的广州起义中，同盟会福建支部便组织了大批革命志士前往参加。起义失败后，福建以林觉民为代表的革命志士大多壮烈牺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竟有超过三分之一者为闽人，“是役，福建中坚分子多死难，精华殆尽”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年纪轻轻的知识分子。
  总之，自宋以后，尤其是闽学兴起之后，闽学思想就深刻影响了八闽大地几达800年之久，使福建历代都有杰出人士产生，并在文化方面成为国内的重要省份之一。闽学使福建享有“海滨邹鲁”“武夷中原”之美誉，从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乃至创新都有积极的历史贡献。

①台北《史学评论》，1985年第9期。 ②《朱子文集》卷八十。 ③《宋史》卷四二〇《黄榦传》。 ④淳熙《三山志》卷四十《世俗类》。 ①脱脱：《宋史》卷四十二，理宗纪。 ②《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 ③《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①叶梦得：《石林燕语》卷。 ②高令印、高秀华：《朱子学通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5页。 ③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建宁府》。 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①熊禾：《熊勿先生文集》卷五。 ②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 ①黄榦：《勉斋集》卷七。 ①李光地：《重修文庄蔡先生祠》序。 ②陈科捷：《紫峰文集》序。 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4），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第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