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索引的方法。
  应该说，当代朱子学研究的深入是与对朱子文献的索引编纂工作分不开的。朱子学中的索引方法指的是从朱子著作中摘出重要术语，著录成按一定检索顺序排列的简明条目，并注明该条目在原著中的页码，以方便研究者搜集、查找和研究朱子原始文献。这方面的研究属日本学者用功最勤，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后藤俊瑞编纂的“朱子思想索引”系列（包括了《朱子四书集注索引》《朱子四书或问索引》与《诗集传事类索引》③三种）、佐藤仁编纂的一系列索引（《朱子语类自第一卷至第十三卷语句索引》④、为《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⑤中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编制的人名索引以及为《中日合璧版朱子语类大全》⑥编制的“人名地名书名索引”）以及东京大学朱子研究会的二十余位成员经过十七年辛苦努力编纂而成的大型索引《朱子文集固有名词索引》⑦都是其中的精品。
  （二）疑古批判式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本应属于广义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但由于这种方法并不以还原朱子思想的实态为旨归，而是以客观冷静的科学态度批判朱子思想，检视朱子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所以笔者将这种方法从史学研究方法中独立出来，单独加以考察。
  自日本“东京文献学派”的津田左右吉开创这种研究方法以来，当代日本的朱子学界乃至宋明思想研究界不乏这种思想的追随者。津田本人受中国清代学者崔述的“疑古辨伪”思想和德国史学家Leopold VonRanke创立的兰克史学派的双重影响，以疑古和史料批判为纲，以质疑、批判中国和日本古典文献记载内容真实性为己任。与其师白鸟库吉从事满蒙地理研究和西域研究不同，津田对中国哲学史、中国古代史颇感兴趣，并将疑古批判式的方法带入了他的中国思想研究中。虽然津田本人并未将疑古批判的方法专门用于朱子研究，但土田健次郎和小岛毅等学者则将这种方法延伸到了朱子学研究领域。土田健次郎在《周程授受再考》①中，否认朱子关于二程师承于周敦颐的说法，主张二程是道学的实际创造者。而小岛毅则为土田的书所写的书评《“周敦颐神话”的崩壊》②中，全然支持土田的立场，甚至不无戏谑地对朱子的学术人格提出质疑。虽然有日本学者对这种过分轻视研究对象的做法提出异议③，但对这种研究方法表示青睐的大有人在，更有学者以此为契机，指出当代日本宋明思想研究的特色之一就是“脱离神话主义”④。
  应该承认，这种疑古批判式的研究方法的确有其自身优势。相比于某些“崇朱”的研究方法，疑古批判的视角更有利于研究者突破朱子设定的视野，回归历史真相，凸显研究者自身的研究价值。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其潜在的危险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危险性远大于疑古批判具有的研究优势。过分地强调对朱子视野的突破可能导致在未深入朱子语境的情况下妄下论断，乃至揶揄前人、失之轻妄而不自知，这既是严谨治学的大忌，又偏离了疑古批判研究方法的本意。
  （三）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着眼于在现实中运用朱子著作所蕴含的道理，以求为现实困境寻求出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哲学诠释学主张的“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①过程充分表明，通经致用是经典诠释（主要是义理分析方法）的题中之意。笔者在本文中将通经致用的方法独立出来，是为了强调这种研究方法在追求用世的前提下所可能导向的治学大忌，即得鱼忘笙地主张对经典做超出其文本范限的解读。在今日学界日益盛行的用世风潮中，保持对上述治学禁忌的警醒态度是很有必要的。而海外朱子学界运用通经致用方法的名作无疑为我们学人保持这种警醒提供了极好的范例。除了之前讨论诸种诠释经典方法时提到的相关著作（如孟旦的论著）外，冈田武彦的《作为活学的朱子学》②和后藤俊瑞在《朱子的伦理思想：续朱子的实践哲学》）③的第三篇（“实践论”）中对“恕”概念的现代意义的探讨也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四）意识形态式的研究方法。
  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主要指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术语和思想用在朱子学研究中，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这种研究方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颇为盛行。运用这种研究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的学者主要受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尽管日本是东亚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之一④，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力量真正成型却是在“二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60至70年代①。受此影响，这段时期内的日本朱子学研究也出现了用意识形态研究方法分析朱子思想这一分支。代表著作有岛田虔次的《朱子学与阳明学》②以及守本顺一郎的《东洋政治思想史研究》（1967）③。岛田虔次在《朱子学与阳明学》中把朱子和阳明思想放在同一个思想史脉络中进行描述，并分别冠以“客观唯心论”和“主观唯心论”的称谓。而守本顺一郎的《东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也随处可见“丸山政治学”④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丸山将朱子学定位为封建思维在中国的完成形态及其对朱子的生产论的阐述等都可以被解读为守本朱子学研究采纳上述两大思潮思考模式的结果。
  以上，我们通过对当代日本、北美及欧洲朱子学主要著作的主要研究方法予以分析、提炼，总结出了考证、史学、义理分析、文化思想比较、体认式等研究方法。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并非截然相分，它们彼此间有交集。比如，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与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之间就有可能重合之处，这是因为，研究者在运用义理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朱子思想的哲学阐释时有可能需要借用西方哲学中的术语和思想，从而涉及运用了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再如，体认式的研究方法与考证的方法、史学的研究方法、哲学义理式的研究方法、文化思想比较的研究方法等之间亦有交集。因为体认式的研究可能以考证、史学研究、义理分析、文化思想比较等方式呈现出来，也可能以通经致用为最终诉求。另外，在某些学者的研究中，这些研究方法也可能是相互结合的。比如，信广来（ShunKwong-loi）就主张一种由考证而义理的方法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方法问题的复杂性。
  第二节 韩国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②
  一 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
  朱子学大约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传入朝鲜，经过高丽王朝时期100多年的引进、传播和发展，到14世纪末成为朝鲜李朝的建国理念（即官方哲学），15世纪初，朱子学成为朝鲜正统的官方思想，并在16世纪中叶出现了朝鲜化的朱子学——退溪学，对此后500余年间朝鲜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13世纪末至14世纪上半期，为朱子学的初传阶段。嘉定十七年（1224）春，朱熹曾孙朱潜弃官与门人叶公济等到达高丽全罗道的锦城，建立书院讲学，传播朱熹思想，这是朱子学在朝鲜民间传播之滥觞。而把朱子学引进高丽，引起统治者重视的则是由出使元朝的高丽使臣安垧、白颐正等人。安珦（1243—1306）为高丽忠宣王的宠臣，曾随从忠宣王入元，得以接触朱子学。1289年，安珦在元大都得到新刊《朱子全书》，认为它是孔孟儒教之正脉，归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横经受业者动以百计”。③他十分推崇朱熹，“晚年常挂晦庵先生像，以致景慕，逐号晦轩”。④安珦弟子白颐正也是忠宣王的侍臣，1298年随忠宣王到元大都燕京，居留十多年，一方面学习研讨朱子学，一方面把大量程朱理学典籍带回国内。《高丽史》载：“时程朱子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颐正在元得

③广岛：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1954、1955年版。 ④名古屋：采华书林1975年版。 ⑤台北：广文书局，京都：中文出版社1972—1977年版。 ⑥京都：中文出版社1970年版。 ⑦东京：东丰书店1980年版。 ①此文初载于東洋の思想と宗教，东京：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会1996年版，第26—39页，后被收录于土田的专著《道学の形成》中。 ②《创文》，东京：创文社2003年版，第21—26页。 ③参见安田二郎《中国近世思想研究》，东京：弘文堂书房1948年版。 ④参见早坂俊广《“宋明思想”研究的現状与課題，中国——社会与文化》，东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2004年版，第401页。 ① Hans-Georg Gadamer.TruthandMethod.Joel Weinsheimer&Donald Marshall(trans.).NewYork:Continuum,1994:265—379． ②周全华，林珍妮译：《朱子学刊》第2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西宫：后藤俊瑞博士遗稿刊行会1964年版。 ④早在20世纪初，日本就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幸德秋水、堺利彦、福本和夫、櫛田民藏、河上肇、户坂润、三木清、古在由重等，组织了“唯物论研究会”，翻译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作品，《马克思斯恩格斯全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的日译本都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①20世纪60—70年代，以下列现象为标志，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第一，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林立，研究范围几乎涉及人文学科的各个分支，代表学派有“宇野经济学”、“大冢史学”、“望月史学”、“《现代的理论》学派”、“市民社会派”等。第二，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的论争层出不穷，比较著名的有：围绕《巴黎手稿》的“早期马克思论争”、围绕《资本家生产以前各种形式》的“共同体论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围绕《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中期马克思论争”和“第二循环的结束问题”、围绕法语版《资本论》的“个体所有制”论争；第三，出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新问题，如黑格尔左派和早期马克思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史像理论”问题等。 ②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版。 ③东京：未来社1967年版。 ④“丸山政治学”是指日本著名政治学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政治学思想。丸山政治学承继了德国黑格尔思潮，并融入韦伯、舒兹、曼海姆等德国知识社会学家的理论。丸山的成名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版）在日本影响甚广，并于2000年被王中江翻译为中文，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① “Studying Confucian and Comparative Ethics”．Journal ofChinese Philosophy.Vol.36, No.32009:455-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