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注重对朱子著作做客观的学术研究，相反，它关注的是通过阅读体会使自身心灵融入朱子文字背后的血脉，以道统为己任。这其实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为己之学（《论语·宪问篇》章二五），也是朱子最欣赏的一种治学态度。据《朱子语类》载：“兼是为学须是己分上做工夫，有本领，方不作言语说。若无存养，尽说得明，自成两片，亦不济事，况未必说得明乎？”①若没有在自身存养上下工夫，只是耽湎于训诂考据，则是学不见道，枉费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崇尚体认式研究方法的学者是最得道统真传的。出于以上考虑，笔者将它独立出来加以讨论。
  在日本，以楠本正继及其弟子荒木见悟、冈田武彦、佐藤仁等为代表的九州大学一派是以体认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的著名学派。由于该学派的学者以体认（而不仅仅是研究）朱子学为学术特征，所以通常他们得出的结论颇有独到之处，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于朱子研究学界颇有影响力。遗憾的是，虽然荒木和佐藤仁至今仍活跃在学术一线，但如今的九州大学汉学界已鲜有人继续以体认的方法从事朱子学研究了。鼎盛时期的九州学派运用体认研究方法的代表作有②：楠本正继的《宋明時代儒学思想的研究》③、荒木见悟的《佛教与儒教：中国思想形成之根本》④、冈田武彦的《在中国思想中的理想与现实》⑤等。
  楠本正继的《宋明時代儒学思想的研究》在日本学界享有广泛声誉，是对宋明儒学的通史性研究，分为“宋学”和“明学”两部分，其中“宋学”部分论及了朱子，其中多有见解独特之处。如，楠本将朱子思想体系概括为“全体大用”四个字，并将朱子推行社仓法的政治作为与全体大用联系起来，认为这一政治作为体现了“同胞爱”的精神①。荒木见悟的《佛教与儒教：中国思想形成之根本》是儒佛思想相互影响的一个绝佳范例，围绕着“本来性”与“现实性”的架构展开，其间不乏妙思。如，在比较朱子与南宋著名禅师大慧宗杲在思想上的异同时，荒木敏锐地注意到了朱子“天与心”“所当然与所以然”“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四端说”“未发与已发”“持敬”“格物致知”“豁然贯通”等思想中蕴含的关于日常性的思考，认为这种思考比大慧宗杲标榜的证悟主义更有实践性，可以规避禅修体验中超乎人情、世情而可能造成的弊害②。此书虽涉及文化思想的比较研究，但这种比较中贯穿着九州学派辩护朱子的精神，所以笔者仍将之归入体认式的研究方法之列。冈田武彦虽然是阳明学的倡导者，却难能可贵地对朱子学有诸多同情的了解。他于《在中国思想中的理想与现实》中发表了五篇专论朱子的论文。这些研究为冈田运用通经致用的研究方法（出版论著《作为活学的朱子学》③）、探究儒学的经世作用奠定了基础。
  在美国，学者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是实践儒家为己之学的代表人之一。从Neo-Confucian Orthodoxyand theLearning oftheMind-and-Heart（《宋儒正统与心学》）④中通过考察朱子的道统理念来强调个体的“自任于道”，到TheLiberal TraditioninChina（《中国的自由传统》）⑤中将儒家提倡的自主人格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做一衔接的努力，再到Learningfor One's Self（《为己之学》）⑥中对“己”和“道”关系的探索，以及The TroublewithConfucianism（《儒家的困境》）⑦中对儒家人格和君子之道的讨论，狄百瑞念兹在兹的是儒家道统的普世价值和个体传承道统的可能性。撇开狄百瑞通过宋儒的精神风貌探求儒家普世价值的进路是否可行的问题①不谈，单就狄百瑞对宋儒精神风貌特别是对朱子在界定道学正统上的重要作用的考察来说，狄百瑞的研究还是颇有见地的，比如，他认为朱子强调个体内省之“心”如何“居敬”以使先知（prophet-ic）启示之“道”化育于自我，并由此把“道学”视为“心学”，突出了朱子“道学”中的宗教意味②。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29—147页。 ②详见石立善《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载《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宏兴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277页。 ③柏：广池学园出版部1962年版。 ④京都：平乐寺书店1963年版。 ⑤东京：木耳社1983年版。 ①楠本正继：《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东京广池学园出版社1962年版，第218—277页。 ②荒木见悟：《佛教与儒教：中国思想形成之根本》，京都平乐寺书店1963年版，第194—369页。 ③周全华，林珍妮译：《朱子学刊》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④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⑤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3． ⑥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 ⑦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①笔者对这种普世价值的可行性存疑。以狄百瑞探求儒家自由精神的普世性为例。狄百瑞基本上是以朱熹等宋代儒者的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来探求中国自由精神的，但宋儒谔谔之士的风骨是与宋代独特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余英时就曾指出，宋代是“士”最能自由舒展的时代，也是儒家的理想和价值在历史上发挥了实际影响的时代。但这是一个历史的例外，也就是说，宋代的政治气氛是不怎么具有普遍意义的。 ② Wm.Theodore de Bary.Neo-Confucian Orthodoxyand theLearning oftheMind-and-Hear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2—17．这与日本朱子学专家垣内景子在《朱子思想的结构的研究》中的主张有类似之处。只是垣内的研究似乎并不具有狄百瑞著作中充溢的“为己之学”精神。